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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世炎和旅欧支部[1]
尹宽
（1960年11月16日）
我是1919年冬赴法。赵世炎到法国后就开始作工。他们四川、湖南的学生很多，也没有津贴，生活很苦。欧战之后法国失业的人很多，现在想起来当时到法国是幻想。法国人认为中国人能吃苦，岂不知这些学生都是不愿劳动的，8小时工作之后很累。赵赴法之后在巴黎西郊工业区赛克鲁一个铁工厂做工。
赵世炎到法国后，虽当时很多人因为工作不下去而惶惶不安，但他还是主张做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不做寄生虫，但也不做政治斗争。因此他和熊自难等人在赛克鲁搞一个小组织，这个组织带有半无政府主义倾向，以后组织未搞成。我当时是倾向湖南的学生，即蔡和森等人。这些人有个基地在蒙达尼，这些学生在蒙达尼大学学习不愿做工，并研究马克思主义，组织斗争要求政府给款求学。一方面向法华教育会（蔡元培、汪精卫等人负责）作斗争，因为是他们号召我们来的（他们号召学生来是为了利用欧战后法国缺劳力的机会为自己培养一部分势力）；另方面向大使馆作斗争。当时赵世炎等人是不同意的。他们有一种反政治斗争的倾向，是一种工读主义倾向，只是主张大家都劳动，不做寄生虫，社会就好了。他们当时搞了一个“流动图书馆”，以后又搞了一个“劳动学会”。
二八事件中，一部分勤工俭学生在蔡和森的领导下包围大使馆，要求救济，结果逼着北洋政府两次寄了20万的救济费，并通电各省调查有赴法勤工俭学生的，应寄救济款。我们安徽寄了款，但四川、湖南都未寄。当然法华教育会还从中揩了油，我们学生也分得了一些。赵世炎和李立三都是反对这个运动的，认为向政府要钱是不劳而食，是想做寄生虫。至于说有人怀疑他们被北洋政府收买我未听到，而且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们的头脑还是纯洁的，主张刻苦自力。
经过二八事件我们求学的经济较好一些，所有的一些勤工俭学生都得到部分，生活比原来情况改变了一些，因此“蒙达尼”派在学生中威信高了。而赵世炎他们为了显示自己不依靠别人，还把自己做工所得的钱拿出一部分，请大家吃饭，耗费很大，他们的组织也搞不起来，继续做工也有困难。二八事件后，赵世炎他们又到克鲁梭做工。
再一次大的斗争就是“占领里大”。当时吴稚晖、汪精卫、蔡元培等人，就以勤工俭学生求学为名要求法国政府退还庚子赔款，建立里昂大学，目的是想为自己培养爪牙，树立自己的系统。但他们也看出勤工俭学生中多是反对他们的，是革命的，因此他们对勤工俭学生流离失学，无学可求，置之不理，而从国内通过陈仲明招了100多学生，由吴稚晖带到法国。我们勤工俭学生在蔡和森等人领导下，100多人去占领里大。但褚民谊（吴未到之前他负责）勾结法国政府，把这些学生都押到兵营里，我和陈毅等人都在内，警察把我们的居留证都没收了。以后我们派代表和吴稚晖办交涉，我和另三个（名字记不清了）被派作代表，召集在外面的学生开一个“欢送”吴稚晖的会。我在会上讲话以后，李立三也来了（没有被关在里面），但他不是有组织的，而是以个人的身份讲了话。我在会上指出，你们把我们召出来是求学的，可是办大学又不让我们入学。吴说：到法国求学是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你们勤工俭学生是学一般知识是普及，而办大学召这些学生是提高，造就专门人才，等等。我们又问他把100多学生“关起来是为什么？”他说这是大使馆的事。以后我们四个代表又回兵营，将进门时有人告诉我事情有变，叫我到巴黎找陈箓，我就到了巴黎。以后在里昂的人给我打电报，说那些人已被押回国，我即留在巴黎而没有再回里昂。[2]李立三不是被押回来的，而是以后生活所迫回来的。[3]
