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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主义解说
〔南斯拉夫〕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
1961年
原文原载于南斯拉夫《我们的实况》杂志1961年第7—8期。敬浪译。
哲学的人道主义思想曾经有两个重大的缺陷。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把人道主义设想为一种理想,并且把理论分析的一切课题归结为去揭示这个理想即抽象静止的概念所由推论的那些人的实质,其次,是因为它本身认为自己足以实现它的假设。
不论前者还是后者一直到今天都没有收到什么成效,其实马克思早已说明历史是在理论和实践统一之中形成的意义。
因此,鉴于上述的认识,必须用哲学的态度来思考历史;但同样必须通过历史来运用哲学。如果经常以一些抽象的哲学描绘同历史上的斗争、困难和努力相对立,那么,这种哲学只会败坏自己的声誉。因为,这些抽象的哲学描绘丝毫说明不了现状,而且对于将来则采取了同神学幻想一样的态度。历史的辩证法不论在实践中或在理论上都驳倒了一切抽象的、空洞的论点。让我们研究一下如下这两段话(由于这两段话提出的时期不同,有人把它们对立起来,实际上两者是一致的):马克思在其1844年的手稿中有一个地方这样论证道:“共产主义作为私有制、即作为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并且因此作为人的本质通过人类并为了人类的现实的占有,因此,作为人类向自己作为一个社会的即人性的人类的完全的有意识地并且在至今的发展的全部丰富性中生成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全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作为完全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存在着,它是人和自然以及人和人之间的抗争的真正的解决,是外存和本质、对象化和自己承认、自由和必然、个体和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的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决并知道自己是这种解决。”[1]
其次,在《资本论》第3卷中还有这样一段话:“在这个范围内,自由不过能够在这一点上面形成:社会化的人,共同结合的生产者,会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间的物质变换,把它放在他们的共同管理下,不让它像盲目的自然力量那样来统治他们,而是用最小的力量的支出,并在最符合于和无愧乎他们的人性的条件下,把它实行。”[2](着重号是作者加的)
从上述被人们如此经常引用的两段话中,似乎可以得出结论:共产主义是一切有关人的问题的解决,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抗争的解决,因而它是那种“最符合人性的“社会理想,又是这样一个完善的人性的概念:根据这个概念可以决定某一社会制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人性或不符合人性。
另一方面,马克思自己又恰恰是这样的一个思想家:他以自己的探刻的辩证思想说明,决不能去谈论什么抽象的、空洞的和诸如此类的人性;任何一个时期符合“人性”始终有一定的界限。而马克思就是借此揭示了人性的基本社会经济的因素。要想解决这个表面上自相矛盾的观点以及进一步得出某些对于现代人类极为重要的结论,那就又只能以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为根据。人是唯一现实地、实践地(也就是说,有意识地)对待自己客体的生物。更确切地说,他是唯一有其客体的生物,但这不是物对物的关系。尤其是,这种关系不是单方面的关系,而是多方面的关系。人多方面她对待自己的客休,因而也就多方而地对待他人和自己。
这种多方面的关系她一个有无限可能的创造领域,但只有历史才能充分证明人类改造的活动、理论实践的活动是一个非常广阔的场所。
创造、建立自己的客体和多方面的关系有无限的可能性,也就是创造自己本身的力量、能力和属性有无限的可能性。因为,正如人使自然人格化并从自然形成自己的自然、自己的历史的环境一样,同时自然也对象化在人身上,人被自然化,从而丰富了自己的认识和自己的力量。
