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 -> 马克思主义史（第一卷）（1961）
中译者序言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的一个半世纪的历史是其迅速传播和发展的进程：马克思主义从欧洲数国向更多的国家，进而向全世界传播，成为深刻影响人类精神世界的重要思想和理论资源；马克思主义还通过很多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以及许多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从理论形态变为现实的社会实践，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人类历史进程，展现出巨大的生命力和理论再生能力。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上述特征和丰富的内涵，对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课题，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史研究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和演进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也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和研究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所展示出的特有的丰富性，马克思主义史研究也是一个非常艰巨的理论课题，无论什么样的理论家和思想家，要全面地、系统地、深刻地把握一百多年马克思主义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考验。所以我们看到，尽管20世纪众多理论家和思想家关注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形成了不少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历史，以及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等思想家传记和思想等方面的成果，但是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史研究成果在全球范围内并不是很多。即使众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也没有什么人推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史研究著作。在这种意义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其中波兰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科拉科夫斯基的三卷本《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1]和南斯拉夫实践派代表人物弗兰尼茨基的三卷本《马克思主义史》[2]在迄今为止的马克思主义史研究领域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无论是从所涵盖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国度、主要代表人物、流派，所涉猎和占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还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度的把握和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挖掘，这两部马克思主义史研究成果都是最为突出的。这一特点在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在该书第一卷，弗兰尼茨基不仅集中探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发展，而且广泛关注了第二国际时期狄慈根、拉法格、索列尔、拉布里奥拉、倍倍尔、沃尔特曼、伯恩施坦、施陶丁格尔、梅林、考茨基、卢森堡、库诺夫、潘涅库克、阿德勒、希法亭、伦纳、鲍威尔、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思想理论。在第二卷中弗兰尼茨基重点阐述了列宁的思想，同时对卢卡奇、科尔施、施特恩贝格、格罗斯曼、拉斐尔、法兰克福学派、葛兰西等人的理论进行了探讨，还批判了斯大林主义，对苏联的理论争论进行了梳理，并且介绍了波兰的兰格、科拉科夫斯基和沙夫，捷克斯洛伐克的锡克、科西克等人的理论观点。在第三卷中弗兰尼茨基一方面介绍了布洛赫、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科夫勒尔、费舍、列菲伏尔、萨特、哥德曼、加罗迪、阿尔都塞、阿克塞洛斯、马勒、高兹、曼德尔、班菲、德拉-沃尔佩、卢波里尼、陶里亚蒂等人对发达资本主义的反思和批判，另一方面则研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古巴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
[1] Leszek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3 vols.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2]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 II, III, Zagreb: Naprijed, 1978.
当然，如果我们比较科拉科夫斯基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和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也会发现二者多方面的不同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二者在对马克思主义发展逻辑的把握和叙述方面的侧重点有差别。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既包含深刻思想理论逻辑，又具有强烈的现实关切的社会历史理论，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的演进和发展的历史进程的总结和阐述往往包含着双重逻辑：一是理论逻辑，二是现实逻辑。就理论逻辑而言，马克思主义史研究侧重于从对马克思恩格斯元典思想的把握出发，揭示和评价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中不同流派和代表人物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的解释和阐述，及其理论演进的逻辑。就现实逻辑而言，重点在于揭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于社会历史进程的现实影响，特别是从20世纪风起云涌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和命运来把握和评价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发展。毫无疑问，任何一种马克思主义史研究成果，都必然包含着这双重逻辑。但是，对于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而言，其侧重点有所不同。例如，科拉科夫斯基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虽然也广泛涉及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但是，他对于马克思主义演进和历史命运的评价更加侧重于一种基本的理论逻辑，而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虽然也系统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基本理论内涵，但是，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逻辑和历史命运的评价更多地基于一种强烈的现实逻辑，特别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刻影响。因此，我们把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定位于一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史。
弗兰尼茨基在《马克思主义史》的写作中，特别鲜明地突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现实逻辑，把每一个历史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都同那个时代的世界历史风云变幻，特别是同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样的理论定位与弗兰尼茨基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历程有着密切的关联，虽然他一直都作为一名学者和教授，但是，他的全部生存经历和体验都与社会主义运动密不可分。众所周知，几乎所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以某种方式对社会主义进行了理论反思，对社会主义改革进行了理论探索。但是，相比之下，弗兰尼茨基在这一理论研究领域最为突出。南斯拉夫实践派著名代表人物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Predrag Vranicki，1922—2002）生于克罗地亚的班克瓦茨（Benkovac），1939年入萨格勒布大学医学系学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参加南斯拉夫游击队的反法西斯战斗，战后重回萨格勒布大学学习哲学，1947年毕业后开始在萨格勒布大学哲学系执教。曾先后担任克罗地亚哲学学会主席、南斯拉夫哲学联合会主席、克罗地亚科学艺术院院士、巴黎国际哲学研究院院士。1972—1976年间，弗兰尼茨基曾担任萨格勒布大学校长。弗兰尼茨基的著述十分丰富，享有国际声誉，他毕生的理论研究都聚焦于两个方面的主题：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系统研究，二是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探索。因此，弗兰尼茨基的主要代表作《马克思主义史》（1961）、《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1979）和《作为不断革命的自治》（1985）都始终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深刻影响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
一、以人的存在为核心的人道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
尽管众多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不少方面存在差异，但是，在基本的哲学立场和价值追求方面，他们是高度一致的，都坚持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中东欧地区在历史上饱受东西方帝国列强的征服、瓜分、蹂躏和统治，并且存在本民族内在的阶级冲突和压迫，这些痛苦的历史体验使得中东欧地区许多理论家对于人的自由、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有着特别强烈的渴望和追求。在这种历史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又经历了20世纪许多历史灾难和重大事变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都把自己的理论诉求定位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和异化理论，也就是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核心的人道主义立场。弗兰尼茨基在《马克思主义史》中一直是围绕着人的存在和的命运来把握马克思的基本思想，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和实践探索的。他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全部理解和思考都是建立在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的。
弗兰尼茨基关于马克思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立场的定位和阐发首先体现在他对马克思理论性质的理解上，弗兰尼茨基明确反对从知识论的视角来解读马克思思想的做法。具体说来，弗兰尼茨基在《马克思主义史》中多次强调，不应把马克思主义划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三个组成部分，更不应从知识论的立场把马克思主义体系化，而应当强调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的和革命的社会历史理论的一体化特征。
弗兰尼茨基在1970年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史》第二版所写的序言中特别说明，自己对第二版所做的最大的修改，就是改变了第一版按照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几个组成部分来阐述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做法。他指出，在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总结方面，“还在第一版中我就对这一部分的结构不太满意，但是当时我没有时间把它完全改写，而是利用了自己的某些过去的著作。因此，这一部分当时是这样安排的，首先简略地谈一谈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发展的历史概况，接着按哲学、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三个独立的部分叙述了他们的观点，这对于一部马克思主义史来说是很不合适的，因为它没有充分叙述他们的思想发展史，同时也不能很好地区分什么是马克思对这一理论的贡献和什么是恩格斯的贡献，不能弄清他们的观点中有时存在的差别。因此，我在这新的一版中，把这一部分完全按历史顺序来叙述，这样就能更清楚地看出这两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发展过程”[1]。需要指出的是，弗兰尼茨基反对把马克思的思想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的做法，不只是为了保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历史发展线索叙述的完整性，更为重要的是为了防止这种按照学科划分马克思思想的知识论的阐释方法会消解和遮蔽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统一的社会历史理论所特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弗兰尼茨基强调，他在自己的这部马克思主义史中贯穿着一条基本的线索，这是一条展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和本质特征的线索：
[1]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13.
