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 ->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1979）
第二章 放弃原则并开始编造神话
俄国工人阶级和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时所处的形势，不仅是不利的，而且对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较为正常的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正如我们说过的，当时所有布尔什维克都清楚地知道这一点，而且谁也没有料到，他们在历史战场上不得不只剩下自己，并用自己的孤单的、十分薄弱的力量解决谁也没有解决过的问题。
当时俄国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工人阶级在总人口中最多只占10%到14%。居民主要是农民，而大部分知识分子和专家对苏维埃政权抱消极态度。俄国（包括其各个附属国）曾是一个不发达的国家，小资产阶层占主导地位，这一点必然反映到革命的全部过程上。这就表明，阶级力量的对比对布尔什维克这个革命的主要政治力量来说是非常不利的，所以从一开始其就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某些纲领性目标。
在社会力量的这种对比下，对农民的态度成为革命的最大问题之一。这对今天任何一个发达国家来说，却完全是次要的问题。尤其是在外国干涉之后，革命如果没有劳动农民的支持是完全不可能坚持的。为了确保劳动农民的支持，布尔什维克施行了社会革命党的，即资产阶级民主的、把土地分给农民的纲领，并实行完全形式的土地国有化。罗莎·卢森堡（R. Luxembur）在《俄国革命》（1918年完稿，1920年发表）一文中批评了这种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民主的而不是社会主义的措施，因为它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原则，是根本不符合俄国社会状况的。但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既然希望革命不至于在它存在的第一步就遭到毁灭，便舍此别无他计。
当时那种社会划分，那种阶级力量对比（后面谈到党的问题时我们将会看到），也是放弃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某些个别原则的重要原因之一。不放弃就可能使革命走投无路。列宁同几乎所有人之间，不仅同斯大林之间的差别在于：列宁放弃他在革命前宣布的某些重要原则时，十分清楚地看到这只是放弃，而其他人却把放弃某些原则说成是布尔什维克的善举。列宁把这许多放弃原则的做法看成是必需的，然而是暂时的后退，以便积蓄力量，求得喘息机会，解决最严重的困难，然后再去实现某些重要的社会主义原则。其他人则把这一切看作继续发展过程的唯一路标。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说，这里产生了个悲剧性的误解，但它有许多原因，而不止一个原因，不仅有主观原因，而且有客观原因。这些原因使得一个光辉的历史时刻、人类的某种希望、革命中充满的无可估量的鼓舞力量和人的英雄主义走上了歧途。当时谁也没有能够真正地预见到表现为这种形式的歧途。的确，早在当年，在列宁时代某些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和其他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从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出发，戈尔特（h. Gorter）和潘涅库克（A. Pannekoek）从左倾共产主义立场出发，吕勒（. Riihle）则从无政府工团主义立场出发，此外还有以什利亚普尼科夫（A.g. Sljapnikov）和科隆泰（.m. Kollontai））为首的一批工人反对派，更不用说还有无政府主义的各种人物和集团—就已警告：革命有可能丧失灵魂，甚至遭到毁灭。许多警告，特别是左翼共产党人的警告是正确的。但是，在所有这些局部措施和放弃某些原则的做法中并不存在任何斯大林主义所实施的那种进程中的机械决定论的东西。我们还将进一步说明，由于这种原因，鲁贝尔（M. Rubel）的论点是没有意义的，他把列宁和斯大林几乎画等号，说是没有列宁就没有斯大林。这种历史性的等号是如此“深思熟虑”，致使我们可以把这条线不仅延伸到马克思，而且替马克思责怪黑格尔，还可以把当代文明的一切不好的东西最后都归咎于我们伟大的希腊哲学导师！
