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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和异化问题
〔南斯拉夫〕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
1965年
佐仓绫奈按：
原文载于南斯拉夫《实践》杂志1965年第2—3期。本文根据两个版本的译文整理：
1．《社会主义和异化问题》，石泉译，《哲学译丛》1983年第4期；
2．《社会主义和异化问题》，来自《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与实践：实践派论文集》（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一）
异化现象极其复杂且至今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哲学的和社会学的分析现在还需面对许多问题，如异化这个概念的内涵是什么，异化在历史进程中的动因是什么，相同的异化形式在不同领域的作用是什么，克服异化的过程是否是连续的和不全面的，等等。除了这些问题外，我认为必须突出强调一点，因为它从本质意义上分析异化概念的内涵、异化在历史进程中的动因、相同的异化形式在不同领域的作用。虽然全部人类历史及其成果（例如国家、文化、宗教等）都是人的产物，是人自身能力和力量的表现，但人之所以能够存在，是通过把自己的力量同自身分离开来，并且意识到这些力量是作为特定的物质的、社会的和意识形态的力量而与他相对立的。
只要人自己的产物（政治、宗教、经济市场与货币等）作为人之外的东西而存在，并且作为凌驾于人之上的力量而与人相对立，异化现象就存在。
人的世界迄今一直是一个分裂的并与他自身对立的世界。在这种历史的分裂下，人作为历史的创造者，从根本上说已没有力量，受到压抑和轻视。迄今的历史是对人持续压迫的历史。
然而，异化的各种形式都会展现出特定的历史内容和作用，因此不能用同一种方式加以评断。同样，每一种异化形式也常常被另一种形式超越。只有人的力量和关系的发展使新的机遇正处于创造过程之中时，特定的异化形式才变得不堪忍受。
虽然人类进步是在异化的不同形式的范围内发生的，但是其中一些异化形式较另一些更能促使人作为一种“多元价值的”（polyvalent）存在而发展起来，使人的丰富性进一步生成，并且曾消除那些阻碍人更自由的历史发展的种种社会限制。所以，某些特定的异化形式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曾有某种历史进步的意义。当这种发展进程展现出人摆脱某些异化形式的新的历史前景时，这些旧的异化形式就变得不堪忍受了。其中一些异化形式（例如，奴隶制和意识形态异化的各种形式）在这个进程中就会消失。
迄今为止的历史进程既创造各种异化形式，同时又消除异化（de-alienation）。很明显，这个进程日益强调人本身，促进属人的方面，而不是促进“超人”（transhuman）的政治力量。当这种走向“真正的人”和人的创造性的取向（orientation）成为根本和本质的要素时，当人们联合一致调节他们相互的关系和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时，消除异化的过程就将更有力。
异化的历史处境不只是人自身的分裂的条件，而且本质上以人与人的这种分离为特征，以人对人的敌视、以阶级对抗、以种族和民族仇恨，以及其他种种敌对形式为特征。这些对抗已使当代人处于灾难的边缘。只是对自我毁灭的可怕前景的预感已开始转向克服当代异化世界的所有褊狭和不合时宜。
社会主义的本质含义就源于这样的历史遗产中，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资产阶级社会那种特殊的历史结构中。这里既不是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全部巨大成就的地方，这些成就是人的创造能力的一个重大收获。这里也不是分析这个社会所有局限性的地方。自马克思以来，直到今天，这种分析在不同程度上已成功地做过了。为了理解显示社会主义出发点的那些基础的和历史的传统，至少必须提一下资产阶级社会中与现代人的要求和能力不相合的特点。
资产阶级社会使人的发展达到了闻所未闻的高度，但这是通过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结构下使人成为全能社会机器的一部分而实现的。商品生产的典型社会将所有东西都变成了商品，变成了物。工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就像其他人出卖其可以支配的一种所有物，例如商品、他的精神、他的思想、一种专长、他的体力或天赋。如果整个社会是通过商业买卖关系所构成的，如果人已变成统计数字，如果人被看作一种机械过程的一个部分，那么这类关系显然就已失去了人性的根本标志。如果在日常生活中，人已变成一种生产其他商品的商品，例如变成价值生产的机械过程的一部分，那么，他同理也变为似乎与他人或国家为敌的机械过程的一部分。当代人的日常生活中的异化只是他们其他一切异化形式的基础和根源。如同商品所有者和整个技术的机械过程作为一种制约他们的工作和生存的力量与他们对立一样，他们生产的商品也作为一种力量和威胁与他们对立。商品拜物教及其一系列后果是自古以来人人皆知的一种现象。如果说资产阶级社会的新近发展过程，通过科学的和国家的组织，成功地缓和了市场机械过程的最极端的后果，那么，商品也还是在获得一种与日俱增的魔力。人们相信，占有一定的商品改变人作为人的特质，占有商品仿佛可以表示丰富的人性。所有人的活动都集中到外在方面来，事实上只是使自身变得贫乏。
