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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吗？
谢山
（1995年2月25日）
斯大林主义模式中的上层分歧在所难免，但不能都认为是“路线斗争”。过去所谓“路线斗争”，只是对于被打倒者扣上一顶“永世不得翻身”的帽子。苏联在基洛夫事件后所清洗的，大部分却是原拥护斯大林而坚决打击反对派的。在苏共十七大上选出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以至出席的代表，大部分都在这场浩劫中消失了，他们当然不会是“反对派”。甚至以前的“反对派”，几年后已有不少改变了政治立场。不仅“帝国主义间谍”等等的指控是荒唐无稽的，连作为政治斗争也谈不上，因为“被害者”并未提出鲜明的政治主张，与统治者相对抗。自此以后，所谓“反党集团”都只是铲除异己的一个最方便的罪名，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路线斗争了。邓小平取消了过去沿用的“路线斗争”这一名称，是明智的。
上层在各个领域中有不同的主张、意见，不足为奇，只是在“定于一尊”的模式下，这种不同意见，便都升格而成为“路线斗争”了，其实这些只是在原存的体制中企图加以改善，而不是想根本改变这个体制。因为在斯大林主义模式中，上层自然明白：他本身的生存是和这个体制连在一起的，彻底改变这个体制也就是毁灭了自己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也就是彻底否定了自身。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最初还只是企图改善这个模式，而形势的发展，却转变为由这个总书记亲自下令解散苏共，解散苏联。这自然不是他当初所设想的。邓小平的改革，“摸着石头过河”，十多年来，变化极大，也很难认为当初的“设计”就是向着如今的这个目标（还在继续变化）。
从一九四九年以来的国内形势来说，经济领域中首先出现的意见分歧是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一九五五年下半年毛泽东批评“小脚女人”的右倾保守思想，指斥“反冒进”。当时除了高级社一哄而起外，还有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期的经济工作出现了一些超过实际可能的急躁冒进现象。周恩来是“当家人”，了解实际工作中的失误以及由此引起的后果。一九五五年五月，根据周恩来、陈云建议召开的会议，确定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同时国务院压缩了一九五六年的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六月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贯彻了这一方针，会后，《人民日报》于六月二十日发表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此文是由周审定的。毛对此极为不满，批了“不看”，毛在一九五七年八届三中全会上开始批评，在一九五八年初的南宁会议上大加抨斥，把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提高为政治问题，说是泄了六亿人民的气，导致了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还说“反冒进”的同志“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隔了两个月，在成都会议上又批，又过了两个月，一九五八年五月，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毛的“多快好省”的总路线，开始了“大跃进”，会议又严厉批评了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先念等在会上作了检讨。据当时为周写“检讨”的秘书的回忆，周的心情异常沉重，整晚坐在办公室发呆，在起草这个发言稿的十多天内，两鬓增加了不少白发。以后这就像个紧箍咒箍在周头上。庐山会议那次“有名的”讲话又提到此事，此后周便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紧跟不敢落后（在文化大革命时也挥舞红宝书）。这样，党史上总算没记上庐山会议前的一次反右倾保守的路线斗争。八大前后在经济建设上所产生的分歧，周比之刘更为具体而严重。对周个人来说，他总算逃脱了这次灾难，但对人民来说，却从此陷入日益严重的灾难！
在中共取得政权后，经过三年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内“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已提前胜利完成，那时的主要任务自然是发展生产力，改变千年来的贫困落后面貌，这是谁也不会提异议的，所以八大的决议，毛也赞成的。但是也许是受苏共二十大反个人迷信的阴影以及年末匈牙利事件的震动，加上去年夏的“反右”，毛便认为阶级斗争仍为国内主要矛盾，并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正式提出这个观点，改变了八大原通过的决议。以后又发展到不是按个人实际所处的经济地位来划分其阶级，而单纯以政治思想来划分，于是便出现了“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两个司令部”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说法。文革中大肆宣传刘在一九四九年四、五月的天津讲话，实质上那不过是重复《新民主主义论》的论调，是中共当时的正式纲领。三年经济困难后出现的“三自一包”，那只是为了挽救当时所处困境的措施，假如让大跃进的错误再继续下去，那不只是一个国民经济全面崩溃的问题，而是统治权能否继续存在的问题，所以毛当时也没有正面提出反对，只是事过境迁以后，才对之扣上各种帽子。刘的这种措施，正是为了挽救斯大林主义模式，而不是从根本上去改变它。尽管毛选第五卷中，有“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文件的批评”（一九五三年五月）等，但不能认为从五十年代开始，毛刘已成为水火不兼容了。如五十年代初期的高饶联盟主要是反对刘周（高想当党的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毛却支持了刘（至少认为刘比高的祸害小）。反右是领导层都一致的。