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吴季严 -> 吴季严纪念文集（2014年）

我的四叔吴季严

吴孟明



　　四叔1936年从南京军人监狱获释以后，回到安庆，这时四婶带着孩子住在安庆家中，我八岁，已经懂事了。四叔在翻译米勒的《法国大革命史》[1]，我时时跟在一旁，因为我不在外面野，喜欢看他写文章，他便视我为可教，况且祖母和全家都重视我这个长孙。安庆老房子，前店后家。四叔不在家时，我喜欢伏在店堂里的桌子上用毛笔写大字，或在二伯房间里，张望他的新式书橱，里面有“宋儒学案”、“明儒学案”一类的书，二伯父在上海大学因患中耳炎，正在家赋闲。四婶喜欢我，讲故事给我听。四叔要把他心爱的红杆老式派克笔送给我（当时他还在用），使我喜出望外。

　　后来，他和婶子去湖南醴陵教书去了，直到后来到安庆才相聚，并一直长期在一起，直到他去世。

　　因受陈独秀影响，他很早就到上海参加革命了。先在上海大学，与瞿秋白私交甚笃，瞿秋白的《资本论》第一卷，一直在他那里，现仍存我处。隔了很多年，瞿秋白遭杀害。写了《多余的话》，他沉思良久，未表态。过了片刻他又自语道，外面对秋白《多余的话》有种种议论，我想秋白是会从容赴死的。有一天，他告诉我，五卅运动那一天，他正在南京路活动，险遭不测。后来郑超老把《热血日报》翻给我看，有关于他的记载，这时我才知道，他当时的名字叫吴稽天，在上海时生活一直很苦，有点稿费就交党费了。四婶以后告诉我，有一天实在一粒米也没有了，真是饿极了，就找了一些旧报纸卖了，换点吃的东西。但是同志们在一起却非常乐观，那时谁有点钱，就卖些东西一同吃个饱，甚至去看一场戏，痛快一下，这当然是偶尔才有这种可能的。这期间为了生活，他在《东方杂志》上写的文章和翻译的王尔德的《理想良人》（神州国光社印行，该社将译者书为林超真。因超老出了很多书之故，超老说：他后来才知道这件事）。书郑老也没有见到。北伐时，党内派他担任叶挺独立团党代表，《叶挺传》[2]中说他当时是任独立团的党支部记，叶挺、周士第等任干事。党支部下设6个党小组，叶挺也是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学生。1924年由王若飞介绍入党，1925年回上海向党中央报到，然后总书记陈独秀分配他和聂荣臻等12人往广东工作[3]，四叔说叶挺作战，非常勇敢，总是身先士卒，那时作战行军极为疲乏，有一次四叔倒在田头就睡着了，给我很深印象。他与叶挺合作得很好，在重庆叶挺与王若飞同机遇难，王若飞与四叔关系尤深，后来，他只说王若飞很了解他。四叔在党内工作了一段时期，大革命失败后。就派住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了。与他同时在东方大学的还有王凡西、杜沧白、彭桂生、彭佳秋等许多党内派去的。蒋经国当时也与他同学，很熟悉的。小蒋当时也参加过托派的。四叔1929年回国，当时许多人从莫斯科回来是走西伯利亚海参威这条路，可能是瞿秋白的意思，要吴季严取道欧洲经德国、法国回上海，回来后仍在中央工作。郑超老告诉我：

　　“当时我与秋白编《布尔塞维克》合作得很好，瞿秋白很信任我，除主要文章由他执笔外，其余都交给我，虽然瞿秋白知道我在思想上与他有分歧。六大瞿秋白先去苏联，第三国际不让他回来，便另外派蔡和森代替他任宣传部长。蔡和森临走时问秋白什么人编《布尔塞维克》合适，瞿秋白回答，还是郑超麟好，便与蔡和森又合作了二个多月，工作很顺利。后来因为李立三发难，他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攻击蔡和森，迫使蔡和森离去，他自己做了宣传部长。李立三做群众工作有一套，但对马克思主义知之甚少，瞿秋白、蔡和森是理论家。李立三连一种外国文字也不懂，他也知道我是陈独秀派，李立三反对陈独秀。瞿秋白虽然也反对陈独秀，但表面上还尊重他。李立三则表里都反对，李立三连许多马克思主义许多基本的应该知道的都不懂，我看不起他，他则以部长身份，对我很不客气，我更不愿与他合作了，说‘你另外找人吧’。他表面上不同意，实际上在征求瞿秋白的意见，应当派什么人来接替郑超麟。瞿秋白就叫吴季严来代替我，编《布尔塞维克》。后因吴季严从马赛回国，要很长时间才能到上海，李立三和我都等不及了，李立三便派当时从莫斯科回国的潘文郁到编辑部来。1929年我和蔡振德、张以森因湖南同乡会告密被捕，我在监狱被关了42天，出来以后，他们要我为中央翻译俄文文件。此时我到中央（设在市中心区的秘密机关）去拿材料，才第一次见到吴季严，大约是在这年的五月间，吴季严、潘文郁这时都在宣传部任秘书。吴季严在中央时还担任重要工作，有这样一件事：当时毛泽东和朱德在江西苏区一度有矛盾，中央要把毛泽东和朱德调到上海来工作，让恽代英去江西领导武装斗争，也派吴季严，并要吴季严以中央名义去做恽代英的工作。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成为事实，这件事很少人知道，是吴季严亲口告诉我的……小濮（濮清泉）写文章说。陈独秀第一次接触托派文件是他的外甥吴季严带回国给他看的，这是胡说，事实上，托派文件是由王平一带来给我们看的，先拿给尹宽看，尹宽同意了，也拿给我、彭述之、汪泽楷看，后由彭述之给陈独秀看的，陈独秀开始还不能接受，经过很长时间思考、反复讨论甚至争论，才勉强接受下来的。这时吴季严还未被开除党籍，以后才有81人署名发表宣言的事。”

