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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两个好友
重明
（2013年6月23日）
杜畏之
杜畏之（1904–1991），原名屠庆祺。杜畏之是他1930年以后写文章时用的笔名。杜畏之是河南永城县人，生于一个小商人家庭。1925年初加了共青团（出国前）。
杜畏之极有外语天赋，在国内他学过英语、俄语，在莫斯科利用优越的学习条件又学会了德语和法语。这四国外语杜畏之都达到了相当精通的程度。以后他还涉猎波兰语、捷克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等。杜畏之真可谓是位“语言天才”。
一、“语言天才”却成了中国的“托派头子”
1952年底中共“大肃托”，杜入了狱。这位语言天才却成了中国的“托派头子”，这真是一个历史的大悲剧！一位“托龄”只有一年多（31-32年），从未在托派组织中担任过什么职位，且潜心于翻译的学者，怎么却成了“托派头子”呢？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除了陈独秀极少数人以外，杜畏之是托派中最出名的的了。他翻译了许多马列主义的经典名著，有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普列汉诺夫的“战斗的唯物论”，罗曼诺夫的“帝俄侵略满洲史”等几十本。这些都是极难翻译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也只有像他这样通晓十多种外语的大家才能翻译得出来。应该说，这些马列主义经典名作的翻译出版，是杜畏之对中国文化事业、对马列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大贡献，一直到现在，杜的译本还是被翻译界认为是最经典、最权威的。
“著作等身”，因为最出名，所以就成了“托派头子”。还是因为出名，52年底“大肃托”中，被重判为“无期徒刑”。
二、“语言天才”不寻常的现身
1963年，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就国际共产主义的种种问题爆发了“大论战”。为了将中国的观点传播到全世界，懂得马列主义的高级翻译人才奇缺，参加过中国党的“六大”的陈伯达和康生不约而同的想到身在“提篮桥”监狱的杜畏之这样一位难得的人才。奇才杜畏之又一次显露出他的光辉，担当起“翻译组长”重任。
70年代初，有一份中央红头文件发至全国，点名托匪头子杜畏之“戴罪立功”，揭发反革命分子陈伯达是“托派”。在单位我听完文件的宣读，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随后定下神来，再去看看那红头文件，这才不得不相信，我父亲的好朋友，一下子成了爆炸性新闻人物，真是奇人奇观。
三、语言天才的心声
下面说一说这位语言天才的心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早在中国大陆即将解放的前夜，中国托派的一些重要人物，如彭述之、王文元等都纷纷去了海外，但他却没有走。他很早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又翻译了许多马列主义著作，还曾遭受过李立三路线的迫害，并饱受国民党的惊吓。他这位仅参加过一年半的托派，自觉光明磊落，说得清道得明，何必要去海外，何况自己还要为新中国尽一份力，献身于新中国的翻译事业。
四、子女的遭遇
杜畏之有一男两女三个子女，当初还只十六七。52年底“大肃托”后不久，上海市公安局的几位不速之客，就上门来了。谈完话后，每人发一张“具结书”，要求当场签字画押。内容是“保证以后不向任何亲戚、朋友、同学，社会上认识的、不认识的谈到你们的父亲，否则，一切后果自己负责。”这种恐吓与威胁有违于宪法，还有“株连九族”之嫌。
杜伯伯（杜畏之）和我父亲（吴季严）差不多都在上世纪20年代初，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是党成立初期的党员；也差不多在1925年左右去了莫斯科留学，在苏期间和大多数留学生一样，接受了托洛斯基的托派思想；1929年他们回国，以后也都参加了托派；1932年一同被捕，真可谓同生死共患难。两人出狱后，各自都退出了托派。为此父亲改名为吴希之。解放前夕，他们两决定留下了，迎接新中国的到来。