既不能把所有那些多少妨碍俄国革命更常发展的东西和所有那些当时迫使列宁作某些让步，并且后来表明是重大的让步的东西归结为一个唯一的，也不能仅仅归结为若干主客观因素，而是一些性质十分复杂的因素。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出现了一系列国内外情况、传统的和未知的事情，并且迫使他们采取完全是出自列宁那套完整而又深思熟虑的思想的一些措施。这里我特别强调列宁的思想，因为列宁在这方面同几乎所有布尔什维克有很大不同。所以贝特尔海（ChBettelheim）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他认为不应称布尔什维克党为列宁主义党，因为这个党的多数党员开始时几乎都不同意列宁极为深刻地观察未来进程的思想。后来在大多数情况下，其他领袖和全党在自由交换意见、讨论、说理基础上同意了列宁的思想。这只能表明，党从根本上说是革命的。
但是，正是由于了解到所有这些情况，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些说法是无稽之谈，说什么列宁作为理家是一回事，而作为实践家和一个执政党领袖则完全是另一回；似乎对他来说，主要的是夺取政权并维持政权，而不管所宣布的马克思主义的目标和他自己的事业如何。这种轻率地贬低或诋毁这样一个伟大历史人物的做法表明，持这种观点的人们多么不了解列宁为维护当时政权的无产阶级的和社会主义的性质而进行斗争的全部过程，多么不了解列宁怎样焦虑地关注一切事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并谴责那些使已宣布的原则成问题的某些现象。我们将详细地考察这些历史情况的大部分，它们能够向我们阐明当时和后来革命所经历的哪怕是主要的过程。
我们已经提到，这一革命的很大的一个不利条件是工人阶级人数极少。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无疑仍然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柱和主力。当时是这样，今天还是这样。但是问题不仅在于数量。更重要的是这个工人阶级、整个欧洲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它们的政治先锋队提高觉悟的问题。不应忘记，许多人谈到这些事件时不记得，列宁同有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和实践的共产党人决裂只是几年的事情，在这一时期里，即从1914年到十月革命，欧洲处于战争状态，政治先锋队本身根本来不及清理几十年来在欧洲社会民主党队伍中形成的许多概念和思想。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之一就是议会道路，即把很大希望寄托在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杠杆的国家上。
使当时社会民主党政策威信扫地的是：在命的形势下，采用非革命的政治斗争手段；在革命形势下应当决实行的一种革命政策越来越被资产阶级议会政策所代替；完全不懂得从过去的革命经验中，从巴黎公社和1905年俄国革命以及1917年国革命等事件中得出革命的结论。社会民主党人由于盲目相信议会道路和工会斗争，主张的正是一种社会主义变革的国家主义思想，因此，正如列菲伏尔（HLefebvre）所正确地强调指出的，持这种观点者，拉萨尔分子比马克思主义者多得多。
社会主义者关于国家的这种神话，只不过是使国家和几百年来统治阶级实行的政策继续神秘化而已，这也管理和统治群众的方式之。只有无政府主义者企图打破这种国家主义的神话，但他们又是带着革命运动的另一些弱点而这样做的。这种国家主义的神话不仅是那个时期工人阶级及其革命先锋队思想上的赘累，而且作为工人运动中经常存在的神话而一直流传到今天。因此，列宁在自己的著作《国家与革命》中为清除这种神话而作出的非凡努力，未能在革命事态本身的进程中立即为所有布尔什维克所接受，更不用说为俄国工人阶级所接受，这是丝毫不足为奇的。
必须立即指出，欧洲社会主义力量到了这个时候才在建立一种使政权的政治镇压形式得以消亡的社会主义政权和管理制度方面取得初步的经验。工人运动对这一切曾毫无准备，后面我们会看到，几十年以后也没有作好准备。因此，只要我们看到布尔什维克政权薄弱的阶级基础，就不必感到奇怪为何在所有这些方面必然有某种动摇和观点冲突，必然要采取不总是符合一定的原则，但在当时情况下却是最有效的措施。同时也不必奇怪为何俄国工人阶级甚至有机会在工人苏维埃基础上实现自治和通过苏维埃的各种形式行使权力的时候，却几乎无痛苦地把这个权力转交给在当时更有能力解决最基本问题的国家权力机构。
