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山：中共内部斗争的真实意义

中共内部斗争的真实意义

谢山

　　中共内部斗争应追溯到八大是确论。那年是国际风云最动荡的一年。毛（泽东）对内部斗争极为娴熟，运用兵法中的逐个击破，未到时机，决不打草惊蛇。如文革那样的激战，五．一六通知已提到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而刘邓等似仍蒙在鼓中，毫不察觉。直至炮打司令部，才如大梦初醒，当头一棍，打得晕头转向，苍皇失措。而在此以前，整彭真及北京市委时，刘邓以为到此为止。更前则整邓拓，吴唅三家村时，彭真等则以为不过邓吴而已，都未想到下一步将如何。他们大概都未读过战国策中庄辛对楚襄王的一段文辞，如下棋只见到一二步棋子，想不到五步十步以后的变化。所以初以为事不关己甚或幸灾乐祸，又有徼幸心理，及到后来网罗四面收紧，无处逃生，悔之晚矣。想起秦灭六国，远交近攻。齐距秦远，秦灭韩、魏、赵、楚、燕，齐王都遣使道贺，最后不免于松柏之歌的悲剧。庐山上拿彭德怀开刀，事属偶然，（如果不上书的话）但归根到底，彭终难逃厄运，不是这次，便是在下次文革时。原因是他「桀骜不驯」，而且又得民心。（庐山上叶剑英曾做彭的思想工作，说毛在时，你就这样，将来谁管得了你。毛在八大二次会议和上海会议上曾讲过要防止党的分裂，传说就是指彭。）在斯大林主义的金字塔体制下，确是天无二日，就如周恩来之恭谨小心，晚年还免不了批林批孔批周公。人们都把此归咎于四人帮，但批水浒的架空晁盖，难道不是出自毛的「金口」？

　　这种比「尊君」更为严厉的体制，在1956年又发生了一次突变。这年二月赫鲁晓夫作了一次秘密报告，跟着东欧各卫星国，除了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外，都纷纷更易了第一书记。北京虽未出现类此的大震荡，但在同年召开的八大不能不受联共二十大的影响。邓所作修改党章报告中也加入了反对个人崇拜的论调，和七大时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气氛显然不同。接着1958年毛「主动」辞去国家主席。表面上毛是退到台后，实际上则对党的控制加严，连形式上的民主也不能容忍了。鲁定公问一言丧邦，孔子答以「唯其言而莫予违也……不几乎一言丧邦乎。」事实也正如此。更有甚者，过去他主要是抓军事、政治，不大管经济，建国后却要抓经济了，问题恰恰也正出在这里。从农业合作化的反冒进，接着大跃进，出了大问题，庐山会议又加重了这一灾祸。在这样天怒人怨，众叛亲离的趋势下，他越感孤独，便只有借助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仙丹灵药，而运动连年不断，发展到四清以至文革。

　　这既是斯大林主义那种体制的特有规律，又加上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暴行风波所引起的特大冲击，以及国际形势紧张而使内部斗争特别剧烈。这也可以引个旁证，霍查的不断清洗队伍，最后连唯一的伙伴谢胡也被定为叛徒特务了。其实斯大林在二十年代下半期所排除的还是与他对抗的反对派，而三十年代从基洛夫事件开始的一连串大清洗，其中大部份已是原本拥戴他的信徒，所有十七大选出的中委，已大多数被杀被囚。二次大战后新兴的明星如沃兹涅辛斯基和库兹湟佐夫等，转眼便如流星似地消逝了。到十九大时，莫洛托夫只是一个中委，已排斥在主席团之外，伏罗希洛夫虽名列主席团之内，但每次开会，都要先打电话去问他需否参加，而且斯大林已公开指斥他们是某个帝国主义的走狗了。其它如米高扬等，更不必说了，假使斯大林多活几年，另一场大清洗又要上演的。人们有时说这些都是贝利亚干的勾当。这种说法似乎是为斯大林洗脱，实则却小看了斯大林，以为斯大林受了愚弄。不是的！斯大林是比贝利亚要高深不测得多，是他在利用贝利亚，而不是后者利用了他，只想想耶哥达，叶若夫的命运便可知了。第一次审判案的组织者之一耶哥达，在第二次审判案时却坐在被告席上。这出滑稽戏，真亏他们演得出，贝利亚的命运绝不会比其前任好些。如斯大林未死，1953年的贝利亚叛国案还是一样要开庭的。

　　想想自我标榜马列主义的信徒，却如封建皇朝刘邦、朱元璋之对待萧何，徐达，令人感慨万端。庐山会议整彭有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人莫予智，听不得反对意见是一条，另一条则是「枪杆子里出政权」。国防部长必须换上亲信，彭是不易听指挥的。可惜那个大人物在此事上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孟德奸雄「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出自后出师表，事迹未考）使他几乎功亏一篑，最后棋盘上车马都没有了，只剩下几个小卒子，和刘邦，朱元璋临终时的心境恐怕也差不多。「你办事，我放心」，只是自慰之词，秦人不暇自哀，后人恐亦未必为之代哀也。