　　我记述这些，是因为郑超麟和吴季严为人一贯严肃，当是信史。

　　他在上海时，还为无产者社主编期刊《动力》（神州国光社），王凡西在回忆录中说“《动力》在一般的社会科学，以及特殊的托派主张的传播上，曾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双山回忆录》第207页)。当时曾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托派在这个问题上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并非局限在过去的历史上。我在江津读书时，四叔曾经对我说：“秦始皇统一六国，车同轨，书同文，废除井田制，这是当时商业流通的需要……表明那时社会已经……”我已经记不清楚是怎么样详细论述的了，其实我并不理解其中底蕴，也不懂得什么社会性质。他很寂寞，才跟我说的。郑超老说《动力》只出了一期，《中国托派史》记载出了两期，1930年7月15日和9月30日，（《上海新文化大事记》也记述《动力》出了两期）不久他便被捕了，这是他第一次被捕。被关押在上海大自鸣钟地下室，有人被装在麻袋里，投入一个地牢中去的。幸而吴季严的身份未被暴露，我父亲闻讯后，立即从安庆家中带来一大笔钱，从安庆赶到上海，运动律师才“赎”了出来，也是很惊险的。

　　1932年，一次四叔约杜沧白等在兆丰公园碰面，他们（还有李季等）商谈了一阵装作散步的样子，突然看见顾顺章也在那里，当时顾已叛变，四叔等便约好立即分头离去，正处公园门口不远，顾顺章便带了几个国民党特务将四叔逮捕，关进了监狱。有一天猛然看见杜沧白也被逮捕了（顾顺章是不认识杜沧白）便疾速走近他说：“这位先生是？”于是他的目的果然达到了，四叔在国民党监狱受了很多酷刑[4]始终不屈，他曾在《劫中鸿爪》中记述此事，从未发表，只在陈碧兰为《青年与妇女》向他索稿，他才摘录取其中片段，寄了给她。我已记不清楚发表在哪一期上了。关于他这段期间的情况，我二伯父吴渊甫在他的《渊鉴庐诗稿》“忆四弟”的第二、三、四首中有记述，现摘录如下：

　　“投身革命日奔忙，贫困饥饿是惯常。难忘狱中相探望，铁栏相望各神伤。”
　　季弟壮年投身革命，奔走四方，不遑宁处，当寓居上海时，生活经常陷于困境，某次为叛徒分子所出卖，致遭逮捕。辗转递解至南京军人第一监狱，余闻讯，谐弟妹秀泉（按：即我四婶李秀泉）前往探亲，从铁栏中瞥见其面目浮肿，余悲不自胜，但弟状极平静，频以温语劝慰。
　　“当前非法判无期，几度频临不测时。坚决斗争直到底，甘为主义作牺牲。”
　　弟在监狱曾被法院判无期徒刑，并曾几度险遭不测，某日看守传言，明晨号内将有人“上西天”，弟自以为必死，当时即作好一切准备，并拟好就义口号，迨深夜牢门忽被打开，当发现弟在室内徘徊时，即责问为何不睡，正惊异间，不料同一室青年学生竟被带走，旋即闻其已被枪杀，弟闻耗深为悲恸，该青年品学兼优，至为可爱，呼弟为吴老师，并慰之曰：老师倘有不测，我必尽力照顾师母及弟妹云云，讵知一僅判两年有期徒刑之青年，竟被无罪处死，惜战！
　　“轮番刑讯枉拘留，百炼金刚绕指柔。自道狱中胜大学，漫长岁月好谮修。”
　　弟在狱中备受诸般刑讯，灌辣椒水、坐老虎凳、坐电椅……但弟坚强不屈，绝不向反动派低头。日常抓紧时间进修，并指导难友学习；某次秀泉弟妹接见，弟慰之曰：“我在这一切均好，勿以为念，且在此尽有充裕时间进行自学，机会正复难得也。”

