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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四叔

启明




  四叔离开我们已快60载,虽然和四叔接触不多,却印象深刻,至今难忘。

  在安庆西门外大新桥老屋,前面是“吴永顺”杂货店店铺,二进是露天大院子,三进是两层楼的住房。一层左侧是我们二房的住房,右侧是三叔;二楼是奶奶、大妈、四叔的住房。印象中,四叔的房间常年空着。

  1937年9月全家弃屋逃难时我6岁,儿时,四叔对我来说是遥远而模糊的。

  四叔早期的经历,是看了父亲的回忆文字才有所了解,据父亲回忆:

  1916年前后,在私塾读书时,与诸同学发起创办“晨星周刊”,发刊宗旨为:“在黎明前的黑暗时期,期以吾人微弱之光,照亮前进的道路。”经费由同学共同负担。编辑和校对则由余及四弟负责。后因经费与销路关系,仅出两期即告停刊。

  1922年秋,为减轻家庭负担,又受延年,乔年表兄留法勤工俭学之影响,余与四弟由二舅介绍,入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半工半读。

  余因病自中华职校休学回家,埋头自学进修,经史诸子书及清代朴学家书均有涉猎。读书之余,随写心得,积15本之多,经整理补充,写成论文随笔多篇,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副刊上发表,如“李白诗及思想”、“杜甫诗中涉及的社会问题”、“白乐天诗的特色”、“《读墨微言》评议”等。所得稿费即补助四弟在沪读书之费用。

  1924年秋,我和四弟由舅舅介绍进入上海大学读书。上大是中共创办的大学,成立于1922年10月23日,于1927年4月12日被蒋介石查封。上大位于租界内的西摩路(今陕西北路),余读中国文学系,四弟读社会科学系。瞿秋白、沈雁冰、杨杏佛、恽代英等任教。

  父亲提起四叔,总是充满钦佩,并为自己有这样的弟弟而骄傲。在他遗留的“忆四弟”诗稿中,有这样的诗句:

投身革命日奔忙,贫困饥寒是惯常。
难忘狱中相探望,铁栏相隔各神伤。
轮番刑讯枉拘囚,百练金刚绕指柔。
自道狱中胜大学,漫长岁月好潜修。
当年非法判无期,几度濒临不测时,
坚决斗争直到底,甘为主义作牺牲。



  1937年7月7日,日寇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11月上海失守,日军合围南京,国民政府迁至武汉。安徽省政府由安庆迁到六安,学校停办,人心惶惶,安庆已成为一座不设防的城市。

  9月,在奶奶的率领下,和大妈、三叔、三妈、小姑等离开安庆到望江县避难。12月13日南京失陷,安庆遭日军轰炸,形势日益紧张,回乡之梦彻底破灭,1938年初我们离开望江,从此踏上颠沛流离的流亡之路。

  经由九江先到汉口,逃向何方,谁也说不清,这时四叔在湖南醴陵,建议我们到长沙。

  1938年2月,我们一家5口由武昌火车站乘卧铺车到达长沙。父亲回忆说:“时四弟季严已先到,安排一切,客里相逢,倍觉欣然。”

  四叔安排我们住在长沙南门一旅馆中。这间旅馆是家庭式的,一间大厅堂兼饭厅,二厢住房,古色古香,老板热情周到,大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供应伙食,一日三餐,湖南人的习惯,三餐都是干饭(穷人才吃稀饭)。适逢端午节,加餐,菜肴丰盛,还供应雄黄酒,咸鸭蛋,粽子。在逃难中惶惶不可终日的情绪得以舒缓,有此安静的小憩,真要感激四叔的安排。父亲甚至有兴趣带我们游览长沙市最繁华热闹的八角亭,父亲后来有这样的诗句记录当时的心情:

揽胜来游八角亭,将儿携女作闲行。
熙来攘往摩肩背,半是他乡客地人。


  这样的日子过了四个月,四叔告知全家入川的决定,我们于1938年6月离开美丽的长沙,返回汉口,经宜昌入川,7月上旬到达重庆,与奶奶一行汇合,开始长达八年的抗战生活。

  就在我们离开长沙四个多月后,长沙被一场大火烧毁,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长沙大火”。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在蒋介石的“焦土抗战”的指导下,人为纵火,由11月12日凌晨起大火烧了五天五夜。2500年历史的长沙古城毁灭殆尽,3000多人丧生火海,长沙人民流离失所,造成的经济和文物损失难以估量。这是因日寇侵华而发生的又一惨剧。


  1939年秋到1943年秋,父亲任教于重庆博学中学,是所内迁的教会学校,校址在南岸黄桷桠的最高处一背风铺,我家三间茅草屋在学校大操场下一山腰中,泥墙,土地,冬天室内亦可结冰。背风铺交通不便,供应困难,这四年是我们在四川最为艰苦的时期。

