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吴季严 -> 吴季严纪念文集(2014年)

父亲的两个好友

重明

(2013年6月23日)



杜畏之


  杜畏之(1904–1991),原名屠庆祺。杜畏之是他1930年以后写文章时用的笔名。杜畏之是河南永城县人,生于一个小商人家庭。1925年初加了共青团(出国前)。

  杜畏之极有外语天赋,在国内他学过英语、俄语,在莫斯科利用优越的学习条件又学会了德语和法语。这四国外语杜畏之都达到了相当精通的程度。以后他还涉猎波兰语、捷克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等。杜畏之真可谓是位“语言天才”。

一、“语言天才”却成了中国的“托派头子”


  1952年底中共“大肃托”,杜入了狱。这位语言天才却成了中国的“托派头子”,这真是一个历史的大悲剧!一位“托龄”只有一年多(31-32年),从未在托派组织中担任过什么职位,且潜心于翻译的学者,怎么却成了“托派头子”呢?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除了陈独秀极少数人以外,杜畏之是托派中最出名的的了。他翻译了许多马列主义的经典名著,有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普列汉诺夫的“战斗的唯物论”,罗曼诺夫的“帝俄侵略满洲史”等几十本。这些都是极难翻译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也只有像他这样通晓十多种外语的大家才能翻译得出来。应该说,这些马列主义经典名作的翻译出版,是杜畏之对中国文化事业、对马列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大贡献,一直到现在,杜的译本还是被翻译界认为是最经典、最权威的。

  “著作等身”,因为最出名,所以就成了“托派头子”。还是因为出名,52年底“大肃托”中,被重判为“无期徒刑”。

二、“语言天才”不寻常的现身


  1963年,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就国际共产主义的种种问题爆发了“大论战”。为了将中国的观点传播到全世界,懂得马列主义的高级翻译人才奇缺,参加过中国党的“六大”的陈伯达和康生不约而同的想到身在“提篮桥”监狱的杜畏之这样一位难得的人才。奇才杜畏之又一次显露出他的光辉,担当起“翻译组长”重任。

  70年代初,有一份中央红头文件发至全国,点名托匪头子杜畏之“戴罪立功”,揭发反革命分子陈伯达是“托派”。在单位我听完文件的宣读,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随后定下神来,再去看看那红头文件,这才不得不相信,我父亲的好朋友,一下子成了爆炸性新闻人物,真是奇人奇观。

三、语言天才的心声


  下面说一说这位语言天才的心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早在中国大陆即将解放的前夜,中国托派的一些重要人物,如彭述之、王文元等都纷纷去了海外,但他却没有走。他很早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又翻译了许多马列主义著作,还曾遭受过李立三路线的迫害,并饱受国民党的惊吓。他这位仅参加过一年半的托派,自觉光明磊落,说得清道得明,何必要去海外,何况自己还要为新中国尽一份力,献身于新中国的翻译事业。

四、子女的遭遇


  杜畏之有一男两女三个子女,当初还只十六七。52年底“大肃托”后不久,上海市公安局的几位不速之客,就上门来了。谈完话后,每人发一张“具结书”,要求当场签字画押。内容是“保证以后不向任何亲戚、朋友、同学,社会上认识的、不认识的谈到你们的父亲,否则,一切后果自己负责。”这种恐吓与威胁有违于宪法,还有“株连九族”之嫌。

  杜伯伯(杜畏之)和我父亲(吴季严)差不多都在上世纪20年代初,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是党成立初期的党员;也差不多在1925年左右去了莫斯科留学,在苏期间和大多数留学生一样,接受了托洛斯基的托派思想;1929年他们回国,以后也都参加了托派;1932年一同被捕,真可谓同生死共患难。两人出狱后,各自都退出了托派。为此父亲改名为吴希之。解放前夕,他们两决定留下了,迎接新中国的到来。

  1951年他俩都在从事俄文翻译工作,时不时有所往来。有一次他们俩谈起怎么安度晚年的打算:在甲天下的苏杭湖边安身,还有一套“二十四”史,每天翻阅着“二十四”史,品尝着西湖龙井,美哉美哉。