因此,人表现为开放的、从来没有被最终确定的生物。人之所以是开放的,不是因为他能认识,而是因为他能够创造这个世界、生产自己的对象、创造自己的历史存在和自己历史的丰富性,而且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认识。
所以,人也是有理性的,因此他在本质上也就始终面向着未来,并且不仅仅从过去形成自己的历史,而且主要地是从将来形成自己的历史。
总之,人从规定来说是实践的生物。
而实践也如人的生活一样是无始无终的。对客体的创造、对历史的创造和对自身的创造也是如此。
所以,人的本性在同动物的本性统一的过程中,同时又对之施加影响,只因为人是理论实践的生物。就是说,人的存在和思想,他的生活的未来和可能性,只依存于自己的这个最深刻的本质,即改变世界。改变世界也就是改变自身,创造新的真正的力量,改变自己的“本性”,因此人的本性也像他的革命的、改造的活动一样是无限多变的。
人作为实践的生物这一最深刻的规定本身就已说明,在这个规定里并不存在什么形而上学的本质,而是一个生动的和辩证的规定,因为实践本身最深刻的规定就是:改变、创造对象和自己的历史。
由此可以进一步得出如下的结论:如果说人是实践的生物,他(作为人)的最深刻的本质是改变世界,创造自己的对象,那么,这就是说,他同时也就是自己需要的不断的创造者。对象的存在也就决定对这种对象需要的存在,因此,显然人也是一种需要的生物。
尽管生物生理的需要既取决于历史的情况,又明显地具有人的性质,但它是有其界限的。它的满足是以一个相对的常数为界限的,所以从这一点来看,人的可能性是严格受到限制的。其所以如此,正是因为人不能创造他的这种需要,相反,这种需要是自然生理上赋予人的,人只能改变它、限制它等等,但却不能创造它。
但是,实际历史的需要是随着相应的对象,即社会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对象的创造而引起的需要。这种人类需要却是不受任何界限限制的。
如果人从规定来说是实践的生物,那么,这就是说,他的创造性、他改变现实的可能性也是无限的。他的需要也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始终是处在需要之中,亦即处在某种不足之中,因为这种不足是由他本身创造的。他在创造对象的同时,既创造了需要,也创造了不足。
上述的分析可以归结为如下的基本结论:人不仅仅是实践的生物,不仅仅是需要的生物,而且是有无限可能性的生物。人是有多方面关系和这种多方面关系可能性的生物。人是内心丰富和表现、创造和实现自己这种复杂结构可能性的生物。
然而,事实是,人只有彻底把自己分裂、把自己异化,才能在他迄今艰难的历史路程中实现自己的进步。
异化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因而甚至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中人类生活的结构。在这个阶段,人还没有找到自己,或者只有间接地借助偶像化了的意识、偶像化了的个人或集团才能获得自我意识。在这个阶段,人把自己本身的力最、能力和自己本质的无限性异化为异己的、幻想的、神秘的、政治的或经济的东西。在这个阶段,人只有在被奴役、彻底把自己分裂的情况下才能向前发展——可是,这种分裂、生活的依赖性只有通过一种特定的、单调的和欺骗的活动才能一直保持到今天。
社会经济基础方面的冲突表明,某些关系阻碍了人的本质、人的“本性”更多方面地、更有生气地、更自由地、更全面地表现出来,阻碍了迄今只是作为一种可能性的人的力量的解放。
可见,任何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都为解放人的本质的全面性、全面的表现和关系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固然问题的最深刻的本质是自由,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解放,但这始终是为历史前提所提供的和决定的特定的解放。而这种解放不仅仅是某些人的真正力最的解放,而且也是人和他人关系的解放,使人能够进一步创造自己的对象和自己本身的相互关系。所谓解放也就是指的克服分裂,摆脱一切异化的形式(例如,意识形态的、精神的以及政治的或社会的异化)。意识到自己是幻想的宗教观念的创造者,也如同克服农奴的依赖关系并把人起码变为法律上的自由人一样,是一种重要的解放行动。
所以,在历史上所指的人也就是这样的人,他更多地意识到自己是一切历史关系和过程的主要和唯一的创造者(而这种意识随着一般的进步而日益深入和广泛),他将顽强而热忱地竭力去克服使其受屈辱、被分裂、被奴役和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的任何一种状况。意识到自己的本质有无限的可能性,这就如同鸟冲出了樊笼、天空就任它飞翔那样,始终是在未来为其他一切方面提供的那种广阔的历史场所。
