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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政权开始的时候是实行“社会主义分配制”，到一九二一年便被迫恢复了市场。在五年计划时期，由于物质资料极端缺乏，又实行了国家分配制——即在较高的基础上重新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的那一套做法。然而，事实证明，这个较高的基础还是不够的。到一九三五年，计划分配制便又让位给商业。这样，事实就再一次表明，切实可行的分配办法，主要决定于技术水平和现有的物质资源，而不是决定于所有制的形式。
提高劳动生产率，特别是实行计件工资制以后，将来就可以增加商品的数量，降低物价，从而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面——即资本主义在繁荣时期也不例外的一面。社会的现象和进程还必须从彼此的联系和相互的影响方面进行考察。在商品流通的基础上提高劳动生产力，还意味着不平等的加剧。领导阶层的幸福的增进开始远远超过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随着国家财富的增长，新的社会分化也在发展。
根据日常生活条件，苏维埃社会已经分成安全的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和在匮乏中生活的多数人。不仅如此，从苏维埃社会的两种极端情况来看，这种不平等还拥有极其对立的性质。准备广泛流通的产品，通常总是价格高而质量低，而且离开中心城市越远就越难买到。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投机而且公然盗窃消费品，都具有群众性。过去这些行为是计划分配制下的一种补充，现在则成为苏维埃商业的一种调节办法了。
苏联的“友人”有一种特有的习惯，那就是闭着眼睛、用棉花塞住耳朵来收集印象。我们不能信赖这种人。敌人则经常进行恶毒的诽谤宣传。因此，我们最好还是转向官僚本身。他们至少不会敌视自己，因此他们的正式自我谴责——这种情况常常是由于某种紧急的实际需要而引起的——应当比他们的更经常更叫得厉害的自我夸耀更值得相信些。
大家知道，一九三五年的工业计划是超额完成的。但是住宅建筑只完成了百分之五十五点七。不仅如此，工人住宅的建筑还是在最缓慢最糟糕和最马虎的情况下进行的。至于集体农庄的庄员，他们还和以前一样地同他们的小牛和蟑螂一道住在自己的破旧草房里。另一方面，苏维埃的达官贵人却在报刊上抱怨，为他们新造的住宅没有“家庭佣人房间”——即没有专供家庭佣人居住的房间。
每一种制度在一般建筑和专门建筑方面都有其可纪念的特色。目前苏维埃时代的特点是，无数的苏维埃宫殿和楼房，官僚们的有时价值达一千万卢布的真正圣殿，豪华的影剧院，红军之家——即主要为军官修建的军人俱乐部——以及专供有钱的人使用的富丽堂皇的地下铁道，而另一方面，工人住宅的建筑还是那样极端落后，甚至造得像营房一样。
铁路在运输国家货物方面取得了真正的进展。但是普通苏联人并没有在这方面得到什么好处。公路和交通部的领导人发出无数的命令，抱怨列车和车站不卫生，“在旅途中对旅客服务的不周达到难以容忍的程度”，“在火车票方面出现大量作弊、盗窃和欺骗的行为……留下空座位进行投机活动，受贿……在车站和路上抢劫行李。”事实上，这些行为在资本主义国家的运输业当中都是刑事罪。善于辞令的官员这样三番五次地抱怨，在一定的程度上表明，运输工具还非常不够人民使用，运输的产品还很缺乏，另外还有一点，铁路方面的官员同所有其他有权的人一样，对于普通人是根本漠不关心的。官僚们在陆地上、水上以及空中都令人羡慕地能够为自己提供交通工具，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大量的苏维埃特等客车、专车和专轮就可以知道——而上面说的这些交通工具，现在又在日益换成最好的汽车和飞机。
