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 -> 马克思主义史（第一卷）（1961）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传播的最初阶段
第一国际的年代，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开始在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中传播的时期。应当注意，直到 19世纪80年代，人们还无法更多地了解他们的哲学观点，因为某些早期的手稿已经湮没无闻，而另一些，则正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的，放在抽屉里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或者根本不打算付印了。只有批判杜林以及后来论费尔巴哈的几篇著作，阐述了某些基本哲学观点，但对其论述的方式却可以做不同的解释。他们的社会学观点和批判经济学观点，主要靠《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传播开来，但这个过程进行得相当缓慢。此外，如果再加上当时最优秀的革命力量正忙于从事实际的政治斗争，那么鉴于上述种种原因就丝毫不会奇怪，为什么这个时期没有产生出一批能够从马克思的立场出发进一步发展他的全部学说或其中某些部分的卓越的理论家。
在德国，当时斐·拉萨尔、弗·阿·朗格（F. A. Lange）、阿·埃·弗·谢夫莱（A. Schäffle）、欧·杜林的影响仍然相当强大，而通过其中某些人的宣传，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观及其在社会事件中的运用仍很流行。约在19世纪70年代，威·李卜克内西仍然是主要的理论家之一，虽然大家知道，他本身并不是有独创性的思想家。而奥·倍倍尔则在1874年还在《人民国家报》上像评介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理论家那样地评介杜林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1]
[1] 有关这个时期，除了前面已经引过的著作外，在较新的著作中还可以列举：卡尔·弗里德里希·布罗克施米特：《反社会党人法废除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Karl friedrich Brockschmidt, Die deutsche Sozialdemokratie bis zum Fall des Socialistengesetzes, 1929）；沃尔夫冈·阿本德罗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兴起和危机》（Wolfgang Abendroth, Aufstieg und Krise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1964）；汉斯·约瑟夫·施泰因贝尔格：《社会主义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党的意识形态）》（Hans-Joseph Steinberg, Sozialismus und deutsche Sozialdemokratie（Zur Ideologie der Partei vor dem I Weltkrieg), 1967）。关于 19世纪最后 10年的著作有：格尔哈德·阿·利特尔：《威廉帝国中的工人运动（1890—1900年的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工会）》（Gerhard A. Ritter, Die Arbeiterbewegung im Wilhelminischen Reich（Die socialdemokratische Partei und die freien Gewerkschaften 1890 - 1990), 1959, II izd. 1963）。关于工人运动通史的较新著作有：沃·阿本德罗特：《欧洲工人运动的社会史》（W. Abendroth, Sozialgeschichte der europäischen Arbeiterbewegung, 1965）；以及社会党国际的前书记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的大部头著作《国际史》（Julius Braunthal, Geschichte der Internationale, I sv. 1961, II sv. 1963）；威尔纳·霍夫曼简要评述了《19 和 20世纪社会运动思想史》（Wernera Hofmann, Ideengeschichte der sozialen Bewegung des 19. und 20. Jahrhunderts, 1962, II 968）；乔治·豪普特的著作《第二国际（1889—1914）》（George Haupt, La Deuxième Internationale 1889 - 1914, Paris - La Haye 1964）。有关德国工人运动的巨著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不久前出版的集体著作《德国工人运动史》第 1—8 卷（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I - VIII, 1966），它包括从工人运动的开始到 20世纪 60年代初的时期。
一、约瑟夫·狄慈根
然而，就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自学成才的哲学家约瑟夫·狄慈根（Joseph Dietzgen, 1828 - 1888）[1]。他未曾受过系统的教育，一开始曾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而后来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终于独立地得出了唯物辩证法的某些基本论点。这样，他就属于当时为数不多的用辩证观点和唯物主义观点探讨哲学问题的思想家之列。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显示出罕见的哲学才能，当然，由于他所受的教育不多，这种才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狄慈根在他的著作中特别强调了自然界的普遍联系和一切现象统一的问题。[2] 狄慈根尽管持有彻底辩证的观点，认为现象不是孤立的，不应当把自然界理解为现成事物的体系，而应当理解为一个过程，可是他在主体和客体的关系、精神和物质的关系这个基本问题上却表现出不确切的观点，这就使他从彻底的唯物主义转向斯宾诺莎主义。狄慈根在他的著作的好些地方都持有这样的观点，“思维是脑的活动，正如走路是腿的活动一样”[3]，可是在另外许多地方，他在解决这个关系时却写道：“唯心主义者迷恋观念，旧唯物主义者迷恋物质，前者和后者都是狂热之徒，在这一点上都是形而上学者；不论前者还是后者都过分地把精神和物质区分开。不论前者或后者都未能提高到认识自然界的统一性和单一性的程度、认识自然界包罗万象的程度，自然界并不是非物质即精神的，而是既物质又精神的。”[4] 狄慈根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里，也致力于探索这一问题，并且违背了自己过去对许多哲学问题所采取的基本上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解决办法，认为，“狭隘的唯心主义者硬说一切事物都是思想，而我们则想说明，观念的东西和物质的东西只是一个类概念下的两个种概念；由于它们的共同本性，并从正常的逻辑着想，我们应当在它们各自独有的名称之外，还赋予它们一个共同的族系名称或一般名称。只要意识到这一点，那么唯心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就只不过是字眼上的争论而已”[5]。
[1] 狄慈根于 1828年生在科伦附近的布兰肯堡。他的父亲是一个富裕的制革工人。狄慈根在两度侨居美国之后，于 1864年前去彼得堡，担任一家制革厂的技术指导。1869年他回到德国，并发表了第一篇著作《人脑活动的本质》（1869年）。1884年他第三次去美国，在纽约负责编辑党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1886年他到芝加哥和儿子住在一起，同年在该地写成《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1887年又写成《哲学的成就》。他写给儿子的一些论述逻辑学的书信，后来由他的儿子欧根汇集出版。狄慈根于 1888年在芝加哥逝世。他是马克思的朋友。在南斯拉夫的出版物中，波·舍希奇写了一本关于狄慈根和狄慈根主义的大部头专著《约瑟夫·狄慈根的辩证唯物主义》（B. Šešić, Dijalektički materijalizam Josepha Dietzgena, Beograd 1957）。
[2] 狄慈根经常以不同方式强调自己的一个基本观点：“万物都是大的，又都是小的；万物都处于空间中，又都处于时间中；万物都是原因，又都是结果；万物都是整体，又都是部分；因为万物正好就是万物的内容，因为万物寓于宇宙之中；万物是彼此相似、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作为绝对者的万物的概念，它的内涵由无数相对性构成；作为普遍真理（它遍布于种种现象之中）的万物的概念，是概念科学的基础。”（Das Acquisit der Philosophie, Stuttart 1895, str. 76）
[3] J. Dietzgen, Suština umnog rada čovjeka, Odabrani filozofski radovi, Zagreb 1958, str. 59.
[4] J. Dietzgen, Ekskurzije socijalista u oblast teorije spoznaje. Odabr. fil. Rad. , str. 203.
[5] J. Dietzgen, Das Acquisit der Philosophie, str. 76.
