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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多元化意味着什么
〔南斯拉夫〕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
1987年
衣俊卿 译
原文原载于南斯拉夫《哲学研究》1987年第3期。中译文来自《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8年第11、12期。
在展示迄今为止的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差别、种类甚至所有思潮之前，需要简要地指出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所能推导出的结论。迄今为止只是作为预设的马克思主义多元化是同马克思的基本概念相悖，还是以他的思想为前提条件？
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早期发展阶段通过艰巨的学术努力而达到自己对历史、人以及人的物质和精神的实践的新见解时，根本的结论——这是他们区别于到那时为止的哲学家们的根本所在在于，必须把历史理解为物质和精神相统一的过程，理解为人类创造的总体，只是为了特殊研究，我们才可能在方法论上划分这一过程的不同方面。但应当时刻意识到，这里说的是一个在现实中不可分的划分。人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均无法超越特定的社会总体，无法超越具体的物质生产关系和社会的、政治的、精神的和其他关系的复杂结构而活动。“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
这样就第一次澄清了关于我们将其称之为历史意识的社会意识的理解，这些意识像人的历史实践的物质方面一样以社会存在为特征。“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2]它们并不能离开人的整个历史而独立地发展，也不存在那种创造着历史而又对自己的活动、对自己的历史现实不假思考，不形成关于这一现实的各种观念的思想以及努力理解和证实自己的历史实践的人们。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总是“为存在所制约的”，虽然我们不能说历史中出现的每一个思想均如此，但可以说每一历史思想都是如此。正是在这一差别中体现出一个思想的历史效用。例如，资产阶级关于社会契约的社会哲学思想曾有过强有力的和决定性的历史效应，而同一时期的一些乌托邦共产主义观念则不曾有过历史效应。
然而，人关于自己历史存在的一些意识总是如此，因为不可能把每一意识均归结为它的历史基础。人的意识的创造性，它同自己的现实历史条件相分离的能力，它深远的预见能力也都是人的意识的特征，因此，并非所有意识均拥有我称之为历史意识的社会意识的特征。然而，正是由于意识具有上述“远离”自己的历史现实的能力，在每一有影响的历史意识中，在所有伟大的哲学、社会学和其他观念或创作中，存在着剩余，它们作为“文化剩余”（布洛赫语）无法完全被归结于自己的历史基础。这正是我们今天在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之后——仍能分享古人的哲学和文学创作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古代哲人和诗人的思想与文学创作在其个体性的创造中也包含了人类普遍性。这是人的思维创造的结果，人的想象并非只是反映，它本质上是创造。
人的意识的这一特征也是思想可以在一些非常有影响的唯心主义体系中实体化，并由此把所有现实均看作是这一实体化的意识的产物的原因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达到自己的立场，就必须批判这些实体化的意识，尤其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费希特和黑格尔体系中的实体化意识。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原为青年黑格尔主义者，他们把对上述哲学以及自己哲学信念的清算提炼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结论，这一清算过程自1842年就已经开始了。得到的根本结论是，各种形式的社会意识，各种意识形态形式没有自己的历史，而是那些发展自己的物质生产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因此，我们不能从“作为有生命的个人的意识”出发，而必须从实际的、生活的个人出发，把意识视作“他们的意识”[3]。
综上所述，任何历史性思想均无法在特定的历史总体之外加以理解，其次，这些历史环境即特定的历史背景的改变必然在特定的历史意识中引起改变。既然马克思的思想是特定形式的历史意识，对此连反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否认，因为不能否定它的历史存在与有效期，那么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或者从马克思的时代起社会条件没有变化，而工人运动在几个国际期间的地位完全一样，在一些社会主义革命获胜之后，工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中什么也没改变——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也没有任何改变。或者，历史事实教导我们，过去一百年间，世界上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巨大的变化，工人运动也经历了一系列转变。
正因为后一种情形属于历史事实，所以谈论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统一性，或认为只有一条马克思主义路线和一种马克思主义观念是唯一正确的，都是毫无道理和无知的。
