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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托派史》是怎样一本书
谢山
（1996年1月26日）
我是勉强才读完唐宝林著《中国托派史》（台北版）的。如说此书有写得好的，就是开始的那几页。那里谈到大革命失败后去苏联的学生们以自身的见闻经历去认识和评价当时联共党内争论。从这应该得出结论，他们当中一部分人信奉托派是理所当然的。可是作者却别有“高见”，什么革命的不成熟性，争论只是“一场闹剧”，由此引出了一连串章目“怪胎”，“歧途”，“四分五裂”，“颠扑挣扎”，“乱弹琴”，以至“无可奈何花落去”。一个历史家，至少应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而不应随心所欲地来编排历史。观点可以不同，但历史不能捏造。书中开始一章和最后一章都列有蒋经国的篇章，似乎向人暗示，国民党的头子也可接受托派理论，而托派分子也须投靠国民党。对于托派统一大会后接二连三受到国民党的逮捕破坏，作者解释为国民党对托派政策的演变：初期以镇压为主，后来变为以怀柔和利用为主。在蒋经国庇护一章中竟说：“抗战胜利后，托派只反共，不反国，‘小骂大帮忙’”，“他们的组织和活动得到了国民党政府当局的精心庇护”。这还能算是“信史”？对于日帝的关系，除了说“客观上”如何之外，还捏造出在沦陷期间“照样可以在上海大摇大摆地走路”。写到人物方面，对于变节者则津津乐道，不嫌其烦；而王树本(振华)在重庆解放前夕死于中美合作所则不肯多加一语。张颖新、王昌耀在抗日战争期间搞了一支游击队打日本鬼子则是“据说”，潜台词就是“不知是否真的”。而陈其昌的牺牲，却在农民银行上大做文章。对烈士的诬蔑，是令人最不能容忍的。还有福建事变后，严灵峰被捕变节，作者详叙他以后的历程，说他“在学术上颇有造诣”，“为中华民族和人类文化作了一件十分有益的事”，“在中国托派的芸芸众生中，他的人生结局是较好的一个。”真令人啼笑皆非。另一方面，在区芳、陈亦谋、宋敬修瘐死国民党狱中一段后，作者没忘了加上其它骨干多投降国民党成为帮凶，“这个中国托派的奠基组织（我们的话派），就是这样瓦解的”。这些均是极端敌视托派的文字。类似的例子，在这本书中太多了。这是此书写作的基本立场问题，不是哪段哪句该怎么改就可以改正得了的。
王凡西说得对：“‘立场’和‘事实’之间有密切关系。历史家从千头万绪的历史中选取典型的事实必须通过他那副有色眼镜，这副有色眼镜便是他的立场观点。”这本书的所谓“资料丰富”，而其“真实性”却大打折扣。
唐《公开信》中关于书的总评价按页数篇幅数量来计算的说法，是荒谬的。书的好坏在于关键部分是否正确。关键部分正确，枝节问题有些出入差误是次要的，有时只需提出而无关大局。如果关键部分错了，全书的总评价就是坏书，郑超麟此评很对，这是不能以百分比来计算的。
他自称写书是有根有据，但所用的“事实”来源如何？是否可靠？这是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在文革中，荒唐的资料俯拾即是，难道能以此为“有根有据”吗？《公开信》中还在说，陈其昌被捕后不搬家，“只想说明你们当时对日本帝国主义是无害的”。既然对日帝无害，那陈其昌为什么竟死在日帝特务手中呢？又如说蒋经国庇护托派，仅仅说他手下有许多人过去和托派有关系，却无法证实他们是以托派身份为他工作，也没有在蒋经国统治下托派得到发展的事实，那怎能用得“庇护”一词呢？王凡西责问他关于托洛茨基建议苏联派兵到印度和德国的事，他是顾左右而言他。如确有出处，何不提出释疑？可见这资料来源显然又是不可靠的。这不仅是观点不同，也是对史实的态度不够严肃。他是先定下调子，找一些七拼八凑的材料塞入框子中。如要说明“对日帝无害”，便找个“不搬家”这样一个很难说明问题的材料来充数等等。
唐还自诩是他和一些学者为托派“汉奸”翻案，才有中共中央宣传部1984年关于王明、康生诬蔑的文件和1991年毛选第二版的改注。张永通编的《后期的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出版于1980年12月。萧克1981年8月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提出全面研究正确评价陈独秀问题的意见。从那时起这已形成一股潮流，是当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必然产物。其实，对“汉奸”的怀疑不是在八十年代才开始，早在王明、康生诬陷出现时，不但党外人士纷纷质疑，党内也有议论。大约在1939年1月，萧克在晋察冀司令部曾为此事问过聂荣臻，聂答：“陈独秀是三百块大洋能买得了吗？”（见靳树鹏《萧克评说陈独秀诗》，刊于《炎黄春秋》1994年6月号，现在《公开信》说：“当时你们被打成汉奸，除了王明、康生诬陷之外，还与你们的错误路线有关。”这就不是为托派“汉奸”翻案，而是为王明、康生的诬陷作辩护，“事出有因”嘛！对于辛勤挖掘历史真相的学者，我们怀着敬意和钦佩，这不是为了是否对托派有利，而是为了历史的真实。
“七十老翁何所求！”我们这一辈人已都七十多岁，有的即将百岁。我们希望真理毕竟能战胜谬误，但这不是只为了自己本身。事实上在摘除了“汉奸”帽子后，除了为历史的进展感到高兴外，还得到什么好处？有些朋友至今仍生活在最低贫困线下无法解决。唐却赶着已给我们缝制了几顶帽子，日帝的帮凶啊（想起陈其昌的惨死，不能不对这个污蔑怒发冲冠）！路线错误啊！特别是他还炮制了一条49(1949)线。同样是路线错误，在49年前还不是“反革命”，在49年后就是货真价实的“反革命”，是万恶不赦的重犯了。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因为49年后反对的是现政权，不是政治态度有了什么改变！那些反对现政权的，双手沾满了人民鲜血的国民党战犯和军统特务，自1959年开始是一批批特赦，到了1975年团以上的（也就是重犯而不是轻犯）都已全部释放，有的还奉为上宾。反现政权而又血债累累的也不一定要“镇压”呢？！我们没有血债，有的是要向人讨回血债。这些历史真相，唐研究了没有？
唐此书的“主调”至今没变，也不想变。他对我们批评的答复是：“归根结蒂是你们至今不承认历史上犯的错误。”我们也应告诉他：犯错误的不是我们，我们也无法承认不属于我们的错误。判断“错误”的不是现实政治上的权力，更不是像他那样的“学者”，而是永恒的历史。
1996年1月26日
附：致郑老短扎
郑老：
收到寄来对唐书的《书评》，一口气读了两遍。态度鲜明，词严义正，而评论又力求公允，这倒是对此书的「增值」了。
十年前写的书，修改了三次，临出版时又修改了一次，仍是一本坏书。可见一个人真要改变，实非易事。十年来形势转变极大，说唐有改变，恐怕只是跟着形势在变，（而且还落后于实际历史一大截）不是真正从学术上、从思想认识上起了改变。既非出乎内心，异日又有反复，亦不为奇。昔人之「立言」，诚以全身心投入，固不蕲乎一时之得失，故自信可以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今人则「著书都为稻粱谋」而已。梁任公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战，果能如是，则旧作之不惬于心者，当拉杂焚毁之，不只是改头换面以欺世，然此已难望于今之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