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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和危机
〔南斯拉夫〕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
1971年
法语原文原载于南斯拉夫《实践》杂志1971年第3—4期合刊，张伯霖摘译，沈志明、傅乐安校
一
社会主义确立在历史舞台上已经整整半个世纪了。在这个时期中，它以各种面貌显示出来。既有光明面也有黑暗面。光明面和黑暗面都可能和危机状况联系着，这些危机影响着一切发展，其中也包括社会的发展。这些危机有时是发展中的危机，有时是停滞中的危机，有时是后退中的危机。对干有意识的历史活动说来，主要在干区别某些矛盾的特性，而不是把显然令人不安的停滞中的危机说成发展中的危机，以此来掩盖某些危机的实际状况。
社会主义发展到今天，一切严重危机的现象必然有许多首要和次要的原因。在这篇论文中，我想强调我认为对这些现象来说乃是本质性的一些环节。其中有两个决定性的环节：第一，社会主义至今借以发展的内部和外部的历史状况和条件（我主要谈欧洲的社会主义）；第二，马克思主义拥护者本身的活动能否尽可能地符合上述的历史条件。正如我就要说明的那样，迄今为止，人们也许过多地谈论了马克思主义者本身在实现历史目的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教条主义、非灵活性以及那种几乎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这就大大加深了某些环节的危机。下面就要讨论这个问题。
完全合乎逻辑的是：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他们的历史行动中，首先是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战胜资本主义和组织社会主义的主张出发的，但完全忽视了十九世纪产生这两位伟大的理论思想家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前提。依我看，就应该在此寻找悲剧性误解的根源，这种悲剧性的误解不仅使严重危机带上斯大林主义式的社会主义的特点，而且这种特点就是在今天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也常常表现出来。
我们不想详细解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个基本思想，即：超越资本主义无政府生产以及通过有计划的生产组织和通过对物而不再对人的管理来超越人的异化的各种形式。在经典作家那里，有足够的著作论述这个主题，而我们乐于引证其中两段。其一，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写道：“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1]其二，七十年代末，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写道：“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2]
这些论点阐发了一个基本特征：一方面是剥削的资本主义社会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另一方面是与之对立的社会主义，或者说用有计划的生产组织和控制生产即控制物来消除那种产品的统治。在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那里之所以产生“悲剧性”的误解，正由干他们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依据的那些假设性的历史条件，试图把自己的主张和观点不通过任何社会媒介而机械地和直接地运用到他们的历史状况中去，其实他们所处的历史状况大都不同干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想象的那种状况。为了说明这个历史性的错误并从中吸取教训，强调指出这一点是必要的。
在对社会主义发展作历史展望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原来就与事物的实际进展相差甚远。他们曾设想过，社会主义将首先在最发达、工人阶级力量最强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矛盾最尖锐的一些国家走上历史舞台——这是最合乎逻辑和最合理的。这是指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等当时的大国。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之初，在所有的欧洲大国中，俄国是最落后的国家，农奴制刚刚废除，它的制度还带着封建制和君主制的明显痕迹。其他东欧各国也处于同样的状态，几乎不存在工人运动。
上述发达国家，都具有革命的历史和比较发达的文化与民主传统的历史，都具有强大的工人运动乃至一定的革命经验（宪章派，布朗基派，巴黎公社等等），所以它们已经具备了明显而坚实的社会和阶级关系。显而易见，在这样一种状况下，人们从资本主义里已经存在的或正在急剧形成的许多前提中找到了资本主义的突破口。
