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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战略性失误
〔南斯拉夫〕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
1988年
原文原载于南斯拉夫《我们的论题》杂志1988年第5期。中译文于1989年6月1日刊载于《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89年第11期。
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突破，改变了本世纪的面貌。鉴于社会主义是在相对不发达的国家里首先建立起来的，所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对它寄予的希望还没有完全实现。除了这些客观原因外，许多主观方面的局限、狭隘和失误也起了消极作用。在此，我想只谈一些根本性的失误。认识这些失误并加以克服，是社会主义实现所寄予它的期望的重要前提之一。
从对一些战略性失误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下，非马克思主义和非辩证法思想起了多大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在本世纪经历了被奉为经典和变成教条的不幸命运。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在俄国革命时期所具有的吸引力。官僚主义势力从未把它理解为最卓越的批判性思想武器，而是把它当作为自己的统治进行辩护和论证的意识形态。所以，把马克思主义重建为批判性的、革命的思想，是现代社会主义力量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
在迄今为止的社会主义实践中，特别是在斯大林时期，无论怎样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理论上针对马克思主义所犯的错误恰恰是最多的。我举几个例子。
第一，根本没有理解一般、特殊与个别概念之间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可这既是任何一种辩证法、更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最重要成份。一般是抽象的，如布洛赫所讲的，是一个现实的乌托邦。这就是作为更公正、更严谨、更进步的社会体制——社会主义的所有思想，它们从前和现在都激励着广大人民群众。个别是指每一个单独的地区、国家等等，然而它们又总是非常不同的，每一个都有一系列自己的特点。特殊是联系个别与一般的，正如列宁所讲的，它是一个环节，应当抓住这一环节以走向一般，以实现那些解决客观历史矛盾的设想。
在这个特殊中，迄今为止的社会主义跌了跤，犯了致命的错误。人们没有认识到，一般（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不能无中介、无过渡地迅速直接变为现实，否则就会导致严重为错误，造成增长缓慢、不满和生活水平下降。这就是社会主义在迄今的发展中企图在短时期内废除私有制（以及同人所需要的各种日常服务紧密相联的小私有制）、商品生产和市场所造成的事实，这就是在强制推行集体化时实行了无所不包的中央计划（虽然这并不能克服生产的多样化等等）所造成的事实。社会主义就是一个将要消灭作为社会剥削基础的私有制的社会。但是，在迄今的发展中，只对大资本实行社会化就足够了——就像恩格斯所讲的那样——而所有其余的都留待将来逐步加以解决。渴望这个一般很快一下子实现的想法是唯意志论的基础，即是想实现那些既不具备物质前提也不具备文化条件的事情。结果当然是社会的不满、反抗、使用武力、官僚和警察机构加强（就像搞集体农庄化时的情形一样），发展速度减慢，生活水平下降。而这一切都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反社会主义的。
第二，由于官僚主义地过低估计理论和怀疑地看待没有直接参与政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也是官僚主义意识的特殊表现），没有理解马克思在青年时期就建立起来的思想，即范畴总是历史性的，抽象的范畴在现实中是不起作用的。当然，那些理论上抽象与积极的东西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可能是消极的，相反也是一样。积极—消极、进步—退步都是相对的范畴。它们不能简单地运用于历史事实，而我们则必须从那些具体的事实中理解它们。
如果社会主义的目的是社会所有制，这并不意味着每一种社会化都是积极和有效率的，也不意味着任何私有制、特别是小经济和服务行业中的小私有制都是消极的。如果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目的，这并不意味着在社会主义早期发展中引人的国家和官僚主义计划是唯一积极的，而其他经济职能形式都是消极的。私有制的范畴也同样如此。共产主义的目的是战胜与废除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整个社会主义都是过渡时期）私有制只有消极含义。相反，经验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时期的社会经济与社会服务也不可能立即完全代替小私有部门与小经济。唯意志论地限制和阻碍私人部门和卫生、商业、手工业、旅游业等领域中各种服务行业的发展，会使社会所有制部门形成垄断，同时更为严重的是，会使整个生活水平下降，这肯定不是、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的目的。