人的“物化”（thingification）作为资产阶级社会异化的一种重要形式，也使人的其他一些关系非人化。如果政治－技术的统治的机械过程和人相关联，仿佛人是一种物，而且人的能动作用被归结为关心自己的福利或选举权，那么一个人同他人发生关系时也会把他人当作是一些物。在近30年中非人化的那些最极端和最剧烈的形式不过是一种原始的、更基本的关系的逻辑结果。
一种多元价值的人的存在在这些极端物化的关系中被扭曲到如此程度，以致生产过程本身变得不堪忍受。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解决近代人的这种非人状况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更不用说全部有关的改良了。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过是缓解治疗而已，因为问题根本就不是心理学的问题或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哲学和历史的问题。
但最终的后果是人格的分裂，是两重人格（homo duplex）的形成。作为一个人，他不能感到自己是一个人。异化的人具有的这一众所周知的特点，在人的关系方面具有最富悲剧性的后果。
（二）
如果说当代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的社会是以上述现象为特征的，并且近几世纪的历史通过各种战争、经济危机、集中营、毒气室等多次确证了这一点，那么克服这种状态所进行的斗争就意味着为社会主义而斗争。
人们常常提出社会主义的问题，至少常在较大范围以较单纯和似乎较单纯的方式来提这个问题。今天在大量悲剧性经验之后，社会主义的问题必须根本上从哲学的—社会学的视域加以考察。过去常常有人认为，在革命和革命政权的充分保证下，人不仅能摆脱雇佣劳动关系，还能摆脱所有其他异化形式。于是异化问题就成了“多余的”。例如，异化概念在斯大林主义时期的理论争论中完全没有表现出来。甚至在今天，大量社会主义理论家也还认为异化是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好像社会主义天然地对这类病症（disease）免疫。
历史经验却给我们提供了一幅截然不同的图景，因其破除了许多幻想和神话，特别是斯大林主义时期。斯大林主义不理解在一场革命以后，仍然要完成主要的事情。只有如此，才能创造一些社会关系形式，促进人的持续的解放和创造一种新的历史的个性。一句话，哲学和人道主义思想的基本原则必须以极具可能性的方式贯彻。要实现这点，就必须明白，社会主义仍然基于一些继续存在的异化形式，它们既不能直接废除，也不能直接跳过（如政府、阶级、政党、民族、官僚、宗教、商品生产、市场等）。
当然不能不顾及这一事实，即在真实的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这些形式必定获得不同的意义，并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具有另一种作用。但是，就其存在的事实本身来看，这些异化形式的一些特定方面可能以一种极其消极的方式展现自身，尽管并非必定如此。无论在何种制度下（包括在社会主义），只要人把自己的力量实现为一种与他自身分离的社会力量，感受和体验到自己的力量成了这样一种力量，这些社会力量就有可能向他施加现实的力量，阻碍他进行自由的历史创造，这种创造应该是和当代人的发展水平一致的。
因此，同那种认为社会主义异化问题是无谓之谈的论点相对立，我们必须极力肯定这一论点：异化问题是社会主义的中心问题。
异化问题不可能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中心问题，其简单的理由在于资产阶级社会过去以至现在都没有把将人从上述一切异化形式下解放出来作为自己的基本历史任务。资产阶级社会通过克服封建的依附和服从形式，通过发展民主形式（它们在经济民主方面有限），从而实现了自己的历史任务。当资产阶级社会力图克服它自己的私人占有制的消极后果时，经典的资产阶级秩序就出现屈从于国家主义的趋势；资产阶级社会没有也不可能把消除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作为历史的课题，因而没有、也不可能把消除意识形态的权力作为历史的课题。它的根本任务是发挥这种权力的作用，而不是废除它，是加强统治阶级，是使这种权力同人民分离，而不是反过来使人民变成“权威”（authority）。资产阶级社会真正说来是一个政治社会，在那里“政治”是一个社会集团的力量支配另一社会集团的同义词。
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就不能依靠这些形式，这些形式属于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由于社会主义的任务是克服这些人的生存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人作为一种异化的存在物而存在，废除社会生活的异化形式就成了社会主义的中心问题。如果不是这样来理解社会主义问题，最终的结果就可能是使政治形式走向非人化的病态形式。