我认为这条线索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理论的实质，它把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解为雇佣关系的克服、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异化的克服因此，我的这部著作可以说明，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直到今天的基本意图，就是创立一种革命的历史辩证法来理解当代的社会过程，以便否定我们有条件地称作资产阶级时代的那一整个时代。而政治上和经济上形形色色的异化，是这个时代的根本内容和社会关系。[1]
这是问题的关键。那种对于马克思主义及其发展史进行知识论和体系化的解读范式，最根本的消极作用就是容易遮蔽和淹没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这条内在的基本线索，即它的革命的和批判的本质。弗兰尼茨基还特别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命运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他指出，人们常常忽略非常重要的一点，即马克思所持的不是“政治经济学”立场，而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立场，马克思的宗旨不是建立一种经济学理论体系，而是构建变革现存的不合理世界的革命理论。弗兰尼茨基指出，“在对待马克思的主要经济著作上，也像对待整个马克思的思想一样，直到今天，在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还存在着尖锐的意见分歧。原因之一就是有人经常硬把这种统一的思想分成几个完全单独的部分，从而使马克思的思想丧失统一性和完整性，而缺乏上述这两点就不能理解马克思在其主要著作中想要阐明的全部观点”[2]。在解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时，弗兰尼茨基指出，马克思从19世纪40年代起直到逝世为止，都在研究经济问题和写作自己的这部不朽的著作。这部伟大的著作的意义不在于经济学理论的发展，相反，《资本论》所提供的根本就不是一种知识论意义上的经济学理论，而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历史理论，一种深刻的社会批判理论，如果忽略了这一点，就会使我们远离马克思思想的本质。
[1]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17.
[2]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175.
完全可以理解，根据上面列举的种种理由，我们不能把马克思的这部主要著作归入迄今科学分类中的某一正式门类。把它仅仅归为政治经济学著作是不正确的，同样，把它仅仅看作哲学、社会学或某种其他科学的著作也是不正确的。马克思的基本意图，正如我们看到的，是要分析资产阶级社会的结构、它运动和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它的界限。而这一切的前提是一种新的关于历史和人的观点，这种新观点使马克思对社会问题的考察同一切也研究这个领域的其他学者，甚至社会主义者有根本的区别。马克思的这部主要著作正是由于自己的这个方面而成为一部实质上是批判的著作，同时也是马克思的辩证法的最光辉的典范。[1]
基于上述界定，弗兰尼茨基从根本上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扬弃异化、消灭剥削的人道主义的革命理论。因此，他在《马克思主义史》中通篇都自觉地体现马克思思想的人道主义本质。一方面，弗兰尼茨基认为，马克思思想的基本价值追求是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使人真正成为自由自觉的实践的存在；另一方面，弗兰尼茨基强调，要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根本问题是扬弃异化，这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的核心任务。弗兰尼茨基不仅在阐述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时强调上述思想，而且他认为这一人道主义的理论逻辑和价值追求贯穿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之中，是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理论争论和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所围绕的核心问题。
[1]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208.
弗兰尼茨基认为，人的自由和实践是马克思思想理论的基石，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关于人的自由的人道主义诉求。他在1961年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史》所写的第一版序言中就十分鲜明地强调：“我无须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主要是自由的思想。它的最深刻的本质就是批判精神——对别人和对自己的批判精神。”[1]从这样的理论基点出发，弗兰尼茨基同那些强调马克思早期思想的不成熟性的理论家完全不同，他认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人道主义立场。他指出：“马克思的这部手稿最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一种新的天才的关于世界和人的观点已经成熟了。虽然某些明确的论断还没有提出来，但是考察这个根本问题的基础和范围已经牢固地奠定了。以后的著作只是说明，面临的任务主要是：彻底遵循这些基本思想，把握整个人类的历史存在，更精确地表述各种结论。”[2]在弗兰尼茨基看来，到了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已经完全确立了以实践哲学为表现形态的人道主义理论。“人是实践的存在物这一观点是一切其他观点的基础。只有从这一观点出发，才能进一步理解人的生产、作为这一实践要素的生产资料、在这一实践生活形式中形成的关系，以及关于这一生产的意识等观念。”[3]这里还要说明的一点在于，弗兰尼茨基在解读马克思思想时，特别强调要防止对马克思的实践范畴的片面的理解。在他看来，在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有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认识论的实践范畴。这种实践范畴的根本缺陷在于把实践仅仅理解为认识的一个环节，从而停留于意识是存在的反映的观点。弗兰尼茨基认为，在马克思那里，认识应当是人的实践的内在环节，只有在人的实践中，才能展开人和自然的关系、认识和现实的关系。“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根据他们的某些后期论述，把意识理解为现实的反映，而没有想到，这种现实始终是一定的社会关系，由于人在这种关系中改造自然界，而使自然界也卷入了这种关系。由此就产生了一种实质上是机械论的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观点，把关系的整体分割开来，其实这个整体是不能这样分割的。在上面所引的思想中，包含着马克思和恩格斯观点的核心和主旨。人们发展自己的物质生产以及与这种生产相联系的关系。但是人的全部实践也包含并要求有关于这一实践的思维，即包含并要求创造关于实践和人在这一活动中的地位的一定思想、观点和观念。”[4]这样一来，奠基于实践哲学基础上的人道主义就不单纯是一种伦理道德思想，而是一种深刻的、彻底的和批判性的社会历史理论。在弗兰尼茨基看来，这种人道主义的立场贯穿于马克思思想的始终。针对那种认为马克思后期在《资本论》等著作中，克服了早期的不成熟的人道主义观点的说法，弗兰尼茨基进行了驳斥。他明确地指出：
[1]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9.
[2]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114.
[3]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135.
[4]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136.
我们看到，马克思到晚年仍然坚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和非人道的性质，只有通过消除和克服那些产生现代人的各种异化形式的社会关系，才能解决。虽然对其中的某些问题在稍后时期他结合着对当时经济过程的更加详细得多和深刻得多的考察而给予了较为现实的解决，但是消除雇佣劳动从而消除经济异化（这是，一切其他异化形式的基础）的理想，以及形成全面的自由的人，仍然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和《资本论》中的基本线索。因此他在这两部著作的很多地方也表述了自己对个性解放的设想和看法。这些想法和看法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及其理论表现——政治经济学采取批判态度的合乎逻辑的人道主义的结论。[1]
[1]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203.
在对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立场的阐发中，弗兰尼茨基还特别探讨了异化理论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地位。与那种强调马克思后期放弃了早期的异化理论的观点相反，弗兰尼茨基认为，异化批判是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克服异化是社会主义实践的核心任务，马克思在后期的思想理论中，并没有放弃异化理论，而是不断地使之成熟。例如，正如人们所发现的那样，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较少使用异化概念，因为这一概念被当时的唯心主义加以滥用，弄得声名狼藉。但是，这只是用语的改变，在弗兰尼茨基看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人们被禁锢在狭隘的分工之中的片面化的生存状态和人们在机械化和专业化的生产中的非创造性的处境的批判，从根本上谈论的都是扬弃异化的问题。[1]关于这个问题，弗兰尼茨基还特别指出，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特别是在他的《资本论》中，对于非人道的、异化的现象的人道主义批判，依旧是马克思思想的本质特征。
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在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人道主义问题和异化问题所持的主张，仅仅是他年青时期的某种黑格尔主义的弊病。但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和《资本论》中所做的分析的基本意图说明，上述看法是多么肤浅和多么错误。马克思的目的是要揭示和解释一种不断产生着非人道的关系，即普遍的物化和玄虚的关系的经济制度及其界限，指明消灭这种制度以建立一种新的人道的社会关系的道路。完全可以理解，马克思重提异化这个范畴，是因为这个范畴最能表达这些非人道的关系的综合性和复杂性。因此，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出现了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相同的思想和分析。以商品生产为基本特点的社会，必然生产出一种对人是异己的关系，即在这种关系中人仅仅表现为物，而不是表现为人。[2]
[1] 参见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139。
[2]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185.
