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革命的第四阶段（1965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 -> 马克思主义史（第一卷）（1961）

第五章革命的第四阶段（1965— )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革命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所有这些艰难的突破，指出了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是重要的几个论点。第一，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在不发达国家中，是一个漫长而连绵不断的进程，有一系列不能先验地确定的阶段。第二，在进行了革命的武装阶段之后——如果存在这样一个阶段的话——还存在许多问题，有必要进行要求不仅在社会经济关系中而且在政治领域中发生变化的结构性的和更深刻的革命变革。第三，革命的这些阶段不是自发地产生于经济基础的发展，这些进程不存在社会力量只需对之适应的内在规律性，而是人本身，作为历史进程的重要体现者和创造者，在解决随着社会各领域的发展而产生的内部矛盾的同时，也创造这些规律性。
　　南斯拉夫社会的革命力量根据马克思主义所有伟大思想家们的基本假设和想象，采取了坚定的立场，认为人的历史能动性是他自身改造和解放的根本基础。在我们的时代，要达到这种历史能动性，唯一的办法是：联合起来的人们以各种自治的形式，越来越多地承担起管理和决定社会生活的职能，从而取代那些撇开他们并往往反对他们的政治或经济管理机关。在这成为事实之后，人们才可以宣称，这是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性。但是，发展本身的过程极其清楚地表明，如果人们对现实的进程和矛盾没有不断的创造性的认识，这种“规律性”是多么虚幻，而其他也具有自己的现实体现者的“合法”进程，又是多么有可能使上述进程成为问题。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社会60年代初的发展极其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到，主要政治力量以及哲学、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领域内的理论家激进地持反官僚主义的观点，主张把自治原则作为我国发展的基础，把国家的消亡看作这个同一进程的另一面，主张通过扩大人的历史活动和权利来克服经济的和政治的异化。然而，尽管有了这种认识和愿望，社会越来越深地陷入危机。始终还占主导地位的官僚主义国家主义的关系的后果开始越来越突出地在我国生活的各个领域显露。经济的外延的发展，作为上述关系的后果，一再表明经济无法赢利和没有能力加入国际交换，对于已经比较发达的南斯拉夫经济来说，这变得越来越尖锐。对扩大再生产实行的国家主义的垄断，导致了经济上的许多失误，各个经济部门的发展和地位方面的比例失调以及通货膨胀的趋势等等。工人阶级的收入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取决于他们的劳动，而更多的是取决于国家行政部门的行政措施。国家始终还掌握着几乎3/4的投资基金，而过分地以行政手段确定价格的做法使实际关系和各个劳动集体的劳动价值变得模糊不清，这特别对于工人阶级中比较发达的那一部分不能起到刺激作用。没有解决的外汇制度原则，对于那些生产搞得最好的企业也不能起到刺激的作用。所有这一切，加上其他种种行政干预，只是加强了南斯拉夫经济的自给自足性，而这个时期，考虑到南斯拉夫奉行反对结盟的独立政策，它对外界必须变得尽可能有能力，尽可能独立和尽可能开放。社会主义闭关自守不仅标志着它在一个一定的历史时刻的弱点，而且有使它自身的落后关系和看法一成不变地保存下去的巨大危险。
　　关于上述经济问题，联邦议会于1965年年中通过了几项应当使局势缓和下来的法规。首先涉及货币改革、改变平价、减少国家投资基金、国民收入做有利于经济组织的预分配。情况很快就清楚了，这一切只是治标的办法，问题要深刻得多。问题不只是在于经济改革，而是进一步发展自治的努力，必然会导致更深刻的社会关系的改革。因此，如果真想使革命进程继续下去的话，必须把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看成是革命的下一阶段。
　　当时，新阶段只能是：进一步加强工人自治和社会自治，同时削弱国家社会主义关系。而削弱国家行政机关的经济实力又只能通过把扩大再生产和投资的重点放到劳动集体身上，摆脱价格形成方面的行政桎梏和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1966年通过的新五年计划规定，1970年纯产值的分配要做到70%留给经济部门。对于我国发展的这—历史时期，这一主张必然导致市场关系和商品货币关系的活跃，从而也导致那些在这些关系中无法开展，对社会也无关紧要的经济事业活动的消失——自然是逐步消失。这些进程也必然把计划体制、外汇体制、外贸体制、奖金等等提上日程，但是同样也把政治制度提上日程。党和国家的作用必然要进一步发生变化，而随之而变的是许多迄今流行的看法、习惯和特权。因此，毫不奇怪，这一进程在我国社会生活的不同范围内遇到了抵制，使得这一进程本身成了问题。
　　在理论领域内，对上述问题的探讨继续进行着。自治问题及其各个方面，仍然是南斯拉夫马克思生义者关注的中心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不仅仅从一般理论的水平上或者从政治理论的水平上加以探讨，而且对自治的各个问题展开了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具体分析。^[1]
