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 -> 马克思主义史（第一卷）（1961）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的争论——格奥尔格·卢卡奇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以及由于列宁的实践和理论活动的结束，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时期结束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新时期，一个同样急剧变化和充满预见不到的转变的时期也随之开始。第二国际由于在帝国主义列强第一次大冲突中所持的态度而在政治上陷于破产，这也意味着它在理论上陷于破产，至少早已众所周知，在同总体的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有本质分歧的一系列观点上是这样。正如我们所能看到的，在列宁的丰富的理论活动中，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原理是与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尖锐对立的，例如在阶级斗争、革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哲学等等问题上。这一切问题有一个时期似乎已经十分清楚和得到了解决，现在又重新成了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和任务。
所有这些事件，特别是俄国的十月革命、第三国际的建立（1919年）和欧洲大多数主要国家（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等）的革命事件，不仅引起了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进一步政治分化（分化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而且在理论方面必然开始一个理论上转变、重新探索、冲突和偏离的时期，这一切给这个重要阶段的第一个时期打上了十分积极的烙印。
这里，各种观念、想法和利益发生了冲突。尽管第二国际当年的大部分领导人（卡·考茨基、爱·伯恩施坦〔E. Bernstein〕、麦·阿德勒〔M. Adler〕、奥·鲍威尔、卡·伦纳等人）在理论上仍然是活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一新高涨，不只是意味着与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形式和正统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对立，而且从第三国际一开始存在起，就在第三国际本身内部，在共产主义理论家的队伍中间导致剧烈的分化。
这并不是什么新的、特殊的现象。情况同第二国际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是完全一模一样的。然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使得这一发展带有一种特殊的性质。由于这个事实，全部理论问题都同政权本身的问题，从而同显然是政治性的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而俄国的理论和政治的这种发展的性质又必然给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的思想理论的发展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和影响，因为第三国际的领导在这个时期是受俄国共产党人的直接影响和指挥的。由此也产生了这样一种情况：在这个时期的俄国马克思主义中间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和理论观念，对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了起支配作用的影响。
这种支配地位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是毫无必要的，当然，在新国际发展的初期，也没有这样地表现出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也在于伟大列宁这个杰出人物的存在，列宁从来不想以官僚主义的态度把自己的立场强加于人，更不想对理论思想实行垄断，他很清楚地知道，在理论思想方面面临着许多困难的任务。另一方面，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本身之间还存在许多分歧，而且常常是在极重要的理论、政治和具体实际问题上存在分歧。列宁在世时，所有这些分歧是可以存在的，它们甚至造成一种发展任何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思想所必需的创造性气氛。在一定的意义上来说，列宁对于所有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一种保证，即保证他们能从任何迷途上最终找到正确的出路，而列宁本人又是一位如此突出的和天才的人物，唯有革命和创造的局势才是他自由驰骋的场所。
这第一个时期大约延续到30年代初，这确实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个丰富多彩的、创造性的发展时期，而往往也是趋于极端的发展时期，但是唯一的愿望是要克服前一个时期的许多已经进入死胡同的和不正确的东西，是要开始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基本问题和努力在理论上达到现代的水平。而达到现代的水平，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生气勃勃的存在的前提，而且一般说来是任何科学、任何科学研究和哲学研究的前提。在这方面，做了最主要的贡献的，当然是列宁。但是这个时期也使其他许多思想家登上理论舞台，他们很快就表明，马克思主义思想优越于最好的资产阶级思想，同时他们还表明，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有发展的自由，当它没有被任何教条主义的和国家主义的利益和公式束缚的时候，它是具有广阔的发展可能性的。
欧洲的革命形势一直持续到20年代初。德国波罗的海舰队的起义已经把革命委员会提到了首位，由于以布尔什维克的伟大的历史性努力为榜样，革命委员会成了这个时期革命群众的基本思想和目的。在十一月革命中，就曾建立过以库·艾斯纳（K. Eisner）为首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开始时，实现了各派社会主义者的合作，在第二阶段还同共产主义者实现了合作。积极参与这一合作的有G. 兰道耳（G. Landauer）、E. 托勒（E. Toller）、E. 米扎姆（E. Mühsam，后者后来于1929年就这些事件发表了《从艾斯纳到列文》一文）、欧根·列文（Eugen Leviné）、麦克斯·列文（Max Levin）等人。在奧地利，委员会，特别是工人委员会也得到了发展，1918年底，奥地利宣布成立了共和国。奥地利的委员会是非常强大的，但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不成熟而胆怯的政策和它的改良主义的幻想（鲍威尔、伦纳）阻碍了委员会的革命的加强和发展，从而使委员会在联合政府期间必然地衰弱下去，尽管在1919年3月的大选中社会民主党人获得了多数。在同一时间内，在匈牙利成立了以共产党人和贝拉·库恩（Bela Kun）为首的第一个苏维埃政权，这个政权也开始实行一系列社会主义的措施。
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由于艾伯特（F. Ebert）、谢德曼（F. Scheidemann）、诺斯克（G. Noske）的武装干涉而瓦解了，匈牙利革命在外国资产阶级的压力下也失败了，而在奥地利，整个发展由于奉行议会政策而被削弱，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终于因奉行这一政策而失败。尽管如此，这个时期的历史正是把委员会问题提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首位。
从理论上说，这意味着对社会民主党关于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观念的尖锐批判，特别是在列宁、布哈林和托洛茨基同考茨基、鲍威尔、伦纳等人的论战中，这种批判表现得最为明显。于是，无产阶级新政权的性质、国家和国家发展的道路问题以明确的和革命的方式被提出来了。在列宁、布哈林、潘涅库克（A. Pannekoek）、葛兰西（A. Gramsci）以及欧洲共产党人的其他许多评论中，体现在工人委员会中的直接民主问题也占有一个中心的位置。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十分清楚地看到，在这个问题上包含着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革命过渡的实质，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实质。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同样觉察到，生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若干领域在第二国际时期是完全被忽视和毫无结果的，因此做出了一系列的尝试，想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这些领域也得到充分的发展，并恢复在某些领域已经停顿的同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性对话。这里值得注意的首先是哲学问题，无论如何，哲学问题同政治和社会学问题都是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活动中最薄弱的方面。而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尽管有其缺点，却正是在这个领域指出，在分析现代人的一些根本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极大的可能。
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ács, 1885- 1971）生于布达佩斯，他以论述现代戏剧的发展的论文和《灵魂和形式》（1911年）一书，开始了自己富有成果的理论和文化历史研究活动。卢卡奇由于是在海德堡学习的，因此他是在欧洲哲学和文化历史思想最优秀的传统的基础上，首先是在德国古典哲学家，特别是黑格尔的著作的基础上，并且也是在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新康德主义者和德国韦伯（Max Weber）社会学学派的基础上，树立自己的理论观念的。在这一时期，他还深受他的导师格·齐美尔（G. Simmel）的影响。他首次接触马克思的著作是在他中学快要毕业的时候，当时没有留下深刻印象。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引起的总危机的爆发，使他再度钻研马克思的著作。在卢卡奇的思想中，黑格尔，尤其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占据特殊的地位（《小说理论》，1916年）。卢卡奇是经过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再度接触马克思的理论的，这一接触的特点是要认识马克思的辩证法的特殊意义。他当时试图把黑格尔和马克思统一于一个历史哲学之中，在这方面他受到匈牙利工团主义“左翼社会党人”思想家埃尔温·萨博（Ervin Szabo）的影响。关于这种影响，卢卡奇本人后来曾谈道，他说在许多方面这种影响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也包含有抽象的主观主义和伦理因素。[1]
[1] Georg Lukács, Mein Weg zu Marx, Schriften zur Ideologie und Politik, Neuwied und Berlin（第一次刊于《国际文献》〔Internationale Literatur〕1933年第3卷第2期上）.