　　四叔所写《劫中鸿爪》我在江津家中不知道看了多少遍，对我影响和震动很大，虽已时隔几十年，我犹记得其中一些片断：

　　“坐了老虎凳，他们又用点燃的熏烟刺激我，这时我毫无痛的感觉，以前听人说产妇阵痛之后，身上会有黄豆那般大的汗珠，果然这次我身上出的汗，不仅有黄豆那么大，而且有粘性，歹徒们鞭打、用刑，我想他们无知，也是可怜的。
　　……
　　一次受刑后，躺在号子地上，不能动弹，昏沉中突然看见地上有小半张残旧报纸，赫然几个字出现在眼前：孕妇陡然受惊，定会出事，我极震惊，猛然坐了起来，这时秀泉怀孕正待分娩。
　　……
　　一次，秀泉来看我，安慰我说‘我正在设法托人保你，不久就可以出狱’等语，我厉色告诉她：‘你切莫乱来，我不会接收任何条件的，不然我一定和你断绝一切关系。’（按：秀泉婶说他是托蔡元培先生去保的，见了蔡元培，他很热心，说‘孩子，你怎么不早来’。此事四婶亲口告诉我的。四叔所说‘切莫乱来’，当是他担心四婶去托邓文仪，邓文仪与四婶是同乡，早年与四婶在醴陵同过学）”

　　这是他第二次被捕，抗战前夕，约在1936年初出狱。

　　四叔平时在家一直严肃少语，庄严可风。后来他是从长沙去四川与老先生会合的，一直追随左右，时常陪他，与他谈些与时局有关的问题和生活上的安排等等；四叔知道何之瑜的个性，郑超老曾说他性格有些变态，凡与老先生过从密切的，他就在背后议论，所以有些事四叔就不插手，尽可能不与他交叉（按：四叔曾有一次告诉我，列宁曾经告诫党内同志，在革命低潮时期，特别是在流放的同志中，很容易为些并不重要的事，闹纠纷的）反正老先生总得有人照顾，说实在的，这方面何之瑜已非常尽力了。

　　随着物价日趋上涨，日本飞机又常常轰炸，罗汉去重庆后，从此杳无音讯，四叔一家包括祖母和我，都去了离江津不远的小镇油溪，靠近白沙，四叔在江津女中教书，记得他当时向校长提出条件：不参加每周一早上的“总理纪念周”，这仪式是要念总理遗嘱，听训话之类的，校长答应条件了，他才去的，后来祖母、舅爹爹相续去世，他又离开油溪去了贵州。

　　四叔的个性是耿直而倔强的，真是外甥多像舅，老先生对四叔也关怀器重，在致松年信中说：“季严等已到重庆否？倘大批人俱到，绣壁街住不下，罗太太（方志强女士）（按：即罗汉的夫人）及季严夫妇，可住金家巷的房子，此房子可与薛农山先生接洽，此人上午在黄桷垭口四达里住宅，下午则在时事新报社。他们已到后，望即写信告诉我，父字，八月九日”。但是他也不循私情，当时在上海是由四叔代表“无产者社”与其它几个派别谈合并的事的，因受彭述之影响，谈来谈去谈不拢，老先生很生气，就把他撤换了，自己出马与他们谈判。其实，四叔也并非与彭述之一致的，后来老先生则完全不理彭述之了，不过四叔重情义，思想归思想，朋友归朋友，四婶与陈碧兰也是旧交。以后与他们仍保持来往，不是都处在国民党统治恶劣的环境之下吗？四婶知道他们互相水火，她不知其详，一天突然问四叔：“到底是孔夫子[5]他们正确？还是老超他们正确？他回答是“老超”。我一直记得这句话。

　　四叔对老先生的感情，远不限于甥舅，但是他从来不形于色，那是很深沉的。在油溪时，有空就上山去看望老先生，老先生去世，他更沉默了，在油溪怎么也住不下去，一定要换个环境，不久便举家远去贵阳了。

　　前面说，他们几个派别一直不相容，托派中除刘仁静和几个投敌做了特务等不可救药者外，老先生总是以大局为重，去争取他们联合起来，不要误了革命时机。但是他们几个派别，也不能以老先生的意见为然，直至在鹤山坪时还在争论，今天看来，老先生仍是高出他们许多，他有丰富的革命经验，有敏锐的洞察力，有深邃的思维能力，他思想开阔。不受什么既定的教义约束。也不承认什么权威，包括列宁和托洛茨基等，是个勇敢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他甚至说“社会科学的理论要比自然科学的理论脆弱得多。”他们圈子里，只有郑超老能较全面的认识老先生的价值，他有深入思考能力，（也比较了解老先生）现在我才有些懂得，老先生为什么当时很生气，要痛斥他们为关门主义、小圈子、狭隘……。1937年，老先生出狱后审视当时的环境、形势之后，毅然不去上海，径赴武汉，四叔出狱后，之所以去武汉、湖南、四川，也是受老先生的影响。老先生说，那么搞下去，是没有出路的。这不是什么“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问题，更不涉及操守与节气。四叔在重庆期间，他不愿去复兴关，虽然有人邀他去看看朋友，用他笼统的话说是“我不愿遇到他们的“Shiek”[6]和其他一些人。当然在复兴关是有可能遇见的，刘敏在重庆某大学教“社会学”，那所大学是国民党控制的，当时逼着他参加国民党，四叔说刘为此通宵达旦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极为痛苦，未久就患了肝癌，四叔为照顾这位昔日老友，路虽很远，重庆大热天，常达40℃左右真是像火炉似的。从张家花园家中出门就要上一百多级石阶，还要走很远路（拿着炖好的汤）汗流夹背地每天去陪伴他，从不间断，临终时他就在身边。江常师这时在山洞陆军大学教 书，到张家花园来过一次，四叔则不去或极少去。那时还有个“留俄同学会”，他与他们保持距离。[7]《中国托派史》（唐宝林编）说吴季严在江西“投靠”蒋经国，包括曾在长春的短期逗留，和回上海后在复兴岛渔管处工作等等；整本书所持观点，中伤居多，作者拿介绍信弄得一些被抄的托派材料，便在书中夹议夹叙。如果明说其中是他自己的推判，原无不可，然而许多语词，则非史学工作者应有的态度，是不作兴的，这是起码的说法了吧，当然，作者在陈独秀研究的行列中，也做了一些有益的事，例如：他办了《陈独秀研究动态》。