弗兰尼茨基不仅多维度、多视角地深刻阐发马克思思想的人道主义本质和内涵，而且还把人的问题和人道主义问题作为理解20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争论和理论发展的核心问题。具体说来，斯大林主义和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的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主要理论缺陷是否定了人的存在和实践在马克思主义中的核心地位，从而忽视和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性质。而一些反对教条主义、批判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则在努力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内涵，并且围绕着对当代人类困境和人的生存危机问题的反思而复兴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弗兰尼茨基首先充分肯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的历史贡献。他特别探讨了卢卡奇对反映论的批判和关于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思想。在他看来，虽然卢卡奇的这些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而且卢卡奇的思想本身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性，但是，绝不能否认卢卡奇恢复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本质的努力所具有的独特的历史功绩。弗兰尼茨基指出，“卢卡奇这样就重新把实践的因素提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注中心和主干的地位，同时，他是为数很少的这样的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发现官方把认识解释成客观反映的做法具有非辩证的性质。虽然卢卡奇在进行这方面的批评时走得太远了，没有断定实践也是以主体和客体的相互关系为前提的（尽管在这种情况下客体被主体化，而主体被客体化），但是他通过自己的这种分析开始采取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根本的和真实的态度”[1]。
[1]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105.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其他代表人物也自觉地彰显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本质。例如，葛兰西实践哲学就把人的问题重新置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他通过个人、他人和自然界在实践活动中所展开的辩证关系来揭示人的生存状态。正是从这样的理解出发，葛兰西把个体的自觉和群众的积极的历史参与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因此，在葛兰西看来，社会主义问题基本上也就是群众的解放问题，是把群众本身变为自治的积极因素的问题。所以，葛兰西是在意大利第一个不仅接受了，而且懂得了对人的革命改造的全部深刻意义的人，这种改造是通过积极地把群众吸引到他们自己的生产过程和社会过程中而实现的。”[1]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布洛赫特别自觉地“追求马克思的独创的人道主义思想”，“正因为如此，实践这个范畴在布洛赫的著作中也占有中心的哲学地位，布洛赫同时也显示出他是对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及这个时期马克思的其他思想的最深刻的解释者之一”[2]。因此，布洛赫的希望哲学和乌托邦精神本质上是人道主义的思想，是对教条主义、官僚主义，特别是斯大林主义的深刻批判。弗兰尼茨基充分肯定了布洛赫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布洛赫在希望的现象中揭示了人的存在的深刻意义。他在分析这个现象时，以非凡的洞察力、渊博的学识和卓越的才能揭示了人们的各种不同表现所包含的，但经常被掩盖的意义。他由此对马克思主义问题的探讨，对‘人’的研究，对这个永恒的人的命题和任务的研究做出了贡献。”[3]列菲伏尔也同卢卡奇、布洛赫、葛兰西一样，坚持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立场，他的日常生活批判、异化批判和关于总体的人的阐述，都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彰显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做出了贡献。“列菲伏尔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在当代哲学中显然是人道主义的，同时又几乎是中心的问题——人的问题。根据马克思的一些基本思想……列菲伏尔在马克思主义中重新提出其他一些哲学家和青年马克思所认识了的概念，即总体的人的概念。”[4]
[1]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p. 185-186.
[2]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47.
[3]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55.
[4]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121.
弗兰尼茨基也充分肯定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在复兴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方面所做的独特的贡献。在他看来，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波兰的科拉科夫斯基的批判意识独树一帜。“在哲学家当中有一个人，他与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实行了最深刻的决裂，他把自己的全部才能，都用来砸碎窒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和辩证思想的教条主义坚硬积层。这个人就是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他的文章和评论所论述的问题，基本上是继一种斯大林主义的实践和理论之后必然产生的一些中心问题：马克思主义问题、人的问题、历史问题。”[1]在弗兰尼茨基看来，科拉科夫斯基之所以能够对斯大林主义进行深刻的批判，主要是因为他是从马克思的基本范畴，即实践出发的，因此，对人的问题有着深刻的理解，这样他就成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这一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科拉科夫斯基由于自己所进行的批判的、敏锐的、思想和风格清新的哲学活动，很快就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流派的最著名的代表之一，这个流派，从马克思主义的意旨和实践来说，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方面和批判方面最感兴趣。”[2]另一位著名的波兰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沙夫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重建，他特别深入地探讨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人的哲学，并对当代人的普遍异化做了深刻的分析。“毫无疑问，渊博的学识和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持坦率的态度，使沙夫能够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在解决这些可以阐明人的本质和生存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哲学问题上，迈出了若干意义重大的步伐。然而，这个问题在今天也处在当代人的某些生存问题的边缘上，沙夫也避免不了这些问题。沙夫早先参加围绕青年马克思以及存在主义进行的讨论时，就已经越来越注意那些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激烈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课题——人的问题。他在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和人类个体》一书中倾向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这样的一些观点：强调马克思是以人的问题为中心问题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不能把早期马克思和后期马克思截然分开。”[3]此外，弗兰尼茨基还阐述了捷克斯洛伐克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科西克的具体辩证法和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实践哲学等理论观点对于彰显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1]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378.
[2]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384.
[3]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p. 389-390.
二、现存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分析和社会主义改革的积极探索
弗兰尼茨基在《马克思主义史》中不仅从理论层面来揭示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批判理论在20世纪的演化和命运，而且时时刻刻自觉地从20世纪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进程中去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其中既包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后果的考量和评价，也包括通过这些社会主义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反思和检验。显而易见，这是马克思主义史研究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人道主义的革命理论和批判理论，必然要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来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然而，这也是一个极其艰巨的任务，因为众所周知，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播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经历着非常复杂和曲折的进程，在很多方面都超出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设计和预想。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至少在欧洲发达国家同时发生和共同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很高的历史水准上超越资本主义的文明，建立起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主要内涵的自由人的共同体。但是，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虽然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都先后不同程度地发生和发展，但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获得却主要是在俄国、中东欧地区、中国等不发达国家，因此，人类迄今为止的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和实验主要是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度中展开的。在这种历史文化背景中,社会主义的初步实践往往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理想社会的设想差距不小，甚至相去甚远：初步的社会主义实践非但没有带来发达的个体自由和民主政治，反而由于要应对国内外敌对势力和快速构建经济基础而强化国家，集中权力，加强管控。