此后“蒙达尼”这一派只有我和李富春、蔡畅等人，小组织搞不起来了，以后我们四部分人（“蒙达尼”派、赵派、无政府主义的陈延年、陈乔年和德国的周恩来）统一起来了，时间是在1922年。在巴黎郊区开了一个会，有40多个人参加，成立“旅法共产主义青年团”。选举的结果是：赵世炎任书记，周恩来担任组织，我是宣传，陈延年担任印刷。赵世炎这个人很有能力，刻苦耐劳精神很好，大家很尊敬他。我们出了一个刊物叫《少年》。
本来1920年夏天，即在蔡和森同志领导下成立了少年中国共产党，国内成立共产党后，陈独秀去信说一国不能有两个党，以后才把少年共产党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另外有几个原来加入党的如：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王若飞、萧三、我等几个人成立共产党旅欧总支部。这些党员入党是没有手续的，国内党指示在原共产主义青年团中选一些年纪较大的、政治上较稳定的作为党员和国内联络，报国内党批准。大家推赵世炎作通讯员。这几个党员都参加了法国共产党。
1923年12月，我们被派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共10人，有刘伯坚、李合林等人。在我走之前，赵世炎、陈延年、王若飞、郑超麟等人在3月到了莫斯科。我是1924年7月离莫斯科回国的。1926年赵世炎任江浙区委作组织部长，我是宣传部长。浙江区委名义上是领导江浙两省，实际上是搞上海的工作。赵世炎很有能力，在群众中威信很高，说话很有煽动性。
关于三次武装起义我没参加，情况不明。[4]
注释：
[1] 录入者注：1960年11月16日，有人为搜集有关赵世炎传记的资料，专门去上海公安局第二看守所访问羁押于此的尹宽。本文便是尹宽的记录文章，收入于《赵世炎百年诞辰纪念集》。
[2] 录入者注：对此，郑超麟回忆说：
“尹宽这个叙述，基本上是可信的，虽然细节方面有不合事实之处。被关押的学生确实同吴稚晖当面辩论过，李立三的回忆也这样说，我自己没有参加这个运动，说不清楚这件事情。我当然知道这件事，也记得十月间尹宽在墨兰，我所住的小公寓中，我们一起听到那批学生被驱逐回国的消息——不是在我的房间听到的，也不是在尹宽的房间听到的，当时我和尹宽都在小公寓三楼一个大房间内，那里住的也是一个安徽学生，忘其姓名，英文很好。他主张打电报去里昂或巴黎证实这个消息。电报简单写「Expulsion?」尹宽并未接受这个建议。不知道为甚么。我如此清楚记得这个细节，这个细节和尹宽的回忆并不矛盾。可以设想，尹宽从里昂回到巴黎，看见无事可做，便回墨兰来了，在墨兰听到了驱逐回国的消息，当时勤工俭学生有十个人留守巴黎，做后援的工作。据今人考证，此十人中有利瓦伊汉、汪泽偕、萧子暲、王若飞、方敦元等，赵世炎、尹宽二人则是从里昂兵营内逃出来的。”（引自郑超麟著《记尹宽》）
[3] 原记录注：李立三同志是“占领里大”的领导者之一，而且是被押送回国的，这是肯定无疑的，然而尹宽却再三坚持他的看法。
[4] 录入者注：对此，郑超麟回忆说：
“尹宽1960年11月16日在狱中回答访问者说：‘关于三次武装起义我没参加，所以情况不明。’这是他年老忘记了。我却记得，他是第三次暴动的领导人之一。解放后，我在监狱中，一天提审，恰值纪念上海三次暴动胜利的日子。我告诉提审员说：今天纪念1927年的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胜利，可是这次起义的领导人尹宽却关在监狱里。”（引自郑超麟著《记尹宽》）
感谢 先知在1917 收集及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