　　1942年5月老先生去世，约在这年秋冬之际，四叔即远去贵阳，在四婶三哥的机械厂中，掛了一个“顾问”的名义，大约有一年多的时间。毕竟在机械厂无事可做，无法久留，便于1943年的冬天，应彭健华之邀，去了江西赣州，那时彭健华任“正气出版社”社长，蒋经国也在赣州，四叔在正气出版社工作，决非蒋经国的幕僚[8]。顶多一年时间，为出版社出了王阳明的《传习录》之类的书，还请左倾版画家作者赵延年（赵聪），很有名的，用木刻版画制作了许多刊头和其他版画，其中“马克思像”、“高尔基头像”，还有一副名为《伐木者》的，一工人身负很重的木料，弯着腰，形象极好，他把这许许多多版画保留一份，赵为他手拓的存在家里，其中还有赵延年为他作侧面全身像，朝着光芒四射的朝阳，精神极好。赵的每幅木刻，下边角均有“CT”款记。约在1944年，四叔又应黄达三之邀。去湘西辰溪，为“中国晨报”主持笔政，这时他提出了一个条件：“只谈国外，不谈国内”。所以他写的社论，都是谈些欧战之类的事，后来全部文稿汇聚成《欧局之透视》[9]一书出版，当时著名报人，记者冯英子在他们的《报海忆旧》一书中，有一篇文章《吴希之料事如神》（按：吴希之即吴李严）茲录述为下：

　　“吴希之先生，安徽人……1945年春。中国晨报自晃县迁辰溪，吴由黄达三的介绍，入中国晨报任主笔。这时在中国晨报任主笔的还有储安平、姚家积、康德等，人才之盛，在湘西是罕见的，吴每周写社论一到两篇。
　　这时美军在太平洋已开始反攻，在逐岛战争中，不断向日本推进，美机轰炸东京，也时有所闻。日本帝国主义在战争初期所给予中国人民的狂轰滥炸，这时轮到他们自己了。八月上旬，美军在长琦和广岛投下了原子弹。接着不久，苏联开始参战，对关东军采取了行动，在接到苏联对日宣战消息那一天，恰巧轮到吴希之写社论。他在一篇纵论当前形势的社论中，一开头就说：“现在有种种迹象，证明日本将于48小时之内宣布投降。”用这样肯定的语气来论证当时时局的发展，使人大吃一惊，我问他有什么根据，他笑而不答。我踌躇了很久以后，才行发排。
　　不料这篇社论发表的当天，日本接受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接踵而来，事实证明了吴希之的正确，真的料事如神，在现代的言论中，这是极难得作品。
　　过了几天我问他，为什么你当时这样有把握，断定日本即将投降？他说他在苏联读过书，深知苏联倘无十分把握，决不会对日宣战，现在苏联既对日宣战，那就说明日本已经垮了，后来我根据战后看到的当时资料，知道1945年8月9日日本举行的御前会议中透露，这年7月13日，日本就向苏联传达了天皇旨意，希望苏联出来调停，早日结束战争。而且预定8月8日17时同苏联开会协商。但就是这一天，苏联拒绝了日本方面签订协议的希望，发表了战争宣言。这说明吴希之那次的判断，准确程度确实可惊。
　　日本投降以后，吴希之从芷江乘飞机到重庆去了，几十年来，人天茫茫，不通音问，但他那篇料事如神的社论，却永远在我的记忆之中。”[10]

　　四叔人在辰溪至多也只有一年多时间，便又回到四川了。约在1946年。

　　1946年至1947年之间，他仍以卖文维持家计。这时他以吴致平的笔名出了他的译著《两次大战间美国国民经济之发展》[11]一书，并以他过去写的社论《美国的昨日、今日和明日》作为代序。这本书现仍存我处。这时期的其他文字我都记不清了，也在这段时间，他从重庆回到了上海，我们一家包括我的父母姑父母等。1946年先期回到安庆，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等了一年多，才得以成行的。那时国民党“劫收”大员和他们的亲属都抢着复员。船票很难买，当时经济也比较困难，四叔真是千方百计四处张罗，一大家口人又多，他把我们分散送走后，才考虑自己。那是已经隔了很久了，四叔总先考虑别人，后才考虑自己。对我们这一辈的影响真是太深刻了，这也是他庄严一生又一个小小的侧影。