除了这个重大的缺点之外，狄慈根的哲学著作还有经常重复、不够严谨、叙述混乱的毛病，因此他的哲学研究水平在思想上是不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在狄慈根看来，“一般本性和绝对真理是同一的”[1]，关于这种绝对真理的知识“是我们生而具有的；是与意识一起获得的”[2]，等等。
然而，尽管有这些不确切和不严谨的毛病，狄慈根还是看到了现实中某些重要的辩证唯物主义因素，并表述了一些十分精辟的见解。他十分明确地论述了辩证法的下列基本原理：如“任何原因都是结果，而任何结果又都是原因”[3]，又如，除了无意义的矛盾之外，还存在有意义的现实的矛盾：“静止的运动和运动的静止——这就是需要解决的矛盾；解决了这个矛盾就可以解决一切矛盾。”[4] 狄慈根相当清楚地看到了一般和特殊的辩证法，尽管他对思维这个一般问题做了片面的抽象的解释。他同样地强调了我们的认识的辩证性质，并提出了一些后来无疑对列宁产生过影响的论点：“任何一种事物，任何一个原子，都是不能被彻底认识的。每一种事物的秘密都是无穷尽的，就好像是不可逾越的、不能突破的一样。然而我们终究能一天一天地越来越正确地认识事物，并且懂得没有任何东西是我们的精神所不能达到的。人的精神在发现秘密这一点上是没有极限的，它在获得新发现方面是没有止境的，同样它也有着无限广阔的余地来对个别和一般进行无止境的和无法估量的认识。”[5]
[1] J. Dietzgen, Ekskurzije socijalista u oblast teorije spoznaje, str. 193.
[2] J. Dietzgen, Ekskurzije socijalista u oblast teorije spoznaje, str. 195.
[3] J. Dietzgen, Suština umnog rada čovjeka, Odabrani filozofski radovi, Zagreb 1958, str. 91.
[4] J. Dietzgen, Das Acquisit der Philosophie, str. 100.
[5] J. Dietzgen, Ekskurzije socijalista u oblast teorije spoznaje, str. 225 - 226.
在狄慈根那里，我们还可以找到这样的见解：他正确地把唯心主义看作是在一定问题上的片面性和夸大等等，而不看作是绝对的荒谬；同样，我们也可以找到有关我们认识中的一般性和必然性的性质的明确主张。他写道：“唯物主义者否认精神的任何自主性，认为应该借助经验来找到原因，对于他们，我们应当回答说：以因果关系为前提的必然性和一般性，不能在经验中获致。另一方面，也应当告诉唯心主义者，虽然理性可以探求原因，但是不能同时认识原因，因为这种探求毕竟不是先验的，而只是经验的，它只能在经验提供的活动的基础上进行。固然只有精神能揭示出非感性的、抽象的一般，——但这只限于在感性现象的现有范围之内。”[1] 可见，狄慈根已经十分敏锐地觉察到，通常的经验论对于说明人类认识是不够的，正像唯心主义的错误恰恰在于否定经验一样。
由此可见，狄慈根的著作并不是前后一贯的和没有矛盾的。他基本上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但是他对于唯物辩证法的许多问题并没有掌握；他在许多领域内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然而他的唯物主义常常是不确切的、不彻底的。所有这些特点使得狄慈根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留下一个鲜明的形象，然而他却不是一个具有比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加深刻和更加全面的辩证思想的哲学家。
[1] J. Dietzgen, Suština umnog rada čovjeka, Odabrani filozofski radovi, Zagreb 1958, str. 96.
狄慈根死后10年，在修正主义流行的年代里，有些人试图拿狄慈根的哲学来对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认为他的哲学是更深刻、更完备、更全面和更精确的哲学。在这种“狄慈根主义”的最著名的卫道者中，居于前列的是他的儿子欧根·狄慈根（Eugen Dietzgen），荷兰马克思主义者安·潘涅库克，恩·翁特尔曼（E. Untermann），奥·伊·海尔方德（O. J. Heljfond），狄慈根著作的俄译者巴·格·达乌盖（P. G. Dauge），以及罕·罗兰 - 霍尔斯特（H. Roland-Holst）。[1]
所有这些人的主要论点是，狄慈根比过去任何人都更为深刻、更为清楚地阐明了辩证法，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根据狄慈根的哲学在认识论和自然辩证法方面修正科学社会主义，狄慈根哲学在认识论和自然辩证法方面要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详尽得多、深刻得多，因此它应当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
所有这些人特别推崇狄慈根的地方，正是他背离彻底唯物主义的地方，是他错误地解决精神与物质的关系的地方——即把它们视为一个更髙的统一体的不同存在形态。这样就势必会得出结论说，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这一对相反的命题是无关紧要的、没有任何意义的。
[1]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欧根·狄慈根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过几篇文章，并专门出过两本书，《狄慈根传略》（Dietzgen-brevier, 1915）和《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参照《约·狄慈根的认识论解决这一问题的尝试》（Materialismus oder Idealismus? Ein Lösungsversuch gemäss J. Dietzgens Erkenntnisleher, 1921）；潘涅库克也在《新时代》（1903—1904）上发表了论述历史唯物主义和宗教的文章；翁特尔曼写了一本大部头的著作《狭义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缺陷》（Die logischen Mängel des engeren Marxismus, 1910）；罗兰 - 霍尔斯特则发表了一本名为《约瑟夫·狄慈根的哲学对无产阶级的意义浅释》的著作（Joseph Dietzgens Philosophie gemeinverständlich erläutert in Ihrer Bedeutung für das Proletariat, 1910）。
恩斯特·翁特尔曼在他的那本近七百页的巨著《狭义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缺陷》中做出了保卫狄慈根主义的最大规模的尝试。他精心写作这本书，首先是用来反驳普列汉诺夫，而同时也反驳梅林、考茨基等人。但是他的全部辩驳冗长烦琐、含混不清，较之约·狄慈根的机智敏锐相去甚远。他叙述了我们上面已经提到过的那些主张，而他的观点的实质则可以用他的下述论断来概括：“我们的方法是广义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这样称呼是要区别于狭义的马克思主义，因为，正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的，最初的马克思主义，与种种自然一元论的倾向相反，主要是社会辩证法，即关于社会的科学，而我们的包括社会发展在内的辩证法，主要是世界辩证法（Weltdialektik），即关于世界的科学。在我们这里，‘第三者’已不再是黑格尔那里的‘概念’，也不是‘各民族和国家的经济状况’（按照普列汉诺夫本人的说法，这是狭义的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而是世界的全部自然联系，即实在的宇宙。”[1]
在20世纪初，梅林、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立即起来反对这种夸大狄慈根哲学的意义和创立新学派——狄慈根主义——的企图，他们一方面承认约瑟夫·狄慈根的声望和才能，并且基本上也承认他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而另一方面他们也有理有据地得出结论：狄慈根的哲学，就其水平、准确性、深度和广度来说，都不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在某些思想上，可以认为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的一定充实，但不能作为他们的哲学的补充或代替。至于“狄慈根主义”一说，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把它视为混乱思想，是向反动哲学迈进一步，是想不根据狄慈根的伟大之处而利用他的弱点来创立一种新路线的企图。[2]
[1] E. Untermann, Die logischen Mängel des engeren Marxismus, München 1910, str. 15.