俄国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以及当时欧洲的其他无产阶级，在管理国家方面都没有任何经验。为了要进行这种管理，今天仍不但需要坚强的革命意志，而且需要许多知识和文化素质。如果我们补充说，在当时和现在，特别是武装革命以后，有必要用武力即各种国家政治手段来保卫无产阶级新政权，因而一定的国家形式仍然是历史的必然的话，那么关于国家的旧信念和神话也就获得了新的鼓励。此外，不应忽视的这样一个事实是，领导这个新国家政权的是因自己的作用、能力和贡献而具有真正的救世主特征的人物；劳动群众对他们的信任几乎是无与伦比的，这就从这一方面加强了一种从根本上说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而当时的工人运动乃至后来未将其澄清。这种国家社会主义的神话在俄国革命后的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比列宁和几位布尔什维克当时所能想象的要大得多。这一神话最后成了一种固定的思想，不仅在斯大林那里，而且在多数布尔什维克那里，很快地超越自己的对立面，并对革命的继续进程的理解和社会经济关系的建立发生决定性的影响。然而这种国家主义传统要在俄国工人运动和欧洲工人运动中取胜，还要有其他许多情况，这些情况对于使工人阶级成为统治的阶级是不利的，而对于巩固一个越来越代表工人阶级说话，但实质上却越来越脱离工人阶级的政权制度却有利得多。
与前一种情况紧密联系并在许多方面决定了社会结构的状况与发展、政治力量的分布与作用及新政权的建立的另一种情况是，在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民主问题上的传统和经验也是很缺乏的。同时还必须强调指出，第一次俄国革命中苏维埃的粗浅而不成熟的经验，仍然是同政权的问题直接联系着的，而工人自治、自由生产者联合体和国家消亡的问题，对当时的整个工人运动来说简直是天书。只有俄国十月革命才使这些思想和形式活跃起来，使其成为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革命时期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到了那个时候，苏维埃的问题才第一次在工人运动史上提出来；它不仅作为政权的新形式问题，即作为新的社会主义国家问题，而且作为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制度问题，作为建立一种既废除旧的资产阶级民主议会制和旧政权，又废除旧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新社会组织问题提了出来。只是到了那个时候，人们才明白工人苏维埃问题不仅是新政权问题，而且是个崭新的社会组织问题。但是明白这一点的只是工人运动中的一小部分人，俄国之外我们可列举德国和荷兰的革命共产党人罗莎·卢森堡、潘涅库克、戈尔特、吕勒、多伊米希（E. DHumig）等人，以及意大利的葛兰西（AGramsci）、陶里亚蒂（P. Togliatti））、博尔迪加（A. Bordiga）等人。在这崭新的社会组织中，劳动者直接管理自己的劳动过程，同时支配自己的劳动和自己劳动的产品，这样就在社会组织根基中取消了社会经济异化的基础。只要有人还支配和管理着生产（不仅是分配）过程，这种异化就存在着。这是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和建立机构的重要问题，但工人阶级及其政治组织对这些问题还没有弄清楚。
社会主义民主的另一个问题，即进一步发扬和扩大公民自由的问题，也是很不清楚的，由于观点和原则不明确，由于有各种各样的制约形式，而且要看某些领导是否认为这样在一定时期对他们有利，因此对这个问题有十分不同的解释。不要忘记，恩格斯曾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在党的报刊检查方面的某些不民主的做法。把那些和领导不和的人开除出党的不民主做法是相当普遍的，但这都是社会民主党在野时的做法。如何实现作为社会主义运动健康和顺利发展的不可缺少条件的党内民主，以及在革命过程中对其他政治集团和社会领域如何持民主态度，这是没有任何经验的全新问题。这也是布尔什维克党内特别是由于困难的内部形势而使得片面的和宗派的观点能够占上风的原因之一。当时不可能设想，这类观点对革命的继续进程竟然如此重要。
以各种形式支持苏维埃思想，但对布尔什维克抱非常消极情绪的其他某些俄国政党的表现，无疑也导致了上述情况。如果不得不承认布尔什维克的某些错误和虽不是必须采取却是在国内战争和战争刚结束后的非常情况下采取的不必要的镇压，那么孟什维克的行为却是没有多少道理和不可理解的，因为他们在革命变革刚一结束，就同社会革命党人一道退出了苏维埃代表大会，并拒绝在政治方面同布尔什维克进行任何合作。同样地，社会革命党人（esera）和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的行为也是如此。由于同布尔什维克有一定的分歧，如在解散立宪会议或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上，他们甚至采用恐怖手段反对布尔什维克。还想补充说的是，由于这些党的许多派别或者表现消极，或者甚至帮助干涉者，因此占统治地位的政党实行政治镇压就不足为奇了。但是，这当然不是这种行为的唯一的，也许也不是主要的原因。这行为可以在社会力量的较量中找到深刻得多的背景，而各种社会力量归根结底对政治矛盾和斗争的形式和进程产生重大的影响。关于这一点，后面还有机会谈到。