如果考虑到这些前提，事情就不会如此难懂了。然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提出过这些前提，正是这些前提才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根有据地得出结论的。同样，应该指出的是：这不仅是关于遥远的未来的一种理论设想，而且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当前的现实。结论乃是历史前提的结果。再说，这些结论不光具有长远的意义，而且还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观点能够直接或几乎直接地得到实现。
如果社会主义在欧美发达国家中取得胜利，社会主义就会成为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经济体系。由于社会主义的现代经济的作用，就不会出现大的竞争者，再者，它的经济资源和生产力能决定性地促进其他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世界其他各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就能避免经济竞争和经济剥削的压力，并能获得大量的经济援助。
第二，社会主义在欧美发达国家中取得胜利之后，就会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政治体系，而且由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由于劳动者越来越能够参加生产过程和整个社会管理等等，社会主义在历史上就会如此地具有吸引力，以致它会促进其他各国劳动者政治上的成熟和投入战斗。
第三，由于社会主义所享有的占优势的经济、政治地位，它就会减轻长期压在世界各国经济和社会上的庞大军事开支的需要。这种军事开支，对提高生活水平，对缩短工作日和对作为社会主义成就的基本设想之一——摆脱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等等都只会起否定的作用。
第四，由于这一切，社会主义就能按其需要、要求和设想来发展。因为不再受来自外部的经济和政治的压力，社会主义就能按它的可能性自己来决定它发展的速度。
最后，第五，由于上述所有理由，马克思曾合乎逻辑地设想过，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关系——资本关系——会很快被超越，随之而来的是超越商品生产。在政治领域里，国家的消亡同样将是一个最紧迫的基本过程，因为这个领域的性质和巨大的作用便使那种官僚制度的和国家的畸形发展成为不可能了。
我认为，这一切都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第二国际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把计划经济和超越货币—商品关系设想为社会主义的一个长远目标，而是把这些设想为一个当前的目标；至少上述所有设想都证实这一点，即这是符合于他们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概念的。千真万确的是，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最发达国家爆发这一条是如此深刻地印在本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脑海里，以至在列宁提出在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也可能打开缺口的设想时，布尔什维克认为，进行这样的革命，也只是为了促进不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来推进业已着手的事业而已。另外，当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已搞起来的时候，大多数欧洲社会民主党人还不愿意承认这场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认为出现这种偶然事件并不符合上述马克思等人的假设。
然而，在进入到革命变革的实际过程之前，还应该指出下列情况，我们已经说过，一切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把超越资本关系、超越货币—商品经济、因而也即超越雇佣劳动等等，当作根本的任务，当作建设一个摆脱雇佣关系、剥削和形形色色使人异化的形式的崭新社会的一项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这一点至今还是全世界进步的社会主义力量的根本目标。但是还请注意，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我们仅引证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也设想过政治领域里的消亡问题，即国家的消亡和建立以“自由劳动者联合体”为基础的社会的问题。