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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殷沉的信
王独清
（1933年12月4日）
〔说明〕本文最初刊载于《出版消息》第26期，1933年12月16日出版。经作者修订后收入于《独清三种》，上海长安出版部1934年出版。
殷沉先生：
你寄来的四篇批评我底《自选集》的文字都已收到。你说你们“出版消息”社在举行着作家与读者的会议，这四篇文字算是第一次选出的四位读者底意见，要我写些答复。我很感谢你们，使我能借这个机会读到不曾见过面的朋友们对于我的批评。可是，我真不知道怎样来答复才好。
首先，我要声明的是我底《自选集》里面多半是以前旧的作品，许多新近做的东西却都没有选入。就是前面的一篇自己“回顾”的序文，也实在没有写得充分。这原因我想读者总都会明白，时代给我们的自由就只有这么一点，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体。我自己也深知道我近几年来的空虚，但是，就连一点空虚的成绩也不能够呈献给读者，这在我真是再抱恨也没有的了。这我先要希望读者能够原谅我。
现在我且按照我接到这四篇文字时的次序来简单地写些答复罢。
第一，梁新桥先生指摘我“自己认识”的“不足”，其实关于这点，可以说是完全由于我那篇“回顾”写得不充分的缘故。我说我“处在大战后资本主义破产的现象最明显的地方”，作品便染上伤感的色彩，这儿底意思就是说：我底文学活动才一开始，便即刻又感觉到了整个的资产阶级是没有前途。这儿提出的问题是在包括着中国底社会状态的。中国资产阶级所以不能够发展，就是因为他底形成恰在欧洲资本主义最高发展以后的今日。当时我一面承受着中国资产阶级思想革命的潮流在作着“狂飙时代”的“弄潮儿”，一面又首先看见整个资产阶级底末运，这个所感到的便是自己底活动将走到没有出路的境界。关于这层我在自叙传《我在欧洲的生活》中说得比较详细，我曾这样写道：
“关于我，那是很明显的：自己接触到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便正是这个社会要破产的时期，这自然是可以立刻感觉到的；而同时自己又是负着东方半殖民地底卑贱的命运，处处又和目前所接触的社会发生着冲突。这样，我底倾向便在不自觉的状态之中决定了起来。……”
这几句话，我想总该会使梁君满意了罢？
第二，林炼先生在把我比作摆伦，这却只使我感到惭愧与不安。我过去的成就究有甚么地方比得摆伦？我不消说是没有摆伦那种才力，同时中国浪漫运动的时代也根本就没有可以造出摆伦那种人物的条件。我知道我底来历投给我的阴影是很深的，但是，我却没有一刻不想歼灭那种阴影。我底努力或者是不足，然而我却总在努力。要是真像林君所说，直到现在我还是被“摆伦底精灵”所支配时，那才真是我底不幸了。我但愿我不是这样。
这儿附带的有一个问题：根据过去各先进国家底浪漫运动，其中份子多半有两种社会集团，就是贵族的智识份子和Bohème流的小资产阶级的智识份子。这两种集团的份子常使浪漫运动中的倾向分为两种不同的潮流。即以英国来说，摆伦便属于前一种，而雪莱则属于后一种。在中国，好像也没有离开这一种前例。不过有一点不同，便是中国浪漫运动中有一两个人却是一身兼有那两种潮流。就是说，由贵族的社会集团渐次移转到小资产阶级的社会集团。不消说这原因是由于中国浪漫运动底发生已经是在近代社会变革的期间，作家是不能不这样踏上自己底前路的。所以，要把中国浪漫运动中的作家和先进国家的相比时，须先要明了这种情形才行。
我以为我便是曾经这样从两种社会集团中滚出来的一个。