列宁格勒中央委员会主席日丹诺夫在说明苏维埃工业的成就时曾经肯定地说，在一年以内，“我们的工人积极分子来开会就不用再坐现在这种一般的福特车，而可以坐新式的小轿车了”，这句话得到了直接有关的听众的掌声。苏维埃的技术虽然是面向着人的，但它的努力方向首先还是满足特定的少数人的高级要求。在有电车的地方，电车还是像从前那样挤得闷死人。
粮食工业人民委员米高扬曾吹嘘说，最低级的糖果正在被最高级的糖果排挤出生产部门，“我们的妇女”越来越要求高级香水。这种情况只不过意味着，自从工业转入货币流通的范围以后，它正在日益适应更高级的消费者。这就是市场的规律，在这种市场上，高等的“夫人们”绝不会起最小的作用。除了这种情况以外，人们还知道有这样的情况，即根据一九三五年乌克兰的调查，在九十五个商店中，就有六十八个根本没有糖果；对于点心的需要，也只能满足百分之十五到二十，同时质量还是很低的。《消息报》曾经这样抱怨，“工厂的工作竟没有考虑到消费者的要求。”自然，这里所指的消费者不是那些能够维护自己利益的人。
巴赫教授是从有机化学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的，他发觉“我们的面包有时简直糟透了”。男女劳动人民虽然不了解酵母和发酵的秘密，但也有同样的想法。他们跟尊贵的教授所不同的是，没有机会在报刊上发表他们的意见。
在莫斯科，服装托拉斯登广告宣传各种各样的丝绸时装，这些时装都是由专门的“时装设计公司”设计的。然而，在各省，甚至在大工业城市，工人们如果不排队并忍受其他的烦恼就买不到一件印花布衬衫。理由很简单：东西不够！供给多数人必需品比供给少数人奢侈品要困难得多。历来的情况就是这样。
米高扬在列举他的成就时告诉我们说：“人造牛油工业是一个崭新的工业部门。”不错，这个工业部门在旧制度下是不存在的。但是，我们没有必要急于作出这样的结论，即情况已经变得比在沙皇统治下还要坏。在那个时候，人民也是看不到牛油的。但是，牛油代用品的出现至少意味着，苏联已经有两种消费者：一种是吃真正牛油的，另一种则只能吃到人造牛油。这位米高扬还曾吹嘘说，“我们供应了大量马霍卡烟给所有需要它的人”。他忘记了补充这样一句话：无论在欧洲或者在美国，都从来没有听说过像马霍卡这样劣等的烟叶。
关于不平等现象，一种如果说不上大胆至少也是很明显的表现是，在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有一些专卖高档商品的商店，这些商品上面都有一种不是俄罗斯式的但很有意味的设计：“Luxe” （“豪华”)与此同时，人们无休止地抱怨莫斯科和各省的粮店发生大量抢劫的事情，这一点说明，虽然每个人都想有点东西吃，但是食品只能满足少数人的需要。
工人家庭主妇对于社会制度有自己的看法，她们还有自己的“消费者”标准——这是干部嘲笑她们的说法，其实这些干部对于自己的消费也是很注意的——归根到底，这种看法和标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劳动妇女和官僚的冲突当中，马克思和列宁，还有同他们在一起的我们，都是站在劳动妇女一边的。我们反对官僚，因为他们夸张自己的成绩，掩饰矛盾，并且扼住劳动妇女的咽喉，使她们无法提出批评。
即使今天人造牛油和马霍卡烟已经成为不适当的必需品，但如果吹嘘和粉饰现实，那也还是没有用。“积极分子”有新式小轿车，“我们的妇女”有高级香水，工人则只有人造牛油，贵人有“de luxe”（“豪华的”)商店的商品，平民则只能通过橱窗看一眼精美的物品——这样的社会主义在群众看来只不过是一种改头换面的资本主义，这种看法是并不怎么错的。在“普遍匮乏”的基础上，争夺生存资料的斗争有使“一切旧欺诈行为”复活的危险，而事实上，这种旧行为已经在一步一步地逐渐复活。