当马克思的思想的拥护者和整个运动都经历了深刻的、激烈的转变与灾难时，难道马克思主义作为特定形式的历史意识能够不发生变化，或者能以同样的方式加以阐述吗？
然而在那些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而又与马克思本身相矛盾的人们（甚至我们这里也有这样的人）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历史思想问题上对当代哲学观念的理论贡献只适用于迄今为止的哲学、道德、宗教等，而不适用于马克思主义本身。马克思主义在其“统一性”和“纯粹性”、“完善性”与“完整性”上，超越于历史之上，就像圣灵超越于自己的基督徒之上一样。但是，只有那些马克思主义神甫们才知道什么是“纯粹的”、“真正的”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
因此，从马克思的立场（同时也总是恩格斯的立场）可以得出这样的见解，历史条件的改变必然会导致对一个特定历史思想的理解和阐述的改变。在马克思主义那里，这一点尤为明显，因为马克思的思想不只是哲学，它作为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综合批判和革命的思想是与当代的社会和革命运动深刻地交织在一起的，我们将简略地考证一下马克思思想的这两个方面，当然，这并未穷尽其全部思想。
就马克思的思想的哲学方面而言，它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所在，同时也是马克思作为思想家的根本创新所在，当然由此并不能低估他的杰出的、深刻的和富有独创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产生于欧洲历史的一个时期（19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和恩格斯从青年黑格尔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转而建立自己的哲学立场，它植根于人是实践的存在，而历史是人的活动的见解，在这一活动中总是活动着历史总体的所有因素——从物质生产到政治、法律和其他社会意识形式，如果不了解他们通过转向新的、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而向新的理论立场转变的全部历史条件，就不能完全理解他们的转变。例如，如果不了解马克思同黑格尔唯心主义、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和赫斯所倡导的实践哲学所作的艰苦斗争，就必然会像后来常常发生的那样，根本不重视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黑格尔哲学及其所有的哲学组成部分在社会民主党内被视作稀奇古怪或不为人们所知，或至少不为人们充分了解时，马克思的思想和预设的哲学方面经历了第一次转变。从伯恩施坦抛弃辩证法，考茨基把辩证法主要解释为发展理论，普列汉诺夫特别是列宁把马克思的哲学立场（特别是认识论）等同于批判现实主义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元化就开始了。
在伯恩施坦那里形成的一种关于社会冲突的见解，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在社会民主党中占据统治地位。政治民主的发展以及社会民主党的成功这里只提及主要之点导致了理解社会运动和社会发展的哲学立场的转变。由于不甚了解辩证法哲学，他们认为，辩证地理解历史进程的革命方法同改良和民主进入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无法协调起来。由于没有区分本质和现象，没有区分作为变革社会经济关系的革命和实现这些变革的方式（暴力的和非暴力的道路），由于看不到通过暴力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他们抛弃了马克思的革命的和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同时犯了一个严重的理论错误，把进入社会主义的一种道路、一种斗争方式绝对化。而那些在当时和后来只坚持社会变革的暴力道路的人们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后来在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政党中常常出现的缺乏哲学教育的情形，导致了他们这种对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非单面性的不理解或片面的观点。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委员会共产主义”的一些拥护者（潘涅库克、高尔特、吕勒）那里，只是他们具有相反的特征，即强调阶级反对阶级的革命斗争而放弃其他斗争形式，为此列宁在著名的关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小册子中竭力强调历史的复杂性和不可预见性。
伯恩施坦及其在社会民主党中的右翼追随者的这一理论错误，以及领导阶层的官僚化和对历史进程的理解，导致了1918年年底1919年年初在群众革命运动面前的投降，以及同资产阶级的合作和对革命的扼杀。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失误，它给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整个欧洲历史打上了不遂人愿的烙印。
在这种马克思主义之前，还有一些小的变种，他们接受了20世纪初同马克思主义哲学联谊的新康德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观点。对于马克思思想的哲学来源的无知——20世纪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尚不为人所知——可以从当时社会民主党运动中最大的理论权威之一考茨基的思想中看出，他在一封信中指出，他看不出马克思与马赫的哲学立场之间存在本质差别。