卢卡奇正是在自己的思想发生了这样的变化的情况下，参加了工人运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世界的批判，并在匈牙利1919年的革命事件中成了匈牙利苏维埃政府的教育委员。
匈牙利革命失败后，他侨居于维也纳，为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共产主义者》（Kommunist）撰稿，并于1929年赴莫斯科，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工作，以后在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一直到战争结束后重新回到匈牙利为止。
在1919年到1923年期间，卢卡奇写有若干文章，这些文章于1923年以《历史和阶级意识》为书名出版。[1]
[1] 这本表明卢卡奇思想的异常深刻和明晰的论文集收录的文章有：《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1919年），《罗莎·卢森堡的马克思主义》（1921年），《阶级意识》（1920年），《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历史唯物主义职能的改变》（1919年），《合法性和非法性》（1920年），《对罗莎·卢森堡所著〈对俄国革命的批评〉一文的批评意见》（1922年），《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1922年）。收有上述论文的这本书于1923年初在柏林由马利克出版社（Malik Verlag）出版，书名是《历史和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 Studien über Marxistische Dialectique） 。
在卢卡奇看来，正如他在该书的前言中所特别强调的，中心问题是马克思的辩证方法的问题，而马克思主义者过去对马克思的辩证方法不仅没有研究，而且没有理解。卢卡奇认为，罗·卢森堡是唯一懂得也从方法和经济的方面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事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同时认为，要进一步发展这种方法，就必须从批判地阐明和讨论她的著作出发。而对于这样一条道路来说，“列宁的文章和讲话在方法上是具有决定意义的”[1]。
[1] Georg Lukács,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 Berlin 1923, str. 6.
卢卡奇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要正确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而不加任何修正。这同时也包括“对当代的迫切问题做有实际内容的表态，因为根据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这种理解，这个方法的主要目的在于认识当代”[1]。
[1] Georg Lukács,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 Berlin 1923, str. 7.
卢卡奇认为，最近的革命岁月的经验证实了以正统的观点（也就是以共产主义的观点）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要点，并同时认为，正是为了研究这种“具体的和历史的辩证法”的问题，就必须从研究它的奠基人黑格尔着手[1]。
[1] 当时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中有一种倾向，要求把对马克思的研究同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研究密切地联系起来，列宁也曾十分明确地支持过这一倾向。他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1922年）一文中就曾写道：“根据马克思怎样运用从唯物主义来理解的黑格尔辩证法的例子，我们能够而且应该从各方面来深人探讨这个辩证法，在杂志上登载黑格尔主要著作的节录，用唯物主义观点加以解释，举马克思运用辩证法的实例，以及现代史尤其是现代帝国主义战争和革命提供得非常之多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方面辩证法的实例予以说明。依我看，《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编辑和撰稿人这个集体应该是一种‘黑格尔辩证法唯物主义之友协会’。”（O značenii vojnstvujuščego materializma, Soč. , sv. 33, str. 207-208. 〔参见列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52页。——译者注〕）除了卢卡奇以外，致力于实现这种倾向的特别有科尔施（K. Korsch）、布洛赫（E. Bloch）和德波林（A. M. Deborin）。这种倾向后来在斯大林主义时期受到了尖锐的谴责，虽然它在我们所研究的第一个时期中就已经有了自己的激烈的论敌了。
正如在1922年写的前言中所明确地提到的，卢卡奇的意图不在于完整性和系统性，而是要“使辩证方法的问题——作为活生生的和迫切的问题——成为讨论的对象” [1]。
[1] Georg Lukács,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 Berlin 1923, str. 11.
卢卡奇在自己的论述中把基本重点放在这个方法论方面。他以讽刺的态度看待修正主义对事实的崇拜，同时完全正确地指明，目光短浅的经验主义根本看不到，事实之所以成其为事实，只是由于在方法上进行了加工，而这种加工有它特殊的认识的目的。经验主义者认为（而非辩证的修正主义者则随声附和），任何数目、任何原始的事实都是经济的事实，从而忽视了，“最一般地列举、排列‘事实’而不加任何评论，就是‘解释’”[1]，而这就忽视了，事实恰恰是在一种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从某个生活结构的整体中提出来而又被包括到某种理论中去的。
[1] Georg Lukács,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 Berlin 1923, str. 18.
另一方面，卢卡奇认为，恩格斯的一些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决定性贡献，同时他提出一个指责，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个指责在一定的意义上是正确的，但也是片面的。卢卡奇在确定恩格斯研究过辩证法的哪些方面的同时，根据他自己的辩证法观念指出： “但是根本的相互作用，即主体和客体在历史过程中的辩证关系，却一次也没有提到，更不用说被列为方法论研究的中心（这种关系应该居中心地位）。而如果不确定这一点，辩证方法——尽管完全保留了‘流行的’概念，这种做法归根到底当然还是表面的——就将不再成为革命的方法。”[1]
[1] Georg Lukács,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 Berlin 1923, str. 15-16.
