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成功的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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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成功的一例——《梁祝》

××兄：

　　今天看了《梁祝》，很是兴奋，想跟你笔谈一下。未看前，因为读过不少关于此片的文字，原知道它是好的了，可是这样的心理准备，并不能减少看时的惊喜，尤其是彩色之好，实在是大出乎意料之外。据说这是上影工作人员的成果，并未假手于人，果如是，那是更可贵了。

　　看《梁祝》，我的第一个感想是证实了我从来的所信：一部优秀影片必须是集体合作的产物。一两个好的明星固然不能保证一部好影片的产生，便是一个好导演、好编剧、好制片人，都不能起这个作用。看了《梁祝》之后，印象是太好了，但是谁也不能明确地说出来，究竟好在哪里？究竟是谁的劳绩产生了如此美满的结果？很难说，甚至说不出！总觉得这个美是整体的，无法分清的，原因是在于参加于此一作品的全体工作人员都是严肃和认真的，都尽了他们最善努力了。

　　不错，这张片子是得了音乐奖的，它的配乐和歌唱的陪奏是美极了，但音乐决不是《梁祝》成功的主要原因，而仅仅是诸般原因之一。它如演得好、导得好、剧本剪裁好、布景设计美、摄影高明、色彩艳丽、录音清晰，乃至较不重要的其余种种，都一样是有助于《梁祝》之非常成功的。所以我说，看了《梁祝》以后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让我更加相信了，一种最美满的集体努力，乃是产生优秀影片的唯一保证。今天的香港电影界似乎在明星制度日趋没落时候要极端发挥这个制度，看到《梁祝》的成就，除非是真正不会思索的人，大概多少会有点省悟吧。

　　看《梁祝》，又使我想起了费穆先生。我对中国电影界的历史太不熟悉，将中国传统的舞台剧搬上银幕去的，不知有过什么人与有过什么企图。就我个人浅陋的见闻说，有意识地考虑了这个问题，同时实地做出了成绩的，似乎只有费先生。他在一九三六年导过周信芳的《斩经堂》，一九三九年仿佛和侨沪的外国音乐家阿父夏洛穆夫合作搞了《古中国之歌》，在一九四七年，他实际拍摄了梅兰芳的《生死恨》。费先生的那次企图，虽然因为没有合格的其他方面的人才和他合作而未能得到美满成绩，可是他那种先驱者的识见和拓荒者的精神，今日想起来真是值得钦佩的。

　　中国传统的歌唱与舞蹈应该和最新的电影艺术结合起来，因此让中国电影具有显著特色，并从而放出异彩，这见解实是高明而正确的；费先生能比一般人更早看到这一点，是他的不可及处，而《梁祝》成功，在某一意义上说也就是这个预见之获得证实。

　　电影艺术是顶顶世界性的，同时却最应该具有民族特性的。专一模仿别人，毫无自己特色的影片，没有一张会得到成功。反之，风格新颖，感情真切，形式和内容都具有深度的影片，必然是反映其社会习俗，乃至其深厚的文化传统。战后意大利影片崛起的原因在此，近几年来某些日本片在国际上扬眉吐气，原因亦在此。

　　日本一些影片在艺术上的较高成就，在很大程度内竟是得力于他们传统的“能”和“歌舞伎”的演技的。这事实也可作为我们上述感想的佐证。

　　《梁祝》是成功的，值得我们庆贺；但若我们将它当作一个“伟大的开始”看，则其成功的意义将会更大。我们希望由于这个戏的刺激，中国传统的表演艺术与音乐歌舞，能在精化、深化和高升化的形式下，构成中国某一类新电影的成分，因此造成真正伟大和出色的中国电影，并由此有所贡献于世界性的电影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