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山：史达林主义的经济基础

史达林主义的经济基础

谢山

　　马克思那段名言，是从理论上说明生产关系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变成生产力的桎梏，于是引起了社会革命的一般概念。而具体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要比“概念”复杂而且多变化。所谓一个社会形态的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等概念，很难像自然科学那样可以有精确的“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从字面上看，似乎旧社会从衰落走向死亡和新社会所籍以产生的条件的成熟几乎是“同步”进行的，甚至会令人想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虽然这个变革需要一个“暴力”（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假如人类的认识能达到精确判定“所能容纳”和“成熟”的“极限”，那么，只要一次“助产婆”就够了。在理论上说，从旧社会变革到新社会需要一次革命，但却不是几次革命浪潮。如果发生了几次的话，那么，以前几次未成功的便是物质条件尚未成熟。然而现实的发展显然不是这样。我们还可设想一下，新旧生产力的发展情况，如果不是同步进行的话，或是旧的生产力已长期停滞不前，而新的生产力尚未形成可以取而改之；或是旧的生产力尚能发展而新的生产力却已迅速成长起来。后一种可能性在逻辑上是不存在的。既然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尚能容纳生产力的发展，其内部便不会产生与之对抗的另一种生产力。但现实中确会发生这类事。这就是在封闭的落后社会里，原来似乎在过着世外桃源的生活，外来的殖民主义者带来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改变了原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个变革是剧烈的，甚至是残酷的，伴随着部分的种族灭绝。这是曾发生在拉美和黑非洲的情况。前一种可能性、旧生产力长期停滞，却未能形成新生产力的出现，则更值得注意。新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出现，必须依附在新的社会生产力。奴隶社会便没有出现新的生产力。《共产党宣言》一开始便指出：“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同归于尽似乎便是指古代奴隶社会而言。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演变，经典著作已作了详尽的分析，似乎不会出现“歧途”，但是，被呼出来的魔鬼，已不再受支配了。原来准备毁灭对方的核武器已堆积到足够毁灭整个世界几十百次了，任何一个“狂人”的疯癫或是电子装置的失误，都可发生意料不到的大灾难。如果革命不能及时阻止这种灾难，另一个“同归于尽”也不是不可能出现的。因此在现实的社会变革中所出现的多样化，比之抽象化了的概念，要变化多端。如果在资本主义之后，插入另一个斯大林主义，也不奇怪，即使它仅仅只是一个插曲。

　　为什么斯大林主义不退回到传统的资本主义而仍保持了公有制的国有财产而不转为私有制呢？十月革命变革了资本主义进到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它的后退便不会退到原来的出发点，而可以停留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从十九世纪末起，资本主义已向高度垄断阶段发展。保持国有财产制度对斯大林主义经济是有利的，而斯大林主义官僚集团集体占有恰恰又符合了资本主义从股份公司垄断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这一发展趋势。国有财产找到了它的新主人，而新的管理阶级也获得了它进行统治的经济基础。如果恢复全部私有制，只有一部分官僚可能转化为传统的资产阶级，而其大部分将丧失原在斯大林制度下作为官僚所拥有的特权，这样也就不存在斯大林主义了。私有制经济是无法取得以后半个世纪的生产迅速增长，这样“苏联”也许是一个大国（从人口和幅员来说）但仍是欧洲东方一个落后的大国，远远不会成为今日的超级大国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两个主要趋势，高度的垄断和管理权脱离所有权而独立，并凌驾于两者之上，如按资本主义正常发展来说，需要有一个艰难的过程，而且花时间也长，美国在十九世纪末已出现各种不同程度的垄断组织，如托拉斯等。资本的集中，对资本家的组织生产和扩大对剩余价值的剥削更为有利，但也引起广大群众的对抗，甚至也招致了中小资产阶级为了保护自己免受吞并的反抗，在这种压力下，美国在二十世纪初期制订了反托拉斯法，解散了不少大公司。二次大战后，出现了资本的国际联合，其内部的勾心斗角，还是很激烈。如“欧佩克”各国对于石油生产的限量和限价，与本国利益的分歧很大（最近伊拉克吞并科威特，此事亦是一个籍口）十月革命却把国内大大小小的资本集中为一个垄断资产，这是任何一个资本家所梦寐以求而不可得的。官僚们正是利用这个垄断的国有经济并凭依着群众被十月革命所唤起的积极性把苏联建成为超级大国。离开了“国有经济”，官僚便无法容身，不能生存下去了。另一个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的趋势，资本主义本身发展中，也是很难彻底的。随着生产管理技术的日益提高，旧式的由个体私人业主掌握经营的方式，必然要逐步让位于专业的管理人员了。然而资本家毕竟和地主不同，地主寄生在落后的封建经济上，年复一年消费着它的收入，甚至其后代昏庸到不知道他家所占有的田地在那个位置和土地的肥瘠。而资本家即使到了脱离生产，剪息票过日子时，他仍有一副精明的经济头脑，密切注意着世界风云所引起的股票金融动荡。她所占有的资本投放到最安全和最能生利的地方去。他们关心着自己的继承人能成长为他手创的企业的真正管理者，并以一切可能的手段加以培养。另方面，新出现的管理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能受高等教育和被资本家重用，已说明他也不是资产阶级的“外人”了。即使其出身不是资产阶级而其长期所处的地位、生活、收入、思想意识等等，也都要同化于资产阶级了。所以尽管从理论上可以把资本所有者和管理者划分开来，而现实中却很难把具体人物予以区别，至多只能认为管理者是资产阶级中一个富有管理才干的阶层。当然区别还是有的，一个大资本家还是有权力把他的最有能力的总经理一脚踢出去，当然这会给企业招致损失。这说明了在资本主义社会，所有权仍是高于管理权，只有在把一切企业都转变为国家所有后（恩格斯称之为“真正的总资本家”），尤其是这个国家是斯大林主义的国家，“全民所有”实际上并不存在任何具体的所有者时，管理权才凌驾于所有权之上（这时所有权只存在于名义上）。斯大林主义从十月革命脱变时，首先达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远期目标——国家垄断，并使官僚统治者成为不受任何个别资本家所操纵的具有最大权力的国有经济的管理者。这便是斯大林主义不会放弃集体占有的形式，不会放弃国有经济而后退为私有制经济的原因，也是斯大林主义在开始几十年间能以“高速度”把落后的沙俄建成为超级大国的原因。