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设想的反差成为困扰着世界人们的剪不断、理还乱的“世纪难题”，特别是20世纪末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更是使这一难题带上悲剧的色彩。关于这一问题，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理解解读，我们在这里不可能详细展开这些错综复杂的争论。可以简要地指出，关于这个问题有几种非常极端的或者偏激的观点：一种观点对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现存社会主义实践持否定的态度，认为这种社会主义模式已经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从本质上属于国家主义的集权体制，而不是社会主义；第二种观点也对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现存社会主义实践持否定的态度，但是认为，这种社会主义模式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直接体现和实践后果，因此推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极权主义的理论；第三种观点对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现存社会主义实践持肯定的和辩护的态度，认为这种社会主义已经实现了马克思关于自由人的联合体的设想，因此并不需要改革现存的社会主义体制。还有一些类似的观点。不难看出，这些观点尽管相互彼此对立和冲突，但是它们都缺乏历史的、全面的和辩证的分析，都是站不住脚的。
相比之下，弗兰尼茨基在《马克思主义史》中对于上述问题的解答要更为合理和全面。概而言之，在弗兰尼茨基看来，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现实社会主义实践的关系的揭示，还是对现存社会主义弊端的批判反思和对社会主义命运的思考，都必须坚持历史的、辩证的和具体的分析。在弗兰尼茨基看来，一方面，不能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构想和关于人类理想社会的描绘理想化和抽象化，从而根本否认现存社会主义实践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在关联，应当具体地和历史地分析现存社会主义实践发生和展开的历史背景及客观条件，对于现存社会主义实践做出历史的和具体的分析；另一方面，又不能忽视或者否认现存社会主义实践的弊端和局限性，必须正视现存社会主义实践与马克思关于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构想的差距，要创造一切条件自觉地克服国家强化、权力集中、官僚制等妨碍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异化因素，坚定不移地通过社会主义改革来实现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不难看出，弗兰尼茨基的这一基本理论立场是深刻的和合理的，我们可以简要地展示一下他对于现存社会主义的实践进程的历史的、具体的分析和对自治社会主义改革的积极探索。
关于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的、具体的分析，是弗兰尼茨基这部马克思主义史的鲜明理论特色，几乎对每一次社会主义运动，每一国度的社会主义实践，他都不会笼统地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去简单地否定，而是对于具体的历史条件、革命形势、实践主体的诉求等做出具体的分析。通常，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者发展史的研究著作中，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具体的社会主义实践往往只是一般性的背景，而在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中，这些内容的分析和阐述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本身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可以列举弗兰尼茨基对20世纪几次主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分析。
在这方面，对于列宁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分析评价毫无疑问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弗兰尼茨基高度评价列宁对于革命条件的历史的和具体的分析以及关于革命策略和革命道路的深思熟虑。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列宁的社会历史分析的鲜明特点。列宁早在与民粹主义争论时,就对当时俄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做了深刻的和具体的分析，“列宁指出了民粹派经济学家的理论错误，并依据大量的农业统计数字和其他经济著作，第一次分析了农民的发展和分化，由此得出结论说，当时俄国农民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是商品经济的环境”[1]。这一分析和判断十分重要，一方面列宁在这里清楚地看到俄国与发达的西欧国家的差别，由此承认俄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设想的差距，但是，另一方面，列宁认为俄国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已经具备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因此，可以把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方向上。正是这一点导致了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等人在对待1905年俄国革命态度上的根本不同：“从理论观点来看，对待这次革命的态度是很重要的，列宁是一种态度，而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则是另一种态度。普列汉诺夫做出结论说，根据俄国的历史条件，该轮到资产阶级来实现自己的革命和推翻沙皇制度了。因此，他就陷人了形式主义地、抽象地解释历史的地步。而列宁则是从具体条件，从力量和关系的各种情况出发，提供了对一定形势进行深刻的辩证分析的杰出范例，因为形势从来也不是仅仅按照抽象的一般公式来发展的，它会由于特殊的因素和非常重要的个别因素的作用而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并受这些因素制约。”列宁承认，“这次革命的性质必定是资产阶级的。但是，正是因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具体的特殊的地位，这次革命必然具有特殊的性质"。这也就是列宁设想的通过这次革命中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而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2]
[1]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9.
[2]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p. 19-20.
弗兰尼茨基认为，从列宁关于革命的这些历史的、具体的分析不难看出，那种认为列宁应当为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负责的说法是不恰当和不正确的。从表面上看，斯大林的一些做法同列宁的一些做法的确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如果我们引入具体的历史条件的变量，就会发现二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解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列宁在革命中采取了许多受当时的历史条件制约的权宜之计和暂时性措施，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作为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社会主义理想，所以列宁在一定条件下会迫于压力而采取“战时共产主义”，但是，只要历史条件稍有变化，列宁就会不失时机地推出“新经济政策”；同样，迫于严峻的形势和压力，列宁会强调党的高度统一和权力的高度集中，但是，他也始终强调党内民主的重要性。而斯大林则不同，他在完全不同的，已经极大地改善了的历史条件下，反而把那些在列宁看来并不能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暂时性措施进一步加强，从而导致权力的高度集中和国家的强化，以及官僚制的形成。因此，弗兰尼茨基专门仔细分析了苏联模式中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的形成问题，他反对那种认为是列宁开创了这种强化国家、集中权力的体制的说法。他指出：“许多人认为，这些关键性的时刻在1921年初就开始了，当时的第十次代表大会（还在列宁的领导下）通过决议禁止成立专门的集团和反对派。然而我们认为，这一看法并不正确。首先，这是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一个格外困难的时刻，当时，党内行动上的不统一可能意味着社会主义本身的垮台。此外，谁都了解列宁的为人、他的工作方式和反应方式，都知道这对于列宁来说只是一个暂时的措施，列宁甚至在这时也认为，让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在党和其他的报刊上继续维护和说明自己的这些意见，是必要的和正常的。”[1]弗兰尼茨基认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形成过程的真正转折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下半期，是由斯大林，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人推动的。弗兰尼茨基列举了斯大林等人在那时的一些做法：开始实行把“自己的”人安插到负责岗位上去；开始实行操纵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代表的选举来确保党的行政机关的胜利；围绕党和国家的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开展的民主讨论开始遭到压制；等等。“总而言之，当党的生活和管理的重点从民主制和同志般的（哪怕是尖锐的）关系转为中央集权制和粗暴、不容异见、怀疑心重、污蔑等等时，转折就出现了。这就是一个过程的开端，这个过程在莫斯科审判案的悲惨结局中以及在其他党服从官僚化的国际的做法中，如果说没有其逻辑的话，至少有其极大的必然性。这一转折还意味着列宁主义类型的党，变成了斯大林主义类型的党，一个只有以其广泛的内部民主才能在掌权时作为革命和进歩的力量存在的党，变成了一个用团结得坚如磐石这样动听的词掩盖其内部根本弱点的斯大林主义的党。”[2]因此弗兰尼茨基认为，只有坚持历史的、具体的分析的原则，我们才能看清斯大林主义与列宁主义的本质差别，才能理解批判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推动社会主义改革的极端重要性。
仅仅从以上这些对斯大林的思想和观念的结构所做的分析中便可以看出，所有那些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通常被称为斯大林主义的东西，不仅是各种客观环境和斯大林主观上的特点的产物，而且是以他对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的一定的解释作为基础的。列宁主义问题在斯大林的解释下实际上已经表现为斯大林主义问题。斯大林虽然是“列宁主义者”，但是他对列宁精神的全部思想过程，从来没有彻底的和全面的理解，列宁的思想结构同斯大林的思想结构是迥然不同的。在苏联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过程中，斯大林始终按照自己理论上的设想行事，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归根到底必然要发生不幸的畸变。[3]
[1]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257.
[2]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257.
[3]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277.
