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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剧变的思考
谢山
对东欧剧变可作各种解释，最简捷方便的，自然是把一切都记在帝国主义那个魔鬼帐上。但是别忘了这些国家不是才“解放”了几天或几个月，而是已存在四十多年，而且一直都自称“在胜利道路上不断前进”。把它们说成脆弱不堪一击，或是把人民说成愚蠢容易受国外敌人的挑唆，把四十年的“政治教育”和“建设成就”等同于零或是负数，这能说是客观严肃的言论吗？我想起了哥穆尔卡在监禁多年以后，于1956年10月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八次全会上的发言：“把痛心的波兹南悲剧说成是帝国主义特务和挑衅分子闹出来的，这种笨拙的企图在政治上是非常幼稚的。特务和挑衅分子始终会有，始终会活动，而且到处会有，到处会活动，但是他们在任何地方决不能够决定工人阶级的态度。他还说：“我们每个人事实上除了代表他个人之外，不能代表任何人。”（这是在中央全会上的发言，每个人就是指每个中央委员）如果说在无数革命先烈的热血所灌溉出来的社会制度里却哺育出了那么易于受帝国主义挑拨摆弄的后一代──这是在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时候还办不到的事──那不是大大贬低了这些志士热血的价值吗？如果说中年以上的人们由于染上旧社会的思想意识，而年轻人又因未经过旧社会的黑暗残酷的压迫剥削以至不能珍惜现有的成就，那么社会主义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哪里？我们过去背诵过多少次：“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成鸡子。”而分析现实问题时，却老是从外部找原因，而不愿反身自省。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有人说这是社会主义的破产，十月革命道路的失败，好心的人至多只会说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乌托邦。现在应认真思索马克思主义的真谛，什么是社会主义？我认为：这不是社会主义的破产，而是某种政治经济模式确是彻底破产了。罗马尼亚十二月事件后，我国官方意见是：“尊重人民的选择。”从这句话的字面来理解，这种模式已被人民所唾弃。这是历史的冷酷事实。（波兰已于去年组成了以团结工会为主的政府；东德3月间的选举，只是合并于西德的前奏：匈牙利3-4月的选举，在386个选席中，由社会主义工人党改名的社会党获33席，即仅占8.55%,如果说这是“人民的选择”，历史也真的够冷酷了。）
马克思和思格斯历史地看待客观世界，也历史地看待自己，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超人”，并不认为他们的认识已达到了顶峰。即以作为经典的《共产党宣言》而论，恩格斯在读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后，便对正文第一句作了补充说明，而在巴黎公社以后，又认为《宣言》“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在恩格斯临终那年写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也承认“历史表明我们也曾是错误了的”（令人遗憾而又惊讶的是1972年出版的马恩选集四卷集北京版竟然没有收入这篇重要的经典著作，而《法兰西阶级斗争》的正文已收入第一卷）。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不隐瞒自己的错误，也敢于公开坦率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他们并不需要后人替他们辩护，“为尊者讳”。现在的问题倒不是在“挖掘”马恩学说中的错误来替现实的荒唐作辩解，恰恰相反，正是马恩在一百多年前所指出的原则遭到了严重的歪曲窜改，不能把由此而出现的种种不可思议的荒谬都“栽赃”到马恩头上。历史的进程也提出了必须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真正面目的时候了。所以现在应提问：什么是社会主义？《共产党宣言》中曾批判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近半个世纪来，缅甸的奈温，埃及的纳赛尔也都标榜过“社会主义”。如愿意回忆一下，那么Nazi的英译就是National Socialisr!我们信仰的是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不是别的，不能容忍那种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社会主义”。