许多人分析过这个问题，我们也就不想重复或引证我们在许多场合下已经说过的东西了，但是，我们要回忆一下，马克思分析巴黎公社事件的结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关于国家消亡的理论，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专论这个问题的那几页透彻的论述，乃至革命以后出版的若干不太重要的著作，俄国苏维埃的历史性意义；以及在俄国、匈牙利、德国的革命中建立苏维埃制度的初次尝试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发生的一系列革命事件。总而言之，人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并没有把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内容理解为对国家的控制，也并没有理解为要通过政治国家的机构来组织社会生产，而是通过加强社会主义内部工人阶级和劳动者的自治组织来超越这种政治—国家的机构。因此社会主义发展的有计划的管理应该越来越扩大社会自治结构的职责，同时越来越缩小国家的领导。
这里有必要指出，这些概念无论过去或现在都是属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概念，这些观点，直至他们后期著作中，我们都能看到。例如马克思关于自由问题的观点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曾多次提到，但却很少像本文前面提到的各种观点一样加以证明。在谈到结束由必需和外在目的所规定的劳动而开创人类的自由时，马克思强调指出，鉴于生产的领域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着重号是本文作者加的），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着重号是本文作者加的）。”[3]如果我们取消或抛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自由生产者联合体”、“联合的生产者”、苏维埃、代表大会（用我们自己的话来说则是：工人自治和社会自治）这些概念的话，我们就会抛弃社会主义的本质特性，这就会使社会主义的发展产生或将产生可悲的乃至悲剧性的后果。
二
上述这些就是基本的前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所设想的动摇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即我们上述概念的直接实现的可能性，在十九世纪是很大的。然而这一切都被这个从本质上把历史和自然进程区别开来的因素——我指的是人——搞乱了。二十世纪初，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可能性是出现过的，一些训练有素的知名人士和组织（我首先想到的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比欧洲发达地区最著名和最杰出的人士和组织更善于利用这些可能性，然而历史并未按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进程发展。资本主义大墙的缺口并没在最发达的国家中出现，而是在欧洲一个最不发达的国家中出现了。
于是一种特定的状况创造出来了，而且同社会主义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在这种状况下，我们上面说过的马克思的设想就彻底垮台了。当时的俄国，即使没有受到内战的踩嘀，在世界上也不可能成为经济上和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国家，而社会主义，单依靠这个国家既不能成为占优势的制度，也不能按它自己的能力和需要来发展，相反却必须一直同发达的资本主义作艰难的竞争。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原来设想的状况发展程度要高得多，以及虽然他们给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上设想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地位，然而，即使这些设想几乎全未兑现，马克思主义者们也并不因此认为自己没有遵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所有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都和列宁一样认为，他们能够并且应该立即实现经典作家关于必须反对资本主义的思想，即应该铲除雇佣关系、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特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切。这就是实行全面国有化的时代，而且由于战争，也就成了军事共产主义的时代。四年之后，社会主义在俄国遭受了十分严重的经济危机，这不是富足的结果，而是匮乏所致，它使正常的经济增长、同农村的交换，以及工人阶级、农民同新政权在政治上的关系有被破坏的危险。