　　在列宁时代的党内斗争是从理论上来争论的，但从斯大林开始，则用栽赃方式，断章摘句，先扣上对方一个罪名，然后对此大批特批一些捏造的，以至荒唐的并不存在的罪名。严格说来，这里并不存在「争论」，只是一场「独脚戏」而已。回顾这几十年来的内部斗争，在邓重新上台后，已先后平反，似乎谈不上甚么路线错误了。毛和他们的具体做法即使有差异，但还是同属斯大林主义模式之内，无论刘、周都不敢越雷池半步，（邓还在说要坚持四项原则）。在同一模式中的争论，不应成为「斗争」的主题。还要注意，争论中所指斥的，未必就是名符其实的。例如文革中说刘初解放时在天津的讲话是宣扬资本主义，实质上刘说的不过是新民主主义那一套，这是当时党的正式纲领。说到刘搞三自一包，这是大跃进后引起三年灾难的补救措施。《炎黄春秋》1992年总第八期有一篇关于曾希圣的文章，文前提要说：1959年庐山会议后，安徽出现罕见的大饥荒，省委第一书记曽希圣提出搞包产到户的「救命田」。正处于天灾人祸中的毛，急不可待的支持了他，要他先搞试点。可是1962年的7000人大会上，毛严厉指名批评曽代表富裕中农利益，并被免去省委第一书记。此前，曽是个大红人。1960年春，山东出现严重饥荒，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被免职，由曽兼任，那时他是华东局第二书记兼安徽、山东两省的第一书记，气焰炙天。这个包产到户也即是改革开放初期万里在安徽搞以后在全国推广的农业承包责任制。这样大的改革，如不得到毛的同意，谁都不敢负责任，尤其在庐山会议之后不久，可是未几毛又变卦了。这种前后反复，在毛似是常事。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几个月后「反右」，「争鸣」成了向党进攻的同义词，（有人说是「引蛇出洞」，这在政治上将遭受难以弥补的损失）。1958年春在上海会议上，毛还号召学海瑞，但以后海瑞成了一个「瘟神」。文革初期，老干部在嚷乱时，毛却说天下大乱，越乱越好，但不久他就派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学校，把燃起文革烈火的主力红卫兵解散下放了。所以从他的言论，尤其是在事后经过选择的言论去探讨他的思想是不符合现实的。文革中的「打语录仗」是一个很形象化的譬喻。对立的两派可以各取所需，找出有利于己方的语录攻击对方，但在现实的内部斗争中，却不允许引用毛的语录来批驳毛，这本身就是最大的「罪行」。毛的转变，有时可以大至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例如柬埔寨朗诺政变，西哈努克来到中国，1970年5月20日毛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发布有名的五、二０声明：「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这是传统的路线，可是仅仅一年以后，基辛格突然到了北京，又过半年，以反共出名的尼克松总统来了。当时资本主义世界中，除了法国在戴高乐时代已经建交，英、日等都还没有官方往来。这个大转弯震呆了外部世界，在国内何尝不引起同样的震荡。此事也只能「圣心独断」，任何领导都不敢首创新议的。老是批刘走资本主义道路，可是刘还没梦想走到这一步呢！在庐山会议以后的「割资本主义尾巴」，在农村中闹得令人啼笑皆非。恰恰正是这种荒唐的（所谓「左」的）政策破坏了生产力，才为邓的改革开放可以畅行无阻铺平了道路。国外的资产阶级学者往往以言论、文件等表面现象（加上那时限制外人入境和封锁消息）认为毛是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反官僚化，并由此认为文革是一个伟大的群众运动，这些只能是局外人的捕风捉影。我们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看到这个体制的发展、变化，应比外人更了解其真实情况。

　　八大提出发展生产力，这是任何一个统治阶级都必须首先解决的。如何发展，步骤快慢，这些可能各人主张不同，而搞实际工作的免不了谨慎稳重一些，不似搞宣传讲空话的可以唱高调、放大炮，所谓当家人才知当家的辛苦。例如大跃进中出现的很多问题，眼睁睁就要遭到大灾难了，人民知道，基层干部也知道，但不敢讲，在上的只是一味下高指标，大鼓干劲，（叫群众干！）结果拆了一场大烂污，无法收拾，事后又推缷责任，最容易的一个借口，便是走资本主义的在捣乱。这样的反资本主义，不是想保持斯大林主义，恰恰是在促斯大林主义的命，不待和资本主义竞争，它已奄奄一息了。有人估计，三年「大跃进」，通过五年的调整，到1965年才恢复到1957年的生产水平，损失了八年的时间，直接经济损失1200亿元，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达四千万人，这算甚么「反资本主义」？！

