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自给自足经济的各种反动倾向，反映了衰老的资本主义要保卫历史所面临的这一任务，即要使资本主义经济摆脱私有财产和民族国家的束缚，而在全世界用一种计划的方式把经济组织起来。
列宁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由人民委员会提交为时很短的立宪会议通过——对于新政权的“基本任务”是这样规定的：“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使社会主义在所有的国家获得胜利。”革命的国际性质就这样写在新政权的基本文件上。当时没有人敢对这个问题提出不同的看法！ 一九二四年四月，即列宁逝世三个月以后，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这本小册子当中写道：“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这是我国革命的历史给我们说明了的。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像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1]这几句话用不着注释。然而，印着这几句话的版本已经停止发行了。
欧洲无产阶级所遭到的大规模失败和苏联所取得的初步的一般经济成就，使斯大林在一九二四年秋天有这样的想法：苏维埃官僚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建成社会主义。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了一场对许多肤浅的人来说似乎是学院式的或者是烦琐的争论，但是实际上，这场争论却反映了第三国际堕落的开端，并且为第四国际开辟了道路。
有一个过去是共产党员而现在亡命国外的白卫分子彼得罗夫（我们曾经引用过他的话），曾在回忆录中提到年青一代的行政管理人员多么激烈地反对那种认为苏联要依赖国际革命的理论。“怎么能说我们就不能在自己的国家里设法建设幸福的生活呢?”如果马克思对这一点有不同的提法，那就意味着：“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是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问题就在这里！”彼得罗夫在回忆了二十年代中期的这次争论以后补充说，“今天我不能不这样想：在一个国家内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并不仅仅是斯大林的创造。”完全正确！它确切无误地表达了官僚的心情。这些官僚谈到社会主义胜利的时候，指的就是他们自己的胜利。
斯大林在辩解他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传统决裂的时候竟不小心到说出这样的话：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了解据说是列宁发现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法则。在妙语的编目中，这句话真该名列前茅。发展的不平衡贯穿在整个人类历史中，特别是资本主义历史中。有一位年青的俄国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桑采夫——一位具有特殊天赋和优秀品质的人，因加入左翼反对派而在苏维埃官僚的监狱中被折磨致死——他在一九二六年写了一本研究马克思的不平衡发展法则的优秀理论著作。这本书当然不能在苏联出版。早已逝世而被人遗忘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福尔马尔的著作，虽然由于相反的原因，但是也遭到了禁止。他早在一八七八年阐述关于一个“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前景时——“是为俄国，而是为德国——就提到了这个据说在列宁以前还没有人知道的不平衡发展法则。
格奥尔基·福尔马尔写道，“社会主义无条件地以经济发达的关系为前提，如果问题仅仅限于这种关系，那末，经济最发达的地方，社会主义就应当最强大。但是，事情毕竟不是这样。英国无疑 广是经济上最发达的国家，但是我们看到，社会主义在那里只能扮演一个很次要的角色；而在经济上比较不发达的德国，社会主义却已经具有这样强大的力量，以致整个旧社会不再感到自己是稳固的了。”福尔马尔在谈到决定事态发展过程的许多历史因素的时候继续说，“显然，由于这么多力量的相互关系，任何一般人类运动的发展在时间上和形式上过去和现在都不可能是一样的，即使在两个国家当中，更不用说在所有的国家了……社会主义也遵循同样的法则……社会主义在所有的文明国家同时胜利的假设根本不能成立，由于同样的理由，所有其他文明国家必然立即仿效一个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国家这一假设也根本不能成立……”福尔马尔作出结论说，因此，“我们的到达地点是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关于这一点，我相信我已经证明——这虽然不是唯一的可能性，却有最大的可能。”这本作者在列宁八岁时写的著作对不平衡发展法则所作的阐释，远比从一九二四年秋天起苏维埃后辈们所作的阐释正确得多。附带提一笔，我们必须指出，在福尔马尔这个二流理论家所进行的这一部分研究中，只不过是解释了恩格斯的思想——而据说，恩格斯是“不知道”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法则的。
“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早已不是一种历史的假设，而成为一个事实了——当然是在俄国，而不是在德国。但是，孤立状态这个事实也确切地表明了世界资本主义的相对强大和社会主义的相对软弱。从一个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到一个永久废除国家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经历一段漫长的历史道路，而这条道路同国际革命的道路是完全一致的。
