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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诗人谬塞底爱之生活》
王独清
（1927年2月7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洪水》第3卷第28期，1927年3月1日出版，署名：王独清。
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事，怕再没有“爱情”那样诱惑人的罢。不管你是在炭窖内挖炭的工人，不管你是在火车头上日夜作机械生活的运转手，不怕你由别个看来是没有一点情绪的人，但只要一听到人家谈到“爱情”这个字，是没有不特别注意的。从前住在法国，看见那些卖歌谱的人，为使他们底歌谱多多卖出的缘故，一面弹着月琴，一面歌唱，所唱的都是爱情的歌曲，虽然多是通俗的，但有时也加入Hugo等诗人底情诗，用来打动那些乡姑娘底心，使他们不得不费几个生丁来买两张去学试；并且引得许多要到工场去的工人也停住脚来倾听，他们底市面也便随音热闹了起来；但这种诱惑全在他们所歌唱的“爱情”，并不在那些Hugo等诗人底作品，试问那些工人与乡姑娘懂得Hugo等诗人底诗是甚么呢？
回到中国来将近一年了。回国后在上海住了一月，便同朋友们到广东来。住在广东底大学内边，常同青年们接触，觉得这种“爱情热”的流行病真是布满了我们底青年界。最显明的证例，便是法国朋友摩南（Paul Monin）在大学的演讲。摩南先拟出的演讲题目本是历史的与文学史的，但可惜他第一次与第二次关于这方面的演讲就给了他一个失败的痛苦：听他演讲的人实在太少了，并且还有听了一半便竟自走开了的人。后来他遂和我商量，想自行停止他底演讲；这是我底一个冒险：我勉强留住了他，由我把题目拟出，他像受试验的一样，照我拟出的题目去作他演讲的稿子。我拟出的题目是“诗人底忧之生活”（La Vie Amoureuse des Poetes）。我想出了三个诗人：第一个是拉马丁（Lamartine），第二个是谬塞（Musset），第三个是娃模儿夫人（Marceline Desbordes-Valmor）。真像是一个奇迹，第一次“拉马丁底忧之生活”的演讲，竟奏了出人意料的成功。那次讲堂上男女学生之多，差不多要使摩南吃一大惊，并且还有许多从来永不上堂的学生也来加入了。下堂后，摩南带笑地对我说：
——这是我到广东来，第一次看见青年们对于文学的热心。
——因为专讲一个诗人底生活，总比较容易发生兴会。
——兴会怕是发生在那“爱之生活”上罢。你真算是能投合青年学生们底心理。
——要说是投合心理，也不一定限于青年学生们，不管年齢大小或有智识与无智识，怕都是一样罢。
——……
可惜摩南再讲了一次谬塞，便因别种事务离开中国了。他讲拉马丁的和未曾作完的讲娃模儿夫人的稿子，都不曾留给我，只有讲谬塞的一篇，我留着译成了中文：这便是《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四期上发表的那篇《诗人谬塞底爱之生活》。
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事，怕再没有“爱情”那样诱惑人的罢。
昨天早晨我还没有起床，伯奇便跑来报告《现代评论》第五卷第一零八期上有人骂我。凡是同我接近过的人，都可以知道我底性情，医生说我底心脏病一天一天地沉重了起来，大概就是心脏病的现象罢，我近来的懒惰是谁也料想不到的。慢说随便骂我几句，就是有人来打我，怕也不能引起我十分的兴奋。所以当时我虽然听了这个报告，但却并没有想去拜读那位肯赐教诲者底大作。等到午后又一朋友来了，又谈起了这件事，找一知道是关于《谬塞底爱之生活》那篇文字的批评，倒使我不得不权一份《现代评论》来看了。因为我心中始终怀了一个有趣的成见，怕批评我的人也是同广东大学中的学生一样，是因为被那“爱之生活”的题目所诱动的罢。及至找到了《现代评论》，把这位自命为“教训”我的文章读了一遍，恰恰地证实了我底估计。作者署名是“杨袁昌英”，依中国旧式的姓字书法，这当然是一位女土了。这位女士肯费心来读我底译诗，那是颇可感谢；只是可惜她对于谬塞底诗根本就未曾研究，并且不懂译诗（其实就是不懂诗），教训我的成绩也就只等于零点。这使我想起了法国乡间在卖歌谱的人底身旁听唱Hugo底情诗的那些人们，我倒忍不住要笑起来了。
我读了这篇文字以后，立地便发了一封致《现代评论》记者的信，过后一想，觉得实在没有辩论的必要，遂又写信去把那封信收了回来。本来一种辩论，要在可能的范围以内，像批评我的那位女士要把我底译诗勉强以直译相绳，这种态度是根本不能和我兼容的，我是决然已经置之不理的了。不料近几天来有许多朋友来问，都希望我答复几句，但我始终觉得不必答复。不过那位女士确是不懂我底译诗，为救济她底不懂起见，我倒也不妨来把其中最重要的地方给她解释几句罢。
我底译诗底第一段，杨袁女士以为我没有把“de”字译出，却不知正是我故意译成这样的。因为我底译诗纯取意译，不愿学翻阅电报字码式的草写。在杨袁女士底意思，以为非要照字直译不可，但可惜她自己就不能彻底，试问她译文中的“歌唱”“抒怀”“作品”等字在原文中哪里寻得出来呢？“à peine”我所以译作“很艰难”者，正是借用中国底熟语，所谓“艰难成人”，也正是相当的意译；杨袁女士不懂这层，以为我看错了字，脑筋未免过于板滞了。她自己不是也在把“à peine”译成“勉强”吗？这分明是跟着我底译文转换的，但她却一方面说我是错误。试问“艰难”与“勉强”两个字有甚么大差别呢？