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事物发展，总有一个过程，不是凭空忽然从魔术师的布袋中变出来的。翻阅近大半个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从十月革命后的初期论战开始，1936-38年的大清洗，1939年的德苏条约，1948年的情报局事件，1956年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以及继之而来的波匈事件，1968年的布拉格事件，每个事件都可发人深思。如果今天人们的迷惑惊讶产生在上述那些事件发生之日，沿着这条轨迹进行逻辑的思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则今日的事变，便丝毫不在意料之外了。如果对那些事件，在当时不发生迷惑惊讶，漠不关心，无动于衷，而对今日的事变却感到迷惑惊讶，便是不可思议了。如果说过去消息被封锁，不明真相，那么近几年的“公开性”，已陆续提供了不少史实，恢复了不少历史真相，虽然还不是全部真相，也已足够发人深思的了。大清洗时期几个“要案”，已于1988年经苏联最高法院决定平反，撤销原判，而一向诿罪于纳粹的卡廷森林事件也于今年4月13日由苏联官方确认是其所為（这是四十七年前纳粹公布此事件的同一天！过去人们只是听说有个奥斯维辛集中营）。历史家将对这些事实如何记载和评论呢？
近几个月来，有些国家标榜要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令人啼笑皆非，这些限制性的形容词是否画蛇添足？难道马克思说的社会主义是不人道不民主的吗？不人道不民主，还能认为是社会主义吗？列宁在那本专谈无产阶级专政的名著《国家与革命》中是这么说的：“彻底发展民主，找出这种发展的形式，用实践来检验这些形式等等，都是为社会革命进行斗争的任务之一。”列宁又引伸恩格斯的意见：“彻底的民主变成了社会主义，同时也就要求实行社会主义。”这些论断现在很少有人提到了，或只是留在口头上，而不是见诸于实践。
推翻了旧政权，并不等于实现了理想。辛亥武昌起义的炮声，震垮了腐朽的满清皇朝，结束了连续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我们的父一辈曾经奔走相告：“共和了！”但是跟着来的是袁世凯的洪宪复辟以及十年军阀混战，以致孙中山在建立了民国后第十四年不无遗憾地在“遗嘱”中承认“革命尚未成功”。（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所宣传的“公理战胜强权”一样，希望都落空了。）其实，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已向我们指出：“当法国革命把这个理性的社会和这个理性的国家实现了的时候，新制度就表明，不论它较之旧制度如何合理，却决不是绝对合乎理性的，理性的国家完全破产了。”和以前的资产阶级启蒙学者不同（他们并没有理解到他们所憧憬的理性国家到头来只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国家），马克思主义者自觉地理解到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怎样的，和通过怎样的手段去实现的。如果任何的政治经济模式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便不是马克思主义所宣称的社会主义。现实存在的实体，只能以它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的实践来衡量来检验，而不是看它自称什么，贴上人为的标签来判定。重要的不是名称，不是人的愿望和想象，而是存在着的实践。
戈尔巴乔夫1987年11月写有《改革与新思维》，此书前半部谈到改革时所列举的症象，似曾相识，何等熟悉啊！改革已不是某个人头脑中的“天才产物”，实为客观形势所迫，是那个政治经济模式已走入困境中而极欲自拔的表现。连阿尔巴尼亚也宣布要全面改革了，虽然改革的方式和步骤千差万殊，但有一点是已被历史所揭示的：改革本身的逻辑发展必将远远越出创始人的主观愿望，甚至河决千里，不可收拾，如东欧各国目前的混乱以及苏联的民族纠纷等等，这个局势，还会继续恶化。问题暴露于今天，根源却远基于过去。正如病毒长期潜伏，现在到了发病的时候。改革和公开性也许是一个诱因，但本身不是“病毒”（又回到温度对鸡蛋和石头的影响那句老话了）。病发出来，并不可怕，可以认清病因，及时治疗，可怕的是讳疾忌医。过去有一种看法，认为为了一个“神圣的目的”，不择手段都可以的。尽管那样可以收效于一时而后患无穷。凡是违反目的的手段，结果总是损害了这个神圣的事业，也达不到预期的目的。违背了自然规律，便要受到大自然的惩罚；滥用和践踏了人民的愿望和劳动成果，难道能不受历史的谴责吗？痛心的是大自然的报复，并不只限于破坏自然的当事人，而历史的惩罚也不局限于一些祸首。如今东欧各国的处境是相当艰苦的，还须继续在灾难中挣扎。旧模式已趋于崩溃，无可能再退回去，如果可以退回老路的话，当初就不需“改弦更张”了。当前各国趋势是日益资本主义化，而从旧模式转向资本主义，其“阵痛”并不亚于从资本主义转向旧模式，甚至更有过之。正如马克思于1852年曾辛辣地指出的：“不同的地方不是要在两袋干草之间决定哪一方诱惑力更大，而是要在两顿棒打之间决定哪一方打得更痛。”