卢卡奇致力于克服一般的直观的唯物主义，以及对现实做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解释（把现实解释为仅仅受自己的规律支配的某种客观性）的一切宿命论，而把马克思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基本立场（特别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表述的立场）看作解决人的历史问题的答案。因此他首先强调主体和客体在历史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并把方法仅限于历史现实方面。这一观点，尤其是对自然辩证法问题的看法，卢卡奇在自己的注解中阐述得最透彻，他说：“把方法仅限于历史和社会的现实方面，这是很重要的。从恩格斯对辩证法的阐述中所产生的误解根本在于，恩格斯——依照黑格尔的错误的先例——把辩证方法也推广于认识自然界，但是在这方面，辩证法的具有决定性的规定（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作为其思想基本变化的范畴基础的历史变化等等）并不存在于对自然的认识中。遗憾的是，这里没有详尽讨论这一问题的任何可能。”[1]
[1] Georg Lukács,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 Berlin 1923, str. 17. 这实际上是卢卡奇对自然辩证法的观念持否定态度的唯一的一段话，而且这还是在注释中说的，虽然这个论点是从他的探讨中合乎逻辑地得出的。
这段话在当时反对卢卡奇的论战中受到极为尖锐的攻击，加上我们往后再来阐述的其他一些因素，他的这部著作整个地遭到了谴责或者甚至被打入了冷宫。的确，卢卡奇在抛弃自然辩证法的时候是走得太远了（他后来否定了自己的这种观点）。然而，同样确实的是，卢卡奇比他的所有的批评家都更正确，他发现了我们时代的问题和把马克思的辩证法深刻地、综合地运用于历史领域的必要性，而过去，正是这个历史领域在很多方面还没有被马克思主义者正确认识。在这个意义上说，卢卡奇有理由指责恩格斯本人，因为他发现，停留在一般的、本体论的辩证法观念上，就会轻视历史过程的辩证法，历史过程也就很容易被人做出机械论的说明，而在这些说明中，人实际上消失不见了，人与任何其他自然生物一样，仅仅成为这种发展的普通要素罢了。
在我看来，卢卡奇虽然努力避免这一点，但无论如何是走得太远了。但是另一方面，他完全正确地发现了当代关于人的问题的实质，并且，他把辩证法仅限于社会历史现实，从而对这个综合的矛盾的过程做出了一定的分析，这些分析超过了在列宁之后的当时的一切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理论著作。[1]
[1]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定意义上说，在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中出现了类似的过程。斯大林主义的本体论如此忽视特殊的历史辩证法和人，结果，重新出现了对这种本体论的反击（布洛赫、霍克海默〔Horkheimer〕、阿多尔诺〔Th. Adorno〕、马尔库塞〔H. Marcuse〕、列菲伏尔〔H. Lefebvre〕、萨特〔J. P. Sartre〕）和把辩证法仅限于历史现实的看法（萨特以及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在他们看来，自然辩证法是某种未经证实的东西，或者是与当代人历史的革命的实践无关的东西。我认为，这就不必要地和不正确地缩小哲学分析的领域了，尽管他们完全有理由坚持辩证法是仅属于历史领域的问题。
卢卡奇比别人更加深刻地领会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的关于人的天才概念，即应当把感性、客体、事物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这样他就把存在的实质理解为社会过程，并把存在本身理解为人的活动的产物。因此，无论如何，存在的本体论的差距被缩小为只是历史的存在，但是，历史的存在本身因而被正确地理解为人的革命实践的产物，人因而也被正确地理解为社会历史过程的主体和客体。
考虑到对这个复杂的历史过程的分析，卢卡奇认为总体范畴是决定性的范畴。具体的总体就是现实的基本范畴。如果不清楚地认清这个范畴的含义，就没有任何可能把历史过程理解为统一的过程。当然，总体范畴并不使它的要素在某个抽象的总体中消失不见，而只有理解“某个对象，看到它在它所发生作用的一定的总体中的职能，才使这种辩证的总体观点——也只会使它——能够把现实理解为社会过程”[1]。
[1] Georg Lukács,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 Berlin 1923, str. 27.
因此，在卢卡奇看来，使马克思主义根本区别于资产阶级科学的东西，不是经济动机在解释历史方面所占的统治地位，“而是总体性的观点”[1]。总体范畴对卢卡奇来说是如此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范畴，以至于这在他眼中甚至就是科学中的革命原则的承担者。[2]
[1] Georg Lukács,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 Berlin 1923, str. 39.
[2] 卢卡奇当然认为，必须把同样性质的因素和整个研究领域隔离开。唯一重要的是：这种隔离是认识整体的手段呢，还是目的本身？因为“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最终并不存在任何独立的法的科学、国民经济学、历史学等等，只存在一个单一的、统一的科学——关于作为整体的社会的发展的历史辩证科学”。（Georg Lukács,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 Berlin 1923, str. 39）对于卢卡奇的思想说来，重要的是，他当时还不知道马克思的1844年的《手稿》，但在这里以及后来的分析中却得出了几乎与之相同的结论。
总体性的观点不仅决定对象，而且还决定认识的主体。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总是从个人的观点来看社会现象，而从这种观点出发，只能看到局部的方面和没有内在联系的事实，或者只能看到抽象的特殊的规律。而那种总体只有当主体本身也是总体时才能被提出来。在现代社会中，只有各阶级才代表这种总体性观点。如果古典经济学是从个别的资本家出发的，马克思则同这种方法做了根本的决裂，因为他把生产的主体本身也理解为总体、阶级。
经济上的宿命论和对社会主义的伦理学理解是密切联系着的。伯恩施坦、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或奥·鲍威尔的观念，是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的后果。如果仅仅从个人的观点出发，那么周围的世界对他便是冷漠无情和命由前定而格格不入的，因而他的能动性仅仅在于认识和利用这个世界的规律，或者在于从伦理上改变人，以此作为改变这个世界的前提。
一种观点导致对人的机械论的观念，另一种观点则导致假设纯粹的“需要”，而从总体观点来看两者在一起就意味着考察问题的方式中的割裂，这同时也意味着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的割裂。“然而，现实只能作为总体来理解和观察，并且只有一个本身也是总体的主体才能够这样观察。”[1]这个主体就是阶级本身。“只有阶级才能起主宰社会现实，从社会现实的总体上改变这种现实的作用。”[2]正因为如此，作为思维主体的无产阶级才一举而解决了一筹莫展的抉择：纯粹规律的宿命论和纯粹意志的伦理的抉择。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形式和“代表者，它的历史使命的良心”[3]便是政党。
[1] Georg Lukács,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 Berlin 1923, str. 51.
[2] Georg Lukács,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 Berlin 1923, str. 51.
[3]Georg Lukács,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 Berlin 1923, str. 53.
卢卡奇既不是把阶级意识理解为这个阶级的单个的人们所思考或感觉的东西的总和，也不是把它理解为这种东西的平均数。“但是，作为总体的阶级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作用最终决定于这种意识，而不是决定于单个的人们的思想等等，并且只能从这种意识中被认识。”[1]正因为如此，对他来说，在这种阶级意识和经验事实以及这个阶级的个别成员的个人意识之间是存在差距的。由此便产生这样的问题：这种差距在不同的阶级身上是否不同？这种差别有多大？鉴于现有的上述不协调情况，这种阶级意识的职能是什么？
[1] Georg Lukács,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 Berlin 1923, str. 62.