对于其他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弗兰尼茨基也同样坚持历史的、具体的分析，既看到了这些实践的成功之处，也看到了其局限性，并善于结合这些国度的具体历史条件来理解其历史进程。在谈到中国的革命时，弗兰尼茨基批评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领导的不切实际的指令和干涉，强调了中国社会历史条件的特殊性：“完全可以理解，无论共产国际，或者服从共产国际指令的中国领导，都不能理解中国具体情况产生的某些新提示。中国情况是特殊的，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当时主要还是个农业国家，而且还因为当时的中国革命推动了农民群众，他们已公开和牢靠地组织起来，建立了农民协会，并在农村从封建主和资产阶级手中夺取了政权。”[1]弗兰尼茨基强调，毛泽东的智慧正在于他深入分析了中国的这些国情，形成了对中国社会历史条件和革命道路的独特的认识，“这些认识成了推动中国革命的阿基米德支点。毛泽东以这些认识揭示了当时尚未为人认识的革命路线，这条路线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并将大大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2]。弗兰尼茨基认为，尽管中国在武装革命取得胜利后基于赶超的主观热情，脱离历史条件，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犯了许多错误，但是，毛泽东结合中国的国情推动革命的做法，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毛泽东是从中国具体的历史事实和情况出发的，他的主要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能够摆脱一切根据事先规定的观点和经验去解决历史问题的教条主义做法。”[3]而古巴的社会主义革命所面临的社会历史条件，又与欧洲和亚洲不同。弗兰尼茨基认为：“在谈到拉丁美洲的时候，欧洲的准绳，像不适用于亚洲的现实一样，也不适用于拉丁美洲。拉丁美洲各国以及古巴的特点首先是若干世纪以来的殖民地附属地位……因此，我们在20世纪就看到这样的一种特殊的局面：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来越强有力，但同时又存在大庄园主，存在大批贫困的无地农民。尽管拉丁美洲各国的情况不尽相同，土地问题以及摆脱对北美的经济依附和摆脱北美的剥削，仍然是两项首要任务。”[4]弗兰尼茨基认为，古巴的独特的历史条件使得它的革命极具特殊性，这场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工人阶级发起的，也不是共产党领导的，而是由菲德尔·卡斯特罗等进步思想家发动的。“但是，古巴的革命也表明，当代解放运动，由于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在与自己迄今的殖民者或剥削者的冲突中开展的，它们如果想实现鼓舞着它们的主要的人道目标，就必然要过渡到社会主义。”[5]在谈到自己的祖国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革命时，弗兰尼茨基强调，虽然南斯拉夫是一个属于欧洲文明的国家，但是，它的社会历史的特殊性极其复杂，只有深入分析这些具体情况，才能了解南斯拉夫革命力量和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历史，才能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人道主义的批判理论的巨大影响力和生命力，才能理解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改革探索的创造性和意义。弗兰尼茨基指出：
[1]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10.
[2]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11.
[3]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16.
[4]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214.
[5]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216.
南斯拉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20世纪初还在进行反对土耳其落后的封建主义和奥匈帝国属于时代错误的制度的解放斗争，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建立起自己的独立的国家，而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南斯拉夫几乎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农民占人口的75%以上，并处于由此而来的落后状态。只有看到这一切，才能真正了解一个人数不多的共产党人组织所做的努力和所获得的成就。这个组织利用了国内外的对抗关系和形势，通过一次革命高潮，不仅使本国升入自由民族之列，而且通过自觉地改变社会结构，使本国成为当代一种新的社会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中心。[1]
基于上述关于20世纪世界不同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践的特殊性的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弗兰尼茨基认为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特别是对于推动社会主义健康发展而言，一条重要的思想就是必须充分肯定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坚决反对和杜绝任何依据理想化的和抽象化的理论教条或者给定的社会主义模式来剪裁丰富多彩的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错误做法。这也是我们必须反思和批判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在弗兰尼茨基看来，列宁肯定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虽然他依据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也坚持强调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必要性，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否定革命道路的多样性。
[1]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229.
列宁必然地也同马克思一样，得出了用革命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的结论，把这看作是建立新的无产阶级政权的基本前提。但是列宁与他自己后来的某些信徒不同，他从来不曾绝对地认为只有一条革命道路是必然的和唯一可能的。相反，特别在后来的有关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一书中，列宁特别提醒共产党人要注意历史的辩证法，对待历史实践必须有最大的灵活性。[1]
基于上述认识，弗兰尼茨基在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史》中对于那些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多样性的理论家和思想家给予了特殊的重视。例如，弗兰尼茨基认为，荷兰思想家安东尼·潘涅库克关于“工人委员会”思想的阐发和关于议会斗争的理解，分析了东西方革命的差异和革命道路的不同[2];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和理论家陶里亚蒂分析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的文化传统，他强调由此形成的历史条件会使不同的革命采取不同的形式[3]；此外，中国的革命、古巴的革命、南斯拉夫的革命，特别是南斯拉夫在革命道路上同斯大林主义的争论和斗争，都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道路多样性的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
[1]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52.
[2] 参见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p. 119-122。
[3] 参见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p. 194-195。
应当看到，弗兰尼茨基关于历史地、具体地把握各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践的特殊历史条件，肯定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的思想只是他关于社会主义理解的一个方面，这一思想必须同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结合起来，才能完整地形成符合马克思思想的社会主义理论。具体说来，在弗兰尼茨基看来，当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主义实践由于不发达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经济基础而采取了一些并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本质的措施时，我们可以用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来理解这些实践的客观根据，同时承认每一个国家都有根据本国的国情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和形式的权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认可这些具体的实践措施，更不能把这些带有暂时性和权宜性的措施固定化和永恒化。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应当时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实践措施的暂时性和局限性，特别要意识到，如果不能根据条件的变化，并且积极地创造条件克服这些并没有体现，甚至是抑制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本质的体制机制和措施，那么社会主义就会面临着最终丧失或者否定自己的人道主义本质的危险。要改变这种状况，任何现存社会主义实践都必须积极地探索和推进改革。因此，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和理论理所当然地构成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的重要内涵。在弗兰尼茨基看来，社会主义改革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极端重要性，除了因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机制存在着严重的不完善和局限性之外，还在于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已经成为束缚社会主义发展、阻碍社会主义实现人道主义本质的桎梏。如上所述，斯大林无视列宁反复强调的思想，即社会主义初期的一些措施具有暂时性和局限性，必须通过加强党内民主、克服官僚主义、鼓励工人参与管理、防止权力过于集中等措施，来克服这些局限性，最终使国家逐步走向消亡，实现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理想。斯大林主义非但没有采取列宁强调的这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措施，反而使党和国家的权力进一步集中，进一步强化，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国家管理体制。不仅如此，斯大林主义还进一步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宣布为唯一可能的、唯一正确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会主义模式和道路，强加于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严重地阻滞了社会主义的改革进程。弗兰尼茨基指出：“列宁经常注意官僚主义问题，并把它看作是苏维埃政权发展的极大祸害。”[1]因此，列宁反复强调，要让全体人民都学会管理，并且真正参与管理，从而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
[1]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60.
列宁在这里面完全正确地看到更高类型的民主制，胜过资产阶级社会的那种政治上徒具形式的民主制。但是要实现这种更高类型的民主制，必须真正吸引群众参加管理工作，从而防止官僚主义地去理解政权，防止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官僚专政。[1]
弗兰尼茨基认为，斯大林虽然自称为继承了列宁主义，但是，实际上他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引到了相反的方向，即强化国家、否定人的自由和创造性，因而离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本质越来越远。斯大林除了关注国家权力的强化和强大外，“从来也不强调群众，不强调曾经被他宣布为‘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的群众。关于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阶层的自治的思想，实际上对斯大林是格格不入的；个人的首创精神和全面发展、对自己的社会过程的管理，是真正获得解放的前提，是废除人的异化的一切主要形式的前提——所有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的重要因素，在斯大林身上都是根本不存在的”[2]。因此，弗兰尼茨基强调：“斯大林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国家主义、官僚主义的极权，把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解为国家所有制，把社会主义的管理理解为国家的管理，并且把社会主义的分配理解为国家机构进行的分配。”[3]这种国家主义根本不是社会主义，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推动社会主义改革。弗兰尼茨基认为，要通过改革来推动现存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就必须打破斯大林主义的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创造一切条件防止权力的集中，防止官僚制和国家的强化，真正把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自由人的联合体置于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核心。这样的社会主义应当是自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它允许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主义采取不同的形式和道路，但是所有社会主义实践都必须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本质。在弗兰尼茨基看来，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资源一直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中，例如，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消亡的思想，到后来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关于工人委员会和自治社会主义的理论。
[1]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59.
[2]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271.
[3]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282.
