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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琐忆
王凡西
（1952年）
〔说明〕本文刊载于《七十年代》第120期，1980年1月出版，署名：惠泉。
近来时常想起徐志摩，原因说不清，也许为了太寂寞吧。这世界确实是太寂寞了，处处是虚矫，奸诈，缺少点天真。尤其是在大都市里，这年头连孩子们都太早懂得了“世故”，存着“赤子之心”的大人实在少，因此也实在值得怀念。
这也许是志摩老是让人记起来的缘故吧。
徐志摩才活了三十六岁，一个颇有诗意的死法结束了他的生命。他让乘坐的飞机触上了山火，“壮烈地”火化了。
三十六岁。在古今中外的诗人中，原已算不得夭折。济慈死时离这年龄还很远，雪莱也比他少活了六岁，拜伦恰好跟志摩同年。就生命的修短说，志摩也不愧是诗人呢。
可是，不开玩笑，志摩实在是一位有才气的诗人。
他聪颖过人，而那永远是大孩子的性格，也是使他成为这样一个诗人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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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白话诗的命运似乎远不及白话文，白话文早已打定了天下，白话诗快要进文化博物馆了。早年曾经是新诗坛上战士的一些人物，都已回去做七绝，填旧词；而好多青年学生，竟也视白话诗为不屑作，而对平平仄仄发生兴趣了。
是白话诗根本站不住呢，还是因为新诗运动缺少了有力人物，才造成这衰退现象呢？
问题太大，也太专门，我们还是不谈。
不过，不管白话诗的前途如何，以及它有无前途，我总觉得，徐志摩的白话诗是成功的，可以传的。
许多人不喜欢他的诗，鲁迅就是其中的一个。不喜欢的理由，多半嫌它的堆砌，太做作，像是废弃了词调的词，又像是用汉字写的十四行诗。我承认这些毛病它都有；可是，这并不妨碍它们去构成志摩的诗；也并不妨碍这些诗具有独特的风格，优美的旋律，陶醉人的情趣。
本来，在格调上，诗体上，没有一个诗人能够完全解脱传统影响的；问题只在于诗的意境，更在于他是否有这份才气，驾御得了传统的东西。
在徐志摩，我觉得他是充分有这点才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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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摩的诗》，由他自己编，自己印行，线装，青色封面，用上等宣纸，聚珍仿宋，十分精致。印得不多，未曾大量卖（或许竟不曾卖出），主要是为了赠送友好。这诗集已无法见到，或许有识的收藏家还能当作珍本收藏起来吧。
记不清志摩回国后第一首发表的是什么诗，不过，他在二十年代初期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那篇《哀曼殊斐儿》。即使不是第一首，也该是最早几首之一吧。
那篇“缠绵悱恻”的诗文，确曾轰动了一时的。我那时还在当学生，同学中得到那期月报，几乎是抢着读这篇东西。篇末长诗，差不多在人人口上背诵着。因之印象特别深，记得十分牢。即令在今天，我还能不费力地写出它的第一段来：
我昨夜梦入幽谷，
听子规在百合丛中泣血，
我昨夜梦登高峰，
见一颗光明泪自天坠落。
这是“志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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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诗人，浪漫主义的，感伤的，抒情的。
在政治上，他被指为研究系，还有人说他是该系的“交际部长”。原因是他有一时期主持北京松树胡同的新月社；而新月社这个文艺沙龙，确是当时北京大多数文人学者团结在研究系左右的一个场所。此外，又由于他主要编了研究系的《晨报》的副刊。
不过，他毕竟不是一个政治人物。他之走到研究系，本由于他出身于资产阶级，本由于人事的牵引。他是蒋百里的同乡，张君劢的妹夫。
徐志摩的个性其实与派别政治不相宜，他有时天真得可笑，把政治上的歧见，一律还原到人的爱憎好恶。对于他，无法有严格的政派界限，他甚至不了解为什么政见会限制友情的流通。
在二十年代中期，中国文坛上划分着如下的壁垒：上海有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对峙，北京有语丝社和现代评论社的相争。隶属于双方的文人学者，后来虽然又经过了无穷变化，分合不一；可是在当时，对立的状态是相当尖锐的；照徐志摩的渊源和关系说，他应该属于文学研究会和现代评论，可是他守不住这样的界限。他把《艺术和人生》的长篇英文论文寄给了《创造季刊》，对周氏兄弟主持的《语丝》，在初期他也投了稿。
后来因为《语丝》上有讥刺“诗哲”的文字他才不再投稿了。私下里他时常叹气：“为什么门户要分得这样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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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摩对政治确实不大懂，也很少兴趣。
他家里相当有钱，但并非豪富，父亲是一个颇为庸俗的商人，连信都写不通的。他对儿子存着大希望，一心巴望他做官，好替他的财富添加点势力。志摩留学是私费，父亲出钱的条件是让他读政治经济。
志摩最初去的是美国，学的是他爸爸所希望的一科；后转剑桥，据他自己说，他去英国为的要“从罗素”。但是这方面实在不是他性之所近。过不多久，也许是“康桥景色”吧，更可能是拜伦的余风。终于使志摩改了志，志在摩诘，他做了诗人。
他原名章垿，志摩这名字是他自己改的。