那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积极拥护者的这一理论缺陷最明显地表现在列宁反对马赫主义对一些俄国理论家和俄国社会民主党成员的强大影响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的努力之中。列宁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方面时并未意识到因为社会民主党的一般理论水平基本上都是这样他更多的是从马克思之前的唯物主义立场而不是马克思的立场出发对之加以捍卫的。严格坚持反映论使他根本没有意识到，那不是马克思的立场，而且当时已为世人所知的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正是批判和超越马克思主义之前的哲学立场，即从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到马克思之前的全部唯物主义。假如马克思停留在这样的立场，那么他无论何时都不会实现关于人和历史理解的变革，不会在那一时代建立起新的历史观。因为，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是人作为实践的存在、作为变革者的存在的能动概念，人在改变自然和自己的社会现实的同时，也改变自身。在这一观念中，“反映”可以被看作这样一种认识：它是理论过程的要素之一，但决不是这一过程的基础。直到1914年基本上了解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概念时，列宁才在自己的哲学笔记中揭示了哲学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可能性，尽管他那时还不了解某些哲学可能性和层次（如社会哲学、人本学等）。
对此我们不必吃惊。列宁不是职业哲学家，而是革命家而且是20世纪最伟大的革命家——因此他最感兴趣的是马克思的辩证方法，以便获得这一最锐利的理论武器来分析和理解他活动于其中的复杂的历史现实。在列宁看来，辩证法是必需的，但是他的许多追随者则认为根本不需要！因为列宁同自己的政党一起创造历史，因此他深刻的辩证法、批判性和反教条主义特征最清楚地表现在历史实践本身以及对这一实践的反思中。因而，他的著作，尤其是1917年以后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应用于历史实践的具体领域的最好的典范。
但是，在列宁那里只是作为探索，因而可以说是片面的、并未上升为绝对的东西，在他死后十年变为教条、经典，被宣布为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和唯一正确并且必须遵循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多元化的第一个清晰的、但对马克思主义而言也是悲剧性的宣告。
我认为，把在斯大林的著名的小册子中经典化的这一种类型斥之为与马克思主义无关的东西而加以抛弃，从根本上说是不正确的，甚至是幼稚的。首先，那一时期所写的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关的东西大多可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找到，那是一个以大量引证作为论据的时代。问题正在于如何解释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中的具体东西，从中能得出什么，而得不出什么，哪些问题已被揭开，哪些问题根本没有涉及，或者被当作黑格尔的遗迹或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而加以排斥，等等。
其次，从未有任何一个宣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像那时的斯大林主义一样得到如此广泛的大规模的承认。共产国际的所有政党，这意味着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无条件地把斯大林的小册子奉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的最高表述。我们不应忘记，斯大林被尊为第四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这一切需要反思！
所有这些只是表明，工人运动的水平就是这样，以致无法提供条件，正如今天在相当大程度上也要求没有任何哲学素养的成员，甚至大多数领导（哲学研究是艰巨的和长期的研究，不是通过几条通俗原理和观点可以掌握的学问）能够深入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作的贡献进行复杂的哲学分析，能够研究德国古典哲学，而这些对不具备哲学教养的人几乎是做不到的。大多数成员不可能也不必这样去做，但是那些具有成为这一运动的哲学家的才能的人们，如果不了解这些哲学前提，则必然就会低于历史所要求的水准。
既然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必须有自己的哲学方面（这对一个新的进步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十分必要的），它只能通过自己的哲学创造性人才来获得自己的哲学，后者是具有自我意识的不可重复的个体。对于整个运动，对于运动的大多数成员而言，总是需要哲学的普及化，而这在一定意义上又总是归于简单化。这只是意味着社会和政治运动不能也不应试图成为哲学思想的拥有者和哲学问题的仲裁者因为即使哲学会议也不能这样做而只能从由马克思时代起直到今天的复杂哲学储备中接受特定的成分，以便更好地确定历史方向。由于这一切，运动在这方面和在自己的其他倾向中，必须是批判地、开放地和民主地采取自己的立场，而把哲学理论留给那些具备特定的哲学前提并且认为从马克思的精神中所产生的思想最适用于当代进步意识的当代历史变革进程的人们进行创作。而政治运动从中为自己的整个意识形态接受什么成分，这取决于特定运动的发展程度。但是，主张为理解和解决哲学问题而提供框架则不只是狂妄的问题了。一些个人和团体，例如斯大林的团体是这样做的，他们对人类思想的发展根本没有任何深刻见解，更不具备对马克思理论思想发展前提的理解。