与后来斯大林主义统治下的革命进程和革命的错综复杂情况相比，当时更具决定性影响的另一个原因是完全强加给布尔什维克的形势。这就是得到了所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帮助的反革命武装干涉，它开始就中断了在这种落后条件下进行革命和组织新社会关系的正常进程。许多片面的、粗暴的行为，官僚主义武断等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假如国家不再次陷入迄今总是把阶级时代人与人相互对立中形成的最野蛮返祖现象暴露出来的国内战争的话。
每一次战争都缩小民主决定的范围，这次战争也必然如此，尤其是新政权没有任何历史经验，而且根本没有得到巩固。当时工农实际政权的主要问题，必然集中到几个重要的生死攸关的任务上，即组织军事力量同沙皇将军指挥下装备精良的反革命军队作战、生产面向前线的主要需要，以及对前线和后方的供应。国家集中制在当时是实行这些措施的最有效手段，而所谓战时共产主义（这一名称固然不恰当，但却颇有特征!）制度以及国家的主要干预就成了主要的补救手段。对国家政权直接负责的专业人员承担了厂中的生产任务，而征收剩余产品和实行实物配给则成为供应前线和居民的主要措施。工人委员会不够成熟，以及工人阶级在完全抓生产或对生产和分配实行充分监督方面经验不足和缺乏训练，使得列宁这位自治制度的主要倡导者在这种形势下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自己的原则。我们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工人委员会还没有被取消，工人、工会和党共同的关心和监督也依然保留着。当谈到对生产过程的专业领导时，这种“一长制”的措施使国内和国外，特别是德国的共产党左派的某些人士感到震惊。潘涅库克和戈尔特在这方面正确地看到了这对革命的巨大危险，虽然他们没有完全看到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国家当时遇到的几乎不可估量的困难。此外，在这种形势下，工人的社会结构也日益发生变化。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努力集中在动员最优秀的工人，即能够肩负起自治制度的人们到前线最困难的地方去，到军队的领导岗位上，去征集和建立营队，到国家和党的机关中的许多岗位上去。社会结构的这种变化，使当时的农民在工人队伍中越来越占优势，并带来了小资产阶级意识和行为，这在很大程度上足以说明为什么会有各种误解、各种反应，以及为什么对当时新国家中出的情况会不理解，为什么由此产生了完全不必要的冲突和悲惨的插曲。
资产阶级和地主反革命所造成的后果，不仅使国家受到严重的破坏（这对一个过时的旧制度也是极为困难的），而且使革命力量的活动和方针发生重大的转折，即从民主建设苏维埃这个社会主义进程的真正基础，转向采取集中制的国家行政措施。今天我们看得很清楚，这种集中制的国家行政措施确实包含着蜕化的危险。所有革命力量都如此强烈主张采取这种总要损害民主的国家行政措施和军事措施，使几乎所有布尔什维克分子，甚至有一个时期使列宁本人考虑，可以通过这种战时共产主义制度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由于这些措施使革命力量在一个几乎无望的局势下取得胜利，对国家机构万能的信心和社会主义的国家主义神话便获取了新的养分和支撑。这些年代里国家社会主义措施的成功，使托洛茨基或布哈林这样的人物头脑发热。他们不仅把建立国家的这种热忱看成是必须使所有机构都服从工人国家的领导和利益（关于工会国家化的争论是众所周知的，宁坚决反对这一点），而且认为在这种困难条件下至应该使劳动军事化。斯大林的思想在这方面获得十分重要的动力，但它实质上只不过使这个国家社会主义神话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同时还有由于他特殊的病态的个性而产生的某些特征。
由此可见，虽然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未能把历史车轮拖回到资本主义和地主阶级的旧关系上去，但在很大程度上却使车轮脱离了社会主义的轨道。