目前的市场关系与新经济政策（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八年）下的市场关系是不同的，不同的地方在于，目前的市场关系应当在国家合作社和集体农庄组织同各个公民之间没有中间人和私商的情况下得到直接的发展。然而，这一点只有从原则上看是不错的。国家和合作社的零售贸易额增长得很迅速，按照说明书，应当在一九三六年达到一千亿卢布。集体农庄的贸易额，一九三五年达到一百六十亿，今年还会大大地增长。不合法的和半合法的中间人在这些贸易额当中以及以外究竟占什么地位——至少不是无足轻重 的地位！——是很难断定的。不仅是个体农民，就是集体农庄，特别是集体农庄的个别庄员，也都很喜欢依靠中间人。家庭工业的工人、合作社社员以及与农民进行交易的地方工业，也都走同样的道路。渐渐地就发生了这样出乎意料的事，即在一个广大的地区，肉、牛油和鸡蛋等商业都被“投机商”垄断了。甚至最必需的日用品，如食盐、火柴、面粉、汽油等，尽管国家的仓库里储备着足够的数量，但是在官僚化的农村合作社中有时竟好几个星期或者好几个月没有。显然，农民会通过其他道路来取得他们所需要的物品。苏维埃报刊常常在谈到经纪人的时候，就像谈到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一样。
至于其他形式的私人企业和积累，作用似乎比较小些。独立的马车夫、小客栈的老板以及单独的手艺工人，就像单干的农民一样，都是半容许的职业。在莫斯科，就有相当多的私人小企业和修理店。这些商店的存在是得到默许的，因为它们填补了经济中的巨大裂缝。可是还有多得多的私人企业家，在各种劳动组合和合作社的虚假招牌下或者在集体农庄的掩护下活动着——就好像是为了扩大计划经济中的裂缝这样一个特殊的目的。莫斯科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人员，常常按照恶毒的投机商这样的性质，把在街上出售家庭制造的圆扁帽或者布衬衫的饥饿妇女逮捕起来。
一九三五年秋天斯大林宣称，“在我们的国土上，投机活动的基础已被摧毁，如果还有投机商的话，那只能用这样一个事实来说明，即缺乏阶级警惕性，对苏维埃机关各种环节中的投机商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这真是理想的官僚思想典型！投机的经济基础被摧毁了吗？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就不需要任何警惕性了。例如，如果国家能够保障居民有足够的中等帽子，那就没有必要去逮捕那些可怜的街头小贩了。现在是不是还有这种必要性，的确还是一个疑问。
上面所说的私商的数目，正像他们的营业额一样，就其本身来说还不是令人感到不安的。你不可能真害怕汽车司机、卖圆扁帽的小贩、钟表匠以及买鸡蛋的人去进攻国家财产的堡垒！但是，这个问题仍然不是由纯粹的数学关系来决定的。只要行政方面稍微暴露出一点弱点，各种各样的投机商就会像发烧时出疹子一样地大量出头露面，这一点表明小资产阶级的倾向还在继续不断地施加压力。投机的细菌对于社会主义的未来究竟有多大的危险，这一点完全决定于国家经济政治机体的总的抵抗力。
普通工人和集体化的农民——即大约百分之九十的人口——的情绪和行动，主要决定于他们的实际工资的变化。但是，他们的收入同地位较好的阶层的收入之间的关系，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在人的消费领域内，相对性的法则可以最直接地表现出来！所有的社会关系，如果用货币来计算，那就会彻底地揭示不同的社会阶层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实际份额。即使我们了解不平等现象在很长的时期内还有历史必要性，但是在每个具体的情况下这种不平等的限度及其对社会的利害得失究竟如何，依然还是问题。为了分享国民收入而进行的不可避免的斗争，必然要变成政治斗争。目前的结构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结构这个问题，并不决定于官僚的诡辩，而决定于群众本身即产业工人和集体化农民本身对于这个结构所采取的态度。