做了诗人，真不知给他爸爸添了多少烦恼。志摩将他的诗集“献给爸爸”。可是他的爸爸毫不领情。“学做诗，何必花这么多的钱？何必出洋去留学？”爸爸的理由很对，根据着他精密的核算。
不过爸爸的失望还不止此哩。儿子和有钱有势的张氏原配离了婚，讨了个不谙家务只会化钱的陆小曼。志摩自己不挣钱，死摆阔，真的是挥金如土。这还不算，他有时又心血来潮，还要爸爸开些额外支票；譬如吧，那年，泰戈尔在意大利生了病，他惦记得不得了，于是横跨西伯利亚，便道游巴黎，又在佛罗伦萨赏了夜景。志摩因此添了诗，写了“鳞爪”，又满足了“友情”。可是爸爸的钱袋倒了霉。
最后，听说志摩动了官心。这是可能的，为要满足他的享用。他的那次坐飞机据说是为了某大使奔走。不过确否无从考证，还是不加臆测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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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摩曾经陪过印度的诗人泰戈尔在中国各地讲学。因为主要的邀请者是研究系，泰戈尔又是个唯心论者，“不抵抗”诗人，所以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联合阵营，就对那次讲学发动了抗议。每到一处，都有人发传单，写文章，叫泰戈尔回去。
那次反对运动中，连吴稚晖也参加了，仿佛在北京的《京报副刊》上。他写了篇文章，其中颇恭维志摩的诗，尤其称赞他的《石虎胡同七号》。他说，徐先生自己的诗就够好，何必路远迢迢请印度这位老头子来？
志摩当时很气愤，他怪中国的革命党人不懂诗。
现在，自不必谈到这个旧争论的谁是谁非；不过，据我看，那时革命党人对泰戈尔的了解也确实太片面些。这个老人是唯心论者，但非不抵抗的。印度的年青一辈受过他的感召，中国抗日时候，老诗人寄了同情的信来，我们应该更深刻地懂得泰戈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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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摩治学太不认真。读书不求甚解，凭的是他的聪明。写作靠“灵感”，疏懒，冲动，有时要他写文章得“绑票”，他给《醒世姻缘传》写的那篇序，简直是胡适之将他关在家里硬逼出来的。
他也教书，在北京大学曾经讲过英国维多利亚朝的诗，但并不成功。他教书像诵诗，全不考究讲解。他随心所欲，象征地，轻妙地，不可捉摸地，时时说些不甚联系的概念，慕名去听课的学生很少不失望的。
他有时也翻译，粗心大意，“口渴”译成“星期四”；但确是好翻译，原作的神韵，他能用中国文再创造出来。他的翻译看不出翻译的痕迹，是志摩自己的文章，十分流利。
志摩是诗人，可是他的散文，也许得到更多人的欢喜。句子长，句法带些欧化，但灵活地配进了中国的，特别是北京的口语，非常美，有生气，充满感情。徐志摩的散文，和鲁迅恰好是两极，一个是奔放，生动，绮丽；另一个则是谨严，细密，深刻。前者诉之于感情，后者侧重于说理。
志摩的文字有时经不起分析，整篇看是迷人的，一推敲却就糟，有的句子你可以说它不通，有太多字眼用得不恰当。志摩时常单单爱上一个字的美，就用进了诗或文，可是他并不深究这个字的含义是否和所想表现的恰恰相符。
小学与他无缘，可是，志摩并不因此而不成为一个好的散文家和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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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过，徐志摩是一个资产阶级的诗人，但也许是他所生息的时代之故，或者由于他的性格使然，他对工人阶级却没有明显的敌对，有时他还自称是社会主义者。
北京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有次举行什么会，志摩也去了。阳光中，吹着点微风，一面鲜红的旗，伴着庄严雄伟的歌，在杆子上升上去，围绕着群众，台上站着俊美丰姿的加拉罕大使；人们的神情肃穆，眼睛里发射出神圣的光，他们一眼不霎地望着徐徐升起的旗。在这中间，志摩看见了力，看见了虔诚，看见了不可克服的意志，看见了能摧折一切的理想。他感动，他堕泪。
又一次，到莫斯科，他专程去晋谒了红场上的列宁墓。他看到了更大的力，更深的虔诚，更坚决的意志，更崇高的理想。
那回他不曾流泪，却是更感动了。他礼赞了斯拉夫人的无比的魄力！
想起志摩这两次情景，有时我不禁自问：志摩若在，今天他该在哪里？也许在美国吧，跟着“我的朋友”高谈自由；也许在伦敦，和他的“知己”通伯在咖啡馆中“闲话”；可是，多少也有几分可能的。这“大孩子”或者竟留在燕京，对着天安门前演出的大场面流感动的泪。
志摩，跟大多数近代中国的名人一样，不管他们宣扬着什么主义和思想，而骨子里却都还是个民族主义者。今天新中国的场面实在是伟大的（至少就民族主义说），无论你反对或怀疑，你总无法不看见一只雄伟的狮子，睡眼惺忪，欠伸而起，对着东方朝阳，引颈而吼，甚且张牙舞爪了！
这情景多半会鼓舞起志摩的诗心。
假使你提醒我志摩的政治渊源，那末朋友，君不见张东荪教授，冯友兰先生，章行严部长，甚至比这几位更右上几多倍的人物之所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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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这个资产阶级诗人的诗，已由他的学生卞之琳编选，快要出版了。翻出二十八年前写的关于诗人的杂忆，竟不能改一字，抄寄《七十年代》，为这位乡谊而兼友谊的朋友留作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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