[2] “如果给约·狄慈根一个总的评价，他是不应该受到这样严厉的谴责的。他九成是唯物主义者，从来没有妄自标新立异，企图建立不同于唯物主义的特殊哲学。狄慈根多次讲到马克思，总是说他是一派之首……狄慈根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欧根·狄慈根和——十分遗憾！——帕·达乌盖同志杜撰‘自然一元论’、‘狄慈根主义’等等，是给他帮了倒忙。‘狄慈根主义’不同于辩证唯物主义，它是一种混乱思想，是向反动哲学迈进一步，是企图不根据约瑟夫·狄慈根的伟大之处（这个按照自己的方式发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工人哲学家有许多伟大之处！），而利用他的弱点来创立一条路线！”（V. I. Lenin, Materializm i empiriokriticizm, Sočinenija IV, sv. 14, str. 234 - 235.〔参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 18 卷，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第 259 页。——译者注〕）
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最后20年里有了巨大的发展。马克思本人也经历了欧洲大陆上这一蓬勃发展时期的开端；他曾经诚恳地提出建议来帮助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特别是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同样他还同拉法格和盖得一起，在1880年直接参与了制定法国党的纲领的工作。三年以后，这位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第一名战士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在上述时期的西欧和中欧，资本主义有了迅速的发展。19世纪中叶，产业革命以汹涌澎湃之势向前推进，这样，无产阶级也就大量地形成和组织起来。
法国经历了它的六月事件[1]和巴黎公社失败后的五月流血周，在它的革命高潮中涌现出一批非凡的革命家，他们将永远成为人们心目中自我献身、英勇无畏和人道主义的榜样。菲·邦纳罗蒂（F. Buonarotti）、奥·布朗基、路·瓦尔兰、古·弗路朗斯（G. Flourans）、沙·德勒克吕兹（Ch. Delecluze）、泰·费雷（T. Ferré）、拉.里果（R. Rigot）、路易丝·米歇尔（Luisa Michel）以及法国革命社会主义运动的许许多多知名的和无名的战士，将作为新世界和新人诞生的标志留传后世。
[1] 指 1848年6月法国工人阶级为反对二月革命后建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举行的起义。——译者注
二、保尔·拉法格
在这样声势浩大的运动里，也成长出一个极其强有力的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保尔·拉法格（1842—1911）。拉法格开始参加政治活动时，曾受到蒲鲁东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影响；在1865年当他还是一个医科大学生的时候，就因为从事革命工作而被法国所有的大学拒于门外。1865年拉法格在伦敦认识了马克思。同马克思的几次谈话，使这个思想活跃、热情奔放的人对历史发展有了新的认识，并使他的思想发展出现了深刻的转变。1866年拉法格担任国际总委员会的委员，两年后他同马克思的女儿劳拉结婚，在巴黎公社时期他参加了波尔多的革命活动，公社失败后流亡国外。
然而在巴黎公社失败后不久，由于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的迅速发展，在70年代中期，加人工会的工人就在巴黎举行了自己的第一次代表大会（1876年）。三年以后，布朗基被大赦，公社社员陆续从流亡生活中返回本国。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领导者是茹尔·盖得（J. Guesde, 1845 - 1922）——法国工人党的最坚强的组织者和创始人。他担任《平等报》的主编，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写了大量文章和著作，在这一时期有力地推动了普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阶级斗争的观点的工作。[1]
盖得和拉法格在1880年一同到伦敦去拜访马克思，商讨工人党的纲领；马克思几乎是逐字逐句地就这个纲领向他们做了指示，纲领同年在哈佛尔通过。然而两年之后，在圣亚田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就已经出现了分裂。早在1879年马赛代表大会上初露端倪的集体主义派和机会主义派的内部斗争（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集体主义派取得了胜利），导致了 1882年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集团的分裂活动，这个集团的领导人有保·布鲁斯（P. Brousse）、让·阿列曼（J. Allemann，所谓的可能派分子）和贝·马隆（B. Mallon，主张劳资结合的社会主义者）。
这样，拉法格在这一时期的主要理论活动就集中于阐明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工人运动的一些基本的理论、纲领和策略问题。加以一些独立的社会主义者（米勒兰〔A. Millerand〕、维维安尼〔R. Viviani〕、白里安〔A. Briand〕饶勒斯〔J. Jaurès〕在1893年建立了单独的党，而且米勒兰在1898年参加了资产阶级政府，当时社会主义运动的复杂形势就格外明显了，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的争论，这些争论实际上一直延续到今天。
[1] 盖得的主要著作有《论社会主义基本原理》（Essai de catéchisme socialiste, 1878），《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Collectivisme et socialisme, 1879），《阶级的道德状况和政治状况》（État morale et politique de classe, 1901）。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盖得出任资产阶级政府的部长，从而背弃了自己以前的观点。
德雷福斯（A. Dreyfus）案件以后，在饶勒斯的有力影响下，成立了统一的社会党（1905年），社会党由于有了饶勒斯这个显要人物而获得了很大的声望。[1]
在马克思主义运动的这一时期，拉法格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和有独到见解的理论家。他的主要力量用于写作一些精辟的评论和论战性文章。虽然他没有提出什么新的基本原理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可是他始终独创地、机智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运用于各个不同领域。形势的复杂性看来好像正好投合他的敏感的性格和多方面的才能。他的作品有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也有关于社会主义运动本身内部争论的各种批判文章，还有对于唯物史观、所有制、宗教、语言、达尔文主义、托拉斯、交易所等等问题的探讨，在所有这些方面拉法格都是整个马克思主义运动中最卓越的理论评论家和辩论家之一。
他的大量论著中最著名的有：《懒惰权》（1883年），《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1885年），《革命次日》（1887年），《共产主义和经济演变》（1892年），《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1894年），《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1895年），《财产的起源和发展》（1895年），《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1909年）。
[1] 让·饶勒斯（1859—1914）在各个方面都是社会主义的一个伟大人物。他曾经是一位哲学教授，写过许多历史和政治著作，是《人道报》的创办人。他在理论上没有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而主张唯心主义和进化论。他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正义观念的实现；在阶级斗争理论上他表现为合法主义者。他是一位争取和平和争取德法友好的伟大战士，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当时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最有影响的人物。由于他反对战争，在大战前夕被一名民族主义狂热分子刺杀。请参见沙·拉波波特写的饶勒斯的详细传记。饶勒斯的主要著作有：《感性世界的现实性》（De la Réalité du monde sensible, 1891），《德雷福斯案件》（Affaire Dreyfus, 1898），《社会主义行动》（L'Action socialiste, 1899），《社会主义研究》（Études socialistes, 1902），《1789—1900年法兰西共和国社会主义运动史》（1901—1908年）（L'Histoire socialiste de la République Francaise 1789 - 1900, 1901 - 8）等。
拉法格并不是一个善于对某些错综复杂的问题做详尽分析和系统概括的人。他的独到的辩证法思想以其特有的优雅姿态掠过各个领域和各种事实，到处都留下作者的鲜明痕迹。拉法格尽管在某些论点上有片面性、考虑不周，甚至浪漫色彩,但不失为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很少有谁能像他那样高明地把马克思的卓有成效的方法应用于生活和科学的各个不同领域。