　　我国革命这一阶段的头几年，南斯拉夫绝大多数重要哲学家维护唯一与马克思主义相称的参与历史的哲学，并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创办了《实践》杂志的南斯拉夫版和国际版。上述流派的哲学家这个时期主要关心的事是探讨辩证的、历史的和人类学的前提，以便理解人的自由和人性问题，而这也意味着理解导致自由和人性的当代具体进程。因此，处于注意中心的仍然是对作为一种思想和实践体系的斯大林主义的批判，这一体系由于着重强调国家和政治的因素而阻碍社会主义制度下进一步解放的进程，同时还扼杀自由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本身。进行这种批判的时候，认为斯大林主义已是不可返回的过去这种官方的意见已占上风，而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关系的改善又使一直伴随着我们的关系的某些幻想重新复活。当时没有设想到，不管社会最先进的部分的意愿如何，国家主义范围的强大的影响和整个国家的落后状态，导致了斯大林主义的观念和方法的出现。
　　能够说明这些努力的特点的另一个要素是这样的一种愿望：希望从理论上尽量有力和尽量全面地阐述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在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土地上已获得越来越发达的基础。有许多文章谈及这个问题，这些文章涉及哲学问题的广泛领域，从实践、自由、异化等范畴，直到技术、艺术和社会主义问题。《实践》杂志的合作者注意到南斯拉夫向外界开放的必然性以及革命的这一阶段本身带来的进程的必然性，清楚地看到了在我国发展的这一阶段，商品货币关系势必会得到比较有力的发展，但是他们同时又指出商品货币关系政策的个别代表人物的某些片面性和缺乏批判的态度，这些人忽视了比较自由的市场的消极后果。个别人的言论中常常把“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当作治疗我国社会一切困难的万应灵药，而同时又没有看到这毕竟仍然是商品生产，即便社会主义社会采取比较有力的行动，它还是会再生出商品和货币的拜物教。指出我国发展中这个始终是必要的进程的另一面也和以前一样，导致同政治领导机构的尖锐争论，政治领导机构毫无道理地把这些保留意见和告诫看成是反对采取这些措施。
　　《实践》杂志还提出了其他许多哲学问题和理论问题，当然也提出了对世界和人这个当代题目中的一些问题的一系列不同看法，而这本来也是《实践》杂志编辑部所希望的。这家杂志的问世不仅在探讨上述某些问题方面，而且在扩大讨论和理论思想的自由方面，都意味着前进了一步。《实践》杂志的合作者宣告，他们采取“批判现存的一切”的态度（直到今天为止，这种态度仍然是维护固有的范围和关系的人们的靶子），他们不过是提出了对社会主义任何比较自由的发展必不可少的态度而已。这种态度就是，社会主义是一个开放社会，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不可能存在任何应当不受辩证批判的范围。南斯拉夫哲学家决不打算从这种态度中得出任何无政府的结论和举动，因为不然的话，他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甚至马克思本人在援引当时涉及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一态度时，也并不认为，在这个资产阶级社会里一切都是消极的，只消简单地加以否定就是了。如果把批判理解成辩证的否定，那就更是这样，因为这种否定本身就包含所批判所否定的东西中的一切积极因素。关于这一态度，过去和现在所指的是完全不同的：第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任何范围都不能摆脱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第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不应蜕变为某种政治教育方法和像在斯大林主义制度下那样，“为现存的一切”辩护。关于批判现存的一切的态度是同马克思的整个辩证法观念相一致的，马克思在一个地方曾经规定说辩证法是这样一种方法：它在积极理解现存状态的同时也理解对它的否定，辩证法不对任何东西实行监护，它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我对这个问题做了较多的强调，只是因为在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形式中，开放性、批判性、民主性以及克服理论和思想上的垄断是实行更为彻底的进一步改变和发展自治进程的绝对必要条件。^[2]
　　60年代中，在保守势力（他们抵制合乎逻辑地推行经济和社会改革，仍然总是通过国家主义官僚主义结构占统治地位的棱镜来观察我国发展的道路）和主张进一步推进我国革命的力量之间在政治范围内的内部冲突公开暴露之后，就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我国的社会结构还背负着官僚主义，背负着国家主义的观念和管理方式的包袱。1967年年中，在南共联盟中央全会上排除了以亚·兰科维奇为首的势力。然而，这些事件突出地表明我国社会和政治结构的落后，这种结构始终能够使社会领域、安全领域得到足以阻碍我国社会主义整个民主发展道路的活动规模和权限。其次，不公开地解决我国社会中，首先是共产主义者联盟中的有争议的问题，会使实际状况变得模糊不清，会使广大阶层失去方向，会妨碍进步力量同保守势力展开更有效的民主斗争。
