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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摩南
王独清
（1935年2月1日）
〔说明〕本文最初刊载于《文学》第5卷第5期，1935年11月1日出版。经作者修订后收入于《如此》，上海新钟书局1936年4月25日出版。
我初次听见摩南（Paul Monin）这个名字，还是我到巴黎不久的时候。一次，一个安南学生这样告诉我：
“我们虽然是这样受着法国底压迫，但是法国却也有真心帮助我们革命的同志，像摩南便是这样的人……”
我便问摩南是做甚么的，那回答却是：“当律师的，然而却是革命家！”
这使我很诧异，我想不到当律师的法国人还能够帮助安南底革命。但是，我却从此便牢牢地记住了这个名字了。
好像过了三年多的光景，在里昂我赴一个法国朋友底晚餐会，主人把我介绍给一位穿着旅行服装的客人，说那是才从东方回到法国的摩南律师。“就是这个人吗？”我心中不禁这样惊问了一下。他对于我并没有唤起如我所想象的那种“革命家”底样子，我只觉得他是一个很有礼貌的绅士，甚至是一个典型的法国底绅士罢了。我故意在问他安南底事情，但是他却总把话转到另外的问题上去，不肯好好地答复我。我只记得几乎有三四遍他在说着这样的一句话：“这事情谈起来太复杂了！”这意思明明就是叫我把口封住，不要再啰他。当时我真是不但失望，而且生气。分手时我心中恨着说：“律师到底是律师，充甚么他妈的革命家呢！”
其实我所以对这位“革命家”不信任，主要的还是因为知道了他是在西贡执行着律师事务的缘故。我根本就怀疑那种挟着装满自家帝国主义法律的皮包到殖民地去兜卖生意的人。在我想来，所谓帮助安南革命的这位摩南，一定总是“浪人”或者流氓一类的货色。
于是我便决计再不记这个名字了。
但是不料有一次我在看一种甚么刊物，忽然发现摩南底一篇论文，这却又引起了我底注意。那篇论文就是讲安南的，他在很动人地描写着安南人底生活，并且还用讽刺的笔调在攻击着法国对安南种种的压迫政策。文字是流畅得狠，我看完了几乎要跳了起来。
“这哪里是甚么他妈的律师哟！这明明白白是一个革命家，一个革命家……”
于是我又狠狠地把自己骂了几句。
这样，我遂又重新留心起了摩南这个名字。每当我在翻阅法国新出版的刊物，只要是态度左倾的，或是注重东方问题的，我总在留心，想在那上面寻出他底大作。
这计划没有使我失望。我知道了他不但是在常写着政治方面的论文，而且还在常写着文学的批评。同时我也知道了他虽然是在当着律师，但却不写法律方面的论文的。
一直到我动身回国为止，我读过的他底文字大概总在十篇上下。
在马赛上船的一天，我自己还在说：“经过西贡时，我一定要去会一会这位摩南，要问一问他为甚么那次对我不肯痛痛快快地发表意见……”但是，不知道怎样，当到船到了西贡，临时我底不爱访问的癖性却又抬起头来。我宁可在西贡玩了整整的两天，而始终却没有去会他。或者我是因为看见了法国人在那儿的那种绝对主人的气概，遂又隐隐然对他起了连带的不信任的心理，也说不定的。
然而这却是我怎样也没有料到的事，回国后在广东却会见了他了。
大概是我到广东才两个月的光景，一天，忽然当时广东底要人之一的林××先生来对我说，有一位法国底革命家到广东来了，革命政府本来打算聘作外交方面的顾问的，但是因为目前情势有些变化，只能请到广东大学担任特别讲师，大概一两天内就会来见我，要我特别地招呼一下。
果然，第三天那位法国底革命家便来见我了。他却原来就是摩南。
“啊，怎么才是你呀！……我们是认得的，认得的……他们只说是要我见王先生，哪晓得才是你呀！……”
他首先便这样断续地叫了起来。
不消说我底惊讶是比他还要厉害的。
他依然穿着旅行的服装，但是态度却好像是变了。现在从他身上似乎再看不见十足的绅士习气，只看见他是在很热诚地发表着他底意见，一点也不装腔作势了。他对于中国情形虽然不大熟悉，然而却很知道留意。他照他底意思解剖着中国当时的政治，有些观点居然也很正确。他底眼睛是闪着聪明的但却是镇定的光芒，从他那浮着浅笑的口中传出来的声音是很不含糊地把一种抑扬而有力量的调子掷到了对方底面前，他确是一个能够吸引人的人。
他到广东，大概是负着一种革命期间安南和中国沟通的政治上的使命。可是他到广东不久，便是所谓×月××底事变，他准备接头的几个要人都离开了广东，他底政治的活动好像是就这样停顿了下来。这便是那位林先生对我说的“目前情势有些变化”的原因。