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引入另一种体制的模式，和原有模式必定互相排斥。这不是像买入一台机器设备或一条生产线，安装上去，便可迅即投入生产，产品源源而出那么简单。引入另一种体制模式产生的一连串社会连锁反应，远远超出在旧模式中已形成固定的思维方法的领导者的想象力，而且这不是依靠简单的行政手段便能消除的。想一想一百年前我国的洋务派，不是以为办厂兴学，坚甲利兵，便可重振国威吗？结果又如何？所兴办的“洋务”，由于官僚们的昏庸腐败，加以贪污中饱，在甲午战争中彻底暴露，一败涂地。而他们所不愿见到的那个“幽灵”都已不由自主地被呼唤出来了。这是不同模式（或不同体制、体系）间不能简单“移植”的明显例证。所以当“改革”在小规模地或局部地进行时，可以尝到甜头，几乎“立竿见影”，而在“改革＂不断深入，冲击波已达到体制的核心问题时，灾难性的危机便要爆发了。往往是这样：在这种交替嬗代阶段，新引入的模式的“优越性”还未来得及充分发展，而随之同来的那种模式固有的各种弊害却与“优越性”不成比例地迅速增长蔓延，而这时原有旧模式中的弊害也已充分暴露，旧的“优越性”早已消失殆尽，或者是恰恰成为新模式发展的障碍物。于是新旧两种模式里的弊害都急剧地增长，而领导者所希冀的引入新模式的“优点”和保存旧模式的“优越性”的“良好愿望”在两类弊害前只存下一个阴影了。更有甚者，这里还新出现了一种由于两种新旧模式“共存”（不是有机的结合）时所产生的所谓“双轨制”下的新弊害，而这在两种模式的“典型”中都不存在和不可能出现的。于是在这三类性质各异的弊害的“合力”冲击下，社会矛盾激化，改革的方向速度等问题都迅速提上议事日程，极待决定：是继续向前深入，是原地踏步，还是退回原出发点？继续深入则将激起更大的社会矛盾和难以承受的社会大震荡，可能会发生重病患者在未做完手术前已死在手术台上的惨景。退回原出发点则由于原有模式已经部分崩溃，重新修葺的工作也和继续深入同样艰巨。剩下原地踏步或小步徘徊，最好的情况只是暂时缓和一下矛盾，而矛盾在未来（也许不久）还是要爆发，可能爆发得更剧烈。这就是这个时代某种政治经济模式所面临的困境。同时社会阶级结构已起了变化。新阶级（或新阶层）已开始出现，并似地下潜流般不动声色地迅速成长起来（想想苏俄在列宁时代只有几年的新经济政策便造成了一批“耐普曼”﹝Nepman,即在新经济政策实行后产生的新富有者﹞何况现在是规模更广泛更深入的改革），它对这个历史进程不是无所作为袖手旁观的，看不到这一点，以为一切都按照领导的意图 一帆风顺，便难免会对随之而来的事变感到迷惑不解了。
戈尔巴乔夫说改革需要群众参加是对的，但他还是倾向于自上而下的革命。其实，领导者的历史作用，只不过是引导方向，而不可能是具体规定历史进程中的每个具体细节。“巴黎公社”、“苏维埃”是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事物，而不是从哪一本当时已有的经典中搬来的。实质上这是一个如何对待群众和群众运动的问题。口口声声说要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实际上却不相信群众而只相信一个天才的脑袋。遗憾的是，当亿万个群众的脑袋都不需要也不允许“独立思考”时，那个剩下来的唯一的一个脑袋，那怕是几千年才出现一次的天才脑袋，也难免因缺乏群众性的思想源泉而日趋于思想贫乏了。有人说，政治家是最讲究“现实主义”的，也许如此。当东欧各国声称和过去“决裂”时，他们不会回过头去认真探索被他们“决裂”了的那个模式当初是怎样发生、发展以至今日被“决裂”的全过程，于是干脆把马克思主义也和污水盆中的小孩一起泼掉了。他们在现实中所能发现的只是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一个物质生产远远丰富于已被他们“决裂”了的模式的世界。缺乏了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可怜的“政治家”们看不到任何“现实”的前景，便只有向唯一的现实的资本主义世界看齐了，最多也不过是向往于瑞典等北欧式的“福利国家”而已。说到底东欧各国的日趋资本主义化，与其说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万有引力”，不如说是由于长期来的思想僵化，不能从群众中汲取力量（而群众早已被窒息了积极性和创造性），养成了市侩式的“现实主义”的后果。
“过去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段名言是正确无误的，但是要改变世界，首先要认识和理解处于特定具体条件下的现实，这也是无可置疑的。马克思主义是批判性的科学，它不是宗教，所以也不需要盲从。“真理”之所以成为真理是在于符合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而不是靠“多数表决”，也不是靠某个“权威”的裁决，真理是不能“垄断”的，更不会出现拥有“终审判决权”的世俗教皇。离骚云：“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如果天假以年，我愿重温马恩列的经典著作，也要把眼界扩大，要读一些已被今人抛弃了的普列哈诺夫、卢森堡，甚至考茨基的著作，还应该多读一些十月革命后各派的争论，包括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的言论。论战文章容易流于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所以必需研究对手们的原文，弄清楚他们的观点。似乎当前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有不少已在前人的著作中发出过闪亮的光芒，这就需要深入研究过去，自然近几年来所出现的史料，更是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方面。我想起清赵翼的论诗绝句：“只眼须凭自主张，纷纷艺苑漫雌黄，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虽是论诗，对其他方面亦可作如是观。
1990年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