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这本《回忆录》的作者是我的老朋友。他是我自从二十年代以来为了一个共同理想而一起战斗、一起受难、直到现在尚在人间、并且依旧坚持斗争的二位老友之一——另外一位是郑超麟。

　　长达七十年的友谊是弥足珍贵的，七十年共同工作的回忆更值得怀念。关于过去，他们二人都写了回忆。他们的回忆录都曾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他们的其他作品（创作和翻译），也都曾发生不小影响。这个影响，近年来非但不曾减退，反而因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而愈加扩大、愈加增强了。

　　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我们数十年来为之斗争的那个共同理想——对一系列重大革命问题所阐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恰恰就是以斯大林为代表的那种社会主义的对立面；恰恰就是对斯大林主义所实行的一切叛变行为的一贯指责；而且自从一九二O年代初期以来它便早已指出了与预言了这种“社会主义”的必然崩溃。

　　当然，斯大林主义崩溃证实了我们见解正确，这件事的本身并不能立即促使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替代破产的斯大林主义。它不可能促使那被断送了的国际革命运动立即发生转机；它不可能使世界局势立即变得有利于真正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事实正相反，由于斯大林派以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名义在数十年中犯下了数不清的罪恶，它的最后破产非但不能促成社会主义复兴，反而在未可预见的一个时期内，它将使一切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有关的思想和运动，进入更低落阶段。

　　因为，人们有意与无意地把斯大林主义的破产当成社会主义的破产；他们不愿或不能把斯大林主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区别开来。而要广大群众认清楚二者之间的区别，是需要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的。

　　要想缩短这个过程，要想使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潮流早日到来，在主观方面最为重要的，是要让人们懂得并看出斯大林主义与真正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区别。要让广大劳动群众知道：斯大林主义的崩溃绝对不等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破产。要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一步，我以为除了在理论上不倦地阐明二者的是非异同之外，还必须（我甚至认为更为重要的）把过去斯大林主义（部分也是毛泽东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二个体系之间的斗争历史，扼要与形象地介绍给新一代的革命劳动大众。只当他们凭自己的经验印证了与体会了这二条路线的是非由直之后，才能产生出一个群众性的新的革命组织与运动；才能使那因罪恶的斯大林主义及其体制崩溃而造成的一个世界性的可恶现象有所改变，才能使原本向往社会主义的人们，从幻灭、消沉、迷惘与悲观中恢复过来；才能使国际形势出现真正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

　　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以为，王凡西的这本书，是多少可以起一点作用的。因为——

　　它详细地记录了苏联和中国的托派的产生和发展；

　　它详细地记录了斯大林派和托洛茨基派关于中国革命的不同立场；

　　它详细地记录了斯大林派如何控制中国革命与中共；

　　它详细地记录了国民党如何压迫中国托派，以及中国托派如何在国共二党的迫害之下坚持自己的主张和斗争。

　　从那些关于人和事的亲切描述中，人们不难做出一些谁是谁非，谁真谁假的结论；而这些结论又会有助于人们在思想和理论方面得出正确的结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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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忆录》这部书的本身经历，我觉得，多少也反映出它在这方面所能起的积极作用。正如美国的卡庚教授（Prof. Richard C. Kagan）所说：这本书的“起始发源是寂寞与寒碜的”[1]。著者当年被逼蛰居在偏僻的澳门。在生活异常紧迫，参考资料绝无仅有的条件下，写成了这部回忆。在当时（一九五七年）的政治气氛中，当然没有任何一个出版家会接受这本书。是我请朋友将它缮写在蜡纸上，油印了二十部，传观于当时寥若晨星的一些香港朋友之间。这情景，确实是“寂寞与寒碜的”。二十年后，即一九七七年，这本油印书用铅印出版了，更有趣的是：这个本子不久便被“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翻印，在中共内部流通传观。二年后（一九七九年），此书让日本朋友看中了，译成了日文，由东京拓植书房出版。一九八O年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英译本。一九八三年出版了德文译本（法兰克福脱社会主义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七年又多了法文译本（巴黎La Breche书店）。一九九一年，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英文版的普及本。

　　以上所述的小小成就：由“寂寞、寒碜”逐渐变得“热闹、堂皇”，当然还是不足道的。但一叶知秋，双燕报春，作为一个象征，我们确能从这件小事中，多少看出一点世界革命气候的转变，可以看出在汹涌澎湃的反社会主义、反托的逆流中，真正的、代表劳动大众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思想逐渐地在受到人们的重视和欢迎。

　　当此《双山回忆录》的第三个中文版本出版之时，作为作者老友与此书的最初出版人的我，欣喜之余，写了以上的一些话，作为序。

　　楼国华

　　一九九三年五月五日于香港　

　　
[1] 见一九八一年英文《中国季刊》秋季号书评。请参阅本书附录：书评摘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