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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与案头
王独清
（1927年10月5日）
〔说明〕本文最初刊载于《洪水》第3卷第35期，1927年11月1日出版。经作者修订后收入于《前后》，上海世纪书局1928年9月20日出版。
常常听见一种人说：“文学家只是文学家，文学家不应过问社会问题，文学家底责任只是用著作去表现自己底生活。”
常常听见一种人对文学家说：“你是文学家，你去做诗，做小说，做戏曲，你不要管其他行动的事业。”
这种人底论调随处可以听到，还有时带着些无意识的轻视与讥讽。
发这种议论的人不外抱着两种观念：第一，文学家是超越一切的，文学家要是过问社会事业，那便是失了身份，便值得轻视；第二，文学家是无用的废物，你叫他去做诗做小说或者还有些成绩，若叫他作实行的工作，便是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这是根本看不起文学家。
现在先说第一种。文学家到底是不是超越一切的？这是从来没有得过正确解决的一个问题。因为自古以来，文学家在社会上的地位，只是养成了一种畸形的声势。当柏拉图著他底《理想国》时，便已经把诗人摒于一切实际事业之外：他以为诗人是感情的动物，只能用感情破坏一切秩序，他底理想国中决不容有诗人底足迹。这虽然带着轻视的口吻，但却隐隐然把诗人底地位提高，诗人简直是一种特异的人物，可以和政治社会不发生一点关系而存在的了。及至到了近代，文学家便真成了社会以外的特产，一切社会事业对于他们都是无意义的举动。心理学等便因之把凡从事于文艺生活的人都叫作神经变质者，像朗补罗索（Lombroso）更以天才代表狂人。近代底文艺也是日趋于纤巧邪僻，文学家更不惜用种种手段使自己底体质变态，以与社会脱离而自标高异。——结果便是文学家超越一切！但是文学果能超越一切吗？文学家底著作果真只表现自己底生活，而不露一点与社会接触的气息吗？这无论在事实上是绝对的不可能，就假设是可能，也是等于没有文学家。因为文学家之所以存在，还是以社会为基础：文学家底地位，“文学家”的这个称号，都是社会所给与的，若果文学家真是能超越社会，那只是等于自杀，那只是自己在取消自己。不怕“为艺术而艺术”的人怎样唱他底高调，终归只是一个矛盾。总之，文学家决不能超越一切而存在，文学家之所以为文学家，正在他能与社会相接触，他越能把身子投入现实生活中，他底人格便越见其伟大。所以，“文学家不应过问社会事业”的一个理论，根本便是不能成立的。
其次，文学家到底能不能作实行的工作？这个疑问，本来没有发生的必要：因为在外国文学家而身兼政治家及社会运动家的实在是极寻常的事实，并且很少见有甚么破坏团体及其他败事的行为。而独在我们中国却有文学家不能作实行工作的断语，这真要算是一种特别的现象了。我们既知道了文学家并不是一种特殊的人物，那么，一般人所能作的事体，文学家又为甚么不能去作？要是真不能作时，那只是缺少煅炼或是教养，和其他的人不能作文学工作一样，这其间并不含有甚么生理上的意义的。不过在我们中国，所谓文学家，除了缺少煅炼与教养以外，却还有一种不道德的自私行动。一椿事业，一个团体，每每因加入了文学家而形成崩溃，这实在是无可讳饰的事实。所以，根据了这层，我们对于他们倡言的“文学家不能作实行工作”的论调虽不能与以完全的肯定，却也不得不相当保留。他们底观察至少一部分是没有错误的。
为甚么我们中国底文学家有自私的行动？文学家本来是应该特别伟大，特别能牺性自我的，为甚么我们中国底文学家却是这样？要解答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是简单：就是我们文学家具有的资产阶级底根性太深了。本来文学家具有资产阶级底根性，现在各国原都是一样，不过我们中国因为历史上的关系，这种根性竟至深入了我们文学家底心身而牢不可拔。我们历史上的遗毒大约不外两种：第一是开科取士的制度，使从事文笔的人无形中受了很大的影响，一直遗传下来，都不自觉地把文艺的制作看成了个人进身的工具；第二是从前社会上把文学视为末技，文人也自居是社会上的废物，这样成了一种习惯，结果文人便都流为个人主义的信徒。——这两种最大的遗毒潜伏在我们文学家底血液之中，我们文学家底inconcience内已是不知有民众，只知有自己，不知有团体，只知有个人的。所以，虽然现在我们底文学家不必都是资产阶级，然而资产阶级底根性却是染得非常的深固。这样，当然我们底文学家只有自私的行动，只有破坏事业和破坏团体的恶习，当然不能作实行的工作，当然是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了。
我们既明白文学家决不能超越一切，文学家还应当到现实生活中驰骋，但是偏偏我们中国底文学家是这样的无力，是这样的陋劣，要是我们也承认自己是所谓文学家中之一部时，这种现象便是我们极大的耻辱！真的，我们要是想认真使我们成为新时代的人物，便应该首先改革我们本身底这种现象！
纯艺术在现代已经完全成为过去，像颓废派的个人艺术也只是资产阶级最后的残喘。我们要作新时代的文学家，第一须先把自己旧时的思想和生活根本铲掉而能把生活文艺合而为一。我以为新的文学家应该是“离开案头便到街头，离开街头便到案头”。我以为新的文学家底生活便是“街头与案头”。
我对于我们新的文学家的希望是：
除去个人主义的思想，
离弃资产阶级的根性，
痛绝“为艺术而艺术”的病态的诱惑，
养成“能由案头到街头”“又能由街头到案头”的能力！
五，十月，一九二七
感谢 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