这不仅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是显而易见的（恩格斯曾写信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指出谁也不能强制他以别的方式思考，或不发表自己的见解），而且对杰出的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而言也是如此，他承认党内同志“在牵涉党的政治路线的一切问题上，在一定限度内和给定条件下可以是严格的，甚至是专横的”，但是，如果这些同志仅仅因为是同志而要求成为科学的仲裁者，拉布里奥拉则从原则上根本拒绝他们，因为“无论何时，包括在所谓的未来社会中，在科学的问题上都不能运用表决的方式”。
如果我们否定斯大林主义的哲学观念具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特征，则首先是参照我们今天业已了解的对马克思的哲学方面的理解来进行的，这些对20世纪30年代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言大多已经不陌生了。尽管斯大林的哲学观念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一般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类型，然而，无论如何按照欧洲的尺度它都是最原始和最有局限性的类型，但是那时却得到了或许任何一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都不会再得到的普遍承认。最好不再有这样的类型！
斯大林主义哲学观是一种意识形态化和经院式的哲学，这更多地在于它缺少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所能得到的东西。首先，它缺少马克思的思想的全部人本主义—人道主义问题，从历史—哲学问题着眼，这些问题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克服哲学唯心主义和到那时为止的唯物主义传统至关重要。其次，把特定立场绝对化与教条化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更不必提及斯大林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严格限制任何不同见解、任何探索以及直接批判的和创造性的对话。马克思的辩证法是批判的、开放的、探究的，因而也是革命的。而这一点是斯大林主义以及所有迄今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或非共产主义的运动所缺乏的。重复的或具备新形式的教条主义、限制创造性探索及理论的差别性，一句话，限制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多元发展——而这是每一哲学的、社会的以及科学的思想丰富发展的根本前提——总会在不发达的运动中存在，理由很简单，这些运动尚未达到把握这些进程的民主的、哲学的和科学的水平，它们的现实还不可能“提供”这一点！而为了达到上述人类思想的文化的民主发展，为了它们的自由、开放性、多元性和批判性，我们的欧洲近代思想已经奋斗了五个多世纪。
除上所述，还应强调，哲学以及艺术是有独立见解的、独立的和创造性的个体的创作。尽管在历史中有些伟大人物的哲学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并且以自己的创造性而影响数世纪，但是，面对着新形势、新发现和新问题，创造性的人类精神不能只凭借重复、制定和拓宽这些哲学天才的哲学成就而存在。对马克思的哲学而言，情形也是一样的或类似的，特别应当注意的是，它不是以某种精心制作的形式而是更多地以建议和手稿的形式存在。历史和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导致了新的认识、新的动力和新的情形；这需要富有独创性的解答。这些重大转变和新思潮可能是片面地发展的（这在人类认识的发展中很常见），但是它们仍不失为新的里程碑。最典型的例证是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它一出版就立即受到苏联马克思主义者的攻击这本身已表明这关系到对历史—哲学问题的两种不同见解，因而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多元性。卢卡奇的批判者德波林、季诺维也夫等人清楚地看到了卢卡奇天才著作中的一些片面性和弱点，但是由于他们没有理解思想发展的本质，而是采取了那时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仲裁者的立场（预示着后来的斯大林主义），结果完全忽略了这本著作中关于辩证法问题尤其是关于异化和物化问题的历史辩证法的丰富的新内容、新见解和新的理论动力。他们由于自己的独断论立场和偏见而没有理解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只能通过各种各样的新探索和新思潮而得以发展，在这种意义上，卢卡奇的著作勾画了一种十分重要的类型，我们可以说，它开始了后来通过法兰克福学派和其他思想家而变为比斯大林时代所制造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经院式结合更能代表“自己时代思想”的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路线。这一思潮以人和历史问题为根本定向这对马克思的思想来说是最重要的和最根本的。完全可以理解，对这一思潮的拥护者而言总是存在一个问题，即如何解决马克思哲学亦无法简单回避的其他本体论问题。但是同样真实的是，在历史中只有极少数哲学家能够在自己的身后留下完整的哲学体系。