1951年他俩都在从事俄文翻译工作，时不时有所往来。有一次他们俩谈起怎么安度晚年的打算：在甲天下的苏杭湖边安身，还有一套“二十四”史，每天翻阅着“二十四”史，品尝着西湖龙井，美哉美哉。
1952年8月我父亲突发脑溢血过世，那时我们都还小，我小学刚毕业。父亲的后事多亏杜伯伯帮忙。让父亲安息在苏州，也算了却了父亲的一个宿愿。安葬那天杜伯伯带着母亲和我，到了苏州灵岩山，安葬完毕后，母亲比较劳累，就在墓地休息了。我随杜伯伯上山顶转了一圈。杜伯伯见一位方丈静坐在附近的亭子里，便上前搭讪，他们对坐，聊起了佛学，我在旁边听着。聊着聊着，杜伯伯他忽然出言：“不久，我也要入佛门……”。从他的神态来看，好像不在是开玩笑。这下子把我听傻了。年底突然来了个“大肃托”，把他给“肃”了进去。现在想想，杜伯伯大概事先就有所预感。
1950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托派头面人物刘仁静和李季的声明，同时加发了一个措辞非常严厉的“编者按”，引用了斯大林的一段名言：“现在的托洛茨基主义，并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派，而是一个无原则的、无思想的、暗害者、军事破坏者、侦探间谍、杀手凶手的匪帮，是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是外国侦探机构雇用的奸细”。于是形势变得严峻起来。看来杜伯伯的“预感”由此而生。幸好父亲早逝，也因此免遭20年的牢狱之难。
1952年12月22日，斯大林73岁生日后仅一天，全国的公安机关一起动手，开始“大肃托”。杜畏之自然无法幸免，被关进了上海南车站路看守所。1955年被判处无期徒刑。这是完全出乎杜畏之以及其它几乎所有的托派人士意料的，除了郑超麟、尹宽、喻守一、黄鉴铜等4人“因罪恶太大，无法判决”（事实上是终身监禁）以外，杜畏之是判得最重的一个。
1972年10月“大赦”，释放了全部在押的托派，杜畏之才走出秦城监狱。
1992年6月，这位学识过人的天才，20年的铁窗生活，一生的坎坷，令其木然无语，就这样默默与世长辞，享年87。老人的墓地也选在苏州。杜畏之和父亲这对好朋友，他们又聚在一起了。
郑超麟
父亲的另一位好朋友是郑超麟（1901-1998）。说他简单也很简单，按他自己的说法：“因为我是共产党，国民党关了我5年；因为我是托派，共产党关了我27年。一个人32年在监狱里度过，简直不可想象。”
1951年，我们都在上海。住的的地方离郑伯伯家不远，坐车也只有一站路。一天，父母带着我上郑伯伯家去玩。他们住在一间不大的亭子间里，我们到时，他们夫妻两刚起床，简单的收拾了一下，在一张不大的桌子上，摆了点吃的招待我们。大人们谈了一阵以后，郑伯母一刻不停地打量着我，指着墙上的照片，和蔼地跟我说：“那是我儿子的照片，如果还活着，跟你一样大，一样漂亮”，父亲顺水推舟的接了句“那就给你当干儿子吧”，她急切地望着我；在母亲的示意下，我点了点头。这样我就成了郑伯伯的干儿子了。当时，我下意识打量了一下郑伯伯的头顶，发现同爸爸一样，也谢了顶。要不，郑伯伯出狱，我怎么一下子认出他来呢？郑伯伯说话还是那么有点结巴，语速还是那么缓慢，可记性极强，思维敏捷，条理极为清晰。
郑伯伯一连带我玩了几天，大世界，电影院，买金色笔杆的圆珠笔、美工刀，当然，也少不了好吃的。当时，我年纪小，对郑超麟是怎样的人，全然不知。
父亲书桌旁有一个不起眼的小书架，两三层，也能放置两三百本书，我印象比较深的比如黑格尔传、杜畏之翻译的“自然辩证法”、李季的“马克思传”、郑超麟翻译的“诸神复活”、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就是没有斯大林的。52年底“大肃托”，郑超麟也开始了他27年的铁窗生活。至此我才慢慢的逐渐了解他。