斯大林主义是误解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典型例证。历史地看，斯大林主义意味着强化一些社会生活形式，这些形式意味着人的异化的不同方面，这些形式是直接从先前阶级社会继承下来的。不是给人——社会生活本身的创造者——以信赖，斯大林主义却把这种信赖给予国家,给予各种社会的和政治的组织，并使它们成为建设和发展共同体的主角。丧失对社会主义改造的真正观念的明见，也就是努力逐步消除政治社会的体制从而消除经济和政治的异化形式，斯大林主义曾企图使那种政治社会达到其最极端的权势和后果。政治国家机器的绝对权力必不可免地有其另一侧面：个人、人和个性，即这一激进的历史努力的奋斗目标，处于普遍无力的状态。如果说在这样一种包罗一切的国家计划系统和由国家处置剩余价值的制度下，人作为生产者已完全被剥夺参与管理生产和产品分配的权利，那么人就又陷入一种异化的雇佣劳动关系中了。只是在这种场合下资本家垄断完全被取代了，由无所不包的国家垄断代替。马克思关于计划性生产是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对立物的思想已变成它的现实的对立面，人作为生产者没有使自己成为计划者，而是使自己成了计划的一个部分。至于这种情况曾让其他许多异化活动的特点表现出来，这里就无需去讨论了。
社会主义在其发展的斯大林阶段不是克服资产阶级的、政治社会的基本特点，即雇佣劳动和使其他一切畸形状态由以发生的雇佣劳动关系，而只是创造了这些关系的一些新的形式。经济异化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政治异化的问题依然存在，反而事实上成了社会主义真正生存的问题。
很明显，关于社会主义已经在这一关系的基础上被建设成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历史幻想，必然产生其他的神话和神秘化趋势。我们不应当忘记，神秘化是意识形态异化的一种基本形式。如同对其他现实异化形式一样，我们也不应当非历史地、抽象地看待这种神秘化形式。在原始意识的一定时期内，在社会发展的较低阶段，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各种斗争前进，他们可以借助这类意识异化形式取得进步。人的生存本身常常依赖于这些形式，但是，如果人类过去能够以一种积极的方式甚至通过这种类型的意识形态的观念发展起来，那么由于其高度的知识和哲学水平，人现时的发展就与助长这种结构不相容。社会主义的发展情形尤其如此。在社会主义的发展中，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一切关系都应当更明朗、更合理和更可理解。在社会主义社会，人必须逐渐意识到自己是自己生活和自身命运的本原和唯一的历史因素，是自己生活和命运的唯一的创造者。于是在极端强调政治生活领域的情况下，社会主义便产生出一系列的神秘化趋势，同时又表明异化问题并未由于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政府而不复存在。
这些神话之一是我们已经提到的神话，即认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是社会主义进步的基本力量和杠杆。由于国家主要由一个特定机构组成，这种态度不可避免地提升了政治领域。这种设施不承认劳动者是这一新的历史改变的基本实行者，而是将越来越自己同劳动者对立起来，让他们从根本上影响不了自己，并控制他们生活的所有范围。这样就产生了官僚制和官僚政治的一切行为和神秘化的基础。也就是说，从这样的神话中创造了出来：废除资产阶级国家即解决了自由问题；社会主义的国家不能产生一种特定的力量——这种力量在上述环境下能够变成凌驾于劳动人民之上的力量，变为对个人进行原始崇拜的力量。
不仅政治和经济的过程，而且还包括科学、哲学和艺术的过程，都成了国家任意处置的国有领地部分。如果说哲学和科学过去常常是神学的奴仆，这时所有这些领域则都成了政治的奴仆。
所以，个人崇拜和其他一切异化形式并非仅仅是特定某种结构的偶然性，而宁可说是一种结构的表现，这种结构基于把社会主义设想成国家整合一切领域[1]。这种观念在斯大林的实践和理论中以“建成的社会主义”（completed socialism）的提法体现出来，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当时，国家所有制和国家决断已达到优势的高度。[2]
作为一种高于一切的理论信仰，这种意识形态的迷惑通过行政和官僚制、从而通过技术统治，已完全形成为一种高度的异化关系。首先，给予一种政治机构以极大的自由必然意味着在实践中缩小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实际自由。第二，将资产阶级社会的异化形式推到更加推到极端的程度，是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观念的。第三，消除这些异化形式必然要求创造与传统的形式相对立的新的关系。这些新的关系将不断克服所有这些由社会主义继承下来的力量和势力的形式。第四，社会主义是这些新的关系的发展过程，这些新的关系会增加劳动者在管理和组织自己生活方面拥有发言权的可能性。