这里我们只能举出个别的例子，它们在当时或者代表着一种独到的见解，或者至少是一些新的启示。
例如，拉法格十分确切地规定了自然环境和人之间相互的辩证影响，看到了一个在马克思主义对人的看法中具有根本意义的因素：人的能动的改造活动。他在自己的一部最有名的著作中写道：“人以自己的活动不仅改变他所处的自然环境，而且还在各方面创造人的或社会的环境；后者虽然不能使他的机体脱离自然环境的影响，但至少可以大大缓和这种影响。不过这个人为的环境本身对于它从自然环境中接收过来的人也要施加影响。就象驯化的植物和动物一样，人也受到来自两种环境的影响。”[1]
[1] P. Lafargue, Ekonomski determinizam Karla Marxa; Izbor iz djela, Zagreb 1957, str. 132.（参见保·拉法格：《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思想起源论》，三联书店 1978年版，第 29—30 页。——译者注）
然而，拉法格在这里还看到了一个理解某些人为环境和现象的相似性的重要因素，这只有根据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结构的正确分析才能得到解答。他写道：“人们逐步建立起来的各种人为的或社会的环境，彼此之间在发展和成熟的程度上有所不同；不过处于同样的发展和成熟程度的各个环境，彼此之间有着很大的相似性，不论它们是哪些人种创造的，也不论它们的地理位置如何。人们一方面受到各种不同的自然力量的改造作用，同时也受到各种相似的人为环境的影响；这些人为环境缩小了人们的各种差别，发展了人们共同的需要、共同的利害关系、共同的爱好以及共同的精神气质。无论如何，相似的自然环境，比方说位于相同纬度和相同海拔的自然环境，对于生活在那里的植物和动物产生类似的亲化作用。这些动物和植物具有类似的区系和群落。相似的人为环境也可以使那些被不同自然环境分为各个大小种族的人们趋于联合。”[1]
拉法格根据自己的这种见解，在论述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的著作里，对灵魂的起源以及到基督教产生为止的信仰发展问题，做了独到的分析。虽然他在这个题目上把问题简单化了，将灵魂观念产生的原因只归结为反思的因素（梦的解释等等），但是他对于灵魂、地狱、天堂、上帝这样一些概念的演变所做的考察，却有许多独到之处。拉法格说明了关于死后共同住所的观念是怎样随着氏族的解体而衰微的，关于死后惩罚的思想是怎样随着古代世界阶级斗争的发展而重新出现的。他说：“但是，如果说对死者的惩罚重又出现的话，那么它已失去了个人复仇的性质而获得了集体复仇的性质，即被称之为公众惩罚的阶级复仇的性质。个别的人不再实行复仇，而是由具有共同利益的个人的联合体来实行复仇。这种从个人复仇到集体惩罚的转变，是在个人主义已在社会关系中得到确认之后实现的，因为在古代城市中燃起的阶级斗争，已经把单个的人集合为两个敌对的阵营。”[2]
拉法格在分析作为古代宗教、秘密神教和哲学在当时发展的结果和混成物的基督教时，清楚地看到了它的两重性。“基督教没有提供任何新东西，甚至也没有杜撰任何荒诞思想和幼稚迷信，不过它却有一种无可比拟的高明手段，这是秘密神教和奥菲士教[3] 所不曾具有的；它可以满足广大平民的各种精神上和肉体上的需求、愿挚和欲念。它善于迎合穷人对富人的仇恨，又会安慰富人：把改变命运的不公道、奖励行善、使机遇和幸福平等化等等都推到另一个世界去实现。基督教已经抛开了它初期的爱煽动的作风，成了有产阶级的安全阀。”[4]
[1] P. Lafargue, Ekonomski determinizam Karla Marxa; Izbor iz djela, Zagreb 1957, str. 132.（参见保·拉法格：《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思想起源论》，三联书店 1978年版，第 29—30 页。——译者注）
[2] P. Lafargue, Ekonomski determinizam Karla Marxa; Izbor iz djela, Zagreb 1957, str. 191.（参见保·拉法格：《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思想起源论》，三联书店 1978年版，第 172 页。——译者注）
[3] 奥菲士教（orfizam）是古希腊的一种神秘主义教派，主张肉体是罪恶和灵魂不灭。——译者注
[4] P. Lafargue, Ekonomski determinizam Karla Marxa; Izbor iz djela, Zagreb 1957, str. 207.（参见保·拉法格：《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思想起源论》，三联书店 1978年版，第 189 页。——译者注）
尽管在这个分析里存在着片面性，特别是当拉法格试图单纯根据各阶级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和关系来断定资产阶级必然信教和无产阶级必然不信教时表现了机械论的思想，但是拉法格的这段分析却显示了他的思想的开阔性和独创性。
拉法格在探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个别因素时，极其敏锐地指出了这个社会的某些现象和典型特征。他确切地论述了资产阶级对待科学的两面态度。技术科学的发展适合资产阶级的需要，因而资产阶级也就容忍技术科学所必需的各种决定论的观念；可是资产阶级在社会科学领域内却限制这种自由，因为社会科学在意识形态问题中也涉及到社会关系的性质本身。[1]
[1] 关于这个问题拉法格在同一著作中写道：“哲学决定论之所以能在自然科学中占统治地位只是因为资产阶级允许自己的科学家自由地研究自然力的作用；资产阶级当然想要认识这种作用，因为他们要利用自然力来生产自己的财富。可是由于资产阶级所处的社会地位，他们不能把同样的自由给予经济学家、哲学家、道德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因而这些人也就不能把哲学决定论带进社会科学的领域。基于同样的理由，天主教会过去曾经禁止人们自由地研究自然界，所以为了建立自然科学，就有必要推翻天主教会的社会统治。”（P. Lafargue, Ekonomski determinizam Karla Marxa; Izbor iz djela, Zagreb 1957, str. 214·〔参见保·拉法格：《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思想起源论》，三联书店 1978年版，第 196 页。——译者注〕）
正如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以及后来谈到商品拜物教问题的著作中所做的某些分析一样，拉法格也深入探讨了资产阶级世界中思想结构的一些基本因素。拉法格指出，资产阶级对社会制度的愚昧无知，正像野蛮人对自然界的愚昧无知一样。人们对于整个错综复杂的自然现象和社会事件既不知其原因，也不知其规律，这就助长了人们的迷信和神秘感，误以为一切都决定于偶然性。“另一些日常的经济现象，在资产者的头脑中注人了一种信念，认为存在着某种脱离一切物质的、没有物质基础的神秘力量。只举一个例子来看，货币所体现的社会力量同它的物质很少有联系，这样就在资产者的头脑中产生一种不依赖于物质的力量的想法。这一小块纸片，如果没有魔力，人们就不屑于把它从地上拣起来，可是它却能给占有它的人带来最现实的、在文明世界中最令人向往的东西：面包、肉食、美酒、房屋、土地、骏马、女人、威望和荣誉等等，给人以肉体上的享受和精神上的慰藉，上帝也未必有更大的法力。资产阶级的生活是用神秘主义编织起来的。”[1]
拉法格虽然只是用自己的话转述了经典作家的著名论点,但他却做得很有才气，十分传神。[2]
拉法格是一位学识渊博、才智过人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具有掌握多种知识领域的巨大能力。在他多方面的理论研究中，也留下了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学著作。他在论语言与革命的著作中，一方面阐明了抽象概念从具体概念中产生的过程[3]，另一方面也精辟地分析了语言风格和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而发生的演变和变化。拉法格在这方面研究的基本观点可以归纳为他在一篇文章中所表述的下列思想：“语言反映人的变化以及人在发展中所依存的环境的变化所发生的影响。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例如从田野生活过渡到城市生活，以及政治生活上的大事件，都在语言上留下印迹。政治和社会现象急骤发展的那些民族,很迅速地修改他们的语言；而在缺乏历史大事的民族中，方言土语停滞不变。拉伯雷的法国语在他逝世一个世纪之后，只有文人学士能懂了；可是作为挪威、瑞典和丹麦土语之母语的冰岛语言，却在冰岛几乎保持原状。”[4]
[1] P. Lafargue, Ekonomski determinizam Karla Marxa; Izbor iz djela, Zagreb 1957, str. 220.（参见保.拉法格：《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思想起源论》三联书店 1978年版，第 196 页。——译者注）
[2] 举例来说，拉法格在阐述《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性质的著名论点吋这样写道：“这种对劳动成果的掠夺，把社会变成了一个大集市，那里一切都有人出卖：不单是人的劳动产品，而且包括人本身。体力劳动者之被人购买，是由于他的肌肉的能力；脑力劳动者之被人购买，是由于他的大脑的能力，是因为他们是工程师、化学师、农艺师，是因为他们有组织才能或指挥才能。生产的共产主义和占有的个人主义之间的对抗，贬低了人，使人退化，把人变成商品，把社会——再重复一遍——变为一个大商场。”（Komunizam i ekonomska evolucija; Izbor iz djela, str. 272）
[3] 例如在他论述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的一篇演说中就注意到：“既然我们谈到语言问题，我想给你们指出一个同我们探讨的问题有关的现象。所有那些在我们今天有抽象意义的词，开始时在创造它们的野蛮人的头脑中却只有具体的意义。例如，‘nomos’这个词在希腊语中在具有‘法律’这个抽象意义之前则只作牧场、住宅解。法语的‘droit’（法权）一词在现在是指合乎正义的东西，而开初却用来表示不弯不曲的东西。根据这个语言学的现象难道不应该得出结论：具体的东西产生出人们头脑中抽象的东西吗?”（Idealizam i materijalizam u shvaćanju historije, Izbor iz djela, str. 244.〔参见拉法格：《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王子野译，三联书店 1965年版，第 2 页。——译者注〕）