人们会以为，在一个工人国家里，关于实际工资的材料一定会特别仔细地加以研究——所有按照居民的类别而统计的收入材料一定是极其明了和易于了解的。然而，事实上，这个同劳苦人民最根本的利益有关的整个问题，被一层不可穿透的密网包裹起来了。对于调查者来说，了解苏联工人家庭的预算比了解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预算要困难得多，这一点可能是很难令人相信的。我们曾经设法把各种类型的工人的实际工资用图表来说明，但是甚至连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情况也没有弄出来。各个方面和当局在这个问题上的沉默寡言，正像它们对于毫无意义的数字大吹大擂一样说明问题。
根据重工业人民委员奥尔忠尼启则的报告，从一九二五到一九三五年这十年当中，工人每月的产量增加了二点二倍，货币工资增加了三点五倍。但是后面这个堂而皇之的数字究竟有多少被工人阶级上层的专家吞掉了呢——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这个票面数字究竟有多少实际价值呢——关于这种问题，我们无论是从奥尔忠尼启则的报告中或者报刊的说明中都找不到答案。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举行的一次苏维埃青年代表大会上，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书记科沙罗夫宣称，“从一九三一年一月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青年的工资增加了百分之二百四十！”但是，即使这些精心挑选的、年轻而喜欢鼓掌的勋章佩带者，对于这种吹嘘也没有发出一声掌声。听众同讲话的人一样十分清楚，市场价格的急剧变化已经降低了基本工人群众的物质条件。
每个人的“平均”工资，连托拉斯的经理和女佣都包括在内，一九三五年大约是两千三百卢布，一九三六年将达两千五百卢布左右——即票面价值达七千五百法国法郎，虽然实际购买力很难超过三千五百到四千法郎。这个数字本身就很不高，而如果考虑到一九三六年的增加工资，是为了部分地补偿由于取消消费品的特价和取消一系列的免费服务而遭到的损失，那末，这个数字就更加微小了。但是，主要的还是，每年两千五百卢布，即每月两百零八卢布，正如我们所说的，是平均工资——即一种算术上的假象，这种假象的职能在于掩饰工资的真正悲惨的不平等。
毫无疑问，上层工人的情况，特别是所谓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情况，去年有了相当大的改善。报刊不是没有根据地那样热中于列举这个或那个得奖的工人为自己买了多少衣服、鞋子、留声机、自行车或者多少瓶糖果。附带说一句，这样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普通工人得到这些好处的机会是多么微乎其微。斯大林在谈到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推动力的时候宣称，“生活得更好了，生活得更愉快了，生活既然愉快，工作也就顺利了。”在对计件工资制——这一点可以说明统治阶层的最大特色——所作的这种乐观的说明中，包含着这样一个平凡的真理，即工人贵族之所以能够形成，完全是由于国家以前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但是，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动力并不是来自“愉快”的情绪，而是来自那种想得到更多的钱的欲望。莫洛托夫用这样的话纠正了斯大林的说法：“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提高生产率的直接动机，就是对增加收入感到兴趣。”这句话一点也不错。在短短的几个月中，一个工人阶层出现了，他们被称为“千字号人”，因为他们每月的收入已经超过一千卢布。还有些人每月的收入甚至在两千卢布以上，而底等工人的收入往往还不到一百卢布。