布洛赫试图用一个无所不包的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思想来克服这一片面性。这一思想是以乌托邦和希望命题及其他一些本体论内涵而加以丰富的，这是布洛赫富有独创性的哲学贡献。他的《希望原理》是对人和历史，而且也是对自然（尤其在其他著作中）的独特的、富有创造性的理解，因而它标志着根据马克思的意向精神同时又包括一些在马克思那里所没有的新内涵和哲学见解对自然和人的存在所进行的哲学反思。在那个时代这部著作对东欧的马克思主义而言是那样全新，以致立即遭到谴责！不必继续列举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和一些富有独创性的思想家的哲学观念的全部丰富内涵，例如葛兰西、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或者都市主义哲学）、萨特（独特的辩证理性批判）、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等等，以及一些围绕《实践》杂志的富有独创性的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他们那里有关于实践哲学、革命哲学、当代世界辩证法、人道主义、社会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许多富有独创性的命题。
如欲进一步建立起这些命题，则有必要提出一个问题，这些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依据什么而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所有这些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和种类依据什么而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有必要指出，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当然都接受马克思的某些立场，但所有根本的范畴和概念都处于“理论活动”之中，即是说，它们都经受着不同的解释，而为什么和如何经历不同的解释正是马克思主义多元化的事实和必然性之所在。这些特定的社会的和个人的传统以及主体本身结构的不同因素，迄今为止仍在起着作用，而且在将来也还将存在着对每一范畴进行不同理解与解释的可能性，尽管人们都引证它们。这只是说，社会结构和作为权力、力量和关系总体的历史是如何复杂与多元，这同时也表明马克思思想的复杂性与深度，它能够开拓理解特定哲学与社会问题的新视野。
所有这些均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元化不仅是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而且也是必然的。马克思的哲学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哲学的一个种类，也是当代最重要的一个种类。同所有其他哲学一样，马克思的思想只有在多样化中，在以新的认识、以关于新的历史现实和人的独创性见解来加以丰富之中才有自己的前途。遵循这一哲学传统路线的每一创造性的哲学思想都不能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而应当成为基于马克思的精神和他的思想路线的更高的理论和哲学思维。人类的创造性思想必然导致在马克思那里不曾存在的、我们无法从马克思那里引证的新命题和答案。在当今每一个认为根据马克思思想的精神和意向所作的理论努力能获得最富成效和最中肯的结果的重要思想家那里，情况均是如此。马克思的哲学观点在上述思潮的多元化和创新中才有自己的前途，因此，任何固守一种理论作为真正的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做法——都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终结。
关于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以及具体的历史实践，情形并无两样。如果说在哲学这里，特定的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取决于许多历史、文化和理论条件，同时也取决于个别哲学家的独立性和创造性那么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差别与不同思潮则首先来自特定的工人运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所处的不同的环境。
首先应指出，20世纪初社会主义理论在相当大程度上尚未建立起来。除了巴黎公社的短暂一幕，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尚不存在，马克思天才地对巴黎公社加以分析，并得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结论，这些结论直到今天对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还是十分深奥的。简而言之，马克思提出了关于这种革命的设想，即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并利用这一政权和国家以实行劳动的经济解放，即通过建立自由生产者的联合体而实现经济和政治异化的扬弃。当然，由此国家也将逐步从历史舞台上消失。