促使一场伟大革命沿着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会有如此悲惨结局的道路发展，必然还有其他许多因素，这些因素影响或决定了这一进程朝着丧失社会主义所有重要特征的制度—斯大林主义的制度转变。这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是：在国内战争的困难时期结束以后，政治舞台上最后只剩下一个布尔什维克党。在每个党的机体中，甚至在它还不是执政党时，都会有某种官僚化、等级制关系、限制民主，利用掌权地位并出于各种其他目的操纵自己的党和它的职能。这是许多研究这个问题的人，从米歇尔斯（R. Michels）和韦伯（m. Weber）到当代的理论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早就遇到的问题。只有一个执政党的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已荡然无存。那抱有当时多少共产党人为之献身或决心为之作出最大牺牲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人不能想象：在一个以世界革命起家的党里竟会发生后来所发生的怪现象。
然而，迄今整个社会主义历史只是向我们表明：这是一个很大的谬误，在工人党、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政党里，如同在所有党里一样必然也会产生蜕化过程，而当只有一个党执政时，这种过程会来得更快和更加不可避免。关于这个问题和制止这种倒退（ involucija）现象的措施，本书将有机会更详细谈到。现在我们只想指出，没有得到其他一些政党和其他相应社会团体的任何政治支持的掌权者所遇到的考验只有极个别的运动领袖能够完全地经得住。一些共产党迄今都没有明确地制止上述年代里在布尔什维克那里已十分明显的这些进程。列宁曾竭尽全力反对这种进程，后来的反对派，特别是托洛茨基也这样做。
布尔什维克党在那以前，由于遵循了列宁到20年代初一直十分严格捍卫的某些原则，而避免了内部官僚化的这种进程，坚决捍卫了党的生活和工作的民主原则。大家知道，那时布尔什维克党各级机构的决定是通过完全自由地交换意见，通过往往具有尖锐争论语调的讨论和辩论才作出的。党内甚至经常存在着某些反对派，同时在工人反对派那里有时还有某些根本性分歧。列宁在这方面主张两条根本原则，第一条是，必须彻底做到以民主方式作出决定，然后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使这一决定成为大家（在行动方面）必须执行的；第二条是，当发生某些原则分歧而使共同的工作和活动无法进行时，每一方都有充分权利脱离党并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党。
第一条原则应当是，每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或共产主义政党（不管是执政的还是在野的）都应有毫不含糊的、完全光明磊落的立场，如果它们不愿意蜕化为官僚主义的党，不愿意蜕化为不革命的组织的话，如果它们不愿意看到在选拔干部方面有有损于党的生命力、原本性、勇气和政治远见的消极做法的话。布尔什维克的这一切正是发生在1921年初，即国内战争刚刚结束，在情况比任何时候都困难和复杂的形势下。当时党的紧密团结（至少当时列宁的评价是这样，也许由于同各个派别的争论已疲惫不堪才使得团结如此紧密）是使国家摆脱混乱、饥饿、贫穷、开小差、农村里抢劫、工厂关闭、生产停滞等现象的唯一保证。从心理上和政治上是完全可以理解列宁在这种形势下的做法的。这也许是被一切困难弄得走投无路的人的一种可以理解的行动。尤其是我们知道这并不是列宁的原则立场，而是作为不得已的临时措施，因为当时他就认为，所有那些仍然不同意中央和党的观点的人有充分权利在报刊上公开为自己的观点而斗争。列宁当然相信，在他（这个领导的特点是总是有很大的耐心诚实、讲究策略、保护自己的战友）的领导下能够避免党内削弱民主制的某种危险。列宁正是在上述原则基础上为党内已取得的东西而奋斗的。他的战友们不是那种动辄责怪像列宁这样权威人物的人。列宁从革命一开始，就经常通过他在《布列斯特和约》、工会思想、工人监督、民族与自治问题、外贸的国家垄断等方面作出的最大努力，并以其固有的观点明确和立论有据，在党内赢得了多数人的支持。但是他在这个时候没有料到，他再也没有时间成功地克服由于作出上述决定而不可避免地产生的蜕变。这一重大事件发生整一年后，列宁的健康状况预示：当代共产主义最伟大的人物即将离开历史舞台。