　　回上海后，四叔在渔业管理处工作，主编《新渔》杂志，处长是赵君迈，解放后他仍留在大陆，也是有名的民主人士之一，他死时报上还登了消息。在复兴岛渔管处宿舍，四叔还几次招待彭述之、陈碧兰和尹宽等在家吃饭叙谈，有时也去住在华山路的彭述之、陈碧兰家中，或看望其它战前在上海的托派旧友，更经常的是到四婶的三哥李铭斋隆昌路家中，打打麻将，作为休息和消遣。这段时期内，他给我看《新旗》、《共产党ABC》、《我赌我的生命》等书刊。后来，上海快解放了，彭述之一家和刘家良等都离开上海去了国外，解放后，我听到四叔说，孔夫子他们匆忙撤离，也没有通过他们多数派讨论，他们事先都不知道，许多人都有意见，对此，四叔也有微辞。

　　1949年，离开上海解放不久了，蒋经国逼赵君迈把渔管处的大批渔轮开往台湾，四叔闻讯，力劝赵君迈，以为不可，便拖下去了，以后便解放了。

　　解放前夕，四叔一次去外白渡桥（现上海大厦）渔管处总部去办一件什么事，正在办公室，忽然有几个特务闯了进来，问：“吴希之可在这里？”这几个特务不认识四叔，办事人员回答说：“不在”，四叔正好听见，坐在那里作写字状，未被发现，当天晚上便未住在愚园路四明别墅家中（渔管处的宿舍），在外面躲了好几天才回来，回家后的第二天上海就解放了。与此同时，覃英（鲁彦先生夫人，当时正在与地下党筹备学校接管工作，一解放就派她接管汤恩伯办的京沪中学了）则通过朋友关系，躲在提篮桥监狱，才得幸免，这是她在解放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告诉我的。

　　上海解放后，他深居简出，为维持一家七口生活，他为何满子的出版社翻译一些俄文的小册子，如巴甫洛夫的（名字已记不清了），契诃夫的《小狗卡什坦卡的故事》等，后来施复亮要他去北京一行，他声称现在一大家的生活，就靠翻译点稿子了，以后有条件时再说吧，便推脱了。后来他跟四婶说，他不愿走季子[12]这条路，他的为人如此，总很执着的。

　　记得自入川以后，他以形势如此，心情总是沉重的，内心也颇孤独，无事时他总喜欢在废旧纸上用钢笔写“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直北关山金鼓震，征西车马羽书驰。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杜甫秋兴八首）在江津，在油溪、在重庆，我看见他反复独自书此遣怀，也不知有多少次数了，在江津他还写了一首他自己作的诗给我：“雨后山光渐入秋，暮云烟雨此淹留，壮怀未应便消歇，权寄萍踪作小休。”这是他入川后心情的写照。

　　四叔对我至为爱护，我在上海念书，名为住校，实际上几乎天天回家。1951年区委书记到学校大礼堂作动员报告，坐满几千人的会场，鸦雀无声，报告的大意是说，学校中有托派分子，他们应当尽快交待，争取主动。过了一天，我回家把这件事告诉四叔，他说这是在吓唬神经衰弱的人，我知道，他是说给我听的，怕我不必要的紧张。现在想来，我本无事，到的确由于当时那种气氛，有些紧张。

　　晚年，他日夜伏案译稿，血压一直很高，头脑经常作胀，便不时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常说：“我宁愿拿扫帚，也不想拿笔了。”但是他不愿意去量血压，说：“量了又怎么样？”不过他估计还不致于马上会死，1952年7月16日忽然中风不语，临危时是紧握着我的手（我想他放心不下的是几个儿女都很小，四婶又无工作，生活将无着）。送入医院不久便去世了，年48岁，在安乐殡仪馆开了个简单追忆会，只有家属和至友参加，舅爹爹没有白白爱护他这个外甥，如果不死，1952年他也是在劫难逃的。

　　四叔活了四十八岁就死了，舅爹爹也只活了六十三岁，我们何德何能，竟活到七老八十，有什么意义呢？只有一点是差堪告慰的，那就是，我们毕竟是陈独秀、吴季严光荣家族的一员！

　　在那个时代，内地安庆是闭塞而落后的，一个封建大家庭中，从一个自学和在私塾读书的吴季严，怎么会走上革命的道路的？很显然，这是受了他舅舅陈独秀的影响，并毕生追随陈独秀，包括作为托派的成员。而陈独秀呢，他更是一个清末民初的秀才，又怎样会从反对满清拥护共和，到反对袁世凯，从反对旧军阀到反对蒋介石，又从反对国民党到拥护社会主义，成为党的五任总书记，到反对斯大林拥护第四国际，成为左翼反对派（托派）的领袖，从而成为一个“终身的反对派”（胡适语）和“永远的革命家”（佐佐木力[13]语）的？原来陈独秀乃是一个有聪颖的头脑，极富于智慧，善于独立思考，并有敏锐洞察力的人（公正的舆论，都认为他既是一位思想家，又是一位革命家），他们甥舅二人又都是绝不轻信，绝不盲从的人，一切都要经过自己认真的思考，只有“合理”的，才是能接受的，而他们的个性又极富于正义感和牺牲精神，凡是不合理的现象和事物，都是不能容忍的，必积极去之而后快；按照现在科学的观点，人的大脑两半球，一半是管理性思维的，一半是管感情世界的，恰恰他们是既善于“深思”，又富于“深情”，而情感又总是受着理性的支配[14]，因而执着而深沉，这便是一个革命者的气质。