[4] P. Lafargue, Francuski jezik prije i polije revolucijel Književne kritike, str. 4.（参见保·拉法格：《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拉法格文论集》，罗大冈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年版，第 212 页。——译者注）
拉法格在他关于雨果（V. Hugo）、都德（A. Daudet）、左拉（E. Zola）等人的文学评论中，也不失其革命学者的本色，力图阐明资产阶级文化的含义和结构。他从社会学的视角，但按照马克思主义精神来解释艺术，并从这一立场出发，像他的导师一样，揭示了“社会环境”的阶级分化的因素，这一点对于上述解释有着头等重要的意义。在这方面，除去一些尖刻俏皮之处外，还存在关于各种不同问题的一些精彩思想。拉法格在一处谈到代表作问题时断言，作家也必然受到自己的社会环境约束而无法摆脱，由此他得出结论说，“天才艺术家的脑筋，并不是如象雨果所说，是‘上帝的宝鼎’，而是魔术的熔炉，其中凌乱地堆积着当前的事实、感觉和思想，以及过去的回忆；在那熔炉中，这些混杂的成分互相遇合、互相混淆、互相归并、互相搭配，借以产生口述的、书面的、绘画的、雕塑的、或歌唱的作品；而且从这个脑力发酵作用所产生的作品，比助它形成的那些因素，更富于优良的品质，也正是如此，合金和组成它的各种金属相比，反而具有另一些特性”[1]。
[1] P. Lafargue，romaratizma，/ critifce，str. 82.（参见保.拉法格：《浪漫主义的根源》，《拉法格文论集》，罗大冈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 209 —2 10页。——译者注）
在拉法格的著作里，还可以看到有些地方贯穿着机械论、抽象性、浪漫主义等等观点，然而这些因素并非主流。拉法格对各种事件都反应敏锐，同时在理论上也跻于当时马克思主义发展阶段上最强有力的人物之列。他的功绩在于：他是最早指明托拉斯、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出现及其作用的人中间的一个；他在《革命次日》（Neposredno poslije revolucije）这篇文章里着重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思想，即国家消亡和社会自治的思想，这个思想在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时期完全被忽视了。尽管在这些分析里，他有时沉湎于幻想，过早地预言了各种具体措施，但是他所强调的在革命以后的时期中最根本的东西，则是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见解一致的。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因而新的革命政权应当粉碎资产阶级的制度，依靠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群众，奠定新制度的初步基础：“不要让国家来继续充当邮电事业的主人，铸造钱币，管理它几乎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经管理着的铁路；不要由国家来担任纺纱厂和织布厂的主人，担任各种工厂的经理等等——像拉萨尔所希望的那样——革命政权应当做到让工人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自己的企业主，自己的经理。
革命政权无须为邮政、电报、铁路和矿山的工作人员以及铸造车间的工人指派经理，制定规章制度，规定劳动关系和各种价格；相反，应当由这些工人自己相互协商怎样挑选自己的工程师、自己的工厂管理者，怎样在自己内部分配收人。这里我谈到收入问题，只是因为在革命的次日还必须保持资本主义的支付劳动报酬的办法；可是在未来，我们将要看到共产主义社会，在那里，工人们将不再领取工资，也不取得个人收人，而是平等地享用全部社会财富。然而在革命的次日，国家将通过革命政权把生产资料交给生产者支酡；将委托专门的委员会来规定每一个企业应当上缴的数额，即应当偿付向企业提供的劳务的款项，以及折旧费、修理费和改进技术装备费的提成额，还要规定向社会基金缴纳保证全体社会成员衣食住之用的数额。”[1]
前面已经着重指出，拉法格也有一些不够深刻的地方，或者说还有一些机械论的解释和革命浪漫主义的观点，甚至有过一些错误的结论，如认为在现代不可能发生战争。然而这些缺点丝毫也不能抹杀这位伟大的理论家和革命家，他不仅毕生始终如一地永远站在战斗岗位上，站在争取新人的斗争的前列，而且也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创造性地应用和丰富马克思主义的人物之一。[2]
[1] P. Lafargue, Neposredno poslije revolucije; Izbor iz djela, str. 400 - 401.
[2] 关于拉法格的生平，请参见米列·约卡：《保尔·拉法格》（Mile Joka, Paul Lafargue, Beograd 1974）。
三、若尔日·索列尔
在这一时期，特别是在法国，与德国的修正主义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一种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派别——所谓的革命工团主义。佩路提埃（F. Pelloutier），特別是若·索列尔（G. Sorel, 1847 - 1922），就是这一派的主要理论家。索列尔研究了已往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特别是巴黎公社和米勒兰内阁主义的教训，继承了佩路提埃的思想，并把它发展成为一个与无政府主义有着某些共同特征的独特体系。
索列尔在90年代初期接近马克思主义，同保·拉法格、加·杰维尔（G. Deville）、阿·崩纳（A. Bonnet）等人一起为《新纪元》和《社会进步》杂志撰稿。索列尔在这一时期就已经同意大利的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有着频繁的接触，通过他的介绍，在《社会进步》杂志上发表了安·拉布里奥拉（Antonio Labriola）、贝·克罗齐（B. Croce）、阿·拉布里奥拉（Arturo Labriola）等人的许多论著和文章。可是很快在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内部以及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中间都出现了理论分歧。索列尔根据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及其议会斗争的经验，以及某些社会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情况，得出结论说，为这种政策进行辩护的种种理论，都模糊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要点。
于是索列尔就开始批判地对待当时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认为应当从种种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中把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拯救出来。索列尔并不是一个对历史发展的结构和规律做过深刻研究的人，而是一个有名的政治思想家，在他的论著中归根到底并没有留下多少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他是在反对正统派思想的斗争中标新立异。然而他对某些至今仍有意义的问题所做的探索和考察，毕竟是值得注意的。
索列尔对于以前的社会主义运动采取了否定的态度，他设想社会主义的主要错误在于相信议会主义和人道主义。由于注意到知识分子出身的许多领导人特别热衷于这种政治策略，索列尔不仅反对议会主义，而且反对知识分子在革命工人运动中的任何领导和指导作用。[1] 索列尔认为，马克思的主要功绩在于他克服了资产阶级的政党观，并指明了阶级问题和阶级的重要性。由此索列尔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的整个未来在于工人团体的自主发展”[2]，在于工人阶级意识到自己的未来取决于对阶级斗争的了解和领会。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关键问题不在于组织新的政党，从而必然继承资产阶级的各种特点，而在于引导工人阶级“走上这样一条道路：掌握各种手段，组织起来进行斗争，使自己能够摆脱统治者；在于说服工人阶级绝不能效法资产阶级。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如果始终不渝地坚持绝对革命的观点的话，就不应当同政党纠缠在一起，不论是怎样革命的政党；因为这些政党不得不像资产阶级政党一样从事活动，适应选举情况的要求而改变自己的态度，并且在必要的时候向其他一些拥有同样选民的团体妥协”[3]。
由于这些原因，索列尔的“新派别”，即革命工团运动，并不指望成立新党，而是希望领会运动的本性。这个派别摒弃来自空想主义或来自布朗基主义的一切公式，并且认为，应当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中清除掉不是马克思主义所特有的任何东西，以捍卫它的精华。[4]
[1] 正因为如此，他激烈地反对饶勒斯，他在1910年的一篇文章中谈到饶勒斯时说：“这个左右群众的老手所做的各种努力，结果只是表明了那种道德复兴的幻想的幼稚性”。（Mes raisons du syndicalisme, u knjizi Matériaux d'une théorie du prolétariat, Paris 1919, str. 284 - 285）
[2] G. Sorel, Avenir socialiste des syndicats, u djelu Matériaux d'une théorie du prolétariat, str. 133.