  1952年8月我父亲突发脑溢血过世,那时我们都还小,我小学刚毕业。父亲的后事多亏杜伯伯帮忙。让父亲安息在苏州,也算了却了父亲的一个宿愿。安葬那天杜伯伯带着母亲和我,到了苏州灵岩山,安葬完毕后,母亲比较劳累,就在墓地休息了。我随杜伯伯上山顶转了一圈。杜伯伯见一位方丈静坐在附近的亭子里,便上前搭讪,他们对坐,聊起了佛学,我在旁边听着。聊着聊着,杜伯伯他忽然出言:“不久,我也要入佛门……”。从他的神态来看,好像不在是开玩笑。这下子把我听傻了。年底突然来了个“大肃托”,把他给“肃”了进去。现在想想,杜伯伯大概事先就有所预感。

  1950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托派头面人物刘仁静和李季的声明,同时加发了一个措辞非常严厉的“编者按”,引用了斯大林的一段名言:“现在的托洛茨基主义,并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派,而是一个无原则的、无思想的、暗害者、军事破坏者、侦探间谍、杀手凶手的匪帮,是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是外国侦探机构雇用的奸细”。于是形势变得严峻起来。看来杜伯伯的“预感”由此而生。幸好父亲早逝,也因此免遭20年的牢狱之难。

  1952年12月22日,斯大林73岁生日后仅一天,全国的公安机关一起动手,开始“大肃托”。杜畏之自然无法幸免,被关进了上海南车站路看守所。1955年被判处无期徒刑。这是完全出乎杜畏之以及其它几乎所有的托派人士意料的,除了郑超麟、尹宽、喻守一、黄鉴铜等4人“因罪恶太大,无法判决”(事实上是终身监禁)以外,杜畏之是判得最重的一个。

  1972年10月“大赦”,释放了全部在押的托派,杜畏之才走出秦城监狱。

  1992年6月,这位学识过人的天才,20年的铁窗生活,一生的坎坷,令其木然无语,就这样默默与世长辞,享年87。老人的墓地也选在苏州。杜畏之和父亲这对好朋友,他们又聚在一起了。

郑超麟


  父亲的另一位好朋友是郑超麟(1901-1998)。说他简单也很简单,按他自己的说法:“因为我是共产党,国民党关了我5年;因为我是托派,共产党关了我27年。一个人32年在监狱里度过,简直不可想象。”

  1951年,我们都在上海。住的的地方离郑伯伯家不远,坐车也只有一站路。一天,父母带着我上郑伯伯家去玩。他们住在一间不大的亭子间里,我们到时,他们夫妻两刚起床,简单的收拾了一下,在一张不大的桌子上,摆了点吃的招待我们。大人们谈了一阵以后,郑伯母一刻不停地打量着我,指着墙上的照片,和蔼地跟我说:“那是我儿子的照片,如果还活着,跟你一样大,一样漂亮”,父亲顺水推舟的接了句“那就给你当干儿子吧”,她急切地望着我;在母亲的示意下,我点了点头。这样我就成了郑伯伯的干儿子了。当时,我下意识打量了一下郑伯伯的头顶,发现同爸爸一样,也谢了顶。要不,郑伯伯出狱,我怎么一下子认出他来呢?郑伯伯说话还是那么有点结巴,语速还是那么缓慢,可记性极强,思维敏捷,条理极为清晰。

  郑伯伯一连带我玩了几天,大世界,电影院,买金色笔杆的圆珠笔、美工刀,当然,也少不了好吃的。当时,我年纪小,对郑超麟是怎样的人,全然不知。

  父亲书桌旁有一个不起眼的小书架,两三层,也能放置两三百本书,我印象比较深的比如黑格尔传、杜畏之翻译的“自然辩证法”、李季的“马克思传”、郑超麟翻译的“诸神复活”、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就是没有斯大林的。52年底“大肃托”,郑超麟也开始了他27年的铁窗生活。至此我才慢慢的逐渐了解他。