这一思想在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并未得到足够的理解和接受。欧洲社会民主党由于夺取政权的议会斗争和在一些国家中议会方式的成功，而更多地关注夺取政权，以便能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力量通过国家干预、国有化和其他形式的社会化来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尽管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世纪末由于恩格斯对他们制定的《爱尔福特纲领》中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尖锐批判而形成的强大影响，放弃了国家社会主义概念，但是20年后，官僚化的党的领导阶层愈来愈选择了主要依赖国家和议会民主夺取政权的道路。这在德国革命前夕是如此明显，以致列宁严厉批评他们断言无产阶级需要国家，但却不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强调这必须是走向消亡的国家。
对于马克思主义内部这一国家社会主义路线，列宁不但以国家消亡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进程之一的思想，而且以工人和士兵苏维埃（委员会）是社会主义新国家和社会组织基础的思想加以反对。列宁的社会主义概念在历史实践上来源于巴黎公社，特别是来源于俄国两次革命，那时自发地产生了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这一思想在“委员会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概念中得到了最一贯的表达，当时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家，从卢森堡和A．潘涅库克到H．高尔特、O．吕勒、葛兰西等人都是“委员会共产主义”的倡导者。他们的社会主义理论概念严格植根于一些工业行业的工人委员会，这些委员会通过自己的代表形成地方的和其他的委员会，直到共和国委员会的最高机构。
这一理论至今尚未得以彻底贯彻，包括在南斯拉夫的实践中也未做到，尽管它在发展自治方面走得最远（这一“最远”还只是最初的历史起步）。中欧的无产阶级革命落后了，因此尽管工人委员会曾作为那时一些宪法的来源，但它们在新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完全窒息了，完全消亡了。在布尔什维克俄国，列宁的政党在大多数工人阶级的支持下取得了政权，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内外部条件，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越来越带有国家社会主义的特征。经过反革命和国内战争，在历史舞台上只剩下布尔什维克党，这就使它能够，而且只是能够使自己的政治垄断变得无所不包，使无产阶级专政转变为一个政党的专政，最终转变为党的一个派别的专政。十分遗憾，斯大林的派别就这样成功了，它为了自己的统治而逐步铲除所有其他派别，并采取了愈来愈不民主的统治方法。列宁逝世后的十年间，苏联建立起一种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它在斯大林的领导下，使得最初的社会主义基础已成问题。那时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也在考虑一种国有化社会主义，但这是民主类型的，以议会和思想政治多元化为内涵的，而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家社会主义却取得了党的一个派别专制的所有形式，它为了自己的政治野心而牺牲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得以进入苏联舞台的大多数原则。
我以前曾证明，国家社会主义，包括民主类型的国家社会主义观念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概念。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不发达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社会主义不能成为向更深刻的社会进程和社会主义进程及变革的特定过渡形式。然而，斯大林主义者却把这一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及其实践宣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实现，是一切社会主义发展的典范，而所有与此相悖的观点都被它庞大的宣传机构斥之为修正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反苏维埃主义，等等。关于革命概念的情形亦是如此，在他们看来，革命只能按照十月革命的方式进行。所有那些轻率地相信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概念是唯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且可以通过强制将之推行到其他人那里的人们——尽管按常规每个人都应为自己的思想奋斗都认为，斯大林主义时期（而且不只是那时）其他亦自称为唯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是错误的，许多人由于这些思想而丧生。