只有像列宁那样的天才人物，才能摆脱公式化的束缚，不顾1921年那些被认为正确的全部设想，以及不顾他的同事们的思想状况，完成一次决定性的大转弯，并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然而宣布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就意味着为资本主义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敞开大门，因为数千个工厂就要交给资本家管理，这便强烈地震惊了相当一部分正直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当时一大批俄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心悦诚服地同意列宁关于同帝国主义德国和解的必要性（何况这是忍辱含垢的和平），他们也不能同意一开始就同被他们刚刚打败了的资本主义采取和好的态度。然而列宁的伟大就在于这种难能可贵的现实感和对现实可能性的深刻的判断力——这些现实感和判断力指导着他的革命策略，却并未因此而放弃基本的环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在农民问题上，他实行了社会革命党左派的纲领，而不是共产党的纲领；形式上采取了土地国有化，实际上俄国共产党人把士地交给农民来管理。同样，当列宁看到他没有别的办法把国家从经济发展的停滞危机中解脱出来的时候，他便毅然决然地开始了新经济政策，虽然这样就违反了已宣布的原则，但的确挽救了革命。人们会说这是自相矛盾的：是的，正如在全世界的发展过程中，尤其在当今世界的发展过程中一样，事物是有矛盾的。
列宁这个人物的特殊品质在他的“继承人”身上是完全缺乏的。斯大林用反民主的手段越来越限制党内的民主，逐步清除党内的反对派，三十年代末，他开始实行强制的集体化和有领导的计划经济。斯大林完全缺乏对时代的特殊的判断力和解决政治问题的民主精神。他也缺乏对群众的信任，而首先是缺乏对工人阶级的信任。列宁当时还可能考虑到社会主义的国家问题，但也是指消亡着的国家。因为，在列宁的思想中，社会主义国家应该由苏维埃劳动者的直接管理来代替。而斯大林却把社会主义和国家等同起来了，他抛弃并排除了马克思关于自治的概念，把计划经济和计划化当作国家的一种职能，把那个时代宣布为社会主义关系完全胜利的历史时代，这也就不能不意味着已经超越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市场、货币—商品关系、资本关系、价值等等。斯大林及其合作者不可能懂得，在他们当时社会发展的那种程度上和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那样马上铲除旧的关系；他们不懂得，如果排除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消亡的伟大思想，即关于加强自治和加强劳动者在支配其剩余劳动和管理社会共同体中的作用的思想，就必不可免地要遭受最严重的后果。在把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社会主义计划化和国家计划化等同起来的时候，他们便创造出一个强大的国家官僚主义体制，这种体制在不发达的情况下和在一个民主传统薄弱的国家里显然是不可避免的，即便对最优秀的革命拥护者来说，也是难以避免的，同时对这个国家的一部分人民也是如此。这种情况确实没过几年就发生了。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发展，从我们刚刚谈过的原因可以看到，它不能不从一个危机跌入到另一个危机。
在一个不发达的国内环境中，所谓社会主义过程只能靠暴力来实现。具体地说，就是强化国家和官僚机构范围内的权力，于是使政权和人民之间的分裂加深了，而党内和社会内的民主关系越来越狭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里的任何创造性思想都会被窒息，即使出现什么苗头也马上会被扼杀。结果就创造出一种新型的雇佣关系，一种新型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异化。这种情况，在一个国家官僚主义制度里，必定会反映在民族关系上（俄罗斯民族的统治，无视民族自决权——波罗的海地区的民族和苏联某些地区的民族就是这样，以后诸如捷克斯洛伐克也是这样）。因此，在一个民主传统薄弱和有着强烈专制主义与极权主义传统的国家里，在由于内战而无产者大量死亡和财穷力竭、人口众多的国家里，斯大林的政策使社会主义陷入一场探刻的危机之中，这给世界带来深重的政治后果：不是去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而是把官僚主义的恐怖说成现代世界人类自由的最高阶段，完全取消了个人的权利，把中世纪最坏的办法引进司法程序里。在三十年代末，凡此种种却被说成是社会主义已经实现，并且说这就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开始。