比阿特里斯·韦伯和悉尼·韦伯肯定地对我们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不相信有可能建立一个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是因为他们二人“从来没有梦想到”垄断对外贸易这样一种强有力的武器。读了这两位上了年纪的作家说的这一番话，人们不能不感到困惑。由国家接管商业银行、公司、铁路和商船，就好像生产资料——包括出口工业部门使用的资料——国有化一样，是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采取的措施。垄断对外贸易无非就是把进出口的物质手段集中在国家手里。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梦想到”垄断对外贸易，就等于说他们从来没有梦想到社会主义革命。为了说明全部问题，我们可以指出，在上面引用过的福尔马尔著作中，垄断对外贸易是十分正确地作为“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最重要的手段提出来的。如果福尔马尔不是早就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知道了这个秘密的话，那末，就必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福尔马尔那里知道了这一点。
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理论”——顺便说一下，这是斯大林本人从来没有详细说明过或者提出过任何根据的一种“理论”——形成这样一种极端贫乏的和非历史的概念，即由于国家拥有自然财富，在苏联的地理范围内就可以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根据同样的理由，你也可以这样肯定，如果地球上只有现在人口的十二分之一，社会主义就能胜利。然而，这种新理论的目的在于向社会意识灌输一套更加具体的观念，即：革命已经彻底完成；社会矛盾将不断缓和；富农将逐步长入社会主义；不管外部世界的事态发展如何，整个发展将保持一种和平的和有计划的性质。布哈林在试图为这种理论提供一些根据的时候宣称，这样一些事情已经肯定地得到证明，即“我们将不会由于我国有阶级差别和我们的技术落后而毁灭；我们即使在这样贫乏的技术基础上也能建设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的成长将缓慢得多；我们一定要以乌龟速度向前爬行；无论如何，我们正在建设这种社会主义，而且我们一定要建成。”我们注意到“即使在一种贫乏的技术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公式，同时我们再一次回想起年轻时的马克思的天才直觉：在低技术的基础上，“匮乏只会普遍化，而由于匮乏，争取满足需要的斗争将重新开始，一切旧的欺诈行为必然重新盛行。”
在一九二六年四月举行的中央全会上，左翼反对派对乌龟速度理论提出了如下的修改意见：“如果认为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下我们可以随便采取一种速度向社会主义前进，那将是一种带有根本性的错误。我们进一步走向社会主义，只有在我国工业同先进的资本主义工业之间的差距不再扩大而显而易见地缩小的条件下才有保证。”斯大林振振有词地宣布说，这种修改意见是对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理论进行“隐蔽的”攻击，他坚决地否定了把国内建设速度同国际发展条件联系起来的倾向。根据全会的速记记录报告，他的原话是这样的：“谁要是在这里抓住国际因素不放，就是不了解问题的形式。他不是由于不了解而混淆了问题，就是故意要混淆问题。”反对派的修改意见被否定了。
但是，在强大的敌人的包围之下，在贫乏的基础上用乌龟速度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幻想，是不能长期经受住批评的打击的。同年十一月，第十五次党代表会议在报刊事先没有发表一点准备言论的情况下就承认了，需要“一个相对地来说〔？〕最短的历史时期来赶上然后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发展水平”。无论如何，左翼反对派在这里是被“超过了”。但是，昨天的乌龟速度理论家们既然提出了“在一个最短时期内”赶上并超过全世界这个口号，那就是向苏维埃官僚那样盲目害怕的那个国际因素屈服了。这样，在八个月的时间里，斯大林主义理论的第一个最纯粹的说法就被取消了。
左翼反对派在一九二七年三月秘密散发的一个文件中写道： 社会主义必须在一切领域不可避免地“超过”资本主义，“但是，现在的问题不是社会主义同一般资本主义的关系的问题，而是苏联的经济发展同德国、英国和美国比较的问题。怎样理解‘最短历史时期’这几个字呢？ 一系列的未来五年计划将使我们远远落后于西方先进国家的水平。在这个时期内，资本主义世界将发生什么变化呢？……如果你们承认资本主义在几十年的时间内有重新繁荣的可能，那末，谈论在我们的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就是可怜的废话。这样，也就有必要说：我们过去把整个时代估计为一个资本主义腐朽的时代是错误的。这样，苏维埃共和国也将证明，它是巴黎公社以来在无产阶级专政方面的第二次试验，虽然更广泛，更富有成就，但毕竟是一次试验……然而，对于我们的整个时代，对于十月革命是国际革命的一个环节的意义，有没有任何严肃的理由重新进行这样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考虑呢？ 没有！……在资本主义国家或多或少比较完全地度过其复兴时期〔战后〕的时候，……它们也在日益复活，而且正在以无比尖锐的形式恢复战前一切旧的国内矛盾和国际矛盾。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事实。然而，更大的、一点也不小的事实——因为一般说来，全部总大于局部——是欧洲和世界的革命都在准备中。局部只有同全部结合在一起才能取得胜利。……欧洲无产阶级开始夺取政权所需要的时间，远比我们在技术上赶上欧美所需要的时间短得多……同时我们还必须有系统地缩短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同世界其他部分的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距。我们越向前进，可能遭到低价商品干涉并进而遭到武装干涉的危险就越小……我们把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水平提得越高，我们就越能真正加速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而这种革命就能更快地把世界技术供给我们，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就能作为欧洲和世界建设的一部分而更真实地向前迈进。”这个文件像其他文件一样，一直没有得到回答——除非是把开除出党和逮捕当作对它的回答。