　　由于这些原因产生的困难，但是同样也由于改革的头几年就预想到的经济困难，导致了我国社会中出现一系列其他的紧张局面和批评。改革清楚地表明了，经济的粗放的发展掩盖了几乎所有企业的剩余劳动力，也就是说清楚地表明了，潜在的失业始终存在。靠大批裁减劳动力，或者靠关闭所有不赢利的企业是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因为这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但是，采取进行高质量和有赢利的生产的方针，同样是势所难免的。^[3]
　　这一时期在企业内部，特别是在上述困难比较明显的那些企业里，或者在自治制度不发达，在企业的管理上听任技术至上主义和行政命令倾向得到加强的那些地方，出现了进一步的冲突。爆发一系列小规模的罢工一事就是这种状况的反映，这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工人阶级在这种情况下是软弱的，而不是强大的，此外这还表明自治制度是不完善的。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罢工也必须成为工人阶级斗争的合法手段，不论意识形态上的种种非难如何，特别是斯大林主义的思想家们叫嚷什么罢工与社会主义是不相容的。然而，以自治为基础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中，不利用自治的法律形式来解决企业内部的物质和社会问题，更明显地反映出这一部分工人阶级的弱点，但同时也反映出自治制度本身的弱点。^[4]
　　社会生活的进一步民主化，特别是在1967年全会之后，使得人们有可能更加清楚地认识与民族关系有关的某些问题，并消除从中央集权制和国家主义结构产生的某些弊端。在对这样的缺点，甚至弊端进行正当的批评的同时，已被压制下来的民族主义观念和要求又露头了，这些民族主义观念和要求，在小资产阶级阶层中过去和现在都不乏代表人物。甚至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也开始认为，唯有民族纲领才能解决这些问题，而看不到民族纲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已经被克服了，社会主义的问题只能靠社会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也即在社会和阶级的纲领基础上来解决，而这样的纲领也就是指各民族平等、各民族自由表达民族感情和各民族享有自决权。
　　从这种种情况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革命还面临重大的问题。这不仅在实践中是如此，而且在理论上也是如此。虽然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许多问题原则上都已解决了，但仍然存在许多进一步的困难，还有陌生的问题。国家行政部门的权力还十分强大，经济政策中也同样存在这样的影响。在国家和党的机关中，官僚主义国家主义的观点和管理方式还始终未被克服，在民族关系上产生了单一民族政府主义的观念和实践。党和国家在支配宣传手段方面的垄断权以及制造舆论的可能性远比这个阶段应该达到的程度要大。在作为对自治以及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和加强最负有责任的政治组织共产主义者联盟内部，其民主关系仍然不符合社会自治目前的发展程度以及整个南斯拉夫社会的发展可能性。如果除此之外，再加上没有解决的银行资本、外汇制度、财力雄厚的外贸企业的问题，专家治国论倾向的加强以及没有实现把扩大再生产转交给工人阶级及其自治形式，那么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必须在理论上为克服这些问题做进一步的努力，而且可以看到，南斯拉夫社会面临进一步的强烈的改变进程。
　　如果我们把所有这些困难、不足和问题归纳成一句话，我认为，我们可以把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的目前的形势归纳成这样一句话：在继承下来的政治管理形式（代议制民主、选举制度、国家主义结构和影响等等）与大体上仍停留在社会的基层、不够发达、物质上薄弱的自治形式之间的矛盾增强了。从第一个范围不断再生产出官僚主义国家主义的观点和行为以及我们从马克思的分析中已经熟悉的所有那些官僚的神秘作为。而第二个范围还没有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范围，还没有从基层到上层渗透进整个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在我看来，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革命今后的发展中，最重大的一个问题和最重大的革命行动在于理论上的明确性，在于提出要求和采取行动进行改革以及使南斯拉夫社会发生这样一种结构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结果是，在从社会的基本单位一直到最高和统一的管理形式中，建立起以工人自治和社会自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结构。代议制政治民主制度及其政治形式和影响，对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的发展来说，对于工人阶级和我国社会其他自治结构在社会方面——不仅在经济上——发挥更有力的作用来说，变得越来越狭小。不要以为，迈出这一决定性的革命的一步是简单的和轻而易举的，不会出现一系列伴生的困难和矛盾。而且，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看来或许才刚开始有某些预兆。