　　然而，疾恶如仇固然是重要的一方面，但更为根本的，还在于他们崇尚理性，植根思考，并勤于学习，陈独秀博闻强记是闻名的[15]，他们认识到人类社会总是不断进化的，从野蛮走向文明，历史确实记载了这一社会进化的进程，几千年来它从半野蛮的原始社会到氏族社会，再逐步发展到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社会既然总是向着更进步更合理的方向发展的，因而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会是历史的终结。落后的总归会让位于先进的，然而什么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呢？是生产力的推动和人力的推动，是客观和主观的双重因素。

　　陈独秀有深厚的旧学根底，他认识到中国几千年来长期落后，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中国的古文化传统崇尚悟性，而不重视系统的逻辑思维，道德哲学胜于思辨推理，所以中国的知识分子注定了过去的中国社会不能像西方那样发展科学，建立科学的理性的文明，从而也没有欧洲的文化复兴，这就导致了中国的长期落后，陈独秀深感于此，很早便奔走呼号，从事启蒙，从在芜湖办《中国俗话报》到五四提倡新文化运动，竖起“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在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中，大量介绍了西方十八世纪以后唯物主义的思想家、文学家和革命家的著作和事迹，包括康德、黑格尔[16]和马克思……启蒙运动教育着广大的人民，尤其是青年一代。随着近半个多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世界范围的侵略和种种病象和恶政，西方许多学者，已经对资本 主义社会作了大量的深入研究和科学的结构分析，构成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阐明了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乃源起于对生产者工人的剩余价值的剥削，和对殖民地侵略压榨，才构成社会的两极分化，并造成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贫困的范围日渐扩大，而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者，又不会自愿退出历史舞台，这便惟有被压迫者起来革命之一途了！苏联的十月革命便是这样发生的，列宁称之为社会主义之父的普列汉诺夫，当时曾反对十月暴动，认为时机尚未成熟，世界资本主义还有相当的生命力，还没有到达寿终正寝的地步，列宁他们不听，后来十月革命终于成功了。在苏联解体之后，我为此事曾问过郑超麟老人，问他十月革命起义是否真的过早了？他郑重的回答我：“当工人运动真正如火如荼地起来了以后，作为一个革命家，是不能不起来加以支持和领导的”。我想这个道理也可以用来解释1927年陈独秀在上海领导的三次武装起义吧。

　　讲起中国革命，又势必要联系到托洛茨基[17]和斯大林[18]。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起，一直受到斯大林，第三国际的牵制而无法自主，陈独秀做了五任党的总书记，但这个紧箍咒套在头上，常使他很苦闷，眼常常处在抗争与中国支部又为必须跟从第三国际纪律的矛盾中，在中共五大以后，八七会议以前一个多月，他虽然还是五大选出的党的总书记，但他已经“不视事”了。有一份材料，说陈独秀表示“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没有办法做下去”。这就是说他自己退出总书记位子，而不是八七会议开除他的。这以后他便从武汉回到上海长期蛰居闭门深思，研究文字学，和文字学的著述，其所以闭门深思，主要是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上探究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一直到一九二九年一批从莫斯科回国的已经成为托派的留学生，带回来几份托洛茨基的文件，是分析中国大革命及其失败原因的，这才使他逐渐接受了托洛茨基的理论，包括《不断革命论》[19]等等。吴季严也是1929年从莫斯科绕道欧洲回国的，他在苏联已经参加托派了，回国后仍留在党内，不暴露身份，这些陆陆续续回国的托派，包括已经暴露身份的，还常常与流放中的托洛茨基通信，使托洛茨基十分了解中国革命和托派成员的情况，这时中国那些先后从莫斯科回来的托派，已经分成为好几个组织，如“我们的话社”、“十月社”、“战斗社”和拥护陈独秀的一些托派，包括吴季严在内的“无产者社”，因为他们的宣传刊物叫做“无产者”。他们各派意见常常闹分歧，不能统一，这事闹到托洛茨基那里去了，托洛茨基批评他们，主要的意思是：“陈独秀是老革命家，富于斗争经验，应当尊重他，尽快统一起来。”这才统一了起来，开了统一大会，一致选陈独秀为总书记，直至一九三一年，托派组织由于各种原因遭到了破坏，托派主要成员陆续被捕，1931年5月郑超麟被捕，1932年吴季严被捕，陈独秀也被捕，至到1937年日本飞机大轰炸，南京也快要沦陷了，国民党才释放了陈独秀，吴季严比陈独秀稍早出狱的，彭述之这年出狱后就回到上海市恢复了托派组织（多数派），郑超麟先回到安徽皖南，过了很久才回上海，恢复了托派组织（少数派），陈独秀释放后，不去上海，因为他与彭述之在南京监狱中就因政见不合而闹翻了，所以不愿回上海与彭为伍，便从南京直接去了武汉，然后到了四川江津与我们全家共同居住。吴季严出狱后先回到安庆，后来去了湖南四婶的家乡，最后到达四川的，又回到陈独秀身边，不过他为了生活到油溪镇的江津女中教书，不时抽空去江津鹤山坪去看望陈独秀，直到1942年陈独秀去世。