[3] G. Sorel, La Décomposition du Marxisme, Paris 1908, str. 56 - 57.
[4] G. Sorel, La Décomposition du Marxisme, Paris 1908, str. 59.
索列尔对任何类型政党一律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政党会导致作为基础的阶级同抱有建立国家组织的目的的领导人互相分离；因此索列尔向无产阶级发出呼吁，要求他们成为组织在自己的革命工团之内的阶级，要求他们采取革命暴力——因为这不仅是革命变革的主要杠杆，而且也是导致道德复兴的道德要求。“无产阶级的暴力不仅能保证未来的革命，而且也是使沉溺于博爱主义中的欧洲各民族重新获得当年的旺盛精力的唯一手段。这种暴力将使资本主义只发挥其物质的作用，并要求资本主义恢复它曾经一度具有的英武气概。日益成长并坚定地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可以迫使资产阶级保留它在工业生产斗争中的热情；资产阶级一心向往的是掠夺和发财，与它相反，唯一革命的无产阶级只要站起来，就会使资本主义社会达到它历史上的完善地步。可见，无产阶级的暴力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要素。再补充一点：只要运用得当，这种暴力可以导致取消议会社会主义，使它不能再成为劳动阶级的统治者和秩序的维护者。”[1]
在索列尔看来，无产阶级的暴力是为文明的根本利益服务的阶级斗争的单纯表现。尽管阶级斗争可能不是获取直接的物质权势的最适当的方法，但“它能从野蛮中拯救世界”[2]。因此，索列尔也把暴力问题看作是一个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伦理学问题。[3]
[1] G. Sorel, Réflexions sur la violence, Paris 1908, str. 49.
[2] G. Sorel, Réflexions sur la violence, Paris 1908, str. 57.
[3] 索列尔在上述著作的最后这样概括自己的论点：“老实说，社会主义有责任赋予暴力以高度的道德价值，并借助这些道德价值来拯救现代世界。”（Réflexions sur la violence, Paris 1908, str. 253）
索列尔认为这种革命暴力的基本杠杆就是总罢工。在他看来，革命工团主义者应当从总罢工中看到全部社会主义。正像他的工团主义观点受到蒲鲁东的强烈影响一样，他想在柏格森关于创造性进化是不可分的整体的思想中，寻找关于作为最后变革的总罢工仅仅是局部罢工的结果和最终目的这种观点的论据。总罢工同时也是“孕育着全部社会主义的神迹，是一套能够本能地唤起各种情感的构图，这些情感符合于社会主义为了反对现代社会而进行的战争的各种表现。罢工在无产阶级当中激发了最高尚的情感，激发了无产阶级所具有的最深挚、最富有主动性的情感”[1]。
总罢工作为无产阶级整个阶级的统一行动，与议会斗争和党派斗争不同，它不是以一个国家代替另一个国家、一个政权代替另一个政权、一批领导人代替另一批领导人而告终，而是以消灭一切国家、消灭一切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而完成。因此索列尔把强力（force）和暴力（violence）这两个词区别开来，认为“强力的任务在于强迫建立某种社会秩序，其中某些少数人进行着统治，而暴力所要求的则是摧毁这种秩序”[2]。
索列尔认为社会主义者的主要错误之一，在于他们主张工人应当牺牲一切，以便在消灭资产阶级国家之后组织一个新的国家，也就是把那些向他们庄严地保证要为人民而斗争、为反对资本主义而斗争的人送上台去执政。“新派别的看法与此完全不同，它不能接受这样的思想：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效法资产阶级；新派别并不认为有必要为了一种起码的、可疑的结果，即为了更换一批统治者，满足思想家、政客、投机分子以及一切崇拜和觊觎国家权力的人的私欲而去进行一场革命，哪怕是一场能消灭资本主义的不平凡的革命。”[3]
因此，与马克思主义对过渡时期的政党和国家作用的看法相反，索列尔表述了一种直接消灭国家的典型无政府主义的观点，把过渡到没有统治者的企业和自由生产者状态的问题当作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之一。[4]
[1] G. Sorel, Réflexions sur la violence, Paris 1908, str. 95 - 96.
[2] G. Sorel, Réflexions sur la violence, Paris 1908, str. 152.
[3] G. Sorel, Réflexions sur la violence, Paris 1908, str. 158 - 159.
[4] G. Sorel, Réflexions sur la violence, Paris 1908, str. 237.
作为一个有名的政治思想家，索列尔的所有这些论点使他成为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的思想和理论领袖；这个运动在法国，而更多是在意大利，有着大量的信徒。尽管索列尔对待正统派思想采取了极其尖锐的批判态度，但他始终未能深刻地领会历史发展的问题，而且他的批判意见表明，他在很大程度上不懂马克思的历史观。因此，他批评马克思过分相信黑格尔所主张的历史发展“受神秘的宇宙精神力量影响”[1] 的思想，但是这种批评根本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索列尔站在典型的经验主义的立场上,认为马克思“把社会机构主要不看作是经验提供的东西，而看作是神秘的历史力量的作用；而在对过去所做的科学研究揭明了宇宙精神的现代作用方式（但并未确定这种作用方式是否持久）之后，并没有出现在历史上得到验证的东西”[2]。
在索列尔的全部著作中，都表现出他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现实观缺乏深刻的了解。因此他的著作是受到形形色色影响的大杂烩，实质上是折中主义的东西。有蒲鲁东的互助论和工团主义思想，有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自由生产者联合体的观点，也有柏格森的有机整体的进化观，以至尼采的对民主制和凡人主义的批判——所有这些因素都可以在索列尔的作品中找到，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也就产生了不同的作用。索列尔本人在晚年曾以激动的心情论述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虽然这次革命是与索列尔完全相反的理论观点和政治观点的产物和结果。[3]
[1] G. Sorel, Les illusions du progrès, Paris 1921 (III izd.), str. 373.
[2] G. Sorel, Les illusions du progrès, Paris 1921 (III izd.), str. 375.