　　对于解决我国社会发展所有上述困难矛盾来说，存在几个暗中的和公开表达的历史性“方案”。第一，官僚主义国家主义的倾向虽然在前面描述过的我国社会的结构中实际存在着，并且是一切中央集权制和单一民族政府主义的基础，但这种倾向不可能得到强烈的表现。然而，如果设想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官僚主义国家主义反革命，那将是闭眼不看现实存在着的势力和野心，如果考虑到许多外界的压力和影响，那就更其如此。
　　第二种观念主张实行多党制，即设想我国社会关系的进一步民主化需要几个社会主义政党。抽象地来看，这一态度既不反社会主义，也不反马克思主义，但是这可能是完全不适当的，依我之见，这可能在我国的发展中产生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后果。过渡到几个党，这肯定会更快地导致政治民主主义的发展和一个党的某些垄断权的取消。然而，在南斯拉夫迄今的事态发展中，这意味着把解决根本问题的重点转到政治范围，采取这样的斗争所要求的那些工具、技术和伴随而来的行动，首先会导致官僚政治势力的加强，而不是导致自治力量的加强。因此，我们如果不是通过在自治基础上改造社会而是通过这些进程来尽早克服这一作为权力、武力和压迫范围的政治范围的话，我们只会加强这一政治范围。如果我们考虑到我国社会强大的小资产阶级形态以及南斯拉夫各个地区发达程度上的明显差异（这助长民族主义观点），这一道路只会危及迄今的革命成果。
　　第三种观念是我简单地已经描述过的。这种观念假设自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扩大和巩固，这一结构变为从基层到上层的社会关系的主导形式。对于采取这样一个革命行动来说，需要领导这些进程的政治力量（南共联盟和社会主义联盟）坚决把社会和这些组织的民主化进程进行到底，更加坚定地抛弃妨碍这一民主化的不足取的形式（舆论不发达、党内关系不够民主、工会的作用不够独立、对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各种现象的社会主义批判不力、各个机关的工作没有完全公开、不能最大限度地了解情况等等）。在工人阶级、党、知识分子等等当中，我国社会的主要进步力量始终站在这第三种立场上。这一道路迄今引导南斯拉夫的共产党人取得了历史性胜利。尽管对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发展来说，最可取的是这第三条道路取得最终的胜利。但是这条道路并不是命运注定的。这条道路的命运取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观力量。^[5]
　　当我们考虑到上述所有这种种情况时，我们必须公开指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某些因素是无法纳入欧洲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国家落后、工人阶级不强大、战争的破坏，后来遭到的封锁和许多经济困难，加上南斯拉夫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同斯大林主义发生冲突并因而需要在本国内部解决斯大林主义的影响的第一个国家——这一切都无助于在生活的各个范围内更快地建立发达的民主关系，而这是上述模式的必然前提。同时不应当看不到，西方发达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工人阶级还未能冲破和克服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甚至遵循自己的经济利益，同艰难地打入世界市场的不太发达的南斯拉夫工人阶级展开竞争。从这方面考虑，以及考虑到其他许多当代的进程，特别是个别国家的人民争取最终摆脱殖民主义的斗争，工人阶级自身解放极其需要的工人阶级国际团结处于经常的危机之中。
　　然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发展和结构中的上述不足之处（首先是客观性质的，主观局限性也起了作用），不能掩盖不发达的小小的南斯拉夫（工人阶级、共产党和知识分子为数不多）恰恰对这个极其需要的新模式所做的贡献。
　　首先是1941年创造性地度过了历史性的局面和危机，这始终可以成为任何革命创造、非教条的态度和自我牺牲精神的范例。
　　第二个要素是对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方面的斯大林主义的非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性抵制。1948年在社会主义的历史上将成为生命攸关的分水岭。当时刚刚经历了战争的混乱和破坏的一个党，坚决反对国家主义官僚主义和霸权主义的观念和实践，维护每个党和每个社会主义国家决定自己的发展道路的主权。
　　第三个要素——它对于社会主义新的和比较发达的模式是重要的，具有最大的意义——是作为社会革命的重要基础的工人自治和社会自治的理论观念和实际贯彻。社会主义作为克服现代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异化的唯一历史基础，必然会带来这样一场社会革命。
