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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说《另起炉灶》
王独清
（1936年5月19日）
〔说明〕本文最初刊载于《今代文艺》第2期，1936年8月20日出版，署名：王独清。
《前奏》上有一篇我题作《另起炉灶》的短文，这本是一封通信，被《前奏》底编者斩了头发表的。不消说那没有说得充分，不过我相信大体上总还不会有甚么错误。
但是，有些批评家却在断章取义地说我错了，朋友们希望我再发表些意见。也好，我就不妨来再申说一下罢。
我所说的“五四运动以来的新诗”，是指建筑在市民意识上的新诗而言。在这儿，我们先要很客观地承认一个事实：那便是整个文坛上的Hegemony的问题。尽管中国社会进展的情形怎样与欧洲不同，然而大体上总不会相差得不能比例。无论如何，五四运动是中国市民正式抬头的运动，由这一运动而来的文学上的主潮不消说也是市民的。自然，由于资本主义底晚来，我们底市民才一抬头时，便同时拥来了更前进的新的革命运动，但是这后一种在当时文坛上都并没有建起Hegemony的力量。这现象却也是必然的：譬如法国革命期间，有一些文学家像奈瓦尔（Gérard de Nerval）等是向着公社潮流飞跃的，但是他们底文学在当时并不能被认为是整个文坛上的主潮，在历史上宁可认以雨果为中心的浪漫主义为主潮是要正确些。这层在中国也是一样的。五四运动后文坛上也是浪漫主义在那儿逞能，虽然其间尽管有一些更前进的作品，但是Hegemony的地位却还是由前一种在担当着。算是一直得一九二八年，发生了文坛上的转向问题，这才正式有了新的Hegemony底出现。
我这样在背着历史，为的是要声明我所说的“五四运动以来的新诗”就是指的过去诗坛上的主潮。这本是稍微懂得中国几年来社会进展的人都会明白的事体，实在用不着我来多说，不过奇怪的是目前还有人强调地叫青年诗人们再去学五四时代吃奶期的白话诗，所以我才不能缄默。这便是我说“五四运动以来的新诗运动到现在已经走到了绝路”和“五四运动带来的新诗运动已经没有复兴的可能”的原因。
我也承认中国社会特殊的情形，譬如五四时代以及浪漫主义运动中一部分主要份子之市民的知识份子占了最大多数的缘故。同时，半殖民的几重压迫以及新的革命运动（这自然不是十九世纪的公社）底早临，使他们不能不这样转变。不过，尽管是这样，社会进展的阶段却依然是显明的。文化上反映出来的Hegemony推移的痕迹总还是可以找得出来。若是要我举几个具体的事实时，那我可以说革命文学的口号不是在一九二八年才普遍地提出来了吗？文艺上的理论斗争不是从一九二八年起才展开的吗？创造社（注意！我不是夸张，只是讲事实。）不是就因为这种运动在一九二九年才被封的吗？鲁迅（注意！我没有恶意，只是讲事实。）不是在一九二八年还和倾向新社会层底团体作对而这以后才渐渐地走到这方面来了吗？
我喜欢说历史的事实常引起别人的厌恶，我也知道；不过这是没有办法的，不这样不能够说明我的意见。上边说的也还只是为证明我所指的文学上主潮推移的时期。我认为这个是非常重要，不明了这层，我说的话不但可以发生误解，也将没有方法理解过去文学运动的过程。
现在又说到本题上来。我所说的要诗坛“另起炉灶”，是说目前文坛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级。一九二八年以后，虽然文坛上的Hegemony已转移到代表新势力的文学家手里，但是这中间诗歌上的成就却还是停留在过度的状态中。这就是说：整个的诗歌还是被空疏的叫喊和旧的用语所支配。补救这种缺点，我以为是除了诗人们努力制作真正的大众诗歌，此外再很少其他的方法。诗人们底生活不和大众接近，大众的语言也决不会到诗人们的笔下。为了丰富诗底内容和丰富诗底用语，我以为现在第一的急务便是制作大众能唱的诗歌。我们要获得诗歌新的形式，也应该从这方面来着手。这便是我说的新的阶级。所以我说：“诗人们应该下另起炉灶的决心，先作一番基本的工作。”我相信我底话是没有说岔的。
我没有否认过大众在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中渴求着新文学的水粮，惟其是这样，诗人们对于诗歌的制作更应该是走向大众。我这所说的便正是“新诗不能广大地获得读者”的“烦闷”的解决法，这法子对不对是另一问题，但若是因为“这种烦闷”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都不能免”而便随他“烦闷”，那才真正是悲观主义了。
要说是目前文坛上没有“倒退”的现象，这却只是欺人之谈。请问：新月派留下的后裔和梁宗岱那般人底四方块的新诗是甚么？在“幽默”的招牌下亮出来的旧体诗是甚么？就是我上边所说的叫诗人们去做五四时代吃奶期的白话诗的那般主张者和附和者又是甚么？我不否认前进的诗人们的努力，但是那种“倒退”的现象实在也是事实。为了有这种事实，所以越发希望前进的诗人们努力，我想这总该不是罪恶罢？
还有，我从来不“抹煞”青年作家，从来没有，现在也没有，将来还是不会有的。不过我愿意鼓励青年作家们是真的，但也总是把我自己拿来放在一道。所以当我说了青年诗人“尽有一些代表新社会层的诗歌，但是却总好像叫不响亮”，即刻便说“制作更新的社会层的诗歌而不会寻取更新的形式，我也是一个”。要说这样的话也是“抹煞”青年作家时，那怕只是一种恶意的煽动。
为了自己一篇短短的文章，竟然来这样申说了许多，这不消说是很不合算的事体，不过好在这种申说的本身却是有意义的。最后，我希望批评我的批评家注意这样两点：第一，故意罗织我是甚么悲观主义者之流根本没有用场，因为“另起炉灶”这种话便不是悲观主义者能够说出来的。起名词是很可笑的举动。第二，不要用成见的眼光看我的文章，为了主张大众诗歌的人是我，便要想些方法来反对。讲不出所以然的“政治上的问题”的空帽子压不倒一个实在的人。
一九，五月，一九三六。
感谢 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