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就是雇佣关系,就这种关系的结构来说,一切都变成为商品。不仅仅人的肉体,而且人的精神也是如此。人和人的关系变成为人和商品的关系。资产阶级社会——不管它在历史发展和人的解放中起着怎样的作用——已经成为使一切人变为物,像对待物那样对待一切人的关系全面形成的社会。代替人的品质的是物的质最。人不能像对待人那样来对待他人,而是把他人当作物、商品的买者或卖者。资产阶级社会就其结构来说就是迫使每个人走向彻底分裂的社会。
迄今人的能力只是局部的能力。个人是无法用他的这种或那种专门的能力即属于一定种类的狭隘的能力去实现自己能力的全面性的,从而也就消失在共性之中。于是,他所没有的东西就被移到彼岸即先验的或这个世俗的领域来。只要人不能全面实现他的能力,那么,他总是要把寄托放在一种“全面的”、“完备的”、“完善的”和“全能的”东西上,即放在一种将使他的不稳定的生活有所寄托的东西上。所有这些都是在迄今社会中人的本质异化的形式。
任何时代在其腐朽、衰微的时候总是要以非本质的东西代替本质的东西,以沉溺在次要的事物上来代替人的能力的伟大。任何时代总是像夕阳无限好但已近黄昏那样在晚霞中衰亡下去。
这种晚霞既不能也不会以强烈的光芒照亮新的道路。所以,关于社会主义的意识,关于这种从长期的非人道状况中产生出来的新的人道的意识,就正好成为今天最迫切的需要了。社会主义不单纯只是由于经济的必然性而要代替旧的社会并只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组织的社会。至于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那就更不用说了。它还要从根本上消灭人的这种非人道的状况。
人的全部的社会问题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只是围绕着政治方面打转的。资产阶级社会是一种典型的政治社会,因为资产阶级革命基本目的就是要在政治上取得统治的地位。资产阶级之所以宣布一定的自由,乃是因为这些自由对他本身的发展是必需的。所有这些自由主要是法律政治上的自由,因为它要组织生产就一定要有自由的劳动者,而且因为它已感到自己是(其实也已经是)经济上最强大的阶级。因而这个事实也就为它保证了在政治上居于统治的地位。所以,资产阶级在这方面直到今天还能夸耀自己的“自由”的精神并把现代人的全部自由的问题当作政治自由的问题来看待。
由此就产生了如下两种神秘化的现象:因为资产阶级把自由的问题只是归结为政治上的自由,因而也就静悄悄地掩盖了人在经济上和精神上异化的一切事实(经济的依赖性、劳动异化、各种宗教和诸如此类形式的意识形志上的异化)。
其次,因为虽然资产阶级的政治有着高度的民主,但全部的问题始终只是停留在政治方面。而政治在本质上则是对人的统治。政治国家在本质上是人异化的一种形式。因为人把自己全部的权力交给政治首脑,而他支配人却像支配工具那样。一些最丑恶的犯罪行为都是以祖国和民族的名义于出来的。
所以,社会主义的含义就是不能维承迄今已经存在的一切关系,而是要彻底克服那些使人成为从属的、被蔑视和被异化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就是说,新的人道主义问题实质上是社会主义的问题。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也就是必须逐渐地消灭资产阶级社会的异化和实现新的人道的各种途径及其内部的一切过程的问题。
产生雇佣关系的政治经济结构,也会产生出异化的其他各种形式。国家权力至上,如同个人迷信是社会和意识形态异化的一定形式一样,是政治异化的一定形式。国家极权主义的官僚制度的权力至上也同任何其他部分的权力至上一样,都是严重妨碍个人和社会的自由发展的。所不同的,只是这种权力至上更为无所不包、更有组织罢了。个人被这个现代的巨兽吞噬了。
国家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变种仍然是原封不动地保留着异化的现实。个人全面的依赖性也会和先前的社会一样导致宗教的产生。个人迷信不过是宗教在这种制度下的一种政治形式。
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固定的社会经济形态,而是一种典型的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是这样的一个社会肘期,即不是从“本身的基础上”,而是从资产阶级社会内部产生出来的一个时期。因此,它还保留着旧的传统、形式、心理状态、劳动分工、拜物教、市场、国家、政党等等。社会主义作为一个过渡时期,它的特征就是不把某一个旧的关系的因素,如国家、政党、货币、劳动分工或任何其他带有阶级时期基本特征的东西绝对化,尽管它们已具有了革命的力量。
