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山：卢森堡的启发

卢森堡的启发

谢山

　　近来读卢森堡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和《论俄国革命》等一些文章（均见《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颇受启发。她认为：“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那怕党员的数目很多）以自由，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只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

　　自然会有人举起“无产阶级专政”这面神圣的旗帜来驳斥卢森堡。卢森堡早已作了回答：“是啊，专政！但这一专政是在于运用民主的方式，而不是在于取消民主……这一专政必须是阶级的事业，而不是极少数领导人以阶级的名义实行的事业。”“随着政治生活在全国受到压制，苏维埃的生活也一定会日益陷于瘫痪。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步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潦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她进一步说：“《共产党宣言》是这样说的，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谓工人阶级决不是一个七人或哪怕是十二人的党执行委员会，而是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群众本身。”

　　卢森堡的建党理论是和列宁有冲突的。如果对照以后几十年的“实践”来看，她的意见是非常值得重视的。“打算把日常的政治警惕性和首创精神这一巨大的任务全部推给党执行委员会，却要将近百万人的党组织消极地等待它的命令，这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观点看来，是世界上最荒谬的事。”她反对“绝对的盲从”。“世上没有一个党执行委员会能代替蕴藏在党的群众之中的、党的固有的行动能力。……无产阶级大众不需要资产阶级意义上的‘领袖’，它本身就是自己的领袖，他们自己则成为执行者，即觉悟的群众的工具。”她有一句名言：“真正革命的工人运动所犯的错误，同一个最好的‘中央委员会’不犯错误相比，在历史上要有成果得多和有价值得多。”

　　卢森堡非常重视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主张“自由的意见交锋”，认为没有“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政治生活实质上便难免陷于瘫痪，不管形式上存在着所谓的“民主”。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可以作多方面的探索，至今也争论不休，但是几十年的历史却已展示了一幅幅悲惨画面，触目惊心。当社会制度以“专政”面目出现，工人政党内以“铁的纪律”为准则，不同意见被视为异端，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万马齐喑，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场面便不是偶然的。盲人身陷灭顶之灾，祸由自取，可悲的是生灵涂炭，谁实为之？不能诿过于举世若狂，众人皆醉，其中总有清醒明理者，除了怵于权势外，还受思想上的精神梏锁的约束。人们至今仍啧啧称赞李卜克内西在1914年12月2日第二帝国国会表决战争拨款案时投了反对票，但却闭口不谈（或是根本无知）这是第二次表决，而在该案于8月4日第一次表决时，李卜克内西因“遵守党内纪律”也投了赞成票，尽管他在党团会议上曾表示反对。与此同时，卢森堡曾拟了一份抗议声明征集签名，只有她自己和蔡特金、梅林三人签名，李卜克内西不在其列，也是为了“纪律”。在第二国际时代尚且如此，更不用说比它组织更加严密的党内生活了。看了以后大半个世纪内出现的大规模的全局性的社会灾难，在党内纪律的约束下，即使是最优秀的共产主义者也无能为力了。再回头来读卢森堡的著作，不能不惊叹她不是生存在七十年以前，而是似乎亲睹了以后发生的一切。

　　由此想起了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考茨基的那个著名论断：“社会主义意识是从外面灌输给无产阶级的，而不是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自然产生的。”这个论断又被转述于列宁的《怎么办》。这样说来，工人本来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意识，等待外面的灌输，那不是等于需要一个新式的摩西来为他们传道吗？工人尚未产生社会主义意识，只是说明还处于一个自在的阶级，而当其成为自为的阶级时，其阶级觉悟应是社会主义意识的。这不仅仅是靠“灌输”得来，更主要的应是通过阶级斗争。另方面，社会主义理论也不能认为单从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如果未出现现代无产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些理论只能是空想社会主义而不能是科学社会主义。“灌输论”必然是导致无产阶级需要外来的引导或是新型的“领袖”，而工人只成为执行这个伟大事业的“工具”，这和无产阶级自己解放自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相去多么远啊！这话似乎“大不敬”，但想想近几十年来“领袖”和群众间的不正常关系，不能不追溯到考茨基的那个著名论断。