  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郑超麟就一直负责党的宣传工作,我父亲也差不多参与此项工作。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斯大林把“大革命”失败责任全栽在陈独秀身上,然后又通过他们的中国门徒,把汉奸、特务、叛徒、反革命分子的脏水泼到他的身上。这时陈也非常苦闷,并引起了他对革命的反思和对未来革命道路的新探索。在一些留苏学生的影响下,陈接受了托派思想,后来成立了托派组织。父亲和他的好友因参加了托派组织,都被开除出党。郑超麟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大浪潮中,此后他一直坚持托洛斯基思想,(尽管他也认为托洛斯基有些地方提法不妥)从未改弦更张。就是在27年的牢狱生活中,直到大赦,他还坚持自己没有错,没有罪。史学界有人士,对他这种目标如一,追求信念的精神也有敬佩之词。并认为郑超麟是一位少有的革命理论家,活动家,翻译家,长寿多产作家。

  说他是理论家,他深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逐渐放弃了原先的孔孟乃至老子学说,转而接受陈独秀等所提倡的民主与科学的主张。稍后,又接受了马列主义,最后扎根于托洛斯基主义。

  说他是活动家,放映过一部有关“邓小平”的纪录片一九一九年去法国“勤工俭学”。他跟邓小平是上下铺。影片中,是他为邓小平当年在法国“勤工俭学”做的见证;担任过党办的上海大学教员;参加过有名的“五卅运动”,和第二、第三的上海工人起义;参加过中共第五届党代会和“八七”会议。

  一九二九—三〇年,开始接触到托洛斯基有关中国革命的文件,转向托派。并在中国托派统一组织担任中委兼宣传部主任。不久,被国民党判刑十五年(实际在狱七年,也有说五年)。中国托派组织于一九四二年重新分裂,郑超麟是后来命名为“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的那一派领导人之一。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大肃托”,他的工人党的全体党员,及所有中国托派,连同他们的同情者全部入狱。

  从一九七九年六月出狱到一九九八年八月寿终的19年的晚年的“退休”生活中,尽管他身体因长期受到摧残而局部残废,他还是继续思索和不停地写作着。

  78岁到97岁这19年,还身带残疾,日夜辛劳。他在抢时间,他在还愿,他要把一生的时间补回来。这段时间内,他协助了一些史学家编写中国革命与中共(包括托派)的信史;纠正了过去官方历史家所作的有意或无意的歪曲,特别是对陈独秀的污蔑与歪曲。来访的学者、记者、史学工作者络绎不绝,都要请教一下这位“活字典”,因为他的记忆力特别强。对事件,人物,时间,地点,记得一清二楚;他还要写自传,和其他一些文章。他的字写得很草,而且是垫着板子写的,板子翘起来几乎挨着胸;他的字也只有侄外孙女和周履锵才认识,每次都是由他们重抄。

  说他是翻译家和长寿多产作家:

  一九七九年以后出版的著作就有:

  郑超麟回忆录 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内部发行)
  郑超麟回忆录(再版) 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内部发行)
  郑超麟回忆录(三版) 东方出版社出版
  诸神复活(重版) 三联书店出版
  诸神复活(三版) 三联书店出版
  玉尹残集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怀旧集 东方出坂社出版
  髫龄杂忆 福建《漳平文史资料》特辑
  郑超麟回忆录(德文版)(英文版)(日文版)
  《从苏联归来》附答客难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郑超麟晚年文集(共三卷) 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

  尽管他在狱中32年,出狱后,他感到“德先生”,“赛先生”这一页还是没有翻过去。他认为托洛斯基主义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至少不会出现斯大林的独裁与暴政。他是一位孜孜不倦,永不言败,战斗不息的真正献身革命的斗士,是真正坚持自己终身信念的不屈伟人。余生的19年,每日伏案写作,直至生命结束。他的意志和毅力何等非凡。他的一生值得我们敬重与缅怀。

2013年6月23日
重明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