人们可以由此得出结论：如果不考虑具体情况和可能性，即不考虑为实现马克思、恩格斯阐述的那个作为这个历史时期最终目标的理想必须经过的阶段，社会主义的一切发展都将导致显著的危机。另外，在欧洲地区建立起来的一切社会主义，如果不立即开始实现自治关系和以自治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话，也必然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这就是说，只有实行国家消亡论才是真正唯一可取的过程。斯大林受到强烈的批评和失去信誉并非是由于依靠社会主义的国家，而是由于他把社会主义国家视为唯一的社会主义现实，以及由于把社会主义的根本进程——以苏维埃的形式来发展自治——改变为地地道道的政治议会制。这种议会制很容易通过国家政治机构特别是通过非民主的关系加以操纵。斯大林主义，作为思想体系、权力体系和关系体系（个人崇拜只不过是极端的表现），遭到来自社会主义各个方面的猛烈批判，因为它囊括了国家的全部权力，从而使经济计划化成了仅仅属于国家的一个职能，因而也就是官僚主义国家的一个职能，而不是首先是自由生产者联合体的一个职能。同样，由于斯大林主义在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概念时并不考虑具体的可能性，却借助于那些不能容忍的暴力和警察式的方法，由于它窒息了自由批评并宣布凡是反对它那种社会主义的活动和概念的人都是人民的敌人，所以它遭到了批判。至少从根本上说，种种斯大林主义式的社会主义活动和概念是严重危机的深刻的根源，几十年来一直动摇着这些国家中的社会主义。危机也许会由于经济的繁荣和公众的某些自由的扩大等等面得到缓和。但是，只要不摧毁我们所说的那种关系结构，社会主义就不能逃脱危机。人类想摆脱政权的政治经济限制而求得解放，作为一项历史使命来说，不能“等待”，只能“力争”。
三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发展情况，是为了实现原本的马克思主义概念（消灭异化、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自治、民族自决等等）而进行的一种斗争，这是反对斯大林主义和第三国际一系列观点的第二个方面。这个过程基本上是从1941年开始的，它还要持续下去，但如果相信这个过程只凭目前的计划就能完成，那将是幻想。对于实现诸如革命的道路、国家和党的作用、党内民主、计划经济、解决民族问题、艺术和科学的作用问题等等这样一些十分明确的设想，我们是取得了胜利。
我们社会主义革命所走的道路是直接反对第三国际官方观点的，因此从根本上说，它是反斯大林主义的。但是并不是所有这一切都是被充分意识到的，尤其是对于未来的革命过程必须是完全独立自主的这一点，还未充分意识到。以前，认为除了苏联的模式之外就不再存在其它的“模式”，这并不奇怪，因为在刚刚结束武装革命之后的第一阶段里，大家对苏联制度的印象很深。这就是说，在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一些根本问题上，经常受到对列宁主义的斯大林式解释的影响。
然而，在这个时期，由于各种原因，南斯拉夫的制度本身未曾受到较严重危机的影响。首先，因为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和各族人民那种异乎寻常的革命功绩的新鲜感还出现在战后最初儿年的日常生活中；其次，因为还没有必要以更高度的集中来保卫将来的革命，最后，不到三年，我们的革命已经和斯大林主义及其狂妄自大发生了冲突。尚未稳固的国家概念和现实不能不很早就对付激烈的理论批评，这就是为什么会在1950年就开始实现自治的原因，不管当时推行这种作法是多么紧张和多么激烈，然而这种自治的概念，在社会主义发展中是唯一能够抗衡官僚主义和变种的国家集权主义的概念。
在这十年期间，人们向社会主义提出了一大堆极为重要的根本性问题，揭露了不少斯大林主义的欺骗性。从政治到哲学各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思想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原初的含义，打开了一些新的前景。然而在实践中，无论就社会生活民主化方面或由国家直接掌管的某些领域所取得的胜利方面，即使前进了儿步，但是，像官僚集中制仍然掌握大权、缺乏民主关系、尤其在政治领域中工人阶级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不足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已经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陷入越来越尖锐的危机之中。尽管大力宣传自治社会主义的观点，我们还是强化了官僚集中制，因为，经济大权还是集中在官僚集中制机构中，并且占主导地位。除此以外，随着经济的明显增长，也引来了一系列的行政干预和限制，本质上仍属于行政的和国家的计划经济制。所有这一切必然导致下列后果：直至六十年代末的前后，尽管扩展到其他社会组织和机构里的自治已表现出积极的作用，但是在社会的基层单位里——在生产各个组织里——自治依然停滞不前。