看来好像只靠这种工资的差别就可以使“富”工人与“不富”工人之间有足够的区别。但是对官僚来说，这一点还不够。他们把各种各样的特权几乎像下骤雨般地给予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给他们新住宅或者给他们修缮旧房子，优先把他们送到休养所或者疗养院去，派教师和医生到他们的家里去免费教授和治病，给他们发免费的电影票。在某些地方，他们还可以免费理发和修面，并且可以随到随理。在这些特权中，好像有许多是故意用来伤害和侮辱一般工人的。当局方面之所以有这样过分的善意，除了权位概念以外，还由于他们良心上感到不安。地方上的统治集团，都急于抓住机会让上层工人同他们共享特权，以免自己陷于孤立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实际所得往往等于下层工人的二三十倍。至于那些特别幸运的专家，他们的薪水在许多情况下可以支付八十个到一百个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在工资的不平等方面，苏联已经不仅赶上而且远远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
那些最优秀的真正为社会主义动机所推动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对于自己得到的特权并不感到愉快，而是感到烦恼。这是不奇怪的。他们是在普遍贫困的情况下享受到各种各样的东西的，因此周围充满了嫉妒和恶意，这就使他们受到了损害。这种关系同社会主义道德的距离，比资本主义工厂的工人关系同这种道德的距离还要远得多，因为资本主义工厂的工人还能联合起来进行反对剥削的斗争。
尽管如此，在日常生活方面，甚至熟练工人也是不好过的，在各个省里尤其如此。七小时工作日在提高生产率的情况下越来越受到损害，不仅如此，还要花费不少时间来另外设法补助生活。他们举出了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苏维埃农场比较好的工人所过的特别幸福的生活，即拖拉机手、康拜因驾驶员等等——这些人都是已经臭名远扬的贵族——都有自己的乳牛和猪。没有牛奶的社会主义比没有社会主义的牛奶好这样一种理论已经抛弃了。现在承认的是，在既不缺牛也不缺猪的国营农业企业中，工人们为了使自己的生活得到保障而不得不建立自己的小经济。同样显著的一件事是，官僚洋洋得意地宣称，哈尔科夫有九万六千名工人有自己的菜园——其他城市也都被要求同哈尔科夫竞争。在“自己的乳牛”和“自己的菜园”这些字眼里，包含着多么可怕的人力浪费！官僚加在工人身上的，特别是加在工人的妻子儿女身上的，又是怎样一种中世纪式的掏粪挖土的重担！
至于基本群众，当然既没有乳牛也没有菜园，大部分甚至没有自己的住宅。非熟练工人的工资，每年是一千二百到一千五百卢布，甚至还要少些——这种情况在苏维埃的物价下就意味着一种贫困。作为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最可靠的标志的生活条件是极其恶劣的，常常是无法忍受的。绝大多数工人挤在公共宿舍里，其设备和维修比营房还要差得多。在有必要为工业部门遭到的失败、工人装病怠工和出产次品等现象辩解的时候，管理机关本身也会通过新闻记者的笔描绘出这样的生活状况来：“工人们睡在地板上，因为床上的臭虫咬得他们睡不着。椅子坏了；没有喝水用的杯子，等等。”“两家人住在一间房子里。房顶是漏的。下雨的时候，他们就把屋内的雨水一桶一桶地倒出去。”“厕所脏得熏死人。”这种描述同全国各地都有联系，而且想写多少就可以写多少。由于这种不堪忍受的条件，例如石油工业的领导人就写道，“劳动力的流动性已经达到最高点。……由于没有工人，很多油井完全废弃了。”在条件特别不利的某些地区，只有在其他地方由于各种各样的违反纪律行为而被开除或解雇的人，才愿意来干活。因此，在无产阶级的底层，正在形成一个被遗弃的苏维埃贫民层，他们没有权利，可是像石油生产这样重要的工业部门还不能不使用他们。