第三，在确定国家社会主义的范围与界限方面有严重的战略性失误。在相对不发达的国家里（如取得革命胜利的第一批国家俄国、南斯拉夫以及更不发达的中国），国家社会主义是历史的需要。这无论如何不能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吻合，因为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将在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中开始自己的历史进程。
在这样的形势下国家社会主义曾是历史上进步与革命的形式。然而，由于一系列情况，其中肯定也包括苏联斯大林集团领导人理论上的缺陷，最终建立起来的国家社会主义变成了理想的和建成的社会主义。如果社会主义作为典型过渡的、变化的社会能够彻头彻尾地建立起来，那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就会出现完全非辩证的界限。因此，也就能够宣告进人共产主义的日期——就像三十年代末期斯大林所做的那样。在赫鲁晓夫时代（尽管赫鲁晓夫在排除斯大林主义方面有功）也把这一日期设到八十年代。马克思主义无论如何不需要这种耻辱。
这种“建成的社会主义”只是官僚—国家主义、非民主和反社会主义关系的反映，它注定要包括许多其它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不相容的特性。党和国家的绝对垄断不仅在政治生活、而且在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得到了实行。体制像传动系统那样工作，因此注定要取消工会及科学界、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的任何独立性。在社会所有领域中实行危害极大的、铁板一块的整体性政策，导致了创造力的下降和教条主义，导致了把马克思主义思想庸俗化到如此程度，以至使斯大林时代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萧条时期。
党和国家的全面垄断必然导致工人阶级仍然处于雇佣关系之中，只不过现在面对的不是资本家，而是“自己的国家”。社会主义为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而应消灭的对劳动者经济与政治上的异化不仅保留下来，而且在许多方面还加强了。
看不到国家社会主义的界限及其有限的历史范围，不引人那些逐渐使其消亡的社会杠杆，这些作法不仅导致放弃用马克思主义观察革命问题，而且还导致了严重的变形、无效率、创造力下降甚至脱离革命道路。官僚—国家主义反革命势力，就是这种对待社会主义的非辩证、非马克思主义态度的合乎逻辑的后果。
第四，巨大的战略性失误是对待民主、对待现代文明民主成果的态度，以及把民主当作或主要当作政治来看待。没有理解人的最大成就首先是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取得的，没有理解民主永远意味着扩大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权利。党内和社会上都认为，在整体主义下更容易克服困难以及现存的和将来的无数社会矛盾。在党内压制和取消民主，把党从先锋队，从促使社会不断向无阶级社会前进的推动者变成了腐朽的官僚组织。在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取消民主空气，就不可能进行必要的公开批评的对话，没有这种对话就没有、也永远不会有科学的进步。由于不提供民主舆论的机会（当然这种舆论不能只符合官僚统治者的口味），从而加强了官僚主义意识、唯意志论与不负责任的现象。
非常清楚，这种官僚体制完全抛弃了标志着社会主义实质的社会与经济的民主。自治（各种形式的）是一条红线，是唯一可以对社会关系进行彻底结构调整的共产主义萌芽。自治又是社会主义的同义语。社会主义必须继续发展这一进程，并以实现经济自治民主化开创人类发展的新阶段。很清楚，它的实现必定会把人与人之间新的、更进步的关系，一种新的社会沟通形式和对个人尊严的尊重引人社会关系之中。
第五，在社会主义时期工人运动的概念与作用方面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简而言之，社会主义在迄今为止的国家官僚社会主义阶段中，摧毁了工人运动。当然，如果自由的工人阶级掌权，官僚们就感受不到自己统治的稳固，就不能专制独裁地实施自己的政策。我必须指出，那种利用工人阶级、使其感到自己似乎掌握着政权的社会主义，是不需要自主与自由的工人运动的。还必须指出，即使将来工人阶级真正掌握了政权，即至少完全占有了自己的劳动、积累和扩大再生产时，仍然需要自由与强大的工人运动。因为，即使到那时也不会一切都顺利，也还会有冲突、问题，甚至是大的冲突和问题。
此外，工人阶级，连同自己的政党和工会，必须在所有社会层次上建立起自己完整的自治组织和体系，以至在决定社会再生产中拥有占据统治地位的影响。而这没有自由与强有力的工人运动是不可能办到的。
第六，在充满激情的革命阶段——俄国十月革命时期（在我国也类似），带着那种革命的狂热（没有那种狂热，革命就不会成功），有人认为会直接进入“新世界与新人类”时期，认为战胜旧世界是一个相对较短的过程。社会主义作为过渡时期最长只需要几十年，到那时，电气化和苏维埃将建立起一个能够战胜资本主义的所有主要局限性、消极性和非人道性的社会。
某些重要的历史经验以及马克思的理论前提被忽视了。例如，资产阶级用了几个世纪才在欧洲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力量。在此过程中以及在完全占据统治地位之前，资产阶级已经夺取了主要的经济阵地，此后，它只需将自己的经济优势冠以政治优势。