在这种解释中，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是理想化的，类似某种在过程本身中起统治作用的无个性的因素。同时，这种观念和列宁关于从外部把意识灌输进阶级（在无产阶级那里）的观念是对立的，并且仅仅强调这种意识是从历史生活总体中有机地产生出来的。无论如何，历史经验有一部分是和这种说法相矛盾的。
但是，这使得卢卡奇能够根据其他某些因素得出结论，这些因素对于这个过程看来无论如何是非常重要的。他首先指出过去的社会形态中的阶级意识和社会结构的关系，指出资产阶级不能够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因为意识到这一点就意味着认识到它的暂时性，同时他首先得出结论说：这一矛盾“表现为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的不可克服的对立。这种阶级意识的辩证法以（资本主义的）个人之间不可克服的对立为基础，以个别资本家型的个人与‘合乎自然规律的’必然的发展，即意识原则上不能控制的发展之间不可克服的对立为基础；因此，它使理论和实践产生不可克服的对立”[1]。
[1] Georg Lukács,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 Berlin 1923, str. 76-77.
另一方面，他正确地指责庸俗马克思主义，说它忽视了意识的这种作用，把伟大的原则性斗争归结为“现实的政治”，而在这种政治中，资产阶级总是比较强大，因为它拥有广泛得多的手段和可能性。甚至“从这种地位产生的阶级意识，必然表现出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同样的内部结构”[1]。
[1] Georg Lukács,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 Berlin 1923, str. 81.
正因为如此，革命的命运在经济的和政治的危机来临的时候，取决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成熟程度， 取决于它的阶级意识”[1]。
[1] Georg Lukács,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 Berlin 1923, str. 82.
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它的“意识形态”既不是什么举着去进行斗争的旗帜，也不是掩盖真正目的的帷幕，而是这种斗争的目的本身和武器。无产阶级的非原则性的策略会“把历史唯物主义降低为一般的‘意识形态’，把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斗争方法强加给无产阶级[1]。
[1] Georg Lukács,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 Berlin 1923, str. 83.
卢卡奇认为，阶级意识不是个人的心理意识，也不是作为个人总和的群众心理意识，而是“已经形成的关于阶级地位的意识”[1]，因此，如果我们把他的这个想法视为阶级意识的最好的定义，那么先前引述的关于革命本身的命运的结论基本上也是正确的。这个结论以在各个方面都有相当发展的无产阶级为前提，但也以无产阶级对它的斗争的历史作用、任务和目的的意识为前提。
[1] Georg Lukács,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 Berlin 1923, str. 86.
卢卡奇知道，无产阶级的生存方式，它的生活环境，它所经受的非人的和异化的遭遇，必然在它的生活和意识中留下深刻的痕迹。它由于这些原因而经常陷于粗鄙的经验主义或空想主义，这是丝毫也不奇怪的。因此，在阶级意识的结构及其实现的可能性方面，不应当抱有任何幻想，但也不应当忽视现存的力量。
每个无产阶级革命都把工人委员会当作自己的国家机构和社会机构推到历史舞台上来，这个事实本身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有效地克服它的领导（即社会民主党的领导）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标志。“任何时候都不能把革命的工人委员会同机会主义对它做的讽刺画混淆起来，它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从自己产生的时候起就不倦地进行斗争所争取的形式之一。它的存在、它的不断发展表明，无产阶级已经处于临近形成关于自己的意识的时刻，从而也处于临近胜利的时刻，因为工人委员会在政治上、经济上超越了资本主义的物化。”[1]
[1] Georg Lukács,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 Berlin 1923, str. 93. 卢卡奇对这个“物化”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这一研究实际上是他的《历史和阶级意识》这本文集的核心，我们在后面将要谈到这一点。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为争取新的、无阶级的社会而进行的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只不过是这种斗争的一个阶段），“不仅是同外在的敌人、同资产阶级所做的斗争，而且同时也是无产阶级同自己本身，即同资本主义制度对它的阶级意识的破坏性和屈辱性影响所做的斗争。无产阶级只有在克服本身所受的这种影响时，才能获得真正的胜利……无产阶级不应该害怕任何自我批评，因为只有真理才能引导它走向胜利，所以自我批评应当是它的切身需要”[1]。
[1] Georg Lukács,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 Berlin 1923, str. 93.
在这些方面的研究中，卢卡奇关于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的研究占有特殊的地位。[1]使卢卡奇对这个现象特别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商品关系、分工、物化和商品拜物教对社会的外部和内部生活发生多大的影响？他和马克思的看法一致，肯定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不存在作为统一劳动过程对象的统一的产品，生产是局部化的，生产的客体和主体因而也相分离；同时他强调指出，工人本身也成为机械体系的一个机械化的部分，丧失自己的能动性质，并且多半对那种作为封闭的体系、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而按照机械规律进行的过程采取静观态度。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机械化的生产过程使工人们成为孤立的、抽象的原子。
[1] 物化（德文是Verdinglichung）概念是卢卡奇从马克思和他在《资本论》中关于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中获得的。商品生产的基本现象表现在，一种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采取了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形态，而这种物与物之间和物对物的关系成为观察生活的唯一的视界。这种基本现象就是拜物教和物化现象。卢卡奇后来的种种分析和结论，都是从马克思上述对商品拜物教所做的真正天才的分析中得出的，然而我们看到，马克思在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异化的分析中已经提出过这方面的初步观点，但卢卡奇写这部著作的时候，这些手稿还未为人所知。
事实上这种孤立化和原子化的现象是明显的，但也是必然的。当生产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意识到自己是劳动力所有者的自由的工人的时候，尤其会产生这种情况。“他的特殊地位在于，这种劳动力是他的唯一所有。从他的命运来看，对整个社会的建设具有典型性的是，这种自我对象化、人的一种职能成为商品这种现象，极其明确地表明了商品关系非人性的和使人丧失人性的性质。” [1]
[1] Georg Lukács,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 Berlin 1923, str. 103-104.
这种关系也掩盖了一切东西的物化。从私人占有制、土地和资本，直到技艺精巧的专家，这些专家出卖自己的才能，并对他自己的、对象化和物化了的才能的发挥抱着一种木然的态度。
人所需要的一切物体成为商品这种情况，决定着人的意识的特殊的结构：“他的特性和能力不再联结成为个性的有机的统一体，而是表现为‘物 ’，而这些‘物 ’也像外在世界的各种物体那样被人所‘占有’和‘转让’。”[1]
[1] Georg Lukács,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 Berlin 1923, str. 112.