由于这种悬殊的工资差别，再加上专横的特权，官僚便在无产阶级当中制造了尖锐的矛盾。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材料有时就呈现出一幅小规模内战的图景。例如工会的机关报就写道，“损坏和破坏机器是反对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斗争所喜欢使用的（！）办法。”接着又说，“阶级斗争在每一个步骤当中都可以感觉得到。”在这个“阶级”斗争中，工人站在一边，工会站在另一边。斯大林曾经公开建议，向那些反抗的人“直接开火”。中央委员会的其他委员也不止一次地进行威胁，要把“蛮横的敌人”从地球上清除干净。斯达汉诺夫运动的经验特别清楚地表明，当局和无产阶级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裂痕，官僚在运用“分而治之”这个的确并不是他们发明的格言时非常坚决。不仅如此，为了安慰工人，这种强制性的计件劳动被称作“社会主义竞赛”。这个名称听起来就像一种嘲弄！
竞赛是我们的生理遗传中所固有的东西，如果清除了其中的贪婪、嫉妒和特权成分，那末，毫无疑问，在共产主义下也仍然会是最重要的促进文化的动力。但是在目前的准备时期，要使社会主义社会能够而且一定会真正建成，那就不是用苏维埃政府所采用的那种令人感到羞辱的落后的资本主义办法，而是用更值得解放了的人所使用的办法——最重要的是不用官僚的那根鞭子。因为这根鞭子是从旧世界传下来的最令人厌恶的遣产。必须把它粉碎并在营火中烧掉，才能毫无愧色地谈社会主义。
如果说工业企业“原则上”是社会主义企业，那末，集体农庄还不能这样说。集体农庄所依靠的不是国家，而是集体财产。同分散的个体经济比较起来，这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是集体企业是不是会导致社会主义，那还要看一系列的条件，其中有一部分条件是在集体农庄的范围以内，有一部分是在苏维埃制度的一般条件以内，还有一部分——并且是同样大的一部分——则在世界舞台上。
农民和国家之间的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目前还很不稳定的农业组织，只不过是两个斗争中的阵营在彼此之间进行了可怕的内战以后的一种暂时的妥协。的确，百分之九十的农庄已经集体化，百分之九十四的农产品是从集体农庄来的。即使考虑到有一定百分比的集体农庄是一种假象，在它们那里基本上是个体农民，但还是必须承认，战胜个体经济的工作看来至少已经完成了十分之九。然而，农村地区的各种力量和倾向之间的真正斗争，远远不是局限于个体农民和集体农民之间的针锋相对的对立这样一个范围。
为了安抚农民，国家认为自己不能不向农村的私有的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作很大的让步，首先是把“永久”使用土地权正式转交给集体农庄——这就是在实质上废除了土地的社会化。这是一种法律上的假象吗？从力量对比来看，这种假象有可能成为现实，并且在最近的将来会使全国范围的计划经济遭到巨大的困难。然而，更加重要的是，国家被迫恢复了个体农民经济，农民有了自己的小块田地，还有了自己的牛、猪、羊、家禽等等。由于这种违反社会化和限制集体化的做法，农民们才温顺地——虽然还没有多大热情——同意了在集体农庄中干活，而这样一方面可以使他们有机会完成对国家的交售义务，同时也可以使他们自己得到一些东西。这种新的关系还没有形成成熟的形式，因此即使苏联的统计学家比较诚实，也很难用数字来衡量这种关系。然而，从许多事情看来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从农民个人的角度来看，自己的小块田地并不比集体农庄不重要。这一点意味着，个人主义倾向和集体倾向之间的斗争还在整个农村居民中进行，同时斗争的结果还没有决定。那末农民们究竟倾向于哪一条道路呢？他们自己还不太清楚。