[3] 参见《进步的幻想》（G. Sorel, Les illusions du progrès, Paris 1921, str. 382 - 384）。以及《论暴力》（Réflexions sur la violence），法文第 4 版，在这一版里补充了对列宁的辩护。关于索列尔，请参见伊尔文·路易斯·霍罗维茨：《激进主义和反理性的叛乱，若尔日·索列尔的社会理论》（Louis Horowitz, Radicalism and the Revolt against Reason. The Social Theories of Georges Sorel, London 1961）。
尽管人们对索列尔的著作必然会持上述的保留意见，尽管他的理论观点大部分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应当承认，他强调阶级的因素和提醒把工人阶级的政党和阶级本身区分开，这是很有意义的。索列尔清楚地看到了完全陶醉于议会斗争的社会党所存在的危险，因为议会斗争的种种权术会把它变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政党之一。无论前一点或是后一点，都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得到了证实。同样，索列尔坚持总罢工的观点，也表明他比其他许多顿足捶胸地表示自己效忠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人更加相信工人阶级的觉悟和行动能力。
在佩路提埃和索列尔的影响下，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形成了工团主义运动，这种运动是与组成任何一种类型政党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相对立的。1907年4月3日在巴黎举行了一次国际工团主义者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当时工团主义的一些最知名的代表人物：于贝尔·拉葛德尔（Hubert Lagardelle）、维克多·格里福斯（Victor Griffuelhes）、阿·拉布里奥拉、罗伯特·米歇尔（Robert Michels）、鲍里斯·克里切夫斯基（Boris Kričevski）。会后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其中登载了这些人的报告要点，从中可以看到他们同索列尔论点的一致性。阿·拉布里奥拉对工团主义做了如下的概括：“1. 政党，这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机器，它是某种不同于阶级的东西；2. 社会主义的发展沿着另一条道路，而不是议会制和民主制的道路。如果好好考虑一下，整个工团主义就是这样。”[1] 拉葛德尔、米歇尔以及其他一些人正是由于批判民主制和议会制而背弃了索列尔的某些基本思想，很快就倒向了法西斯主义。
[1] Syndicalisme et socialisme, Paris 1908, str. 13 - 14. 在同一本小册子里，于·拉葛德尔以下述方式表述了这种看法：“如果阶级斗争就是全部社会主义，那么可以说，全部社会主义包含在工团主义之中，因为在工团主义之外就没有阶级斗争。（Ibid, str. 3）阿·拉布里奥拉在自己的一本论述马克思的书中也按照索列尔的精神断言，社会党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因为它高踞于阶级之上，而不是从属于阶级。国家，而不是经济，成了它主要关注的中心。社会主义已被国家主义所代替，因而社会党本身也成了国家主义的党。（Karl Marx, L' Economiste, Le socialiste, Paris 1923, str. 249 - 256）所以“可以预见到，工人和资本家的对抗将被工人和国家的对抗所代替。阶级斗争并没有因私人资本家工厂的没收而结束，它继续存在于工厂之外,并在生产者同时不是工厂的占有者和主人的整个社会组织中占统治地位”。（L' Economiste, Le socialiste, Paris 1923, str. 260）罗伯特·米歇尔以同样的工团主义精神写了一本书，谈论现代党派中的官僚主义和寡头主义倾向和过程（Zur Soziologie des Parteiwesens in der modernen Demokratie, Leipzig 1910）。关于工团主义运动，特别是关于 F. 佩路提埃和维·格里福斯，请参见爱德华·多兰斯（Edouard Dollénas, Historie du Mouvement Ouveier, Paris I - II, 1939）。同样还请参见欧根·纳伊夫（Zur Geschichte des französischen Syndikalismus, Zürich, 1953, str. 43 - 83）。
意大利的革命工人运动是从第一国际时期开始的。尽管在巴枯宁主义的强烈影响下和在当局的残酷迫害下，这一运动却逐渐积聚了力量，到 19世纪末，不仅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加强了，而且建立了统一的社会主义政党（1892年在热那亚召开的代表大会上），这个党在1893年定名为意大利社会党。在马克思主义和第二国际中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下，意大利社会党很快就分裂为：极右派（列·比索拉蒂〔L. Bissolati〕、伊·博诺米〔I. Bonomi〕、卡奈帕〔J. Canepa〕），无政府工团主义派（阿·拉布里奥拉、费利〔N. Ferri〕）和中派（菲·屠拉梯〔F. Turati〕、特雷维斯〔K. Treves〕）。墨索里尼和他的党羽组成了一个左派，这一派在大战开始时由于采取干涉主义的立场并同意大利帝国主义合作而被开除出党。[1]
[1] 关于到 20世纪初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史的概况，请参见罗·米歇尔：《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史》（R. Michels, Geschichte des Marxismus in Italien, 1907），书中附有详细的参考书目。
四、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
正像法国的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拉法格一样，意大利的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自己的队伍里造就了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1843—1904）。
作为罗马的一位大学教授，他的思想演变过程如下：最初信奉康德的先验哲学，后来接受了海尔巴特（J. F. Herbart）和黑格尔的观点，到 90年代初已经倾向于社会主义，并在对马克思主义做了研究之后，勇敢地同自己过去的唯心主义决裂，成了一位具有高度修养的十分渊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拉布里奥拉，写出了下列著作：《纪念〈共产党宣言〉》（1895年），《论历史唯物主义》（1896年），《关于社会主义和哲学的探讨》（1898年），《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1925年）。
恩格斯在一封信里提到拉布里奥拉时，称他是“一个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1]。拉布里奥拉关于唯物史观的一些论著的特色，就是他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问题做了全面而独特的研究。拉布里奥拉通过这一工作向意大利的广大社会主义者大量介绍和普及了马克思主义。
在对待科学的态度上，也包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拉布里奥拉跟第二国际的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一样，采取了唯一可能釆取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恩格斯在致考茨基的一封信（1891年2月23日）里，谈到有人主张《新时代》杂志应当受到检查的时候，曾经用讽刺的口吻指出：这种绝妙的想法是要在德国社会主义科学摆脱了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法以后，又把它置于一个由党的领导自己炮制的新的反社会党人法之下。[2] 与此相似，拉布里奥拉在关于社会主义和哲学的论著中写道：“我承认同志们有权——在一定程度上和在一定条件下——在有关党的政治路线的一切问题上采取严厉的、哪怕是专制的态度。但是，有的同志却想在科学问题上充当权威和扮演仲裁者的角色……不能仅仅因为他们是同志……而表示迁就；在科学的问题上永远不能靠投票来决定，即使在所谓未来的社会里也是如此！”[3]
可以说，拉布里奥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根本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对于历史发展的总概念的运用不仅是准确的，而且具有某种微妙的特色（但这并不始终是微妙的特色），他看到了对综合的历史现象做出唯物主义的有效分析所不可缺少的某些重要环节。
[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9 卷，人民出版社 1974年版，第 183 页。——译者注
[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604—605 页。——译者注
[3] Antonio Labriola, Discorrendo di socialismo e di filosofia, Bari 1953, str. 94.
当时曾出现过一场争论——究竟是要伦理社会主义还是要科学社会主义。对于这个问题，新康德主义和新康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采取了把康德同马克思结合在一起的粗暴方式。拉布里奥拉在这场争论中毫不动摇地指出，基本的伦理学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今后，伦理学和理想主义就是要使科学思维为无产阶级服务。如果这种伦理学在那些十分敏感而又常常是神经质和愚蠢的人看来显得不够道德的话，那就让他们到伟大的传教士斯宾塞那里去借用利他主义吧。他会给他们含糊其辞而又枯燥无味的定义的，这样就该满意了吧!”[1]
拉布里奥拉特别有成效地批判了因素论，并强调指出，这是经验论者的观点，他们注意到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的某些因素，并认为其中个别因素是了解历史发展的关键。相反，“社会是一个综合的整体”[2]，它具有多种形式和发生过多次变化。有人认为，一方面把握住经济的形式和形态，另一方面把握住诸如法、政治、习惯，这样就够了。其实这些人是在抽象地研究事物。对待历史，需要把它当作一个社会有机体来了解。“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社会生活的统一整体。经济本身融合在这个过程的巨流中，它表现在多种多样形态的阶段上，在这些阶段里，经济是一切其他现象的基础。所以，问题并不是像我们的论敌所设想的那样，从抽象孤立的所谓经济因素扩展到其他各种因素上去，而是首先应当对经济做历史的了解，并通过经济的变化来说明其他各种变化。”[3]
[1] Antonio Labriola, En mémoire du Manifeste partie communiste, u knjizi Essais sur la Conception Matérialiste de l'Histoire, Paris 1928, str. 78. 这个文集中编入了下列著作：《纪念〈共产党宣言〉》、《论历史唯物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
[2] Antonio Labriola, En mémoire du Manifeste partie communiste, u knjizi Essais sur la Conception Matérialiste de l'Histoire, Paris 1928, str. 79.
[3] Antonio Labriola, En mémoire du Manifeste partie communiste, u knjizi Essais sur la Conception Matérialiste de l'Histoire, Paris 1928, str. 91.