整个这种分工、专业的物化和发展的过程，使整体的图景消失了。如果哲学也将“以专家的眼光”对待这一切问题，不看整体，那么在它看来，这种异化的和物化的世界最终也将是在人面前存在的唯一可能和唯一可以理解的世界。
卢卡奇认为，现代的批判哲学也是从这种物化了的意识结构中产生的。[1]
[1] 参见Georg Lukács,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 Berlin 1923, str. 122-140。在解释现代哲学的理性主义、它对现实的静观态度以至于它的幻想（以为这种现实本身是理性的、思想的产物）的时候，卢卡奇批评了恩格斯对康德的“自在之物”的解释和批评。卢卡奇认为，“自在”和“自为”对于黑格尔来说不是对立的，而是必要的相互关联之物。（Georg Lukács,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 Berlin 1923, str. 145-146）但是，他的这一意见忽视了这样一点，即恩格斯采用“自在”这个概念时取的是康德的意思，而不是黑格尔的意思，而恩格斯的批评本身则是根据黑格尔在分析现象和本质时对康德的不可知论所做的正确批评进行的。
卢卡奇批评恩格斯把实践表述为实验和工业。这个批评意见也是不正确的，因为他把实验仅仅理解为思辨的关系。然而这个批评意见又是正确的，因为这些范畴并不能完全说明历史实践的问题（Georg Lukács,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 Berlin 1923, str. 146-147）。那时，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还没有出版，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出，恩格斯对实践问题的理解要广泛得多和深刻得多。
卢卡奇发现资产阶级社会的人和资产阶级哲学的一个共同的现象：主体和客体的对立、人和社会的对立、哲学意识和某种独立的异己的基质的对立，他遵循马克思关于克服这种理论和实践的局限性的基本思想，提出了解决主体和客体的问题的设想。
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与——由他本身（作为阶级）——‘创造出来的’现实相对立，如同与一个同他格格不入的‘自然界’相对立一样，他无能为力地听任这个自然界的‘规律’摆布，他的活动只能是为了自己的（自私的）利益来利用个别规律的必然过程。但是，即使是在这个‘活动’中——从事情本身的实质来看——他仍然是事件的客体，而不是事件的主体”[1]。
[1] Georg Lukács,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 Berlin 1923, str. 149.
人的活动范围仅仅是内在的：这个范围一方面是关于这些规律的意识，另一方面是关于他对事件过程的内在反应的意识。
哲学的分裂以及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这个哲学根本问题，只是人的这种分裂的表现而已。而且，只有当“真实的东西不仅被理解为实体，而且被理解为‘主体’，当主体（意识、思维）同时是辩证过程的生产者和产品，当主体因而同时在一个由主体自己创造的、主体作为其有意识的形态的世界中运动，而且这个世界又以完全的客观性与它对立着，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辩证法问题以及与之有关的关于消除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自由和必然性等等的对立问题才能被认为是解决了”[1]。
[1] Georg Lukács,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 Berlin 1923, str. 157.
只有通过这种理解，才改变了对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以及自由和必然性的关系的解释。由我们所创造的现实因而就失去虚构的性质。我们“自己创造我们的历史，并且如果我们可以把整个现实看成历史（也就是看成我们的历史，因为别的历史是不存在的）的话，那么实际上我们就提高到了可以把现实理解为我们的‘行动’的那种观点。当我们的行动只在我们有意识的活动中才被认识，当我们自己所创造的历史的世界，即历史过程的产物被理解为一种以陌生的规律对我们起作用的现实，这时唯物主义者的抉择就失掉了它的意义，因为它表现为理性主义的局限性，表现为形式上的明智的教条主义”[1]。
[1] Georg Lukács,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 Berlin 1923, str. 160-161.
卢卡奇的这些分析实际上最终达到这样的理解：历史不是某些不以人为转移的严格的规律，历史是人的事业，因而受表现人的能动性的那些趋势的支配。这样，卢卡奇就超越了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当时根深蒂固的机械论和本体论，他们片面地和教条地使历史与人互相对立起来，犹如哲学家们使主体与客体互相对立起来一样。[1]然而，恰好在这里也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的大问题：卢卡奇加以过分主体化的历史运动的这种内在趋势，有多少是真正的规律——趋势，而不是抽象的规律？它们“容许”历史的个人把握的自由有多大？从各个历史时期来看，这种自由把握整个历史进程的可能性存在怎样的差别？
[1] 卢卡奇是这样理解历史趋势与阶级的能动性的关系的：“遵循无产阶级的阶级目的，同时就是有意识地实现社会的——客观的——发展的目的，而这些目的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有意识地参加，就必定会停留为抽象的可能性、客观的界限。”（Georg Lukács,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 Berlin 1923, str. 165）
卢卡奇的功绩在于，他尖锐地——至少按照倾向（而不是按照每个意思和句子）来说，在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表述了这个问题；这就真正地超越了那种批判实在论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观点，这种观点把自然界看作现成的客体，把主体看作现成的主体，而这个现成的主体仅仅从理论认识和思想批判的角度事先造成这个自然界现实的外在影响。正如他在那些著作中几次强调的那样，“相反，自然界是一个社会范畴。这就是说：在某个既定的发展阶段上自然界意味着什么，这个自然界对人的关系怎样，人与自然界的较量是以怎样的形式进行的，总之，从形式和内容、范围和对象来看，自然界意味着什么，这始终是受社会制约的”[1]。
[1] Georg Lukács,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 Berlin 1923, str. 240.
从这个观点出发，卢卡奇对反映论做了很尖锐的批评，在他看来，反映论和柏拉图的感觉论一样也是一种神话理论。
这种论点受到尖锐的批评，但是，那些批评不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进行的，没有保留卢卡奇在悉心研究这个问题时对反映论提出的批评意见中比自己的批评者认识得更清楚的那些地方。从素朴的或批判的现实主义的观点来攻击卢卡奇和维护马克思主义是不行的。换句话说，卢卡奇力图克服主体和客体这两个一成不变的和互相对立的要素的对立的局限性，他的这种倾向是基本的，而且也是正确的。德国哲学的这种二元性，它的棘手的问题和困难被克服了，这种妨碍把两种不同的因素（费希特关于绝对主体的观念和黑格尔的天才的同一论）联系起来的二元性被克服了，不过是通过把客体理想化的办法克服的。
把这个理想的同一性重新唯物主义地区分为两个不同的因素，并在它们之间确定反映关系，这样做，问题并没有解决。主体和客体仍然是两个不同的因素，而它们相互关联的可能性的问题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也就是说，人及其意识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因此，我们碰到的不是严峻的现实的经验事实，而是许多过程。“对于反映论来说，这意味着，思维、意识一定要面向现实，真理的标准在于同现实的吻合。但是这种现实同经验事实的存在是毫不相同的。这个现实并不是存在着，它是在生成着。”[1]没有我们的思维的活动，现实不会产生出来。正因为如此，“说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并不是说它们彼此‘适应’，彼此‘反映’，并不是说两者‘平行发展’或者彼此‘吻合’（所有这些说法仅仅是固执的二元性的隐蔽形式），而是说，它们的同一性在于，它们是某个同样的现实历史的辩证过程的因素。无产阶级的意识所‘反映’ 的东西，就是从资本主义发展的辩证矛盾中所产生的那种积极的和新的东西”[2]。
[1] Georg Lukács,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 Berlin 1923, str. 222.