　　严格说来，在斯大林主义模式中（在1927年驱逐了反对派以后）根本不可能发生「路线斗争」。因为没有党内民主，便不能如实反映路线斗争了。各级组织的严密控制，不同的意见无法正确反映；加上格柏乌式的统治，派系小组织不能以合法形式存在，即使在上层，也不可能展开认真讨论，那怕仅仅只是方式方法，更淡不到理论和路线了。如以上提到的最高层的意见反复无常，突然急转弯，都没有遇到抵制和阻碍。这不是表示领导层的团结，恰恰显示了领导层内部的俯首帖耳，唯一人是从，稍有异议，便即被清除，这怎么能产生路线斗争呢？于是如出现对立，只能产生阴谋，而不是表现为政治斗争了。所谓「内部斗争」,实际上只是个人及派系间的权力之争，而所谓「路线斗争」，只不过是胜利者给对方贴上罪名的标签而已。而他们所走的道路，尽管有些微差异，都是走在斯大林主义的道路上。

　　这样的内部斗争，在社会矛盾相对稳定时便表现得和缓，（如1956年前的几年，尽管1955年出现高饶联盟，对全社会影响不大）而在可能危及最高层统治权时，（如联共二十大后出现广泛更换第一书记的风浪时）便显得异常激烈了。但是把这些斗争单纯看成一般的争权夺利则又有不同。一方面是集体公有制，有权便有一切，失权便一无所有，因而斗争便显得你死我活，异常残酷；另方面，不管斗争的实质为何，表面上都要涂上一层马列光彩，不管当事人原是野心家阴谋家以此为掩饰，或是天真的｢受蒙蔽者｣，真以为如此，结果的区别不大。都是一面在干荒谬绝伦的错误（甚至罪恶），一面还自以为干着神圣的革命工作，自以为真理在握。为了一个｢神圣｣的口号，可以不择手段，于是也就更为肆无忌惮，这在文革中表演得最为淋漓尽致。这样，在上层的斗争对象，也许最初仅局限于少数几个，而变为运动（这是必然的，因为要肃清其社会基础，澈底摧毁这个「反动集团」……）一到下边便扩大化了，有的是为了完成「任务」，（规定了指针）有的则乘机打击报复以逐私欲。这是｢斗争｣所不可避免的后果，它已越出了当事人的意图。这是几十年来血泪所写成的历史。

　　另一个问题，斯大林主义和资本主义在生产发展方面的差距扩大，不是出现在1956年，时间比这要推迟些。那时还是资本主义害怕斯大林主义，冷战处于严峻阶段。苏联的生产停滞，大约出现在勃列日湼夫执政的后期，即七十年代。在斯大林去世二十年间，苏联还是在发展，成为世界第二超级大国。航空及航天工业，军事工业，有的还走在美国前面，虽然它的消费品供应比资本主义国家落后，但这并不表示其生产的落后，这只是表示它安排生产的重点有问题，偏重于军工，军工正是各项尖端技术的集中点。如果合理安排生产，人民的消费是易解决的。正如发逹的资本主义国家内贫民窟也不少，不能因贫民窟的生活质量差而认为其生产落后，这只表示了社会制度的分配不公罢了。另方面资本主义生产的急剧增长，主要是在六十年代以后。这里大跃进时所提出的口号是超英赶美，没有提到日、德，因为那时这两个战败国生产还处于恢复期，而亚洲四小龙更渺不可寻。香港在五十年代失业严重，到1957，1958年还有大批工人被动员回国参加工作。所以在1956年八大时还不可能出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想法，那时苏联的声威（就在1956年，英、法、以色列因苏伊士运河事件联合侵入埃及，是在苏联干涉下被迫撤出的）和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发展速度正令人淘醉，所谓｢社会主义｣的前景美好，｢八大｣把原来的｢新民主主义｣都抛弃了，怎会反而想起资本主义来呢？真正提起｢向西方学习｣的是在邓的改革开放时，这也是被迫的。大跃进损失了八年时间（见上），文革10年，加上恢复，即已停顿了20多年，全国已处于经济崩溃边缘，而苏联那时也已停滞不前，所以以后戈尔巴乔夫要创议《新思维》，形势所迫，不能不改弦更张，向西方靠拢，不仅要技术，要设备，还需要大量资金（投资）。在此之前，是不可能有这种大胆改革的。然而以为邓是在走向传统的资本主义道路，又未必尽然。一方面他要坚持四项原则（即在斯大林主义模式下进行改革）；另方面他也明知如转向传统的资本主义，官僚们（即干部阶级）将丧失一切，（虽然其中一部份可能转化为新资产阶级）特别是看到叶利钦政权所出现的种种矛盾，将引起政局大动荡，这是邓不能不考虑的，所以再三强调｢稳定｣。至于这个如意算盘能否打得通，那是另一回事，不是由他的意愿决定了。

1994年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