　　如果说斯大林主义在它开始阶段，由于符合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趋势，国家垄断和集体占有，跑在传统的资本主义前面而取得了经济的迅速发展，甚至一度出现它可能取代传统资本主义的趋向，那么仅仅过了半个世纪，辩证法便显示了它的作用。原来以国有经济集中了全国的人力物力，以计划经济安排生产的方向和速度，排除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浪费，生产发展的速度，自然使资本主义望尘莫及。但是计划经济没有伴随着计划的民主化，这本身就已低估了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即使是优秀卓越的计划工作者，单靠个人和小组的智慧，也难以把全国复杂多变的经济活动一一安排妥贴，更无论在官僚主持下，领导意旨取代了经济规律，主观想象脱离了客观实际，加以浮夸虚报，趋附吹捧，有的计划在开始制订时已是不符实况和无法执行的了。于是有计划的浪费（应该是“破坏”），其造成的灾难更远远超过了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浪费。因为资本主义尚有利润作为调节，“不干亏本生意”，而在斯大林主义制度下，“不算经济帐，要算政治帐”，不到出现重大灾难是不会回头的。于是出现了怪事；在二次大战以后，资本主义世界从上世纪以来的周期性恐慌，相对来说似乎有所缓和，没有出现1929年那样的大灾难；而在实行计划经济的斯大林主义方面却经常出现“马鞍形”的起伏，农业长期落后，难以解决，工业比例失调。原来集中全国的经济组织，集中运用，清除了资本主义的各个资本家和资本集团间利益的矛盾，使人力物力可得到充分利用，但跟着也出现了反作用。随着官僚集团对群众利益的漠视，群众的产生积极性不断下降，以至对国有经济采取与己无关的冷淡态度，国有财产成为无人关心、工作效率低落，物资浪费，已成为惯例。斯大林主义建立初期的“优越性”，不到半个世纪，已转到反面了。然而问题还不仅止此。在此期间，世界经济趋势又出现了新动向。资本主义从手工业小生产中解脱出来时，其特征是大规模的生产、每批产品的产量越大，便越适宜于进一步分工和机器生产，越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产品单位成本，这是每个资本家都公认的法则。但是由于生产技术的高度发展，科技日新月异，产品更新换代的周期日益缩短，生产设备固然因科技进步而不断需要推出具有新性能的新品种，消费数据也随着群众消费水平的提高而要求多样化，以前那种大规模生产已不适应这一趋势，而在各个生产领域，或快或慢地转变为按不同要求的定单生产小批量但多变化的产品，这反过来又要求科技进一步提供更先进的生产技术。在市场经济中，特别是在国际市场的剧烈竞争时，谁如不能迅速完成这个转变，谁就将被排挤出世界经济的生存圈。于是笨拙迟钝的斯大林主义的计划经济，便在这个世界经济的新趋向前显得手足无措，而国有经济的无人关心，浪费严重，劳动生产率低落等内在矛盾的日益暴露，加剧了整个经济机构体制的崩溃。这就是近二十多年来各个斯大林主义国家，连僵硬的阿尔巴尼亚也不例外，纷纷争先恐后要进行“改革”了。