　　陈独秀之所以去四川以著述为生而不去上海重振托派组织，主要还是因为他判断革命还将有一段很长的低潮时期，而当时应当是以民族矛盾为主，所以他主张抗日，对于蒋介石政权，仅仅是支持他抗日而已，蒋介石拉拢他，他也置之不理，这时托派当中，也有人主张对日本采取“失败主义”，认为这样以后对发动群众来进行反对资产资级的阶级斗争更有利，陈独秀则斥是之为荒谬，他认为德日法西斯如果取得了胜利，则以后工人群众的日子会更不好过，工人群众要开展斗争一定会更加困难得多。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判断，陈独秀在四川常常写文章谈论世界大势，我已经把几篇重要的文章，都已经汇集在香港出版的《陈独秀晚年著作选》中了。他还在与几个托派成员的通信中，严肃批评托派成员中的小圈子和关门主义的不良作风。他的视野要宽广得多，是更富有政治远见的，实现社会主义必须是全世界范围，一国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要全世界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大同社会，也必须有物质的极大丰富，这也不是现在生产水平所能达到的。这也是四叔在他的诗句“壮怀未应便消歇，权寄萍踪作小休”中所反映出来的真意。


编者注：

[1] 他因为生活始终不得安定，《法国大革命史》时译时缀，总示在油溪时比较安定一些，译得最多，在江西也翻译了不少，但终于未能完稿。尚缺最后一部分，他翻译极为认真，常为一个问题，要查阅很多书。一次为“短裤党人”一词，他感到有些疑惑，便辗转去信询问郑超老，郑超老回信才解决了，后译为“无短库党人”，盖法国贵族军服都有较豪华短军裤，而第三等级的军服里则无此短裤，故改译为“无短裤党人”；蒋光赤著作亦作“短裤党”，如此称谓，郑超老说是瞿秋白的授意，郑老现在又说，也可译为“长裤党人”；四叔的译稿现存重明弟处，其中只有一章，曾因彭述之索稿，发表在《求真》杂志上，用的笔名是西岑，《欧局之透视》也是用西岑这个笔名的，米勒这部著作，现在已经有别人翻译出版了。

[2] 《叶挺传》卢权、禤倩红著，江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第一版，第64页。

[3] 《叶挺传》第56页。

[4] 这事，他大概很少跟别人提起，王观泉在《陈独秀传》中说“王凡西是托派中唯一在国民党监狱中受到酷刑的。”我已去信向王观泉说明此事。

[5] 彭述之的外号兼有言其迂腐不能灵活运用之意，他不喜欢人家这样称呼他。

[6] 这是“蒋介石”英译音的最后一个音节，当时蒋介石住复兴关，复兴关圈子里的人，就私下用“shiek”称呼蒋介石。

[7] 郑超老说：他知道“留俄同学会”要季严参加，季严不愿意参加。

[8] 四婶告诉我，“小蒋曾经通过一个朋友，要你四叔出来为他做事，被你四叔谢绝了”。

[9] 《欧局之透视》出版后，原有一本存在家中。上海一解放，他的大女儿孟华参加南下服务团，在福建部队文工团，她积极争取入党，好像就是在这个时候，她将这本书交到上面去了。

[10] 《报海忆旧》，1991年3月，上海出版社，第一版。

[11] 《两次大战间美国国民经济之发展》一书，新中国出版社印行，1947年。

[12] 即李季。《狱中鸿爪》中曾提到他，曾著有《马克思传》，解放不久，被约去了北京，并被迫写了一篇检讨的文章，登在《人民日报》上。

[13] 佐佐木力，日本托派成员，陈独秀研究会会长，东京大学教授。

[14] 托派们常爱引用十八世纪荷兰唯物论哲学家斯宾诺莎的一句名言：“不要哭，不要笑，而要理解。

[15] 早年在杭州时，一代大儒马一浮就说他能背诵一部杜甫诗的全集了。

[16] 西方集古典哲学家之大成者康德和黑格尔极受陈独秀和托派的重视，虽然他们的本体论是唯心主义的，但认识论、思想方法却极其富于辩证法的合理因素。康德著有《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等许多著作，对理性思维有很深的研究，而且崇尚科学，本来就是一位天文学方面的学者，托派高语罕在30年代就有《康德的辩证法》一书问世。黑格尔更是辩证法大师，马克思早年就是青年黑格尔派，他著有《小逻辑》、《逻辑学》（即大逻辑）等大量著作，托派们常尊称他为“老头子”，黑格尔有一著名的哲学命题：“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庸人们都认为他是在颂扬和维护普鲁士王朝的现政权，恩格斯则作了深刻的解释，即：凡是现实的事物，都能找到它存在的合理的理由，凡是合理的必将成为现实！这一革命的含义！