一九三五年底农业人民委员说，“到目前为止，在完成国家的粮食供应计划方面，我们遭到了富农分子的猖狂反抗。”换句话说，这一番话意味若，大多数集体化农民“到最近”（今天的情况又怎样呢?）还认为把粮食交给国家是一件对自己不利的事，他们倾向于搞私营商业。这种情况也可以从另一方面得到证明，即国家制订了严厉的法律来保护集体财产，防止集体化农民自己进行掠夺。很有启发的是，集体农庄向国家保险的财产是二百亿卢布，而集体化农民所保险的私有财产是二百一十亿卢布。如果这种对比不一定意味着分散的农民此集体农庄富足，那末无论如何说明了这一点，即农民在私有财产保险方面比在公共财产保险方面要慎重得一多。
从我们的观点看来，同样说明问题的是畜牧业的发展情况。马的数目一直到一九三五年以前是在不断地减少，只是由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去年才略有增加；而牛的数目到去年已经增加到四百万头。在一九三五年这个条件有利的年头，养马计划只完成了百分之九十四，而养牛则大大超过了计划。这些材料的意义从这样一个事实当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即马只能是集体财产，而牛则已经是大多数集体化农民可以私有的牲畜。这里只需要补充这样一点，即在草原地区，集体化农民作为一种例外的情况可以拥有一匹马，因此这些地区的马比集体农庄的马增加得快，而集体农庄的马又比苏维埃农场的马增加得快些。这些情况并不是说，私有小经济比大规模社会化经济优越，而是说明从私有小经济过渡到大规模社会化经济，从野蛮主义过渡到文明，其中隐藏着许多困难，而这些困难都是不能仅仅用行政压力来克服的。
“法权永不能超过社会经济制度以及由此经济制度所决定的社会文化发展程度。”出租土地虽然是法律所禁止的，实际上却很广泛地流行着，不仅如此，还以最致命的分成制形式流行着。这个集体农庄的土地租给那个集体农庄，有时租给一个外面的人，最后，有时甚至租给本农庄比较有个人事业心的庄员。说来难以相信，苏维埃农场——即“社会主义”企业——居然也出租土地。另外，尤其说明问题的是，干这种事的竟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苏维埃农场！在这个维护法律的高级机关的保护下，苏维埃农场的经理向农民提出的租地条件，几乎完全是从旧地主与临时工订的契约中抄下来的。我们从这些方面看到了官僚剥削农民的情况，这种官僚已经不再具有国家代理人的性质，而具有半合法地主的性质了。
尽管一点也没有扩大这种丑恶现象的范围——这种现象当然无法统计——我们还是不能不看到这种现象所具有的巨大的带有征兆性的意义。这种现象明白无误地证明了，在这个包括绝大多数人口的还极端落后的经济部门，资产阶级倾向多么强烈。与此同时，尽管财产关系具有新的结构，市场关系还是不可避免地加强着个人主义倾向，加深着农村的社会分化。
平均计算，每个集体农庄的收入大约四千卢布。但是，关于农民的“平均”数字甚至比关于工人的“平均”数字还要具有欺骗性。例如在克里姆林宫，有人汇报说，集体化渔民在一九三五年的收入比一九三四年增加了一倍，即每人得到一千九百一十九卢布，后面这个数字得到了掌声，这一点说明这个数字大大超过集体化基本群众的收入。另一方面，有些集体农庄的每户收入高达三万卢布，这还没有把个人经济的货币和实物收入计算在内，也没有把整个企业的实物收入计算在内。总的说来，这些大集体农庄的每个庄员的收入等于“平均”的工人工资和低等集体化农民收入的十倍到十五倍。
收入的等级只是部分地决定于劳动的熟练程度和勤奋程度。集体农庄和农民个人的土地，由于气候、土壤和作物类别的不同以及距城市和工业中心的远近不同，而必然处于非常不平等的状态。城乡的对立不仅没有在五年计划期间减轻，反而由于城市和新工业区的迅速发展而大大尖锐化。苏维埃社会的这种带有根本性的社会对立，主要是因为级差地租，不可避免地会在集体农庄之间以及集体农庄内部派生出矛盾。
官僚的漫无限制的权力，也是促使社会分化的一个同样有力的工具。他们掌握着工资、物价、招税、预算以及信贷这样一些杠杆。中亚地带有一系列种植棉花的集体农庄，收入很不平衡，这主要是由于政府规定的价格不同，而不是由于集体农庄庄员的工作好坏。某个居民阶层剥削另一个居民阶层的现象并没有消失，而是被掩盖起来了。几万个“富裕”集体农庄庄员的幸福是牺牲其他集体农庄庄员和产业工人的利益而得到的。使所有的集体农庄庄员都达到富裕的水平，是一个比牺牲多数人而使少数人拥有特权要困难得多和费时得多的任务。一九二七年左翼反对派曾宣称，“富农的收入已经增加得比工人的收入多到无法衡量的地步”，这个说法到现在还是正确的，只不过是换了一种形式。上层集体农庄庄员的收入已经增加得比基本工农群众的收入多到无法估计的程度。目前物质生活水平的差别也许比消灭富农以前还要悬殊。