　　如果除此以外，我们再加上始终不渝地奉行积极和平共处原则以及对上述所有问题做出了理论阐述，我们就会看到，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所有这些努力以及所取得的所有这些成绩，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实践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新的、更为人道的关系的问题是当代世界的基本问题。但是，这不是什么抽象的问题，不是靠关于人、社会精神和善良的意图的猜测来解决的问题。新人道主义的问题实质上是人在经济、政治以及精神领域内的解放问题。
　　这基本上是历史行动的问题，看不到人的问题也就是历史问题，也就看不到在人类进步中最本质的东西。
　　历史上的革命行动至今是人类一切高尚的成就以及人的全面解放的基石，过去如此，今天仍然如此，今后也将如此。只存在一个战场，人可以在那里争取到自己的人性，那就是历史实践。
　　因此，今天新的社会主义关系的问题，自觉地和正确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实质上是新人道主义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南斯拉夫革命通过理论和实践过去和现在都指明了社会主义进程的实质，从而突破了迄今的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观点，在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中标志着一个新阶段，并继续遵循马克思主义的一切伟大和深刻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正是因为这些思想而成为当代历史的主导思想的。

^[1] 在这一领域的书籍中，我们可以指出下列著作：M.Todorović, Oslobodenje rada, Beograd 1965; R. Supek, Sociologija i socijalizam, Zagreb 1966; Participacija, radnička kontrola i samoupravljanje, Zagreb 1974; N.Čobeljić, R. Stojanović, Teorija investicionih ciklusa u socijalističkoj privredi, Beograd 1966; D.Čalić, Produktivnost rada i privredni razvoj SFRJ, Zagreb 1966; D.Čalić, Ekonomski aspekti razvoja suvremenog socijalističkog društva, Zagreb 1972; V. Bakarić, Aktuelni problemi sadašnje etape revolucije, Zagreb 1967; V. Bakarić, Socijalistički samoupravni sistem i društvena reprodukcija, Zagreb 1974; M. Pečujlić, klase isavremeno društvo, Beograd 1967; M. Pečujlić, Susret svetova, Beograd 1976; Mihajlo Popović, Problemi društvene strukture, Beograd 1967; N. Pašić, Klase i politika, Beograd 1968; Aktuelni problemi privrednih kretanja i ekonomske politike Jugoslavije (kolektiv autora), Zagreb 1968; E. Kardelj, Raskrš ća u razvitku našeg socijalističkog društva, Beograd 1969; E. Kardelj, Radnička klasa, samoupravljanje i naučno tehnički progress, Beograd 1969; E. Kardelj, Protivurječnosti društvene svojine u savremenoj socijalističkoj praksi, Beograd 1972; E. Kardelj, Pravci razvoja političkog sistema socijalističkog samoupravljanja, Beograd 1977; B. Horvat, Ogled o jugoslavenskom društvu, Zagreb 1969; B. Horvat, Privredni ciklusi u Jugoslaviji, Beograd 1969; Ekonomska politika stabilizacije, Zagreb 1976; A. Dragičević, Reforma i revolucija, Zagreb 1969; J. Županov, Samoupravljanje i društvena moć, Zagreb 1969; J. Županov, Privredni sistem i ustavna reforma (Kol. Aut., redakcija R. Lang), Zagreb 1973。