[17] 托洛茨基，苏联的老布尔什维克，革命家，是他十月坐镇在冬宫领导了这次革命的，他还是苏联红军的创建者和组织者。革命暴发后列宁才回到国内，在冬宫列宁当时曾要他担任苏维埃的主席，托洛茨基坚决的拒绝了，认为应该由列宁担任，一个何等心胸的革命家，直到列宁中风以后，斯大林便拉帮结派，开始一步一步的排斥托洛茨基，试图在党内专权，其手段也日渐专横毒辣，后来终于借暗杀老布尔什维克基洛夫，而把暗杀的罪名加在了托洛茨基的头上，并将托洛茨基革职流放，托洛茨基也积极与之斗争，与一些老布尔什维克组成了左翼反对派（托派），斯大林出于害怕托派的影响，便进一步把他驱除国境，托洛茨基以后辗转流亡到了墨西哥，由许多国内的托派或同情者在保护着他。但斯大林仍贼心不死，不止一次要杀害他，这时他为了更深入的研究经济问题，正在研究统计学，斯大林便收买了一名搞统计学的人，并扣压了他的母亲作为人质，让他以同情者的身份，去托洛茨基家，去与他讨论统计学上的问题，这个特务进入书房以后，便趁机用手斧把托洛茨基杀害了，托洛茨基倒下时，大叫了一声：“他们成功了！”这个特务被捕以后，也供认不讳，关押了若干年以后又被释放了。
　　斯大林篡政独裁以后，不仅杀害了托洛茨基，还杀了许多老布尔什维克，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说：“如果列宁不死，一定会被斯大林关在监狱里的！”斯大林罗织了许多罪名，说托洛茨基是德国法西斯的间谍，是无恶不作的匪帮，并大量逮捕托派及同情者，加以秘密审判和杀害，曾引起国际上强烈的反响，罗素和杜威等著名学者，都联名公开为之声辩。这跟中共当时诬陷陈独秀是汉奸，每月拿日本人300元的津贴等等，真是如出一辙！及至苏共二十大时，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才揭露了当年斯大林罪恶的种种真相，托洛茨基的罪名才终于得到澄清。

[18] 斯大林的独裁，在国际上则表现为，操纵和把持第三国际，使它成了专为苏联利益服务的工具，苏联共产党则成了老子党，对其它国家的共产党瞎指挥，制定不切各国实际的错误政策。他先后派第三国际驻中国的代表鲍罗廷等人来中国，像太上皇一样坐镇指挥，包括要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中共发给党员的党内文件，都要向国民党汇报，不得反对国民党和三民主义……，使党完全失去了自主权，党内包括陈独秀在内许多同志都表示反对（只同意党外合作式的国共合作）。第三次武装起义以后，又命令上海的工人武装完全缴械，造成蒋介石杀害了大量的共产党员，这时期明明是革命的低潮。斯大林第三国际郤从理论上提出，革命正走向另一个高潮，在这一错误的极左路线的指导下，要求各支部的党员纷纷上街“飞行集会”，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又致使大量的党员和工人被捕……使中国革命受到惨重的损失，斯大林这种种错误的政策，受到了当时托洛茨基的严厉的批判，由于斯大林执行了国内国际一系列错误的政策，致使托洛茨基判定，第三国际这一被斯大林利用的躯壳，已经死亡了，于是他决定重新建立新的国际——第四国际，来服务于各国共产党的实际斗争。

[19] 从社会发展来看，例如欧洲的中世纪，那是典型的封建社会，大地主专权，直到十八世纪法国法革命以后，才发生资产阶级革地主阶级的命，实现资本家专政，在欧洲才陆续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例如法国德国等等，但托洛茨基发现这以后还有许多国家，则是资产阶级依靠封建地主们的支持和配合来长期执政的，形成了独特的历史阶段，例如帝俄时代的俄罗斯和中国等等，这便是托洛茨基所提出的“配合发展律”在这种情况下，与资本主义伴生的的工人阶级起来革命，究竟是革地主的命呢（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是革资本家的命（社会主义革命）呢？是按照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无产阶级先进行反封建地主的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资产阶专政的共和国（让资产阶级一步步壮大，直至武装带牙齿），然后第二阶段再起来反抗资产阶级共和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呢？即把革命分为两个历史阶级进行？
　　托洛茨基认为，处在这种情况下的无产阶级革命，即工人阶级领导贫农、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部分资产阶级左派进行革命，必须紧紧掌握革命的领导权，革命不仅要没收土地，实行土地革命，侵犯地主阶级的利益，也一定会没收银行，侵犯资产阶级的利益，然后无产阶级才能真正获得政权实现专政的，十月革命也是按照这一进程实行的，它决不应当是实行了土地革命，停留在资产阶级的阶段上，把政权拱手交给资产阶级建立资产共和国（即在二月革命时，让克伦斯基专政），把她养肥了，再慢慢起来革她的命，去实现社会主义（即革命发展阶段论），而是在无产阶级紧紧掌握着革命的领导权，在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也就把土地革命的任务一同完成了，这就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托洛茨基认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在一个国家孤立的建设社会主义，由于大量资本主义国家包围最终是不可能成功的（现在已经证实了）她必须依赖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断取得成功，这一国际的广泛支援，社会主义最终才能得以实现，这也是“不断革命论”另一重要的含义。而斯大林恰恰提出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和革命发展阶级，所以他通过第三国际指导中国革命，认为中国在革命的第一阶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让蒋介石来充分发挥作用，这期间苏联给蒋介石提供了大量的军火，中国共产党必须参加到国民党中去，使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完全丧了领导权，最后导致了中国大革命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