既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4]，那么显而易见，这种不民主的统治必须以完全不民主地建立起的意识形态来加以捍卫和论证。上述“社会主义”观念以及前面提到的哲学观念不过是在观念上表达了一种实际的社会状态，它们不仅必然被强力推行而且被宣称为唯一正确的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结果到那时为止，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运动中以思想的多元化为特征的所有实践均被当作社会民主党的错误而遭抛弃，由此在自己的所有方面建立起独断的马克思主义。在现代史上第一次在马克思主义中彻底宣称反多元化的立场，第一次把一个特定的思想宣称为唯一的马克思主义和唯一必须遵从的思想，因此，它也就被当作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中创造与产生的一切东西的普遍适用的标准。
他们通过抑制关于社会主义实践和当代世界其他问题的自由思考而反对社会主义实践的多元化，这意味着也反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多元化其结果只能产生在这种行动中所能产生的东西：普遍的贫乏和普遍的落后。因此，有机会阅读一点出自我们本国人和外国人之笔的反对多元化的著作的人们，包括我们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独断性的拥护者、多元论的反对者，都应当清楚，这种有限的和教条的立场会导致什么。它必然把他们引向斯大林—日丹诺夫的反动观念，这一观念由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独断性而必然导致把自己的思想和实践绝对化，其结果是威胁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身。
任何坚持历史发展中马克思主义的独断性而不是多元性原则的人都必须把自己的立场宣布为唯一正确的、唯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如果这些力量同时拥有政治权力，那么思想专制，进而社会专制就是合乎逻辑的后果和历史的必然性了。社会主义有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理论的多元化，甚至一般理论和哲学观点的多元化，总会比只有一种观点能更好地发展，因为那一种观点必然是教条主义的和强制的马克思主义。最好每一种思想都进入对话，进入批判的对立之中。因此，就马克思主义思想而言，不但需要自我发展的自由，而且也需要其他理论观点的存在，它可以与之对立，但也可以利用它们的成果。
在迄今为止的实践中，仅在欧洲我们就可以谈论几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发展的社会主义概念。第一种是国家社会主义类型，它直到最近还坚持一党制和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垄断的必要性，把国家所有当作社会所有，把社会主义计划理解为国家计划，坚持拥有作为指挥中心的和执掌政权的党的传统。这一概念应更正确地称之为政党—国家社会主义。在这种发展条件下，社会的官僚化及其众所周知的结果是必不可免的。例如，当工会只是一种传动装置时工人运动就消亡了，而在不存在自由的理论创作之处就会产生经院哲学，无论是宗教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遗憾的是一些社会主义者团体，甚至马克思主义者团体从欧洲社会和欧洲思想的数世纪发展中几乎什么都没学到！
第二种是南斯拉夫类型，它也是一党制，但宣称并倾向于把国家社会主义的关系转变为自治的关系，由此就建立起新的社会经济关系，改变所有上述范畴（计划、所有制、扩大再生产、民主，等等）的特征。这两种类型的社会主义都形成于不发达国家，它们只有很薄弱的资产阶级的和民主的传统，而且面临许多复杂的问题。由于来自发达资本主义的竞争，甚至军事威胁，社会主义不得不为社会关系的更深刻的变革创造前提条件（工业化，形成更强有力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克服经济和文化落后，等等），同时又必须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由于没有先前的历史经验，迄今为止这还表现为十分艰难的、复杂的和长期的历史任务。
第三种路线是西方高度发达国家中的社会主义设想，对此还只能作为理论设计而加以谈论。通过赋予国家以一定的作用，这种制度将植根于自治的发展基础之上，拥有多党制，因而在主要的生活领域都将有十分发达的民主关系。如果在上述几种社会主义类型的基础上，我们再补充一点古巴、阿尔及利亚等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中的许多相似点和不同点，那么，要否定社会主义实践和社会主义理论只能意味着意识形态偏见，它会导致对现实视而不见。
显而易见——如果有条件地和能动地理解特定的“模式”：主要适应于（当然是在非强制的条件下）特定社会的整个发展水平。当然，特定国家到了发展的一定层次，这一发展就会产生超越原有模式的要求。从上述结论不应得出任何相对主义，也不应认为各个国家的社会进程的引导者就像在历史的餐厅里选择冷热香肠那样选择自己中意的“模式”，如同卢森堡指出的那样。多党存在，更大的政治和文化民主，在不发达的国家和社会中通常是不能接受的。尽管存在着内在的愿望和信念最好是百花齐放但最终却只开红花。同样，即使在南斯拉夫，虽然我们为扩展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而斗争，没有民主就不能有社会主义的强有力的和成功的发展，但是由于我们的传统和历史，无论采取什么方式，更不必说抽象的方式，我们也很难做到这一点。如果我们希望使社会主义更富有成果，更和谐和较少危险地发展，那么就不能接受抽象的民主观点，而应坚定不移地和努力地发展我们已制定的社会主义民主，即是说，在社会的所有层次和所有领域，包括生产、政治、文化和公共意识领域实行自治民主。只是在这里需要坚定地和彻底地克服各种集团的、阶级的、有时包括短见的民族的私利。然而，正如迄今为止的历史经验所教导的那样，这的确是标志着整个历史时期的进程。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感谢 佐仓绫奈 收集、录入和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