乌龟速度的想法放弃以后，与此有关的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想法也必须否定了。然而，用行政手段消灭富农的作法却给予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理论以新的支持。一旦阶级“基本上” 被消灭了，那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基本上”建成了 （一九三一年）。从本质上说，这个公式恢复了在“贫乏的基础”上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概念。我们记得，在那些日子里，有一位官方记者解释说，婴儿没有牛奶喝是由于缺少奶牛，而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缺点。
然而，对劳动生产率的关心，使人们不能长期依靠一九三一年的这些安定人心的公式，因为这些公式本来是对全盘集体化所造成的灾难的一种精神上的补偿。斯大林在谈到斯达汉诺夫运动时出乎意料地宣称，“有些人以为，社会主义可以在贫苦生活的基础上用稍许拉平各人物质生活状况的方法巩固起来。这是不对的。……其实，社会主义……只有在比资本主义制度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基础上，……才能获得胜利。”[2]完全正确！然而，与此同时，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新团纲——一九三六年四月在同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这次代表大会取消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最后剩余的一点政治权利——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性质作了这样明确的规定：“国家的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变成社会主义的了。”谁也不耐烦去调和这些互相矛盾的概念。每个概念都是按照当时的要求散布出来的。这并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谁也不敢批评。
发言人在代表大会上解释共产主义青年团新团纲的必要性时这样说：“旧团纲中有一个非常错误的反列宁主义的说法，即俄国‘只有通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才能达到社会全义’。团纲上的这一点基本上是错误的。它反映了托洛茨基主义观点。”而这正是斯大林到一九二四年四月还在保卫的观点。除此以外，还有一点一直得不到解释，即一九二一年由布哈林起草而在列宁参加下由政治局慎重通过的一个团纲，十五年以后怎么会变成“托洛茨基主义”，并且必须修改成完全相反的意思！但是，合乎逻辑的辩论对利害攸关的问题是无能为力的。官僚既然摆脱本国无产阶级而赢得了独立，它就不能承认苏联必须依靠世界无产阶级。不平衡发展法则已经使资本主义的技术和财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粉碎了世界链条上最薄弱的一环。落后的俄国资本主义是第一个为世界资本主义的破产付出代价的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法则在整个历史过程中是由联合发展法则来加以补充的。俄国资产阶级的崩溃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说，使一个落后的国家跳到先进国家前面去了。然而，在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同不相称的技术和文化水平发生了抵触。十月革命本身是高度世界生产力和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之间的矛盾的产物，而它自己却产生了低民族生产力和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之间的矛盾。
说实在的，苏联的孤立并没有产生人们本来所怕的那些具有直接危险的后果。资本主义世界太散漫混乱，瘫痪无力，因此它不能充分发挥它的潜力。事实证明，“喘息时机”比有眼光的乐观主义者所敢希望的还要长些。由于孤立，由于即使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对外贸易额从一九一三年以来已经减少了四分之三或五分之四）也不能使用世界经济资源，结果不仅使军事防御费用浩大，而且使生产力的分布极端不利，群众生活水平提高得很慢。但是，孤立和落后所产生的一个更加有害的产物却是官僚主义这条章鱼。
革命所建立的法律和政治准则对落后的经济起了一种进步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这些准则本身却受到那种落后所发生的消极影响。苏联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的时间越长，社会结构的蜕化也就越深。长期孤立的不可避免的结局，不是民族共产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复辟。
如果说，资产阶级不可能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民主制度，那末，同样真实的是，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可能和平地溶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摆在历史日程上的，不是“一个国家”的和平的社会主义发展，而是接连不断的世界动乱：战争和革命。在苏联的国内生活中，动乱也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官僚在争取实现计划经济的斗争中被迫使富农非富农化，那末，工人阶级在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就会被迫使官僚非官僚化。后者的墓碑将刻上这样的墓志铭： “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理论在此长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