在上述分析中，拉布里奥拉以独到的见解强调指出了一个对于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任何社会现象都有重大意义的方面。首先，拉布里奥拉强调指出，在社会历史决定论的领域内，因果关系、决定者和被决定者的关系，从来不是一下子就能看清楚的，更不属于个人心理学的主观决定论的范围内。其次，问题决不在于把各种杂乱无章的历史现象纳入经济范畴，而仅仅在于一切历史事实归根到底（恩格斯语）要借助经济结构来说明。[1] 第三，“为了从一定历史的基本结构转到其整个外部表现形式，我们就需要借助于一套复合的基本概念和认识，即我们可以称之为——在缺少其他专门术语的情况下——社会心理学的东西。同时，我并不设想有某种臆想的社会心理的存在，也不设想关于所谓集体精神的杜撰，这种集体精神按其规律似乎不依赖于个人的意识，也不依赖于他们的可以确定的物质条件，而是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并得到解释。这是纯粹的神秘主义……这种社会心理学，谁也不能把它归结为抽象的规则，因为在多数场合下，它只是描述出来的东西，是各种各样的历史学家、演说家、艺术家、小说家和思想家迄今看作和理解为自己研究和探索的特殊对象的东西。鼓动家、演说家、思想宣传家都援引并依据这种心理学，它是人们在当前社会条件下的特殊意识。我们知道，它是一定的实际社会条件的结果、产物和后果；我们知道，它是一定的阶级在一定的形势下按它所行使的职能、按它保持的从属关系、按它所行使的权力而具有的东西；因此，阶级、义务、从属和权力的前提是直接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分配的某种特定形式，即特殊的经济结构。这种社会心理学按其本性而言始终是受到制约的，它并不是所谓人的精神的抽象过程和一般过程的表现。它始终是特殊条件的特殊产物”[2]。
[1] 参见 A. Labriola, O istorijskom materijalismu, Beograd 1958, str. 28。
[2] A. Labriola, O istorijskom materijalismu, Beograd 1958, str. 29 - 30. 他在同一著作中就这个问题写道：“在任何企图把第二性的产物（如艺术和宗教）归结为它们所理想化的社会条件的做法中，都应当很好地了解那种面貌改变了的特殊的社会心理学。全部关系存在的理由就在于此,这些关系总体的另一种叫法就如埃及世界、希腊世界、文艺复兴精神、支配思想、人民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或阶级心理学。当这些关系建立起来，人们习惯于接受某种意图、某种信仰方式或想象方式的时候，古老的传说所流传下来的思想就需要具有表现形式。这样它们就表现为与新事物相对抗的力量，正如这种反抗表现在言论、著作、论战、迫害、不能容忍异说上一样，新旧社会条件之间的斗争也具有思想争论的形式。”（O istorijskom materijalismu, str. 94）
拉布里奥拉指出了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因素论，特别是归结为经济因素论的那些人的片面性，同样，他在批判马萨里克（T. Masaryk）企图把马克思主义标成各个不同学科时，特别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统一的学说。[1] 正因为如此，拉布里奥拉不能接受用达尔文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做庸俗的解释。19世纪末在生物社会学中特别流行用达尔文主义来解释人的发展。对此，拉布里奥拉写道：“历史是人的业绩，因为人可以创造和改进劳动工具，并用这些工具创造人工环境，而这一环境然后又以其错综复杂的后果作用于人本身。在人逐渐变化了以后，原因同样也就成了他发展的条件。因此没有任何理由把作为人的业绩的历史归结为纯粹的生存斗争；生存斗争虽然完善并改变动物的器官，并在一定的情况和一定的方式下促使新器官的产生和发展，但它毕竟不能产生作为人类历史过程的持续的、传统的和日益完善的运动。不应当把我们的科学和达尔文主义混为一谈，在我们的科学中不宜再一次号召釆用任何形式的宿命论，不论是神话形式的、神秘形式的或是借喻形式的宿命论都不行。如果说历史首先建立在技术发展上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即如果说由于工具的不断发明引起劳动的逐渐变化并随之引起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或长或短的持续存在构成了所谓社会机体的根本特征）这种说法是正确的，那么下列说法同样也是正确的：这些工具的发明同时是内心生活的条件和形式的原因和结果，这种内心生活的条件和形式如果我们从心理学的抽象概念中来把握，则可称之为愿望、智能、理性、思想等。人逐渐创造各种社会环境，即一步一步地创造新的人工环境，同时也就改变着自身。这就是思想家用各种虚幻的设想和各种逻辑结构创造人类精神进步的概念的真实本质、具体理由和实际基础。”[2]
[1] 参见《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危机》（A propos de la crise du Marxisme, Essais sur la Conception Matérialiste de l'Histoire, str. 290）。该文发表于 1899年，是同托·哈·马萨里克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学基础社会问题研究》（Die philosophischen und soziologischen Grundlagen des Marxismus. - Studien zur sozialen Frage, Wien 1899）一书中提出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和关于马克思主义危机的观点的论战。
[2] A. Labriola, O istorijskom materijalismu, str. 34 - 35. 参见第 85 页关于庸俗经济学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部分。
从上面所引的这些思想中可以看出，他比当时许多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表现出更多的灵活性，（P. 295）并对各种事件的辩证性具有更深刻的感受。许多人不具备拉布里奥拉所具有的条件：首先他不仅具有突出的才能，而且熟悉德国古典哲学，而不了解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不懂得黑格尔，就很难深入领会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全部丰富内容。
不过拉布里奥拉在某些地方也表现出一定的片面性，尽管他并没有特别坚持。例如我们可以见到，他对未来历史的决定性做这样的解释，并对人类计划的合理性抱有这样的信念，以致设想在未来的无阶级社会中将消除任何偶然性。他在自己的一篇最有名的文章中写道：“在这个社会中，有调节的生产将从生活中排除那种迄今在历史上表现为侥幸事件和不幸事件交错发生的偶然性。但这是将来的事，而不是现在和过去的事。”[1]
拉布里奥拉是杰出的历史思想家，在这方面他同恩格斯有很多相似之处，他对恩格斯非常景仰。他在致若·索列尔的信中（这些信在克罗齐的鼓励下以《关于社会主义和哲学的探讨》的书名出版），满怀激情地提到恩格斯的著作，特别是《反杜林论》，认为这本书可以看作是“对知识青年”的一种真正的“精神良医”。[2] 拉布里奥拉首先关心人的因素和历史因素，正是在这些信中特别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整个马克思主义”[3]，他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宣布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历史唯物主义是“实践的哲学”。[4]
拉布里奥拉的所有这些努力和著作，使他成为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的一位难得的思想家，他十分深刻而熟练地掌握了唯物史观，并使它成了自己的哲学和科学的思想方法。[5]
[1] A. Labriola, O istorijskom materijalismu, str. 54.
[2] A. Labriola, Discorrendo di socialismo e di filosofia, Bari 1953, str. 52.
[3] A. Labriola, Discorrendo di socialismo e di filosofia, Bari 1953, str. 14.
[4] A. Labriola, Discorrendo di socialismo e di filosofia, Bari 1953, str. 58 - 59. 而在论历史唯物主义的文章中，他提出一种论断："就这样，最近两个世纪伟大的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时期，使得这样两个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日益成熟：一个是在历史事实中过程的内在性和经常性，另一个是以客观的社会革命理论为基础的唯物主义学说。”（A. Labriola, O istorijskom materijalismu, str. 58）
[5] 同拉布里奥拉一起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活动的，还有略为年轻的阿·波基（A. Poggi），可是他同巴拉托诺（A. Baratono）、弗·魏斯（F. Weiss）、克雷斯皮（S. B. Crespi）在《社会批判》（Critica sociale）中对马克思主义做了唯心主义的修正。贝·克罗齐在从事理论活动的初期也曾受到拉布里奧拉的影响。不言而喻，拉布里奥拉的著作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重要的来源，并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首先是对安·葛兰西，起了重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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