　　第二个问题是联共十大禁止了一切派别活动，列宁当时曾说这一决议只适用于党目前所处的时期，但后来的实践说明其后果的严重简直是灾难性的．也许列宁多活几年，情况可能不同，但是在此以前，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已在叫嚷党内缺乏民主，提出批评的人常被调去边疆。在联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的“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几项措施中也列有实行自由的批评和停止迫害。由此想见问题在于建党原则上过分注重集中所产生的后果。十大决议不过是这个原则的发展，而以后各国党都以此为布尔什维克化而照搬。翻阅这一段历史，便不能不追忆到1921年和1903年。

　　人们常把无产阶级先锋队比拟为一支军队，认为加强纪律便是增加了战斗力，其实这个战斗力应是基于广泛的自觉性和由此而激发的创造力，而不是来自盲目的服从。人们在谈论这种战斗力时，往往侈谈“积极方面”，而不善于也许是不愿从另一个角度去探索。假如由于领导者的决策错误，以铁的纪律高度集中起来的战斗力向着毁灭性的悬崖冲过去时，后果将是怎样？人们一般不愿回答这样的问题，用“先定”的答案：这不可能，领导一贯正确。可是历史不听这些胡言乱语，它显示的是血淋淋的现实。如果决策错误，但没有这种强有力组织手段来贯彻，也会因碰壁中途而废，不会在事实已很明显时，仍是抱着头向崖石撞下去。铁的纪律的后果与广大群众自觉性的分水岭是很鲜明的。

　　以上思索，关系到斯大林主义的一个主要支柱，关系到联共党内的争论，不是在三十年代，早在1927年，甚至在1923年（如西德1990年6月国际研讨会所揭露的史料）已成为无力的了。没有党内民主，党内意见的反映必然是歪曲了的，组织措施代替了真实的思想倾向，谁掌握了组织，谁就掌握了“真理”！民主集中派的奥新斯基在1920年就喊出：“没有‘反对派’，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民主。”这确是一个辛酸的真理。可是在当时，列宁和托洛茨基也未必意识到。

1991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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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共二大对党章的争论，过去我们都认为列宁是对的，托洛茨基修正了自己的观点。但今日重温托洛茨基的话：「党组织将取代党，中央委员会将取代党组织，最后一个『独裁者』取代中央委员会……」这些预测是多么正确啊！其实当时卢森堡也已提到同样的担心。几十年历史所呈现的血淋淋的事实，不是证实这些预测吗？这不是甚么诡辩所能改变的。这种集中制的「假设」是「中央」永远是正确的，因为「集中」了全党的「智慧」，即使有了「错误」，也能通过「民主」自己改正错误。可是历史的事实却是：几十年来，我们澴未发现一个执政党可在基层通过广泛的民主讨论而纠正其上层决定的路线。结果，或是由上层内部来一个「突变」，如赫鲁晓夫在二十大的秘密报告而使广大党员一个个目瞠舌结，如遇晴天霹雳；或是在大灾难已降临后发动群众运动而迫使领导层改组，如1956年波兰的十月事件，1968年捷克的布拉格之春，而且这]也是絶无仅有的。更常见的是群众运动被打成「反革命」，如1956年6 月的波兰十月事件。采取了群众运动的方式，已不是通常党章所规定的「民主讨论」了，也说明了「民主」已无法纠正上层的「错误」了。还有，这些「例外」也只能发生在小国。在大国里，即使遇到大灾难，群情沸腾，也未必能由基层群众发扬民主纠正上层错误。1932一33年的大饥荒，三十年代大清洗，1941年6月纳粹的突然进攻，这样的大灾难（是人祸）都未能触发苏联领导层的「改组」。这种组织形式，只能成为中央监督和统治广大党员群众的工具，而不是也不可能由党员群众对中央进行监督（可惜，至今还有人没有想到，或根本不愿去思索这个问题），这就是斯大林主义统治的有力支柱。

　　谈论这些，不是为了评论个人的是非曲直，而是对历史事件，引起历史变更的深远影响的因素进行深入的研究。过去的已无法挽救了，主要的是不应再踏那些悲惨的覆辙了。这不是日常文字之争，其代价是千千万万共产主义志士们的鲜血和近百年人民的巨大灾难。历史不是个人的观点去衡量的，而个人观点的正确与否，却只有由具体的历史发展来作出鉴定。

1991年3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