[2] Georg Lukács,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 Berlin 1923, str. 223-224.
卢卡奇这样就重新把实践的因素提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注中心和主干的地位，同时，他是为数很少的这样的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发现官方把认识解释成客观反映的做法具有非辩证的性质。虽然卢卡奇在进行这方面的批评时走得太远了，没有断定实践也是以主体和客体的相互关系为前提的（尽管在这种情况下客体被主体化，而主体被客体化），但是他通过自己的这种分析开始采取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根本的和真实的态度。
可能有人会指责他过高估计了“阶级意识”这个因素和把某些范畴黑格尔化了，但在实质上，从这些分析来看，卢卡奇仍然是一个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着重说明了当时除了列宁以外很少有人如此尖锐地强调过的东西：人的意识、阶级意识，即特殊的人类因素在历史运动的总体中的作用。没有人的活动，历史运动也就不成其为运动。他没有片面地把这种活动仅仅理解为意识的活动，其证明就是他的关于实践的基本原理以及这样一个论点：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忘记，“只有当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已经成为实践性的，它才具有这种改造的功能”[1]。这种改造只能是“无产阶级本身的自由事业”[2]。
[1] Georg Lukács,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 Berlin 1923, str. 224.
[2] Georg Lukács,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 Berlin 1923, str. 228. 在后来关于合法性和非法性、关于罗·卢森堡和她对俄国革命的批评的文章中，卢卡奇基本上根据列宁主义的精神解释了这些问题：他不否认革命斗争的任何一种形式，提出关于帝国主义时代爆发民族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可能性的原理，同意列宁关于在革命和反革命时刻解决农民问题的方式以及列宁关于党的组织问题的观点，批判地对待特别表现在罗·卢森堡身上的关于自发性的观点。卢卡奇一般是以非常积极的态度对待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及其整个进程的。
相反，在自由问题方面，卢卡奇身上表现出某种空想主义，他认为在未来的无阶级社会里，不仅阶级、国家等等会消亡，而且经济规律性本身也会消亡。对社会生产力的自觉管理，即在人们的监督之下的社会，会使经济规律的统治也趋于消亡。（Georg Lukács,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 Berlin 1923, str. 316）
围绕卢卡奇的这部著作以及后来发表的科尔施论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著作，当时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立即展开了极尖锐的论战。考茨基指责他回到青年马克思，而不是回到成熟的马克思那里去了。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家季诺维也夫、德波林、斯 腾（J. Sten）等人则尖锐地指出了这种离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行为所包含的“危险”。德波林提出警告，认为不应当低估这条路线，因为支持它的还有卡·科尔施、贝·福高劳希（B. Fogarasi）、伊·列瓦伊（J. Révaj）等人。作为共产国际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季诺维也夫本人也激动起来，在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上尖锐地攻击越出规定范围的所有那些观念。[1]
[1] “在意大利，格拉齐亚代伊（A. Graziadei）同志出版了一本书，发表了他的一些原先写的文章，这些文章是他还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的时候写的，这些文章反对马克思主义。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理论上的修正主义在我们这里不能不受惩罚。当匈牙利的格·卢卡奇同志在哲学和社会学的领域内也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同样不能容忍。我收到了鲁达什（L. Rudas）同志的一封信，他是卢卡奇所属的那一派的领导人之一。他说，他打算出面反对修正主义者卢卡奇。当派别不让他这样做的时候，他退出了这一派，因为他不允许给马克思主义掺假。鲁达什是好样的！在德国党内，我们遇到同样的流派。格拉齐亚代伊同志是教授，科尔施也是教授。（有人插话：卢卡奇同样是教授！）要是再来几个这样的教授，炮制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那就会坏事。我们在我们的共产国际里不能够不加惩罚地容忍这样的理论上的修正主义。”（G. Zinovjev, Izvještaj o djelatnosti Egzekutive, iz Protokola V kongress KI, 17. juna 1924, Moskva. 引自Georg Lukács, Schriften zur Ideologie und Politik, str. 720-721）同样是当时苏联哲学界主要人物的阿·德波林也尖锐地批评卢卡奇的修正主义和唯心主义，而根本不谈诸如异化、实践、阶级意识等等这样一些根本问题。（参见A. Deborin, Lukács und seine Kritik des Marxismus，见Abram Deborin: Nikolai Bucharin, Kontroversen über dialektischen und mechanistischen Materialismus, Frankfurt a. M. 1969）
从党和政治的观点来看，这里已经开始出现第三国际往后一个时期所特有的那种精神：整个活动（也就是说，包括意识形态活动、理论活动和艺术活动）完全服从于党和政治领导，政治领导还成为支配历史生活的一些领域和现象的仲裁者，但是，对于这些领域和现象来说，无论在历史上或者在理论上，这种领导都不负有成为仲裁者的使命。强调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正是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斯大林主义的心理和观念一般来说并不是仅仅产生于斯大林个人。
另一方面，卢卡奇以其对意识、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关系所做的杰出分析，同马克思一样对资产阶级哲学和科学的一个流派，即所谓的知识社会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关于实际思维的“存在联系性”（Seinsverbundenheit des faktischen Denkens）这一论点中，即从关于在思维的形成中也存在某些并非次要的超理论的因素这一论点中，某些资产阶级理论家，特别是在后来的发展中，麦·舍勒（Max Scheler）还有卡·曼海姆（K. Mannheim）等人，懂得了利用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分析和卢卡奇的上述观点，在意识和意识形态问题上发展一种从资产阶级观点看来是详细的和在某些论点上同马克思主义相接近的研究。[1]
[1] 这里首先应当提到曼海姆的著作《意识形态与乌托邦》（Ideologije und Utopie, 1929）。