　　但是在斯大林主义面前展开的“改革＂道路，远不是平坦顺利的。尽管斯大林主义已不是社会主义，它的经济基础（国有财产等）也符合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毕竟它是从十月革命蜕变而成，不是直接从传统的资本主义演变而来，所以和传统的资本主义仍有各部门的分歧，至少在现阶段上，始终是不同体系的社会经济形态。东欧各国，虽不是经过十月革命的蜕变，但从一开始便是按照斯大林主义的模式铸造的，所以也和传统的资本主义不符，别忘了它们最初在“移植”斯大林主义时，也是经过一段痛苦的改造过程。除非是全盘资本主义化（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否则在旧模式内进行小修小补是不成气候的。然而这些统治集团总是企图不触动自身的利益基础而进行“改革”，他们不愿作彻底的变革，以免危及自身，只想引进些生产和管理技术，加上一些先进设备，以为便可把经济搞上去。他们忘了一百多年前洋务派的教训，“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分裂了体用，结果自然可想而知。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引入另一种社会体制的模式，必然遭到原有模式的排斥。在局部和小规模地进行“试验”，也许可以有成效，而在“改革”不断深入，冲击波达到体制的核心时，灾难性的危机便引发了。新引入的模式的“优越性”，还未来得及充分发挥，而随之而来的那种模式内在的各种弊害却以加速度地与“优越性”不成比例地迅速滋长蔓延，而这时原有旧模式中的弊害也已充分暴露，旧的“优越性”早已消失殆尽，或是恰恰成为新模式发展的障碍物了。除了新旧两种模式各自的弊害急剧增长外，还新出现了一种由于两种模式“并存”（不是有机的结合）时所产生的本来在两种模式各自的“典型”中都不存在和不可能出现的问题。这就是一般人在价格问题上深切体会到的“双轨制”。其实，何仅止限于价格方面，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意识，各个领域都出现了“双轨制”，在这三类性质各异的弊害的“合力”冲击下，社会矛盾日益激化。问题还不仅限于出现在“改革”的方向和速度等方式，值得注意的是社会阶级结构也已起了变化，新阶级（或阶层）已开始出现并迅速成长。回忆一个只存在了几年的“新经济政策”，使造成了一批“耐普曼”（Nepman），何况现在是规模更广泛更深入的“改革”。这些“耐普曼”不仅仅是众所周知的个体户和私营企业者，还应该包括那些国营企业的承包者和一些名为国家干部而拥有超经济权力的各式名称的公司的大小掌权者（这也许是斯大林主义统治层转化为资本家的一块跳板，但需由历史进一步的证实）。他们对于“改革”的历史进程，自然不是袖手旁观，无所作为的。历史进程出现了这许多变化，如果还有人以为靠个别领导人调整政策便可以按照领导企图拨正航向，未免把问题看得太单纯了。现在原出发点已退不回去了。如果旧路行得通，根本就不需“改革”，不必多此一举，何况原有模式已部分崩溃，重新修葺的工作和继续深入同样艰巨。继续深入则将激起更大的社会矛盾和难以承受的社会大震荡，可能会发生重病患者在未做完手术前已死在手术台上的惨景（目前戈尔巴乔夫正处在这一困境）。原地踏步或小步徘徊，最多只是暂时缓和一下矛盾，延迟了它的爆发，而可能下次爆发时更为剧烈。不过，政治也是一种“艺术”，如果能集中力量，善于操驭，虽然不能变更历史总的进程，但在可能的条件配合下，短期内（如几年）苟延残喘，也不是不可能的。斯大林主义的全历史过程，似乎已昭揭无疑了，但是最后的结局还是复杂多变的，是像东欧那样戏剧性地自动让出政权呢？还是像罗马尼亚那样出现一次群众大暴动呢？是一部分统治层“和平”转变为新资本家呢？还是矛盾重重，无法解决，最后导致经济全面崩溃，民族分裂，成为历史的大倒退呢？各国具体情况不同，影响各自的进程。然而历史在今日以加速度进展，火车头已从蒸汽机换成电气化而进为气垫车了，也许在本世纪的最后十年可以写出最后的结论。我们或能有幸看完这出历史剧的最后一幕。试拭目以待。

　　关于“改革”一段所说到的三类性质各异的弊害，原想说详细些，以此信已过长，过几天有时间时再写。

　　10月3日两德要统一了（实际上是西德吞并了东德）。这一天是中国人的中秋节，也算是团圆佳节吧！“月儿弯弯照九州岛，几家欢乐几家愁。哀乐各异是难免的。一个被人为地分裂的民族终究要统一的。戈尔巴乔夫曾说两德统一是一百年的事，可是不到三年已“提前”统一了。伤心的是斯大林主义者。只举一例，在东德的数以万计的官僚，到了那天就“失业”了。我们对此可能也未免感慨万端，一个具有较高马克思理论修养的民族，在上世纪未已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工人政党，可是1918年11月革命，政权却落入了社会民主党人手中，十余年后，又出现了纳粹主义的专政，到如今，政权又落入基督教民主联盟之手！统一后的德国将是资本主义世界中一颗上升的巨星，德国工人阶级今后将怎样呢？是否随着德国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而日趋壮大，终于按《宣言》所指出的，举行胜利的“最后的斗争”呢？

1990年9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