庐山会议上，刘是反彭德怀、张闻天的，他还从恩格斯《论权威》进一步推进了“个人崇拜”，当时他自然不会想到他日后的命运，难怪李锐要引古语“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了。在反冒进和大跃进一连串运动中，刘并没有公开站出来提出一条和毛相对立的路线，更没有坚决保卫八大通过的正式决议。在尖锐的路线斗争中没有出来斗争，便不能构成路线斗争了。毛刘的分歧扩大当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七千人大会，那是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困难而不得不对过去几年的错误作总结了。刘说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社会的动荡和对领导层信心的动摇日趋严重。毛鉴于从“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十年来的路线不断在现实发展中受挫，感到自己的权威、地位已不巩固，但他从不检查自己思想上和作风上所造成的错误和损失，却总是在党内找“假想的敌人”，于是思想上的分歧和现实权力的争夺，便通过四清和文革而变得白热化了。这并不是“路线斗争”，这就是我曾提出的，从一九二七年联共开除“反对派”出党后，在斯大林主义模式下，根本不可能发生“路线斗争”了。
为什么目睹了这一二十年中人民遭受的灾难痛苦而无人“仗义执言”呢？或如李锐所说的：“这是中央委员会，这是我们党最高领导层的会，怎么竟没有人敢于出来讲半句公道话呢？”如果说上层人物都是奴颜婢膝，都是不关心人民疾痛，也未尽然。这里恰恰说明了斯大林主义的特征。在封建专制王朝中，可以出现强项令[1]，而当代竟容不得一个彭德怀。其实彭的信并没反对“大跃进”，只是对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提出了一些缺点错误。后来是不但对事，也要对人，结果便是主要对人，算旧帐，对信的内容反而放开了。如谈到信，也是“反领导”一条了。这就是斯大林主义的实质，这称得上什么“路线斗争”？！事实上，所谓“路线”，就是要区分两个司令部，以人划线，而不是分析具体的政治路线。所以说八大时出现路线斗争是不妥适的。
再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旧中国经济落后，任何人都知道先进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达，而那时救国救民的志士仁人却不趋向资本主义而走另一条道路，当斗争取得全国性胜利后，却忽然“觉悟”到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而“翻然悔悟”，改弦更张，这是可能的吗？那不是把几十年的流血牺牲都付之东流吗？假如“现实”些说，如有这种“幻想”，应产生在全国胜利前，那时美国也有类似的幻想。国民党政府从南京撤退广州时，司徒雷登仍留在南京不走，便是妄图对方内部产生分化，而“一边倒”使这个“幻想”彻底消失了。到了经过抗美援朝和按苏联模式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两条道路已越离越远了。像刘少奇那样经过几十年斗争经验，是讲究现实，不可能脱离实际而“胡思乱想”的，在八大以前近三十年，刘和其它重要领导人都留在国内而且在苏区那样和外界隔离的封闭状态中，不可能“亲身”接触到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巨大变化。我们比资本主义发展得快，这是当时的主导思想，事实上也确有依据。美国靠原子弹讹诈，苏联在战后也有了原子弹。苏联于一九五七年十月四日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而美国还未成功，瞠乎其后呢！这就说明了按斯大林主义模式也可发展提高生产力。苏联能经受第二次大战的考验并取得胜利，战后发展成为世界两个超级大国之一和第一流的军事大国，这是资本主义世界也承认的。美国塞维林‧比亚勒在《苏联的稳定和变迁》一书中断言：“勃列日涅夫时代很可能要以一个成就最为显著的时代，一个过去无法匹敌，而且在可能预见的将来也无法匹敌的时代加载苏联史册。”由此也可想见，在此以前，在苏联的意识形态和经济建设成就所影晌下的中国领导层，要解除这个模式的束缚是多么难以想象。不妨回忆一下，一九五八年南共七大时，中国驻南大使伍修权对南共纲领有赞词，便被召回国接受批评，说他：“同修正主义唱一个调子”，还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作检讨，从此离任。要转换模式，不是“一厢情愿”的事，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困难重重，而后果又极严重，刘少奇当时是做不到的。
还可以再探讨一下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实质是指什么。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靠的是什么？一般人不假思索便可回答是科技的进步。假如认为发展科技就是走资本主义的内容，那又何必走资本主义道路才能发展呢？暂且抛开市场和生产的需要等一连串问题外，单就科技本身的发展来说，它也似工业生产的由分散转向高度集中。上个世纪的一些发明，几乎都以个人的名字记录在案，而现代则重大发明几乎都是研究所的集体活动，而且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这不但超出了个人的能力，而且也不是一般企业所能胜任。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干预日强，特别从冷战以来庞大的军费支出，使国家对科技的发展诱发了前所未有的支持（首先是军事项目，然后高精尖项目也推动基础科学的发展），这是近几十年科技迅速发展的必不可缺的因素之一。然而，是否必须资本主义才能发展科技呢？斯大林主义模式的高度集中的国家不是也可同样顺利担起这一任务吗？这也是斯大林主义国家在初期发展时，生产增长率比原有的资本主义国家更快的原因。至于斯大林主义模式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陷于停滞，那是该模式本身内部的矛盾发展。而在三十多年前，矛盾尚未充分展开，也不易为人们所察觉。因此，从科技发展而倾向于资本主义，也是不能回答在三十多年前就须抛弃斯大林主义模式的有力论据。
[1] 东汉初年，河南陈留圉县人董宣，在担任洛阳令时，仗义执言，威严执法，宁死不向权贵低头，被光武帝刘秀特批为“强项令”。强项即硬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