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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与想象
王独清
（1935年11月1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文学》第5卷第5期，1935年11月1日出版，署名：独。
任先生的论文中还有一句话，说：“如果所谓‘伟大的作品’一定要达到了读者底手里，使大家都觉得是伟大的才算数的话，那就是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再生于目前的中国也是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的。”
这话我们不知究竟该怎么解释才合任先生的原意。倘使任先生的意思以为作品的伟大不伟大不必由大多数的读者来判断，只消批评家承认它伟大，那就不管它有没有读者也可“算数”的——倘使该这样解释的话，那末什么都可以不谈了。但据我们的浅见，一个作品之伟大与否，读者（且必是大多数的读者群）至少该参加他们的一份表决权，从古来的所谓“伟大的作品”，虽不定要以“不朽”为条件，总都曾在一个期间享有过广大的读众；就是任先生曾经提起的苏联目前的伟大作品，也大都已有几种外语文字的翻译，甚至于传到作为读者之一的任先生眼中的时候，也能得他认为伟大的。可见得作品之伟大性，倒是成立于作者与读者之间，批评家虽然不是没份，却是没有多大力量去帮助它成为伟大的。这一层，大概任先生也不会没有见到，那末刚才我们给任先生那句话的解释，就算是我们的曲解罢。那末现在的问题就又回复到“究竟应该怎样地反映或表现”了，因为这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一个枢纽，也是作品能够伟大与否的一个关键，这个问题在任先生那篇文中似乎认为不在讨论的范围，不过他也有几句话可以作为我们讨论的出发点。他说：
“假如要作一个作家的话，那他们是不能不着重于工厂和农村的描写或表现的。……然而，工厂并不是他们所熟悉的地方，农村虽然与他们离得更远，但在他们想象起来总要比工厂来得容易些。他们容易想象出农村底原始的作物和农民底单纯的言行，他们却不容易想象出工厂底复杂的机器构造和生产过程以及工人的日常的生活和用语。一个螺旋放在另一处又有另一种说法，哪有犁头巴子这样简单好记，自然他们都去写农村去了。进一步说，他们有大部份还是根本从农村出来的，虽然他们对于农村原来并不熟悉，或者即便原来熟悉现在已生疏了，但较之都市究竟还是要熟悉些。如果说作家应该向自己热悉的地方去找题材是真的话，那他们都去写农村的事也是很自然的。”（旁点笔者的）
这一段话，本来是为说明大家为什么都去写农村的理由而说的，但其中不期流露了任先生的一个态度，就是，他对于作家究竟是否“应该向自己熟悉的地方去找题材”一层还是怀疑的，那末我们倘使应用着任先生教给我们的那种“必然的逻辑”，也就不难推知他对于“究竟应该怎样反映或表现”这个问题会得给我们怎样的解答了。他大概为例如农村这东西，既经理论家认定是作家所应该反映或表现的题材，那末即使作家对于农村“原来并不熟悉，或者即使原来熟悉现在已生疏了”，他也仍旧有资格去反映或表现，何以故？就因他可以靠他的“容易”的“想象”去“想象出农村底原始的作物和农民底单纯的言行”故。那末好了！倘使我们这个推论不算过分歪曲任先生的原意的话，我们当初对于我们的投稿者希望他们要有“自己的认识”而不可“过于信任理论家”那个“私愿”倒真像有点“心血来潮”了。因为关于反映（或表现）与想象的关系，我们的见解似乎也和任先生的有点出入。
就“想象”的本质而言，它不过是感觉的再现，所以凡没有经验做根据的，那就只是“幻想”而不是“想象”。
文艺作品也有专靠无限的幻想构成的，但是反映现实的作品必得要靠有根的想象。而且想象在反映或表现现实的作品里，也至多能画一点加强形象化的功能。真正的题材仍旧要凭经验去取得。
作家要扩充他的题材的范围，唯有扩充经验之一法，决不能单靠想象。
扩充经验就是身入现实中去过以前所未曾过过的生活，即不然，也得作为一个观察者身入预备取作题材的那一部现实中去做过一番和经验等价的体察。茅盾本来没有金融资本家投机的经验，但是他若不曾有一段胃病期间的强迫休息，使他可以跑到一班金融资本家的亲友当中去细密体察，他就决然“想象”不出一部《子夜》来。任先生曾说：“苏联底理论家，批评家或指导家倒真的叫过作家们去写那也可以说是等于我们底农村的集体农场，结果反而也真的产生出了伟大的作品。”但据我们所闻，只知道苏联的政府曾拿津贴给作家们，叫他们亲身跑到集体农场去“生活”一段期间，并不知道哪一位理论家曾经要求作家们在莫斯科书斋里“想象”集体农场的生活。
因此我们可以绝对肯定：“对于农村原来并不怎样熟悉或者即使原来熟悉现在已生疏了”的作家们，除非他们为要描写农村而特地跑到农村里去学习或温习到相当熟悉的程度以后，他们就根本没有资格做这工作，勉强做了也决然不会成功。而我们所感觉到的“千篇一律”和“单调”，就是这种不成功的作品的特色。
那末理论家倘使不跟作家说应该“怎样地反映或表现”，或说明得并不对，而只要求他“应该反映或表现怎样的东西”，乃至获得了这样不好的效果，他就也不能不担一部分的过失。
感谢 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