“建成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矛盾的提法，因为某种处于不断改造状况的东西是不可能完成的。按照我们已谈过的结论，以旧的政治形式如国家、党派和官僚制为基础进行建设是不可能的，由于旧的一类形式不可能一下完全加以废除，以新的形式为基础进行建设也不可能。因此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最初阶段，在这个时期这些矛盾的过程都在发展，但新的形式本身已是特殊的共产主义因素，它们取得完全的优势意味着历史地克服第一个阶段。
（三）
异化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具有关乎命运的和历史的重要性，不仅因为实践已表明许多异化形式依然可能存在于社会主义，而且也因为社会主义不能不以这种社会形式为开端，因为就其本身来看，它表现着人的种种异化形式。此外，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当代社会中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异化形式，社会主义不可能立即就完全摆脱它们。社会主义并不是以一根魔杖的形式出现在历史舞台，并不能立即把所有的恶变为善并解决人的一切问题。
这里不是讨论什么原因造成在社会主义先行阶段不可能直接废除国家和其他政治设施的场合，与此有关的原因早已人所共知。但是从直到现在已然谈到的一切可以得知，如果谁想展示社会主义的历史含义,国家和其他政治设施这些形式便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的核心方面。
如果意欲对人的解放，即对克服人的异化的不同形式，有更充分的贡献，那么社会主义就必须把根本重点放在人的方面，并须把自由的个人看作社会自由的一个条件，不只在理论上这样做，而且也在实践上这样做。这意味着不断创造一些条件，它们将能使劳动者治理自己，管理劳动过程，管理经济、文化、教育和自己其他一切社会生活领域。政治因素绝对化的对立面是加强整个共同体的力量，而不是仅仅加强它的政治方面。以工人团体和其他团体的形式进行的社会管理的另一方面是不断削弱国家这种外加于人的力量，使之消亡下去。[3]
我们不能对前述事实视而不见，也不能对如下事实置若罔闻：社会主义不是从一种异化社会向一种未异化社会的神奇飞跃，恰恰相反，它是一种新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也包含着某些异化形式，同样也不能无视社会主义的真正历史意义和使命是消除这些异化形式这一事实，而不是增加它们。
由于人的发展现在达到的水平，不论哪个特殊的国家，社会主义也是一个“等级制的”（hierarchical）社会。由于社会主义发展所处的时期和环境，官僚制是一种连续性的现象，甚至社会主义也有这一现象。生活领域本身中的某些等级常常企求对更小的等级取得独立地位。这又说明创造新的异化形式的倾向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社会主义必须经历和超越这一过程。因此自治形式的发展会渗透到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并且抵制国家和官僚制倾向。因此这不是一个没有冲突的直线过程，而是一种真正的辩证过程。换言之，社会主义在其中发展的政治形式，本质上确是一些特殊的异化形式，这些异化形式如果趋向于废除自身，则它们在各种限制下是有积极意义的。这看起来可能是一种悖论，但通过这些不同的异化兼消除异化的形式，社会主义力量就创造出一个非异化的过程。
这是一种全新的、真正的、深刻的人性过程，是社会主义固有的历史课题。迄今每一政治势力都一直追求使自身绝对化和永恒化，社会主义力量则运用自己的势力来逐步消除它们自己。[4]
从哲学—社会学的观点看，社会主义是一个完全历史性的时期和克服人的异化的基本形式的过程。迄今社会主义是在较不发达的国家内开始发展的，所以增加生产和发展工业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这仅仅是这些国家具有的问题的一个方面，这是一种日常的现实和事情。不解决它，更高的人性关系也就不可能建立起来，但是，这本身不是特殊的社会主义的问题，因为增加生产也是资本主义的法则和问题。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表现在社会关系领域。
我并没有低估经济和文化因素的重要性，但我必须指出，没有同时深刻的、从人的自治意义上考虑的那些社会改造，这种标准（发展生产，工业发展）就会失去它们的历史方向。鉴于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复杂性，及其对发展的最初阶段的复杂影响，这些自治形式，这些本质上是非异化的形式，就其本身来说并不是绝对的。如同政治形式本身倾向于首要发展官僚制和政治，各种形式的分化和地方主义也倾向于此（这也是异化的形式）。为什么社会主义最先进力量的活动在克服官僚制、地方主义和其他畸形状态方面有如此的重要性，原因就在于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党派，在其存在的地方的活动或其他代替它们工作的力量的活动所具有的基本意义也在于此。