由此可见，使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发展陷于危机的原因，要在集中制和官僚主义国家关系的长期统治中去寻找。因此，南斯拉夫的这种危机同社会主义阵营中国家的社会关系的危机是相类似的，这些国家总是受到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的官僚主义和国家概念的影响。处在我们国家的环境里，人们难以相信社会主义的计划生产可以不管任何历史条件而通过政治国家的体制来直接实现。相反，我们的情况早有很大的不同，这是由于在我国，这种国家官僚主义模式遭到非常有力的批判，还由于自治——尽管其基础本身还欠发达——已成为一个历史事实，以至只有公开的反革命才能将这一事实从我们革命进程的日程表上抹掉。最初，在南斯拉夫的发展中还保待一种国家官僚主义“铁板一块”的体制，这就导致了我们制度中的“二重性”集中制和国家集权主义的那些传统的政治形式和议会形式，同自治形式和自治观越来越强烈地对立，而自治一经被认为是社会主义中人类解放的目标，就能彻底变成社会基本结构乃至整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结构。
应该在这种二重性中寻找最近这十年动摇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危机的原因。因此，尽管对官僚主义和国家集权主义的批评十分尖锐，尽管自治制度已经扩大到其他社会生活领域，尽管民主关系在逐步发展，领导力量还是难于（或没有完全地）从某些偏见和由官僚主义带来的具体特权中摆脱出来。即：
第一，就社会主义来说，国家借以支配剩余劳动的那种计划生产制度，如果长期通过政治国家体制来实现，则不能不导致严重的变质。
第二，这种否定货币—商品关系的经济政策必然导致国家垄断，导致对剩余劳动不合理的分配，因而必然导致产生工人阶级内部的不平等关系，更不用说产生官僚主义了。
第三，这样一种完全支配剩余劳动的政治经济垄断——它使官僚主义具有一个至为重要的阶级特点——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在处理民族问题时必然引起紧张和反常。
第四，把政治和经济的领导高度地集中在党和国家机关手里，必然导致工人阶级的政治消极性，导致自治的发展停滞不前，甚至阻碍自治形式的实现，虽然自治形式极有可能在社会组织中占居优势。
第五，在一党统治的制度下，政治经济的垄断变成一种非常危险的垄断，这种垄断影响着同群众的联系，导致民主制的衰败。
摆脱上述错误的过程曾经是、现在依然是极其困难的。国家集权制的任何一部分权力，不经过斗争是不肯放弃已经占据的地位的。近年来，他们所谓改革的声明，在很多方面都没有兑现。而人们的主要心愿，即从根本上加强自治和把绝大一部分的剩余劳动交给劳动集体管理，至今也没有实现。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曾提出过两种可能的道路：进步的政治力量同积极活动的工人阶级和知识界中的进步部分联合起来，加速在自治基础上进行改造社会的进程。这样，人们能够不仅立即解决剩余劳动的问题，而且能够立即解决那些财政和贸易机构毫无道理享受特权的问题，这样就能为实现劳动者掌权，从而也是为肯定全民族的主权提供最重要的前提。因为马克思本人，根据发达国家中那种通常已被资产阶级解决了的民族问题的历史状况，注意到：“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暂时还是民族的，虽然这里所说的‘民族的’一词和资产阶级所理解的完全不同”（《共产党宣言》）[4]。这后一个论点首先意味着，无产阶级在把自身组织为民族，组成暂时的民族的时候，不能像资产阶级所做的那样，利用民族利益和民族情感，以便煽起对其他民族的仇恨来为自己谋取领导权。第二条可能的道路是把这个问题放到政治领域里（即我们的发展至今所经历的领域）来解决。这样一来，在为解决新矛盾的斗争中，政治力量就把民族问题放到了首要地位，并把自己看作本民族的先锋队。在某一时期——那时，各种不同的力量能够按不同的方法来解释民族问题，并且曾经是这样做的——阶级的问题几乎被排除了。这不仅充分证明这些思想前后不连贯，而且证明这个过程本身出现了各种不连贯性。
要解决这些矛盾，为什么我们不借助我们在这里已经指出的第一条道路呢？我们姑且不谈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需要我们进行专门分析和多加研究的问题，但是在这篇文章中也作了部分的解答。迄今为止，第二条道路的结果只是建议修改宪法。粉碎和超越集中制的国家主义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加强各共和国的权力和“国家性”，二是让工人阶级支配剩余劳动，就是说让工人阶级既管理分配也管理生产。
用这两个原则来解决社会问题和民族问题，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的，尽管伴随解决上述问题的过程而出现的一些现象暴露着某些人企图利用民族主义的感情。即使对渴望实现上述两个基本原则的一切社会主义革命来说，超越集中制垄断的这种斗争本质上是必要的一步，但是在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里，同集中制的决裂无论如何必定会带有强烈的民族色彩和民族问题的特点。在那些只有一个民族的国家里，当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进步力量（通过在公社和公社共同体中实现自治关系）能够超越官僚主义的中央国家的权力时（这种官僚主义的中央国家权力在当今社会主义国家里是很典型的），上述的解决过程也将是必要的。因此，民族问题的彻底解决，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作为社会的和阶级的纲领来说，归根到底应该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一支力置。当然，这并不是说民族问题的彻底解决不是解放人类和建立新人道主义的主要组成部分。