我底译诗底第二段，本来印错了几个字。但是就以杨袁女士所指摘的来说，也并没有甚么错误。虽然没有“PIutôt que”的意思，但就全段来说，意思始终是不会走掉的。她说我“不知替代诗人说些甚么”，这可见她底理解力太不足了。
其次便是我译的《纪念》（Souvenir）一诗中的几节。
我所译的第一节：
深夜曾护我们底爱情，
我们底心儿曾经轻地摇动，
那已超过了我们寻常的生命，
我们像是另入在一个隐约的世界之中！
我相信是对于原诗底神韵完全体会出来的。这下两句就是想起往日底情景的一种回忆。意思就是说想到往日底情景，我们就像“另到了另一世界了”。这正是“O'était pIus qu'une Vie, hélas! C'êtait un Monde Quiétaitéfface!”两行最神韵的意译，杨袁女士偏说我一句也没译对。这样的不懂诗，我也只好再不多说了。
我所译的第三节是：
但是我已失了那蜜语声音，
和那与我眼光融和的垂青；
现在我是再也难去把她追寻
我只有把她放在心内，常念着她底鬓容。
杨袁女士说我下两句与原文不和，却不知我译文底下两句正是“Mon Coeur, encor plein d'elle, errait sur son Visage, Et ne la trouvait plus”的正当译法。就以杨袁女士所译的英文“Wandered on her face”来说，也应该译作“念她底鬓容”。必然要译作“在她脸上彷徨”，不但不是诗，并且不成话。
我所译的第五节：
但是我却装作了一个路人，
也不理她底眼睛，她底声音，
虽然她也曾和我偶然地相逢，
但让她冷冰冰地走过，我只仰望着天空。
要理解我这节底译诗，须先要理解谬塞《纪念》一诗底全文。谬塞底《纪念》是先由景物感念到他底情人，但是他底情人已经早不为他有了。但是他还见过她，她底容貌还是依然照旧，所以他说：“Oui, jeuue et belle encor, plus belle, osait-on dire, jelai Vue, et ses yeux brillaient Comme antrefois. Seslèvres s'entr'ouvraient, et C'ètait un sourire, Et s'ètait une voix.”
这就是我所译的：
她现在还照旧得美丽年青，
她还是往日水莹莹的眼睛，
我一见她开绽的可爱的口唇，
我知道那是销魂的微笑和动人的声音。
因为这一段他已经表明过“Je I'ai vue”（我看见过她），所以我才有第五节这样的译文，为把原诗底意义更加显明起见，故加上“我也曾和她偶然地相逢”。“I me semble”一语，我何尝弄错？原诗说“她对于我正像个不识的妇人一样”，我因为要译文底神气一贯，意译作“我装作一个路人”，有甚么不可？要是说我这节没有把原诗底意义表出，那除非这位批评家底头脑根本没有和诗接近的可能性。
最后我译的两句诗，杨袁女士说我底句法不清楚，却不知我是用诗来译诗意思既没有走掉，便可以安然通过。杨袁女士以为我不明悉“en”字的用法，却不知正是我故意省去了的。原诗固然“强劲动人”，但是杨袁女士底译文有甚么“强劲动人”的地方呢？
我译谬塞底诗，特别是那《纪念》中的几节，我不愿在此自赞，但我相信凡是懂得译诗的人总可以得到相当的满意。译诗决不能逐字地直译，懂得译诗道理的人也决不能把别人底译诗以直译相绳。因为译时最重要在捉住诗中的神韵，还等于自己在创作一样。我译谬塞，也是在“译诗”，并不是在讲堂上授课。我看杨袁女士那篇文章后面写着“草于巴黎寓次”这一定是住在欧洲的了，那么先请把欧洲译诗底方式涉猎一下：如法国底Verlaine也曾被德国底Debmel翻译，但是他底译文是否能同原诗逐字对照？要是杨袁女士不懂德文时，那么请读一读斐芝吉乐（Fitzgerald）译的Rubaiyat，同时再读一读关于这方面的批评；不然就读一读仿吾从前在《创造周报》上所发表的《莪默伽亚的新研究》且看真正的译诗是应该取一种甚么态度。所以要谈译诗，最好自己先学作诗。杨袁女士说中国翻译界幼稚，这个我也承认，但是杨袁女士理解“诗”的程度似乎还在幼稚以下。我很希望杨袁女士先去多下一点工夫再来说教训别个，因为我们自己应该教训自己的地方还多着呢！
我最后再说几句泛论的话。我觉得中国近来的批评家都是对于批评的对象先不求理解，只根据一种好奇的冲动，这便是一种情性的表现。我们要是学法国听人唱Hugo情诗的乡姑娘，最好是不出声享受一点沉默的快感，要是强不知以为知去批评情诗底内容，那就不但唐突情诗的作者，并且还有唐突情诗的唱者了。
二月七日
这篇文字寄出后，忽接《现代评论》社来信，说是已将我前次寄给他们记者的信发表了。我看见了杨袁女士底文章后，便写了那封信，但立刻又写了一封快信去请他们退还，何至于我那封快信竟到得那样迟？这篇文字中对于我底译诗的辩论大致与那封信中所说相同，只是那封信中有不足的地方这里却都补充了。虽然《现代评论》已把我那封信发表，但我还是把这篇文字注销，只好请《现代评论》底记者原谅罢。
三月二十二日
感谢 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