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郑超麟就一直负责党的宣传工作，我父亲也差不多参与此项工作。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斯大林把“大革命”失败责任全栽在陈独秀身上，然后又通过他们的中国门徒，把汉奸、特务、叛徒、反革命分子的脏水泼到他的身上。这时陈也非常苦闷，并引起了他对革命的反思和对未来革命道路的新探索。在一些留苏学生的影响下，陈接受了托派思想，后来成立了托派组织。父亲和他的好友因参加了托派组织，都被开除出党。郑超麟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大浪潮中，此后他一直坚持托洛斯基思想，（尽管他也认为托洛斯基有些地方提法不妥）从未改弦更张。就是在27年的牢狱生活中，直到大赦，他还坚持自己没有错，没有罪。史学界有人士，对他这种目标如一，追求信念的精神也有敬佩之词。并认为郑超麟是一位少有的革命理论家，活动家，翻译家，长寿多产作家。
说他是理论家，他深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逐渐放弃了原先的孔孟乃至老子学说，转而接受陈独秀等所提倡的民主与科学的主张。稍后，又接受了马列主义，最后扎根于托洛斯基主义。
说他是活动家，放映过一部有关“邓小平”的纪录片一九一九年去法国“勤工俭学”。他跟邓小平是上下铺。影片中，是他为邓小平当年在法国“勤工俭学”做的见证；担任过党办的上海大学教员；参加过有名的“五卅运动”，和第二、第三的上海工人起义；参加过中共第五届党代会和“八七”会议。
一九二九—三〇年，开始接触到托洛斯基有关中国革命的文件，转向托派。并在中国托派统一组织担任中委兼宣传部主任。不久，被国民党判刑十五年（实际在狱七年，也有说五年）。中国托派组织于一九四二年重新分裂，郑超麟是后来命名为“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的那一派领导人之一。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大肃托”，他的工人党的全体党员，及所有中国托派，连同他们的同情者全部入狱。
从一九七九年六月出狱到一九九八年八月寿终的19年的晚年的“退休”生活中，尽管他身体因长期受到摧残而局部残废，他还是继续思索和不停地写作着。
78岁到97岁这19年，还身带残疾，日夜辛劳。他在抢时间，他在还愿，他要把一生的时间补回来。这段时间内，他协助了一些史学家编写中国革命与中共（包括托派）的信史；纠正了过去官方历史家所作的有意或无意的歪曲，特别是对陈独秀的污蔑与歪曲。来访的学者、记者、史学工作者络绎不绝，都要请教一下这位“活字典”，因为他的记忆力特别强。对事件，人物，时间，地点，记得一清二楚；他还要写自传，和其他一些文章。他的字写得很草，而且是垫着板子写的，板子翘起来几乎挨着胸；他的字也只有侄外孙女和周履锵才认识，每次都是由他们重抄。
说他是翻译家和长寿多产作家：
一九七九年以后出版的著作就有：
郑超麟回忆录 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内部发行）
郑超麟回忆录（再版） 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内部发行）
郑超麟回忆录（三版） 东方出版社出版
诸神复活（重版） 三联书店出版
诸神复活（三版） 三联书店出版
玉尹残集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怀旧集 东方出坂社出版
髫龄杂忆 福建《漳平文史资料》特辑
郑超麟回忆录（德文版）（英文版）（日文版）
《从苏联归来》附答客难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郑超麟晚年文集（共三卷） 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
尽管他在狱中32年，出狱后，他感到“德先生”，“赛先生”这一页还是没有翻过去。他认为托洛斯基主义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至少不会出现斯大林的独裁与暴政。他是一位孜孜不倦，永不言败，战斗不息的真正献身革命的斗士，是真正坚持自己终身信念的不屈伟人。余生的19年，每日伏案写作，直至生命结束。他的意志和毅力何等非凡。他的一生值得我们敬重与缅怀。
2013年6月23日
重明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