尽管有许多论点可能是严肃的马克思主义的讨论和批评的对象，其中某些最重要的观点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了，但是卢卡奇的伟大功绩在于他发扬了马克思的某些基本的思想成就。特别是在分析异化、物化以及现代社会的这一基本结构现象对阶级意识和个人意识的作用方面，他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心问题之一，同时也抓住了当代世界和人的实质性问题之一。他所抓住的问题，如果不加以解决，任何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实际上都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
完全可以理解，特别是在俄国和整个第三国际以后的形势发展的过程中，卢卡奇的这一切光辉的努力由于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权威性评价”而告结束，并且像在其他许多问题上那样，被众所周知的沉默所掩盖了，因为在那种形势下，物化、异化的现象不是逐渐被克服，而是重新恢复了以国家主义的社会组织、心理和意识形态为形式的异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部分历史“被遗忘了”，仿佛它没有存在过似的。
在这一时期，卢卡奇还在几部同样是十分令人感兴趣的著作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几部著作同他的主要著作一起，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发展的新路线的巨大可能性。[1]然而，理论讨论方面越来越压抑的气氛，苏联的党和官僚变本加厉地实行不容异见、包办一切和垄断一切的做法，以及卢卡奇和不同文化领域内的其他许多人所受到的压力，阻碍了一次大发展，而这本来可能成为文化上一个新的文艺复兴时代的真正的开端。因此，在后来的时期中，卢卡奇更多地被迫致力于研究比较中立的文学史和文学理论问题以及美学的一般理论问题。他关于18世纪和19世纪的德国文学、关于歌德时代、关于这个时期的美学等等的著作属于世界文学最有价值的创作之列，由于这一切，卢卡奇成为国际范围内最出色的马克思主义作家和理论家。[2]
[1] 这方面的著作有一部是《列宁。关于他的思想的联系的研究》（Lenin, Studie über den Zusammenhang seiner Gedanken, Berlin-Wien 1924）。他在这部著作中描绘了列宁的杰出的辩证法思想，并再次把辩证法看作历史理论。卢卡奇强调，列宁的行动意味着对某些具体和十分棘手的形势的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解决办法，同时他当时就出色地注意到，列宁并没有提出任何“一般规则”和“处方”，机械地使他的意见和行动一般化只能产生曲解，产生庸俗的列宁主义。在《格律恩贝格文库》1925年第11卷上发表的卢卡奇对布哈林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批评意见，同样是重要的。卢卡奇的批评意见强调，在布哈林身上，理论获得一种虚假的客观性，成了拜物教式的。他特别批评布哈林把生产力归为技术，他认为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部分，但是并不等同于生产力。“因为如果不把技术看成是每一个生产制度的因素，如果不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来解释技术的发展（反而是从后者去解释前者），那么技术与‘自然界’、气候、环境、原料等等一样，是一种超验地与人相对立的拜物教原则。”（引自G. Lukács, Schriften zur Ideologie und Politik, Neuwied und Berlin 1967, str. 193）卢卡奇在这一著作中完全正确地批评布哈林把理论同方法相分离，批评他对“规律”范畴的理解，同时又批评他的平衡理论。第三部著作是《莫泽斯·赫斯和唯心主义辩证法问题》（Moses Hess und die Probleme der ideolistischen Dialektik,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12 Jhg. 1926），卢卡奇在这部著作中同样坚持黑格尔的辩证法，特别是强调《精神现象学》一书，他认为，赫斯对马克思的发展所起的作用被赫斯的传记作者泰·兹罗戚斯蒂（Th. Zlocisti）说过头了。然而，我认为，卢卡奇的这一批评在某种程度上低估了赫斯的这种影响。
[2] 在比较重要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提到：《德国文学中的进步和反动》（Reaktion i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1947），《歌德及其时代》（Goethe und seine Zeit, 1947），关于弗·梅林（1933年）、尼采（F. Nietzsche）和维舍（F. Th. Vischer，1934年）、席勒（F. Schiller，1935年）的美学的论文，这些论文同后来关于黑格尔（1950年）和车尔尼雪夫斯基（1952年）的美学的文章一起以《美学史文集》（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Aesthetik, 1954）为书名出版。以后，卢卡奇研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文学和艺术的观点，并写了若干篇论文（后来以《现实主义问题》[Probleme der Realismus, 1953]为题出版），试图解决关于艺术反映和现实主义的某些理论问题。此外，卢卡奇写了许多评论近代最知名的作家如巴尔扎克（H. Balzac）、海涅（H. Heine）、司丹达尔（Stendhal）和俄国现实主义作家的论文，从而表明，卢卡奇属于以拉法格、普列汉诺夫、梅林、罗·卢森堡和列宁为最光辉代表的，文化上有广泛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全面的继承人之列。
我们还会有机会谈到卢卡奇与马克思主义现代发展有关的某些论点，这里仅限于从他的有关艺术问题的著作中谈谈某些理论上的尝试。卢卡奇在《马克思和意识形态衰退的问题》的论文中，重新有根据地回到有关现代人的异化及其在艺术和理论方面的后果的思想上来。“这样，对于正常的公民来说，他的使命就像是在一部大机器中做一个小齿轮，他自己对机器的整个运动不可能有某种概念。如果现在无政府主义地否定个人活动中的这种联系、这种必然的社会性，那么分离仍然存在，只不过这是同一种非常消极的伪哲学的论据相分离。在这两种情况下，社会表现为某种不可理解的、神秘的力量，它的命由天定的毫无人性的客观性威胁着个人并且不可理解地同个人相对立。”[1]
[1] Georg Lukács, Marx i problem ideološkog propadanja, Problemi realizma, Sarajevo 1957, str. 103.
在理论上，这种不可克服的矛盾表现为近几百年来的世界观的矛盾，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矛盾。在卢卡奇看来，理性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要求面前不战而降的表现，而非理性主义则是一种无力的反抗。“非理性主义作为世界观肯定这种从全部社会内容中抽空人的灵魂的现象，并且生硬地特别使这种现象与同样神秘化了的抽空理性世界的现象对立起来。这样，非理性主义不仅是哲学上的表现，而且同时是使人类感性生活越来越缺少文化的推动者。随着资本主义的衰落，随着阶级斗争的加剧，在尖锐的危机时期，它越来越多地诉诸人身上的最坏的本能，诉诸由于资本主义的压迫而必然在人身上积聚的兽性和寡廉鲜耻。如果说法西斯主义的蛊惑人心的‘血和土地’的口号能够如此迅速地在受欺骗的小市民群众中传布开来，那么，这是因为激起读者身上这些本能的颓废的哲学和文学在客观上在很大程度上参与其事，因为它们在事实上帮助培植了这种情绪，当然它们往往不会预先感觉到这种被利用的事，甚至往往会愤怒地拒绝带来这种后果的结论。”[1]
[1] Georg Lukács, Marx i problem ideološkog propadanja, Problemi realizma, Sarajevo 1957, str. 104.