在相对不发达的国家，如过去的俄国或南斯拉夫，工人阶级通过自己的共产党变为占据统治地位的力量，但是它缺乏足够的经济基础。因此，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着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前提的任务，这个任务曾一度被认为已由资产阶级完成。在此过程中，就是在工人阶级中也是物质因素压倒了社会因素，这使政治官僚们能够完全靠蒙骗工人运动而将政治与经济的垄断地位攫取到手。官僚体制用意识形态方面的操纵使群众相信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即将完成的时刻，以此软硬兼施取消了除国家所有制和在国家控制、掌握下的集体农庄所有制以外的一切其它形式的所有制。这种完全的国有化造成了一种错觉，即社会主义已经建成、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刻已经来到。
没有看到或者不愿承认，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雇佣关系的问题，经济与政治剥夺的体制原封未动地保留着。社会主义已经遇到了自己的主要历史问题——还要实现经济民主，这是资产阶级的能力所不及的。经验证明（这也符合马克思的设想），在相对不发达的国家里（更不用说完全不发达的国家），既不可能用既定的措施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就战胜旧社会；急于用武力取消国家所有制以外的一切所有制，只能加强政治官僚体制，削弱劳动者的力量，削弱民主和生活文化。如果社会主义想继承资产阶级的积极成果（要想成为社会关系的更高形式，社会主义就必须这样做），那它就应是各种所有制兼有的混合社会，而社会所有制占统治地位。作为过渡阶段，社会主义比设想的要长久得多、复杂得多，矛盾也多得多，必须寄希望于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
实现自由生产者的联合，使私有制向社会所有制转变，不可能是行政机关和唯意志论决定的行为，而是经济发展、各种形式的所有制经济竞争的结果，当然，主要生产力国有化的革命时期除外。
第七，由于上述一系列原因，社会主义犯了不必要的错误，即把科学、哲学和文化当作消费，当作没有也完全可以的、次要的东西。没有看到现代资本主义生命力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利用科学发展自己，利用科学解决许多矛盾，科学成为主要的生产力。
没有看到，建设新的具有人道精神与共同责任感的人的社会主义世界，没有极为敏锐和视野广阔的文化人是不可能的。以不发达的意识、原始的观念和有限的知识是无法建设社会主义、尤其是它的高级形式的。现代技术的飞速发展，甚至只是它的应用，没有发达的社会知识潜力也是不可能的。在这些社会活动领域落后就是社会主义的落后，是社会主义比发达的资本主义危机更深、层次更低的原因。一句话，社会生产与生活的这一领域——哲学、科学与文化——不是什么消费，而是社会存在具有建设性的一部分，没有它，社会就会残缺不全，而残缺不全的社会是没有前途的。
第八，在评价与确定资本主义的能力方面犯了不小的错误。长期以来，一直抱着帝国主义是“腐朽的资本主义”等论断，只等着帝国主义完全自行消亡。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评价常常被引用，但是，却忽视了列宁的另一个思想，即帝国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终结，特别是在某些国家和一些生产部门。再说，应该在当前形势的基础上而不是在十年前形势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作出评价。世界在变，资本主义也在变，任何人都没有理由无思想、无创造性地依靠过去的思想。新的形势也要求付出新的努力去理解它们。在科学技术方面也没有对资本主义的能力作出准确的估计，而科学技术在近几十年中实现了真正的革命。
在发达的资本仍然统治着世界市场的形势下，没有对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的地位作出正确估计。如果准确地觉察到这一点，就不会发展不盈利的生产，以及如此大的亏损社会化体系等等，这些都减少和限制了社会主义经济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而且，在这方面还运用了某些不适应具体情况的、抽象的社会主义原则，这样的原则最终都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
当社会主义力量掌权时，将采取什么样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措施，不是取决于这些措施的抽象的社会主义价值，而是取决于这些国家的具体条件和历史力量的总汇合。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如果社会主义的政治力量没有能力发展民主关系和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民主职能，而是阻止民主进程，利用一切手段窒息自由思想与不同意见以维护自己的垄断地位，那么，它必定会造成严重的失误，也必定逃脱不了历史的审判。
感谢 佐仓绫奈 收集、录入并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