从此他便在广东大学担任特别讲师了。
他底讲演一星期只有一次。他先讲的题目是关于哲学和经济史的，但是不知道是翻译的不好，还是有甚么其他的原因，听讲的人却简直是少得太过不下去了。一天，他带着自嘲的神气来对我说：
“我看广东对于我是太不适宜了，我还是回到西贡去的好……”
我再三地安慰他，给他解释说，在广东大学里面，那种情形是很平常的，他尽可不必管这些事。然而他还是不能够释然。最后，他提出来要改讲法国文学，问我可以不可以。
可以当然是可以的，但是这一下却给我弄上了麻烦。消息一传了出去，文学院底学生便要求我当翻译。这是没有办法可以推托的。于是，摩南忙碌的日子也便成了我忙碌的日子。在我那种只传达大意的翻译之下，他是讲了一次拉马丁和一次谬塞。然而听讲的人却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拥挤。
我们渐渐地亲密起来，他几乎隔两天便要来看我。他完全不是第一次在里昂和我见面时的他了，我问他安南底事情，他都一一详细地说了出来。我曾经这样笑过他：
“你第一次对我的态度真使我生气。你可知道我那时把你看成了个甚么人吗？”
“哪倒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我那时又怎么能够知道你是个甚么人呢！”
他这样敏捷的回答，倒使我对我自己好笑了起来。
他就这样在广东住了几个月（大概不到三个月罢），终于不愿再住下去了。他走的原因不消说是有政治的关系的，但是广东大学底那种特别讲师对他不能发生甚么兴会，却也怕是一个很小的原因。问题就在他讲演时的翻译：我是一天一天地忙起来了，后来竟至抽不出时间去作这项工作。为了代替我，我很郑重地给他另外找了一位翻译，但是，听讲的人却又渐渐地少了下去，最后还好像几乎没有人去听了。这自然使他不想走也不能不走。
他临走时很是凄然。他对我说：
“我到广东来也决不是空跑，我认识了很多的同志和朋友。不过我还是惦念着我很熟悉的安南，我要继续为那儿去服务……”
我也曾极力地挽留他，但是总敌不住他那坚决的意向。
他一回到西贡，便写信给我报告他底近状。但是我还没有来得及复他时，他底第二信却又来了。他说他找到了一个住在西贡的中国人，很懂得中国文学，要我寄几本我和我底朋友底作品给他，他想借那个中国人底助力对于中国现代的文学作一番研究。我是照他所要求的做了。但是过了两个多月，我忽然收到一卷“新闻纸类”，打开一看，却是一本法文杂志和一份法文报纸。原来那上面都有摩南底文章。杂志上的一篇是介绍我的，报纸上的一篇是介绍我和郭沫若的。文章里面所引的我底诗句和郭沫若底诗句都翻译得正确而且出色。我写信去致谢他，他底回信说，那并不算是他底作工，他底工作却还是他正在翻译中的我底《杨贵妃之死》，并且说等到翻译好了，还要我用法文写一篇序文寄给他。可是就自从这封信以后，我便再没有接过他底信了。
我写过两封信去探问他，但却始终没有一点消息回来。
一直到一九三一年底冬天，当我在极不自由而又受着各方攻击的时候，一位才由西贡回到上海的朋友来看我，我问起摩南底情形，却不料得到的报告是：
“一年前就病死了！”
这简直使我半晌都讲不出话来。
据说他底病是肠窒扶斯，先前本是由他底一个朋友给他医治的，已经都有了起色了，可是不知道为了甚么。他忽然又转到西贡法国政府设立的医院中去疗养，从此病势就反而加重，竟至到了不治的地步。
这情形若果是真的，我想，怕总不会没有政治上的阴谋。虽然我到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摩南到底是怎样的一类革命家，但是照他底言论和行动看来，他想要使安南有独立的运动，却总是不会错的。这样的一个法国人，谁也不能担保他不受法国在安南的政府底猜忌……
晚间一个人坐在少有朋友来往的寓所里面，回忆着往日底旧事，看着自己特意挂在桌前的一张摩南底遗照，又检出他给我的几封信札，只觉得异常的凄凉。几年来世界底黑潮不知道卷去了多少可追念的战士，像这位摩南，便是我所能知道的一个了。而我自己，也是正休息在这黑潮底边上，我底命运，怕也不会比他能安稳多少罢。
一，二月，一九三五。
感谢 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