卢卡奇认为，文学的特别的社会力量正是在于，它能够把斗争的矛盾、社会生活的冲突描绘得如同它们在真实的人的生活中所表现的那样，同时他指出，资产阶级颓废时代不要求艺术描绘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的真实的生活，而要求描绘人们的生活的假象。“这个时代要求作家把这种假象描绘为唯一可能的和真实的人的生活。” [1]
[1] Georg Lukács, Marx i problem ideološkog propadanja, Problemi realizma, Sarajevo 1957, str. 123.
任何一个时期的重要的现实主义者之所以伟大，正是由于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善于表现人类生活的假象和实质的现实的辩证法，而这必然会导致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发生矛盾。
也就是说，艺术对现实的反映不是由宿命论规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任务在于在一般反映论的界限之内研究艺术反映的特殊性。卢卡奇是这样表述艺术的第一个特点的：“任何伟大的艺术都抱有这种目的：描绘出现实的情景，在其中，现象和本质、个别情况和规律、直感和概念等等之间的矛盾是这样地被溶解了，以致在艺术作品提供的直接印象中，两种因素融合成为一个自然的统一体，对于感受者来说，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一般表现为个别和特殊的特点，在现象中可以发现和感受到本质，规律是作为特殊描述的个别情况的特殊动因表现出来的。恩格斯非常明确地说明了艺术表现的这种本质，他在谈到小说中的人物的特点时说：‘每个人物都是一个典型，但是同时也是一个一定的个人，一个像黑格尔说的“这个人”，并且必定是这个人。’”[1]
[1] Georg Lukács, Umjetnost i objektivna istina, Problemi realizma, str. 152.
对现实的科学反映和艺术反映之间的第二个重要差别在于，个别的科学的认识（规律等等）不是彼此独立地存在的，而是构成有联系的体系。“然而，每个艺术作品必须是仅仅为了自己而存在的。当然，存在着艺术的发展；当然，这种发展客观上同它所有的规律是有联系的和可以识别的。但是，作为整个社会发展的一部分的艺术发展的这种客观联系并不抹杀这样一个事实：艺术作品只有当它占有这种封闭性，这种仅仅为自己起作用的力量时，它才成其为艺术作品。” [1]
[1] Georg Lukács, Umjetnost i objektivna istina, Problemi realizma, str. 155.
卢卡奇在他的关于历史和阶级意识的著作中谈到的人类历史过程总体的那个思想，在这里又有根据地出现了。越是不去更忠实地把握局部，而是更忠实地把握这种总体，普遍的联系、关系和矛盾的总和，艺术反映的价值就越大。个别情景只有当它是客观现实总过程的真实反映的必要因素时，才会是对生活的真实反映。“相反，照相般地符合于生活的一种细节的艺术真实，完全是偶然的、任意的和主观的。就是说，如果作为必要因素的细节不能直接从相互联系中变得明显起来，那么它作为艺术作品的因素，是偶然的，它的选择是任意的、主观的。因此，这样一种情况是绝对可能的：一个作品是由对外在世界的照相般真实的反映本身‘组成’的，然而整个说来，它仍然是对现实的一种主观任意的反映。因为串联成千个偶然事件，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从中提出某种必然性来。为了使偶然性同必然性发生真正的联系，必然性一定要处于偶然性本身之中，也就是说，必然性在细节本身中已经在发生作用。细节在一开始就一定要这样加以选择和形成，以便同整体的这种联系在它本身中发生作用。” [1]
[1] Georg Lukács, Umjetnost i objektivna istina, Problemi realizma, str. 159-160.
因此，卢卡奇在20年代中期受到对他和他的志同道合者的尖锐批评之后，放弃了自己关于自然辩证法和反映论的观点，接受了把反映论的立场作为解释艺术作品的基础。他赞同了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虽然从来都不同意文化领域中的官僚垄断（这种垄断早在30年代初随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观点的统治地位的确立就已经开始了），不同意把浪漫主义的因素看作是革命的因素，也不同意把黑格尔看作是反动的哲学家，不同意把斯大林的著作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的最高成就。像卢卡奇这样一位具有广博文化知识的光辉的人物，一定是十分沉重地感到这种理论上的平庸迂腐气氛的压力的。虽然在快到30年代的时候，由于解散了宗派主义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发表了列宁的哲学笔记和马克思1844年的手稿，理论界的前途变得明亮些了，但是这种清新的空气不过是昙花一现的喘息时机而已。官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讨论的抵制具有越来越大的规模，而卢卡奇和其他许多人当时还不清楚根由和来源何在。
然而，这种错觉是不会长期保持下去的。而认清这种官僚主义压力的来源，实际上又只是更加使创造性的思想活动陷于停顿。卢卡奇后来在1957年写的《跋》[1]中说明了社会主义的这种矛盾的和几乎是荒谬的情况，并且解释说，问题在于这涉及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在于当时侵略成性的法西斯主义正飞扬跋扈，正因为这样，他自愿地使自己个人的任何观点都服从于局势的必然性。“然而，这绝不是意味着，我向在这场斗争过程中形成、宣传和最终传布开来的一切意识形态倾向投降了。同时，我毫不怀疑，在当时，任何反对派不仅在肉体上是不可能存在的，而且很容易地会成为要毁灭整个文明的那个死敌在精神上和道义上的支援者。
[1] 指卢卡奇1957年为自己的《美学史文集》日文版所写的跋语。——译者注
为此，我曾不得不为自己的学术思想进行一种游击战，也就是说，不得不援引斯大林的言论等等，以使自己的著作能够出版，并在这个时代有时留给我们的那种‘喘息时机’所允许的限度内，经过一切必要的审慎处理之后，表达自己的持不同意见的想法。有时，我也不得不沉默。例如，当战争期间决定把黑格尔评定为反对法国革命的封建反动势力的思想家时，我自然不可能发表自己关于青年黑格尔的书。我认为，即使不求助于诸如此类没有任何科学根据的愚蠢做法，战争显然也会取得胜利，但是当反希特勒的宣传已经采取这种观点的时候，那时争取战争的胜利要比进行关于黑格尔的真正的观念的辩论更加要紧。”[1]
[1] 见卢卡奇为1957年他的著作《美学史文集》的日文版写的《跋》（Prilozi historiji estetike, Boegrad 1959, str. 366）。关于卢卡奇的政治观点，见Jörg Kammler, Politische Theorie von Georg Lukács, Darmstadt und Neuwied 1974。
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所有这些荒唐的事实，实际上表明了极大的无能、不成熟性和概念的模糊，而这些又促成了以某种更高的利益和有直接的危险为名，把那些使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大成问题的形式和观念强加于社会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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