社会主义中的异化甚至必然继续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这些领域在当代发达的社会一般是相似的。社会主义还没有废除商品生产，因而既没有废除市场、货币，也没有消除所有必不可免地出现于人类现有经济发展水平及文化发展水平的拜物教现象。尽管对社会主义国家这个部分或社会本身有可能实行强有力的干预，以防止由这类结构和现象产生的畸形化，市场和货币以及特权地位和尊严所发挥的魔力也必然以一种异化方式作用于当代人的不稳定结构。利己主义、各种形式的精神异常和个人公私生活的分离，不外只是人的异化形式，它们甚至也存在于社会主义下的两重人格这一现代文明的典型现象，在社会主义中作为一个问题并没有消逝。外在的、表面的和暂时性的东西的统治，以标准的、名义的，甚或单纯表面的变换形式，将伴随着整个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当代人的结构和面貌在许多方面还是原始的，背负着来自过去的种种消极的重负，因而十分不稳定。许多人在自身内不能发现任何东西，不能发现自己同社会主义深刻历史问题的创造性关系，因而试图逃离自身。他们生活的内容存在于他们自身之外，在外在的、偶然的东西之中，而不是在他们个人和共同体的本质问题方面。
同样，近代工业生产已走向极端专门化和变得极其琐碎，并因这种单调的、非创造性的和无聊的劳动而使工人发生异化，近代工业生产的这种问题也是社会主义面临的问题。各种缓冲措施自然也可以在社会主义中用来减轻这种状况，然而这类状态的历史解决却不可能在任何这种缓冲措施中找到，而应该说在那些标志着社会主义乃是社会劳动组织的新的历史形式，即一般社会关系的新的历史形式的措施中才能找到。消除使工人不能参与全面组织劳动，参与组织生产、计划和分配剩余产品的那些关系，是解决当代文明那一基本问题的不可少的条件。不过，工人自治恰恰开始了消除雇佣劳动关系的过程，这种关系是异化关系，在这种关系下人只是手段。把人从作为一种手段变成能动的行动者，推翻整个等级制，将改变人的个性的结构和人对劳动和共同体的关系。
但仅仅这一因素对于解决全部问题还不够。随着创造以人的自治为轴心的社会的日益壮大，随着不断远远超出人的存在的政治形式，随着创造性力量，包括人本身的建构，一切都必然同时发生变化。通过自动化和其他现代科学成就，与此同时大大缩短的劳动日，以及最后通过克服现存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巨大分工所展示的前景，同上述对社会关系进行的改造一起，将扩展自我以及人类的自由王国
然而，随着创造性地利用“余暇时间”，还有一个问题需要面对。一种新型的、“多元文化的"（poly cultural）、批判性的和有历史责任感的个性是必要的，即它对于自己和历史达到统一，无须去找任何中介物或任何异化形式，它具有比现在远为开阔的视野，它将延续它存在的整个时期，并且将超过家庭、民族和国界范围而包含更多内容。所以社会主义的这一整个改造时期是发展一种新的历史个性的时期，这种个性因其总体性而将意识到历史是它个人的创造，以致无须用超验存在来说明自身的存在和目的。
简言之，我们愿意再次指出，异化不是资产阶级社会的问题，因为那个社会本身只能作为异化社会而存在。异化之所以成为社会主义的中心问题，是因为社会主义只能在克服和消除异化的条件下存在和发展。
注释：
[1] 对于“国家”，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首先是指一种特殊的组织安排，并且是服务于现存的阶级和群体对于他人行使权力的机构。除此之外，国家的概念包括一些其他组成部分。
[2] 我的论文（关于人道主义的旁注》中已经批判了“建成的社会主义”的观点，见“Marginalia on Humanism” in the collection entitled Socijalizam I humanizam （Socialism and Humanism；Zagreb：Naprijed Publishing House，1963）。
[3] 这些管理形式被理解为南斯拉夫术语中的“社会自治”，并且表现出了具有南斯拉夫社会特征的许多独特性。关于国家“消亡”问题争论的频繁出现只能说明问题的本质并没有得到理解。国家只有在与经济或文化领域中许多极其重要的作用发生关联时，才能够“消亡”，并导致特定异化形式的消除。然而与此同时，只要国际对抗还没有得到解决，社会主义社会都不会削弱或废除自己的武装力量。因此，社会主义始终是为和平共处与全面裁军而斗争的先锋，因为，要取代这个历史的时代错误（军队的存在）就意味着人已经在自身的发展上向前迈出了伟大的一步。
[4] 我想要指出，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尤其在这个方面已经取得了进步，并且在工人和社会自治的基础上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历史经验。
感谢 佐仓绫奈 收集、录入和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