^[2] 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著作外，哲学家们在这一时期，还发表了以下作品：M. Kangrga, Etika i sloboda, Zagreb 1966; M. Kangrga, Smisao povijesnog, Zagreb 1970; M. Kangrga, Čovjek i svijet, Zagreb 1975; B. Bošnjak, Filozofija i kršćanstvo, Zagreb 1966; M. Životić, Pragmatizam i savremena filozofija, Beograd 1966; M. Životić, Egzistencija, realnost is sloboda, Beograd 1974; M. Marković, Humanizam i dijalektika, Beograd 1967; M. Marković, Preispitivanja, Beograd 1967; Zaga Pešić-Golubović, Antropologija kao društvena nauka, Beograd 1967; Zaga Pešić-Golubović, Čovek i njegov svet, Beograd 1973; Lj. Tadić, Poredak i sloboda, Beograd 1967; Lj. Tadić, Tradicija i revolucija, Beograd 1972; D. Rodin, Aspekti odnosa izmedu Hegelove i Marxove dijalektike, Beograd 1967; D. Rodin, Marxova misao zajednice, Beograd 1974; D. Nedeljković, Humanizam Marxove dijalektike i dijalektika humanizma danas, Beograd 1968; D. Nedeljković, Dijalektika na delu, Beograd 1976; A. Krešić, Dijalektika politike, Sarajevo 1968; A. Krešić, Političko društvo i politička mitologija, Beograd 1969; A. Krešić, Kraljevstvo božje i komunizam, Beograd 1975; D. Grlić, Zašto? Zagreb 1968; D. Grlić, Estetika I, II, Zagreb 1974, 1976; V. Rus, Dijalektikačoveka i sveta, Beograd 1969; V. Rus, Etika in socializem, Ljubljana 1976; G. Petrović, Mogućnostičovjeka, Zagreb 1969; G. Petrović, Filozofija i revolucija, Zagreb 1973; S. Stojanović, Izmedu ideala i stvarnosti, Beograd 1969; P. Vranicki, Marksističke teme, Zagreb 1973; P. Vranicki, O nekim kontroverzama u marksizmu, Rijeka 1973; V. Sutlić, Praksa rada kao znanstvena povijest, Zagreb 1974。

^[3] 在迄今为止的发展中，只有一小部分劳动力，主要是来自农村的劳动力被解雇。考虑到出国谋生的人为数颇多，应当强调指出，他们绝大部分是由于我国仍然是一个农民国家所造成的（农民平均约占人口的一半，许多地区不发达、贫困），这些阶层要求摆脱贫苦生活，他们的要求是正当的，而我国社会又一下子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吸收全部劳动力。要做到这一点，只能以经济继续粗放发展为代价，而这又会使经济陷于灾难。一部分劳动力是为了赚更多的钱而到国外去的。尽管存在这种种情况，不应当得出结论认为，就业问题不是这一时期我国发展中最紧迫的问题之一。

^[4] 某些激进的共产主义小组，特别是在西方的托派中间，认为这些比较激烈的罢工中的某些罢工表明工人阶级和居统治地位的官僚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这是仅仅根据某些现象得出的结论，而对整个形势的实质了解不够。当然，无须掩饰，国家主义官僚主义的管理形式还始终存在着，我前面就已经谈到过。然而，也应当懂得，通过自治的形式来争取权利的合法斗争的可能性比已经利用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同样，当工人阶级通过自治形式更加紧密地联合起来，并以这一方式在管理经济和社会进程方面起决定性作用的时候，工人阶级才真正得到了表现，1968年年中，开始掀起比较自由和比较独立的青年和学生运动，表现为几次举行游行和示威，要求更加彻底和更加坚持推行自治进程。

^[5] 这一主张得不到实现，就必然会导致上述政治纲领之一的实现，而这意味着使传统的政治社会（有较多的或者较少的自由）永远保存下去。我认为，从整个这一部分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在整整一个历史时期，使人摆脱经济和政治的依赖的活动将因此而停止，或者至少是其速度大为放慢。作为这一解敢的思想和实践的基础的自治或许会在世界范围内遭受失败。整整一个历史时期肯定会处于技术至上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结构以及同样的政权的标志之下。这不仅是南斯拉夫的发展，而且是当代历史时代的一个决定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