如果说在我们南斯拉夫共同体中，上述过程已取得了巨大进步，那么应该立即确定它们的意义和范围。我们的发展使这些过程更迅速地进行，使某些矛盾的解决比先前更为迫切了。但是解决这些矛盾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第一个矛盾是同加强共和国权力和“国家性”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如果说有人已经清楚地懂得，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强化国家的论点只不过使官僚主义的国家关系永远存在下去，而又敢于提出劳动者的解放和本民族是主要的社会基础的话，那么这显然就是同斯大林主义作斗争的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考虑到南斯拉夫共同体中各民族国家存在的必要性，我们应该意识到这种矛盾和强化共和国国家主义的危险。只要把实际的措施理解为我们社会主义革命的步骤，问题是能解决的；因此，只要我们不停留在已取得的成绩上——我们也永远不能这样做——即便处在最严重的冲突之中，问题也是能解决的。在完全平等基础上来解决国家集中制关系和民族关系，必然会提出创立新型的民主机构以挫败强化共和制国家集权主义可能性的问题。这种民主机构的要点是：不限制基层内自治发展，工人阶级有权支配剩余劳动，而且根据自治的原则，首先逐步建立民族共同体，然后再建立南斯拉夫共同体。现在实现这些目标的可能性比十年前大得多了。我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在修改宪法时不朝这个方向迈进。
同时，我在这篇论文中已经说过的这些问题，也只不过是我们最重要的问题的一小部分，我还要提几个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乃是我们最迫切的理论任务和实践任务。
首先要谈的问题是，在社会主义内，国家同样是一个权力机构、一个政治机构，这种机构非常容易变成控制人民的力量。目前，让工人阶级支配剩余劳动的决定，乃是在一个重要的经济领域内向削弱国家这个方向迈进。为此，今天我们应该立即继续这个进程，尽可能最广泛地让劳动人民拥有实质性的决定权，并让他们参加管理共同体，以便铲除官僚主义的发展，使政治的行政式的统治根本不可能。
第二个问题，也即第二个重要矛盾，就是货币—商品的矛盾（市场经济），一旦不加控制，它就可能重新产生资本关系、商品崇拜和金钱崇拜。由于上述原因，有人主张只搞生产的计划管理，而不要搞商品生产。商品生产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超越这个过程需要在理论上有很大的灵活性以及社会主义的觉悟、一定的发展水平，但也要有历史条件的某些变化。因为在一定意义上来讲，这个全过程是一把双锋剑：缺乏社会主义共同体对货币—商品关系的控制和影响，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关系的复活，后者是以雇佣关系和剥削为基础的（在我国，尤其在金融垄断方面，人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情况），在生产者那里，必然导致有同样后果的集团所有者的活动。发展和生产的计划化，特别当计划化由国家行政掌握时，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变相的国家形式，导致垄断，导致另一种新型的雇佣关系等等。在国家消亡的过程中，对我们来说，这个困难问题的唯一解决办法是：使民族的和社会主义的共同体有计划地发展，起到组织公社和人民共同体内的自由生产者联合体的自治作用，而不是起把生产者和国家割离开来的作用。
我们南斯拉夫共同体，在总体上相对地说还是不发达的，还有非常牢固的政治结构，相反，自治结构却很弱。上述这些困难，在处理我们的经济和社会主义问题时，还将不断成为官僚主义和技术官僚的根源。这些倾向不但会很强，而且在一段历史时期内很可能占上风。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的发展，鉴于它的内外条件，并不是处在令人羡慕的条件下。这样它能否战胜所有这些反自治的影响呢？这首先决定于所有劳动者，能否有效地扩大自由民主关系，超越我们社会生活一切领域里的垄断而最大限度地参加到我们自治结构和自治联合体组织中来。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3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6—927 页。
[4] 《马克思恩格所选集》第1卷第270页。
感谢 佐仓绫奈 收集、录入和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