如上所述，弗兰尼茨基认为，贯穿马克思思想的一条基本线索，就是以扬弃异化、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核心的人道主义,这也是社会主义所要实现的基本目标。弗兰尼茨基在阐述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等著作的思想时，强调指出，马克思一直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要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并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践的条件下逐步消灭等级制和官僚制，逐步使国家走向消亡，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形式是生产者的自治，马克思在短暂的巴黎公社那里看到了这种自由人的联合体的雏形。
在公社身上，马克思看到了他和恩格斯的一些设想的实现，这些设想好像一条红线贯穿于他们从1843年以来的全部分析中。国家作为人类自我异化的政治形式，连同它的等级官僚制度、政党和议会的欺诈手段，应当被社会主义革命当作一定的组织和管理社会的形式而扬弃，因为这种形式始终只服务于一定的阶级目的，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也可能很容易地变成新的凌驾于生产者之上的力量。马克思正是在公社所创建的制度中看到了对这种政治异化形式的扬弃。[1]
[1]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211.
此后，虽然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以及受斯大林主义制约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权力的集中、国家的强化、官僚制的滋生成为一种重要的演化趋势，但是，在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那里，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所包含的生产者的自治、自由人的联合体等重要思想依旧存在，而且是他们理解社会主义和推动现存社会主义改革的重要思想资源。弗兰尼茨基在这部马克思主义史中，把关于生产者自治和工人委员会的思想作为重要的理论线索，自觉地凸显出来。他不仅强调了列宁关于工人监督和全体人民参加管理的思想的重要性[1]，而且突出了第二国际理论家的相关思想。例如，弗兰尼茨基阐述了拉法格关于工人自我管理的思想，在拉法格看来，“革命政权无须为邮政、电报、铁路和矿山的工作人员以及铸造车间的工人指派经理，制定规章制度，规定劳动关系和各种价格；相反，应当由这些工人自己相互协商怎样挑选自己的工程师、自己的工厂管理者，怎样在自己内部分配收入”[2]。施陶丁格尔在论述道德的经济基础时，特别重视体现生产者自治思想的消费合作社。“在他看来，这些合作社是未来的理想共同体的真正的前阶。他认为，国有化的机构并不是某种未来共同体的真正范例，而在有组织的消费者的监督下为需要而生产才是这种范例。”[3]潘涅库克一生倡导工人委员会思想，批判斯大林主义强化国家的做法，在他看来，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已经背离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想，走向了国家资本主义。在他看来，“工人阶级、每一个个人应当自己行动，自己决定；为此应当自己思考，自己领会。只有这样，工人阶级才能自下而上地建立起一个真正的阶级组织，以委员会为形式的组织”[4]。
[1] 参见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p. 57-58。
[2]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283.
[3]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317.
[4]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380.
弗兰尼茨基认为，关于工人委员会和自治社会主义的思想，在20世纪一直被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代表人物和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坚持。弗兰尼茨基在阐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而在巴伐利亚、匈牙利、奥地利等相继爆发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特点时指出，这些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相继失败，“尽管如此，这个时期的历史正是把委员会问题提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首位”[1]，这些革命探索包含着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在这个时期，德国共产党内部还发生了分裂和分化，以潘涅库克、戈尔特、吕勒和施罗德等人为核心，还形成了主张以工人委员会为核心的委员会共产主义的思潮。[2]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的科尔施，是工人自治的坚定倡导者，“早在1919年写的关于‘社会化’问题的首批文章中，他就明确地指出‘社会政策’和‘社会化’之间的区别，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和‘国家化’之间的区别，认为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工人委员会的建立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意义所在。科尔施主张实行‘工业自治’，实际上是主张由参加生产的人掌权和管理生产过程”[3]。意大利是工人委员会的思想和实践比较发达的国家，在1920年前后的期间，就已经有占领工厂和土地的事情发生了，并且建立了第一批工人委员会，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葛兰西就是工人委员会运动的理论倡导者和实践组织者，这一思想在他的实践哲学和西方革命观中占据重要的地位。[4]列菲伏尔一直关注异化的扬弃和总体的人的生成，从这样的立场出发，他主张用自治社会主义来扬弃异化，推动国家的消亡。“因此，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这个问题成了他经常研究的题目。他认为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克服当代的异化结构这个过程是作为官僚主义和当代技术至上主义的政治基础的机构的必然消亡的过程。在上述著作中，列菲伏尔主张一种自治的社会主义，并且对迄今存在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提出警告，指出他们把国家的革命变革同社会主义的变革本身混为一谈。”[5]
[1]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92.
[2] 参见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 Zagreb: Naprijed, 1978, pp. 119-120。（录入者注：原本在这里少了个 p）
[3]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135.
[4] 参见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p. 177-178。
[5]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133.
在弗兰尼茨基看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关于工人委员会、生产者自治、自治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反复倡导和阐发，为现存社会主义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资源。而且从实践上来看，苏南冲突后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改革、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时期波兰和匈牙利的社会主义改革、布拉格之春时期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改革，都是朝着这些理论所倡导的方向发展的，即以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为目标和宗旨。在这种意义上，东欧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革的探索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经验教训，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一些主张改革的政治家都对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弗兰尼茨基在《马克思主义史》中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和实践高度重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经济体制层面，弗兰尼茨基认为奥塔·锡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计划和市场》（1965）一书中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对于后来的布拉格之春的改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锡克的这部著作，“一方面是同那种认为必须实行中央集权计划并排斥市场的教条主义观点展开争论，另一方面是论证这样的一个基本论点：社会主义也必须发展特殊的市场关系，以及扩大劳动集体的权利。锡克提醒人们，马克思根据他当时的私有制度和商品关系的发展情况，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将要被取消，这并不要求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定不能也根据自己的历史经验去得出结论”[1]。而在民主政治建设和整体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层面上，弗兰尼茨基高度评价了科西克的《具体的辩证法》所倡导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理解，特别是以杜布切克为首的党的领导集体在1968年4月制定的改革的“行动纲领”，强调建立以市场和计划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民主权利，建立一种具有人道主义特征和本质属性的社会主义。正如杜布切克在党的中央委员会上所强调的那样：
今天我们人的物质需要和社会需要是处于第一位的。但是我们还要有比这更多的东西。社会主义，特别是建立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应当创造一种当代新的人道主义形式，其他制度尽管在技术上成熟，但也不可能向人类提供这种新的人道主义形式。社会主义应当为人的发展创造比目前任何一个社会都更好的条件。因此，如果我们要想取得经济的正常化，我们就不要把这一任务看作是目的自身，而是看作争取人和人的个性的充分发展的手段。[2]
[1]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p. 398-399.