第三，阿祥先生指摘我《自选集》中一篇散文里本提出的“吃苦”的口号，以为是太过空洞。这篇散文所是四年前的一篇讲演，当时所以要那样说的原因就是为要打破青年作家中的个人享乐的空气。我觉得直到现在，这个口号也还有提出的必要，这便是“向一阶级展开的历史前途飞跃”的第一步。不吃苦，“对于马克思主义，不论在政治与文艺的领域内”终是不能够站脚的。
至于说我应该“人格的大众化”这的确是爱我的诤言，我是在用极端感激之忱来接受着这个鞭策。
第四，石榆先生底“择评”，有些我是接受，有些我觉得是应该申辩。现在举几项重要的如下：
（1）“少数是没有甚么要紧，只要我们底主张是代表多数！”这两句诗石君是没有看懂。社会不是那样简单的，不能说凡是代表多数的主张才一开始时便即刻能受多数的拥护。这在历史上已成了必然的现象！苏格拉底，伽利略（Galileo），都是学说代表多数而在生前却只能得到少数的信任。在政治上，譬如“火花”分裂时的列宁，便是这个意义的最明显的说明，现在大概决没有人会想到代表“多数派”的列宁在当时才真是不能得多数的谅解的一个人。所以问题并不是要“跟多数”，而是要怎样去唤醒多数；这便是我那两句诗底涵义。我相信我不是“绅士资产阶级”，还希望石君不要看得那样“滑稽”。
（2）所谓“抛开历史”决然与抛开历史事变不同。因为马克西斯姆所根据的便是历史，对于虚伪理论家，我们所以谓之为“麻醉群众”者便因为他们抛开了历史而把学说建在了心理或伦理等观念论的上面。这已经是我们区分马克西斯姆和观念论的常识，我希望石君注意。再，所谓过去理论家“对于社会形态底不变性的种种辩护”，这也没有错。原来过去的理论家没有不是在作着这套工夫的。所谓“渐变”的学说究其实也就是为的要社会“不变”。唯物论的最早发言者所以注重到“ein Abbrechen des allma hlichen”一句话也就是为了这个缘故。马克西斯姆和学院派的哲学不同的要点也就在此。德波林在《马克西斯姆与列宁及现代文化中》说道：
“一方面，有自然科学底领域，特别是物理学底效果，一方面，有社会的革命震动，必定能使那般还不甘完全深陷在学院派哲学中的人们得以明白一向关于自然及社会底不变性的讨论都是呓语。”
这确是不易的明言。关于这方面详细的论证，不是这儿所能多说的，我希望石君多看些哲学和历史方面的书，那些将会有系统地代我解释一切。
（3）“政治上出人意料的突变”是指一九二七年政治上的变化。我这“出人意料”四个字是在说的反话。我可以说，中国文学家对于中国政治上的突变能够明白的直到现在还是很少的。不要说别种，只就xx失败后的情形来说，连当时xx阵营中的文件也还有许多在莫明其妙呢。这话说来太长了，并且环境也不容许我在这儿多说，总之我那四个字只是一个反话。
我很感谢石君，他能那样详细的来批评我，这是不可多得的。同时，他底文字也在表现了他确是个聪明而又能用心的人，不过我希望石君能够再深刻地下些理论的工夫，那将会使批评的能力加强起来。若是石君没有甚么派别的成见（我但愿我是神经过敏），总该不会厌弃我这个忠告。
以上是我对于四篇文字的简要的答复。
统观朋友们对于我的意见，有一个共同的观念，便是我现在的努力远不敌过去的成就。我所以再向朋友们表白几句：我对于我底过去并不感觉得如朋友们所称许的那样，不过，我相信我自己是一个不断在努力着的人。从前海涅因为“浪漫主义的自由诗歌”写不秃他底笔锋，遂进一步以“革命歌手”自任，这个伟大的诗人我自然是不敢去比他，但是那种精神却是我所向往的。但愿我不会像海涅那样，当自己欢迎的革命喊声到来时却去饮泣于诗神的雕像之前。我愿以这样的努力来答谢朋友们底热望。
独清。四，十二月，一九三三。
感谢 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