列宁的去世也是导致后来预料不到的、如此令人不快的革命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今天我们如果读一读列宁的最后著作和所谓遗嘱，就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列宁曾反对斯大林留任总书记职务。列宁在这里透彻地看到了某些人物的品格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所可能产生的后果。当我们谈到最终影响革命的这种复杂情况的所有重要因素时，领导人的构成、他们的特征以及他们的个性和存在的关系对后来的进程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当时中央里几乎在各方面都不相同的两位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自然大大地促进了这种不良进程的发展。托洛茨基是欧洲类型和有欧洲文明的人物，他也喜欢用行政手段解决问题但他不搞小动作，没有不诚实和不真挚的行为。他相信自己的能力，所以不搞幕后操纵，并且是他第一个发出反对党的领导和工作方法官僚化的呼声。可是，他那自负的性格和好戏剧化的偏向也促使内部关系尖锐化。
斯大林的品格则完全相反。他缺乏观察革命进程的开阔眼界，喜欢把所有不赞成他的人看成是真正的敌人，不惜采取背离一切社会主义原则的措施来消灭他们。斯大林在背后捣鬼和操纵党的机器方面是无与伦比的。当人类正当地期望一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会给国际关系带来新的因素和准则，从而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时，进步世界只能惊讶地指出，革命蜕变为空前规模的马基雅维利主义（ Makijavelizam）[1]。
这样，在上述这些情况下，主观力量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解决革命遇到的内外矛盾的方式。可以肯定的是，俄国革命在那个时期不可能超越完全由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及其在世界关系体系中的整个地位所决定的某些阶段。还可以肯定的是，如前所述，只有很薄弱的民主传统和民主思想的、软弱而涣散的半农民的工人阶级，在按自治原则建立新的真正社会主义关系中是不能主动地起引导作用的。也可以肯定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党和国家便应当在整个发展过程中起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样可以肯定的是，这一过程不是简单地被决定的，在这一事态过程中本来可以施加影响来加强社会各级苏维埃体制的作用，本来可以阻止国家和党的官僚的加强以及最终完全掌权和进行管理。这是列宁的设想、主张和预见。由于列宁的逝世，一个思想的取之不尽的主要源泉便消失了，而这个思想本当，哪怕是曲折地，保证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思想不致丧失。个别理论家对伟大人物在历史中的作用可以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可以赋予他们或大或小的意义，但事实是，特别是本世纪证实的事实是，一系列运动的命运和个别国家的历史命运，往往取决于这些人物。一个国家和世界的整个发展水平所处于的某些阶段是绝对不可逾越的。但是，对这些历史阶段内部的事件以及这些时期社会、文化和人们之间关系的建立，从来不应简单地下定义。
所以，俄国革命在列宁去世后处于丝毫不令人羡慕的境地。革命的领导是由各种各样互相矛盾的人物组成的。他们在整个革命的问题上有着极不相同的主张，因此他们不能够像列宁在年轻的社会主义政权最困难年代中那样比较和谐地解决相互之间的分歧。在这方面革命经历了由于内部不发达和没有经验而发生的最糟糕的情况：它在历史舞台上孤军作战。德国革命的失败是特别关系重大的情况。德国社会党左派为一次成功的政变提供了可能的基础，从组织上和思想上巩固自己的时间太少了。它的右翼已完全被资产阶级所淹没，而不再作为社会主义政党用革命的方法来应对革命形势。它以自己的行动把这一大好形势引向立宪政体和议会制的资产阶级渠道，从而挽救了资产阶级政权。当时德国社会党队伍中出现的混乱，必然导致一系列派别和派系活动，它们统统不过是使理想脱离现实罢了。这样，以斯大林为主要舵手的俄国革命的孤帆，便在充满暗礁的波涛汹涌的政治大海里开始了自己的航程。
谨以此献给我最敬爱的党组织和小雪同志！
[1] 意大利政治家兼历史学家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469—1527）的政治理论,他主张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惜采取罪恶手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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