[2] 引自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416。
在《马克思主义史》中弗兰尼茨基特别用了很大的篇幅来阐述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他这样做并不是出于他本人生活于这个国度，而是因为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阵营中最早反抗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的国家，在1948年苏南冲突后不久，南斯拉夫就在铁托的领导下自觉地探索全方位的自治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在这方面，南斯拉夫实践派理论家和改革派政治家共同推动自治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改革。弗兰尼茨基认为，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改革是世界社会主义实践中最深刻的改革，它不是着眼于单纯的经济发展和物质条件的改善，而是建立一种具有人道主义性质的社会关系。这种改革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弗兰尼茨基这样来概括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改革的基本思想：
社会主义实质上是一个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的问题，在这种关系中，人逐渐地不再是客体、数目、听任摆布的对象，而成为历史的真正的创造者。社会主义的任务是逐渐消除对人的统治，而实现对物的统治，实现劳动人民自己的统治。然而人们只是有权选举那些管理他们或“以他们的名义”进行管理的人，是实现不了这一点的。而只有他们自己来管理生活的一切主要领域，即经济、政治、教育等领域，才能实现这一点。
只有建立了这样的关系，人们才能认识到，才能充分意识到，他们是历史的真正的创造者，从而摆脱一切历史幻想，摆脱思想、宗教和政治方面的各种盲目崇拜。只有这样，才能树立起唯有自由的人才能具有的那种人的尊严，因为他们自己管理自己，他的命运不取决于这种或那种国家暴力，不取决于官僚主义机构或者等级制度的轻率决定，而取决于他在其中作为平等的一员的自己的集体。[1]
根据上述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解，自治社会主义实践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全部问题的出发点是限制权力的集中和国家的强化，反对官僚制，通过工人自治和社会自治来逐步推动国家走向消亡，为自由人的共同体的形成创造条件。在社会的经济基础上，自治社会主义反对国家所有制，主张实行社会所有制，“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不论私人资本主义，还是国家资本主义），只能由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那种关系来代替。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并不是一回事，因为，公有制是以社会管理这些资料为前提的，也就是以直接生产者的解放和独立为前提的”[2]。在政治管理体制上，自治社会主义强调权力下放，实行真正的民主，即工人直接参与和管理的直接民主制。“1952年底铁托在南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做报告时，就批判了苏联的官僚主义实践、大俄罗斯霸权主义政策以及国家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所处的雇佣关系的处境，他强调指出，解决办法不在于加强中央集权的国家职能，而在于加强自治，也即在于使国家职能消亡、实行权力下放和管理民主化。”[3]在新型社会管理的组织形式上，自治社会主义建立以工人自治、工人自我管理、工人委员会，乃至社会自治的新型体制。南斯拉夫通过立法等手段制定了详细的自治管理体制，从最基层的工厂和企业，直至整个社会的管理和运行。“为了实现这一切，必须着手建立这样的政治和社会经济机构，这些机构将尽量接近生产者本身，并将接管中央集衩的国家政权的若干重要职能，从而同工人委员会和其他社会管理机关一起，构成新的社会共同体。这些单位不是别的，正是公社，而马克思就曾把公社看作完成国家的消亡并最终代替国家本身的一种形式。”[4]此外，这种自治的原则和自由精神还体现在社会运行的各个方面，也包括科学、艺术和哲学等文化领域的自由发展。应当说，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实践探索内容不断充实和丰富，并且不断使相关措施和体制机制法制化和制度化。1950年6月26日，南斯拉夫联邦议会就通过了《关于工人委员会管理国家经济企业和高级经济组织的基本法令》；1953年1月13日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又制定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的基础与联邦国家权力机关的基础的基本法》[5]及一系列规章制度，具体规定了从工厂直至联邦人民共和国的自治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体制机制，并且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创新，积累了许多经验教训。
[1]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256.
[2]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p. 257-258.
[3]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262.
[4]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265.
[5] 参见《南斯拉夫资料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72-178、121-151页。
应当说，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最为系统、最为深入，同时也是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最大的社会主义改革探索。虽然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实践也遭遇了很多困难，存在许多矛盾和局限性，对此弗兰尼茨基在《马克思主义史》中也做了深入的分析，但是，他指出，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和社会主义的实践发展的角度,应当充分肯定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探索的巨大贡献和历史意义。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所有这些努力以及所取得的所有这些成绩，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实践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新的、更为人道的关系的问题是当代世界的基本问题。但是，这不是什么抽象的问题，不是靠关于人、社会精神和善良的意图的猜测来解决的问题。新人道主义的问题实质上是人在经济、政治以及精神领域内的解放问题。[1]
[1]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319.
三、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当代价值
在有限的篇幅里，我们没有详细介绍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的方方面面的具体内容和思想理论，而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和人道主义的本质精神的演化及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旨在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本质的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概括总结，来揭示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研究的理论定位和价值追求。当然，我们也清楚地意识到，无论是对过去一个半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演进逻辑的揭示，还是对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复杂内涵和历史命运的评价，都是异常复杂的课题，很难三言两语地简单说清楚。例如，我们像弗兰尼茨基一样，对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的探索及其意义予以高度重视。但是，众所周知，虽然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实践的确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全体人民的积极性和参与意识，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南斯拉夫的经济和社会一度比较活跃和繁荣，可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实践的内在矛盾就越来越凸显，特别是出现了分权和集权的矛盾、民族矛盾的加剧，以及社会的稳定和凝聚力下降等问题。而1980年铁托去世后，南斯拉夫联邦和国家的凝聚力也进一步减弱，并且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同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一样，走向了解体和剧变，而自治社会主义也就随之终结。
[1]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319.
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探索的曲折性和最终的悲剧命运并不能简单证明这种社会主义改革必然走向失败。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实践所遭遇的各种矛盾，既有社会主义体制本身的矛盾，也有南斯拉夫独有的复杂的民族矛盾和冲突，更有苏联僵化的体制的外在束缚。对此，必须做历史的和具体的分析。不仅如此，南斯拉夫的、波兰的、匈牙利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改革探索，即使都是由于其自身的不足而失败的，其经验教训的价值和意义也不应被抹杀。一方面，这些改革本身就应当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那样，共产主义是一种不断克服异化、不断改变现存世界的开放的进程，这些改革探索确证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而改革的许多内容（如市场经济体制的引进、社会主义民主体制的完善、工人的自我管理和自治等）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也有很多启示；另一方面，这些改革探索通过面对当代世界的矛盾问题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困难，在理论上可以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涵，凸显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和开放性。正如弗兰尼茨基在这部马克思主义史中反复强调的那样，马克思主义从本质上是一种开放的、不断直面人类发展困境的人道主义理论。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史》结语中，弗兰尼茨基强调：“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趋势和它的历史进行的这一总的考察，就足以清楚地不仅说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内容丰富的历史，而且也说明它始终是当代的基本理论思想。”[1]弗兰尼茨基认为，马克思主义具有不可否定的当代价值，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是一种批判的和革命的理论，一种开放的理论。
在现代世界特殊而复杂的进程中，不管马克思主义思想将通过何种途径被人吸收和接受，它间接地或直接地都是当代主要的积极思想，因为历史的发展虽然遇到种种困难和发生偏差，但仍然使人的力量获得进一步的解放，并且导向社会主义时代。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一种革命的和批判的思想，因而也成为现代主要的思想，因为时代本身就是革命的和批判的。[2]
弗兰尼茨基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深刻的人道主义，其价值不仅体现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全方位的批判，也体现在对现存社会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从而推动人类社会的人道化进程。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永远关心人的存在和人的命运，永远激励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实现自己的自由和价值。
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实质上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争取实现人身上的一切高尚品质的斗争，这就使人能够了解自己和自己的历史，能够丢掉过去的沉重的意识形态遗产，并理解到自己的历史、生活和时代的意义，而这只是人的，由人赋予的意义。
如果没有这一点，人的生存就可能是真正的苟且偷安，或者是执行无法实现、无法预料的计划。人的全部伟大之处和生存的乐趣正是在于：人创造出自己的生活，使生活具有意义和前途。
此外，马克思主义还提出了一点伟大和重要的认识：历史是由人创造的历史；这种创造是一种实践和理论统一的过程，它和人类生活同样是无限的；任何一种神秘现象都是人本身的社会关系的产物；人不仅是最高级的生物和人本身的唯一的含义，而且也是人的唯一的命运。[3]
※ ※ ※
在对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的理论定位和逻辑线索做了上述概括后，我们还要在这里特别介绍一下该书独特的“翻译史”和参加该书翻译工作的优秀翻译家群体。在某种意义上讲，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众多著作中，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是最早翻译成中文在我国出版的。
[1]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321.
[2]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322.
[3]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332.