  我们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上山不易,难得有人来访。

  大约是1940年夏,突然来了一位“贵客”,皮肤晒得很黑,风尘仆仆来到家中,竟是和蔼可亲的四叔。

  妈妈忙着给四叔清洗满是尘土的衣服,父亲和他畅叙阔别之情。由于事先毫无知晓,四叔的到来给山居寂寞的我们带来意外的惊喜。

  当时四叔是在油溪女中教书,从油溪出发要乘小轮船到江津,再乘大轮船到重庆。那时万里长江无一桥,要乘小轮船渡江到南岸龙门浩。开始爬山,经黄桷桠,一路都是陡峭的石级,走一段要喘喘气才能继续攀登,要爬数千级石级,才能到达背风铺。四叔不顾长途跋涉,登山来探,令我们长久为之感动。

  1998年我和孟明兄到重庆,一同专程探访背风铺,旅程要简单得多。从重庆市乘出租车越过长江大桥,直接开到黄桷桠山口,然后奋力登山,虽然省去了一半山路路程。仍然有些吃力,当年的石梯级已经残缺不全,背风铺已被荒草掩盖,到了山顶居然找到我们家茅屋所在的土坡平台。青松依尽,校舍茅屋均已荡然无存。一片荒凉景象,40多年后重访故地,回想往事,不胜感慨!


  1943年秋,父亲应邀到江津几江女中任教,结束了背风铺四年的山居生活。

  几江女中校址借用江津文庙,文庙占地很大,内有祭孔的大成殿、祭祀广场、钟鼓楼、黄色琉璃瓦的盘龙高墙及放生池。学校教室和教师宿舍就利用其他房舍。

  当时四叔、四妈住在几江女中临近的清平巷,有后街相通。建明胆子很大,常常到几江女中去玩,居然攀爬上弧形的高墙,高墙铺有琉璃瓦,又高又滑,下方就是放生池,异常惊险。

  我也常到清平巷去玩,和四叔、四妈、孟明一起打麻将。四叔玩起来兴致很高,还常和我开玩笑。我有一句安庆话的口头语:“教他莫的”,他也常常学我说,“教他莫的”,一改往日的严肃。

  他穿着朴素整洁,白衬衫自己洗,耀眼的白色衬衣晒在院子里,至今犹记。

  清平巷客人不少,来客和四叔在书房内倾谈,欢声笑语不断。我有幸在那里见到一些著名作家,现在只记得有王亚平和臧克家。


  1949年初,国共两军在安庆激战,那时正是我在圣保罗中学毕业前夕,在炮声隆隆中,许多同学离校避难。

  1949年4月22日安庆解放,5月20日我班举行高中毕业典礼时只剩下8名同学。学校随即宣告停办。父亲就此失业。

  5月27日上海解放。大约是7月份,父亲带我去上海。上海刚解放不久。国民党飞机还经常派飞机轰炸上海。火车到南翔站就停开,我们只好提前下车,乘了一部三轮车到上海市区。

  四叔家住在静安区愚园路四明别墅。四叔、四妈热情接待我们,当时四叔靠翻译外文为生。正如父亲“忆四弟”诗中所说:“晨昏伏案呕心血,矻矻穷年忘暑寒。”很是辛苦。

  那时四明别墅的生活还是很好的,充满舒适温馨的气氛。

  四妈买菜、做饭,操持家务更是忙碌。我也常陪她一起去菜市场买菜,有一次雨后积水不消,涉水买菜,记忆犹新。四妈烧菜水平很高,再加上无锡大米做的饭,非常可口。有时四叔、四妈出去应酬,就给些钱让我带着弟妹们,这时大家很高兴,就到外面买些面包、点心当饭。

  四叔家有一台收音机,经常可以收到京剧节目,悠扬的旋律,美妙的唱腔,令人陶醉,我对京剧的兴趣就是这时培养起来。准备高考的事情早已忘到九霄云外了。

  四叔看起来严肃,其实和蔼,对我一点架子也没有。我有时为了找话题,会提出一些很幼稚的问题,如:“恩格斯是哪国人”,他也耐心回答。

  那时我对时局、政治一点也不关心,四叔有时谈到一些事非常激动,甚至会拍桌子,现在回想起来,他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和舅爷爷是一脉相承的。可惜当时未能很好的讨教。

  当时高考不是统一招生,可以报考很多大学,我报了几所学校,报名费都是四叔给的。结果被两所大学录取,我自己挑选了北京铁道管理学院材料系。

  1949年10月,我告别父亲和四叔、四妈,只身一人离开上海,带着简单的行李去到北京。

  在四明别墅的两个多月是我和四叔相处最长的时间。此后在北京念书期间,放暑假都是回安庆看望妈妈,没有回过上海。

  1952年7月9日,四叔因中风去世,当时我在唐山铁道学院读书,惊悉噩耗,悲痛不已。

  四叔患有严重的高血压,但迫于生计,不能停下翻译工作,高强度的脑力劳动,又没有很好控制血压;终于导致中风,英年早逝,令人万分惋惜!

  四叔的一生为革命,忧国忧民;对家人们是依靠、主心骨,舍己为人,鞠躬尽瘁。

  他在《劫中鸿爪》中说:“我是在为着新社会的诞生分担了一份阵痛,这在我当时的意识中引起了一种庄严的感觉。”多么伟大的情怀,敬爱的四叔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