社会主义的过渡性正是在于不把那些尚处在从旧到新的过程中的这一切形式和关系绝对化,在于克服它们并且揭开它们消亡过程的序幕。
社会主义不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经济形态,所以它本身是不可能建成的。整个社会主义就是一个“破坏”和“建设”的过程.破坏的是旧的关系的残余和历史过程中的杠杆,建设的不是特殊的社会主义的 因素,而是共产主义的因素和关系。就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作为这种激烈转变的一整个历史时期,一直是被建设着的。从无产阶级革命起到共产主义关系取得胜利为止,一直就包含着社会主义。而它却有着不同的阶段:从具有新的革命内容的旧形式在各方面为主要特征的低级的、初期的阶段起,经由这些旧形式被克服和消亡的阶段到这个革命内容实现新的形式和关系即共产主义的关系时为止。
人道的问题始终是任何历史变革的中心问题。如果社会主义把政治社会、即国家和政治对于真正的创造者——个人——的统治绝对化和固定化,那么,它就不会进一步发扬人道。劳动者本身的力量无论异化为个人所有者的力量或者国家所有者的力扯,关系的本质是不会发生变化的。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下,劳动者仍然处于雇佣从属的地位。而雇佣关系则把旧的劳动分工、旧的从属关系、旧的个性分裂固定起来,从而束缚了他的发展,即他的全面能力的发展。
要是把雇佣关系绝对化,必然会产生政治拜物教和政治神秘化的另一种形式。劳动者不仅意识不到自己的历史作用,而且不会通过对自己的劳动、生产、机构、分配等的管理来实现这个作用——于是,以劳动者的名义来实现这个作用的国家政党机关就起而代之了。
社会主义是一个转变的社会,它还保留着旧的关系、旧的人、旧的心理状态、旧的传统,并且尚不能马上消除这些历史的遗产。异化的各种形式也就必然在其中继续存在着,因为国家和阶级组织、市场和货币等仍然是必需的。但是,这个事实并不等于说对它们要加以容忍。更不能把关系的各种新形式弄到旧病复发的地步,以致由此产生的一些异化形式更为泛滥起来。要是这样,革命的力量就会被迫把资产阶级社会所特有的那些关系贯彻到底和绝对化。
社会主义的历史意义就是既不能容忍这种事实,也不能容忍这些关系的进一步泛滥。社会主义的意义就是向那些否认个人、个性在历史上的作用的一切关系宣战。如果以为雇佣关系,即其他一切异化形式的基础,会随着私有制本身的消灭而消灭,那将是天大的错误。斯大林主义的这个观点是一种有意无意的欺骗。只要劳动者还不能管理自己的生产过程(从计划到分配生产的价值),那么,雇佣关系总是存在着的。所以,社会主义最深刻的意义和规律性,就是要消灭这种关系.而要消灭这种关系,不是通过把所有制、管理和分配由私人资本家转到国家官僚分子手中来实现的,而是通过逐渐地、不断地、越来越广泛地建立自由生产者的联合组织即劳动者自治机构来实现的。国家消亡不过是同一过程的另一个方面。新的人道主义问题,不仅仅是人意识到他的伟大的复归问题。如果人借以实现他的完整个性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具体条件还不具备,那么这种意识也就不能复归于他。唯有在能够实现他的伟大,能够实现他的真正的能力,每天向他表明他不是普通的、被动的、从属的、被蔑视的东西,而是支配和管理着自己的历史的人的那种关系中,他才能获得这种意识。
消灭个性的分裂和促进人的全面本质的发展,是现代革命变革的基本目的。社会主义的历史意义不可能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要发展和加强那些将能使这样一种社会——这种社会“最符合人性”,是“人性的人”的复归,是谜的解决并知道自己是这种解决,是消灭人作为物而存在——充分得到实现的萌芽和关系。
在社会主义的变革过程中,新的人道主义思想就是要不断地反对旧的、资产阶级世界中所有那些关系,但不是用一种新的名义来代替旧关系,而是要消灭它。其所以要加强那种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在本质上为共产主义的新的关系,正是因为通过这些关系,才能够使“人性”、人的本质丰富的全而性完满而全面地复归。
共产主义不是遥远的目的,而且已经有社会主义的现实。尽管这些因素也是在旧的传统、习惯、关系、困难等等之中发展起来的,但它们毕竟存在这里和必须在这里存在,如果社会主义不是停滞而是向前发展的话。如果不是经常发展和加强我们称之为社会自治的这些因素的话,那么任何关于社会主义自由,即关于新的人道的赞歌,必然会成为一种新的历史的幻想。
感谢 佐仓绫奈 收集、录入和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