众所周知，从1960年到1980年的20年间，由于中苏之间的理论论战的需要，我国翻译出版了一系列国外文献和资料，用于在国际领域批判修正主义。这些文献就是著名的“灰皮书”系列。由于中苏论战中涉及南斯拉夫的批判，需要翻译南斯拉夫的有关资料，而当时我国懂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的人实在太少。为此，1960年7月至1961年2月，中央有关领导部门在高级党校内办了一期“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培训班”，该班由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艾思奇主持，后来参与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翻译工作的大多数专家，如胡文建、李嘉恩、杨达洲、韩宗翃、吴仕康等人都参加了这个外语培训班。由于这些专家都具有坚实的俄语基础，所以培训班只办了半年，这些专家就开始承担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文献的翻译工作，先后翻译了大量南斯拉夫政治家和理论家的文献。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一版的翻译就是在“灰皮书”系列中完成的。
据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翻译工作的主要牵头专家胡文建先生回忆，“1961年南实践派哲学家代表人物，先后任萨格勒布大学校长、南哲学家学会主席和南科学艺术院院士的普·弗兰尼茨基出版了一本《马克思主义史》。这是一部颇为独特的，甚至是当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比较全面论述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发展史的著作。它不仅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素和基本问题及其在各个社会历史范围内的发展，论述了列宁主义、斯大林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还评价了第一、二、三国际时期和当代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流派上百个代表人物和数百上千部著作”[1]。该书出版的消息传入我国后，引起了理论界和政界的高度重视，中央理论小组要求尽快翻译出版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我们立即组织了20多位同志翻译，他们是我局南斯拉夫组的江文若、黄良平、钟韵娟、张森和我，中联部毛少英，新华社杨达洲、徐致敬、李黛军、李一，人民出版社尤开元，人民大学李嘉恩、李光谟、乔增锐、韩宗翃，中调部张瑞祥，社科院经济所和哲学所陈长源、林南庆、李鑫南和吴仕康。我们从1962年6月开始翻译，同年11月底译完送交人民出版社。1963年2月，此书作为修正主义著作，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以‘灰皮书’形式分上下两册（共728页），标明‘供内部参考’出版。”[2]
[1] 胡文建：《“灰皮书”的二十年与我和同事们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载郑异凡主编《灰皮书——回忆与研究》，漓江出版社2015年版，第78页。
[2] 胡文建：《“灰皮书”的二十年与我和同事们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载郑异凡主编《灰皮书——回忆与研究》，漓江出版社2015年版，第79页。
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的出版，对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发展史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时我国学术界对世界各国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众多马克思主义流派知之甚少，很多理论工作者是通过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第一次了解到许多国外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的名字及其著作和观点的，它引起人们的思考，并且使人们产生了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强烈兴趣。然而，令胡文建先生和几位译者一直不能释怀的是，弗兰尼茨基这部如此重要，在世界上产生重要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史著作当时是被作为“毒草”类的“灰皮书”而加以翻译出版的。好在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历史为我国学术界提供了正确对待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研究的机遇。据胡文建先生回忆，“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大灾难之后，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开始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我国学术界深感以往思想理论和文化学术禁锢造成的闭塞和无知，迫切要求开阔眼界，独立思考，了解世界，了解国外学术思想和动态。而人们当时接触不到国外学术原著，许多人也不懂外文，人民出版社便参照以往出版‘灰皮书’的办法，计划出版现代国外政治学术著作，并且，据时任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张惠卿同志说，这一计划得到时任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的热烈赞同和鼓励。在这一背景下，我从南斯拉夫开会回来后，1983年，人民出版社一编室主任尤开元找我，叫我牵头翻译弗兰尼茨基1978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史》第四版共三卷”[1]。新版《马克思主义史》的翻译工作由胡文建先生牵头，总体负责。由于时间紧张，胡文建先生委托李嘉恩先生与韩宗翃先生共同翻译第一卷；第二卷由胡文建先生牵头，与杨达洲先生、吴仕康先生和刘晫星先生共同翻译（其中刘晫星先生根据《马克思主义史》德文版进行校订）；第三卷由胡文建先生牵头，与杨达洲先生和贾泽林先生共同翻译。1986、1988和1992年近百万字的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三卷本）由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令这些翻译家们欣慰的是，新版《马克思主义史》的封面已经由灰色改为以红色为主。
[1] 胡文建：《“灰皮书”的二十年与我和同事们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载郑异凡主编《灰皮书——回忆与研究》，漓江出版社2015年版，第82页。
应当说，无论从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的篇幅之长来看，还是从这部著作所涵盖的代表人物之多，以及所涉猎文献和思想理论之丰富来看，这项翻译工作都是十分艰巨的。这些译者是我国最优秀的资深翻译家，他们以默默无闻、淡泊名利的奉献精神和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高水平地完成了这部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史著作的翻译，为我国理论界更加深入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迄今距弗兰尼茨基新版《马克思主义史》在我国的出版，又过去了二三十年。现在这些优秀的老翻译家还在以高度的理论责任感，关注和期盼着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能够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中再一次出版。这是一些为我国翻译事业和理论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值得我们敬重和感谢的优秀翻译家，借此书再一次出版之机，我们在这里非常简要地介绍一下参与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翻译工作的优秀翻译家群体，以表达我们的敬意。
胡文建，中央编译局研究员，中国译协资深翻译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35年生于广东开平。毕业于开平一中、南开大学和哈尔滨外国语学院研究生室。1958—2002年在中央编译局从事翻译和研究工作，历任国际共运史研究所所长、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中央编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曾任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秘书长、副会长，现任顾问。
李嘉恩，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译协资深翻译家。1928年生于浙江宁波，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苏联东欧室主任。
杨达洲，新华社记者，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国译协资深翻译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37年生于上海。1958年贝尔格莱德大学毕业后回国到新华社工作，曾任参考新闻部副主任，贝尔格莱德分社首席记者。1986—2002年在中国社科院美国所从事研究工作。
韩宗翃，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译审。1925年生于河北丰宁。
吴仕康，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1935年生于广东兴宁。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博士。
刘睥星，中央编译局译审，中国译协资深翻译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35年生于广东兴宁。毕业于哈尔滨外国语学院研究生室。1958—2000年在中央编译局从事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工作。
贾泽林，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1934年出生于黑龙江绥化。曾任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理事长。
鉴于上述各位翻译家均已是耄耋之年，此次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三卷本）中译本再版的校译工作由我来承担。我按照该书1978年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版，主要做了以下校订工作：把全书所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引文都按照经典著作中最新中译本加以替换；按照“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翻译规范对于全部译文的文献注释等做了技术规范的调整；对于原书中少量中译本没有翻译的章节进行了补充翻译，以保证译本和译文的完整性；根据过去二三十年我国学术界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和人物的研究进展，对于原译稿中的一些重要术语的译文做了修改，并且对部分人物的译名做了调整修改。对于校译和校订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错误或不恰当的地方，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时光荏苒，往事依稀。校订这部译著使我感慨万分，心中充满了对30年前倾力翻译这部重要著作的优秀翻译家们的敬意。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大学撰写博士论文时，就曾有幸当面向弗兰尼茨基先生请教，他的这部《马克思主义史》和《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是我当时的重要参考文献。感谢这些优秀翻译家当年的高水平翻译工作，使我们今天在系统译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献时，可以顺利地出版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在深感欣慰的同时，也感受到一丝挥之不去的失落和不安。通过“灰皮书”的历史，我们看到，在新中国初期，虽然年轻的共和国处于百废待兴的困难境遇，但是我们国家还是采取各种措施培养了不少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以及其他很多“小语种”的理论翻译人才，这些理论翻译人才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对于中国理论建设的多维度、全方位的国际视野的开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今天，进人新世纪的中国无论在经济、政治、外交还是文化方面都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强国，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目前的中青年理论翻译人才队伍中，我们已经很难找到高水平的“小语种”翻译人才。结果，在一个日益多元化的世界中，我们的理论“翻译路径”和理论知识“引进路径”却日趋单一化，对于欧美等发达国家之外的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很多重要的理论文献，我们只能通过英语（以及德语、法语）翻译一小部分，而大部分则干脆从我们的理论视野中忽略掉。这种现象无疑会对于我们提出的增强文化软实力，提升国际文化竞争力的战略带来许多不小的限制，其消极后果在今后更长的历史时期将会更加清晰地显现出来。这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并非杞人忧天的隐忧。
衣俊卿
2015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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