集体农庄内部的分化，一部分表现在个人的消费上；一部分表现在同集体农庄毗连的个人企业上，这是因为集体农庄本身的基本财产已经社会化。集体农庄之间的分化已经产生了更为深刻的后果，因为富有的集体农庄有机会使用更多的肥料和更多的机器，因而可以更快地富足起来。取得成就的集体农庄往往雇用穷苦集体农庄的劳动力，而当局对此闭眼不问。把价值不等的土地分配给集体农庄，这就大大地促进了集体农庄之间的进一步分化，并因此形成一种资产阶级集体农庄，或者叫做“百万富翁集体农庄”，甚至现在它们还被人这样称呼。
在农民发生社会分化的过程中，国家政权当然可以作为调整者进行干预。但是朝哪个方向做呢？干预到什么限度为止呢？进攻富农集体农庄和集体农庄庄员，这就会同农民当中比较“进步的”阶层发生新的冲突，而这种阶层的农民只是经历了一段痛苦的停顿以后，现在才开始感到迫不及待地需要一种“幸福的生活”。不仅如此——而这一点还是主要的——国家政权本身变得越来越不能进行社会主义监督了。在农业当中也像在工业当中一样，国家政权设法寻找强有力的、顺利的“田间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支持和友谊，寻找百万富翁集体农庄的支持和友谊。国家政权最初所关心的是生产力的发展，到最后就只关心自己了。正是在消费与生产非常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农业中，集体化已经为官僚的寄生主义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并为这种寄生主义同集体农庄的上层集团相互帮助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机会。集体农庄的庄员在克里姆林宫的庄严会议上献给领导人的祝贺性“礼品”，只不过是他们向地方政权代表经常纳贡的象征性表现。
由此可见，低生产水平同社会主义的甚至合作社（集体农庄） 的所有制形式不断地发生冲突的情况，在农业中比在工业中还要严重得多。归根到底，官僚正是从这种矛盾中产生的，而他们反过来又加深了这种矛盾。
在苏联的政治书籍中，常常可以看到指责“官僚主义”的话，说它是一种坏的思想习惯或者是一种坏的工作方法（这种指责常常是自上而下的，这正是上层集团的一种自卫的方法。）。但是无论在什么地方都看不到官僚作为一个统治阶层的调查材料——它的人数和结构，它的人员，它的特权和欲望，以及它在国民收入中所吞噬的部分。虽然如此，它是存在的。它非常谨慎地隐蔽自己的社会面貌，这一点证明它有一种统治“阶级”的特殊感，而对于自己有权进行统治却还远远没有自信心。
用准确的数字来说明苏维埃的官僚是绝对不可能的，理由有二。首先，在一个政府几乎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很难说什么样的机关才不是行政机关。其次，在这个问题上，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苏维埃的统计学家、经济学家以及政论家都抱着完全沉默的态度。他们的这种做法也得到他们的“友人”的仿效。我们顺便提一句，在韦伯夫妇辛勤编写的那一千二百页的书中，从没有把苏维埃官僚作为一个社会范畴来提。这并不奇怪，因为从实质上说，他们 就是在官僚的命令下写的！
按照官方数字，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一日的中央国家机关领导人员约为五万五千人。但是，这个数字（最近几年又有了很大的增长）既没有包括陆军部、海军部和国家政治保卫局，也没有包括合作社和像国防航空化学协进会（Ossoaviokhim）[1]这样的一系列所谓社会团体。此外，每个共和国还有自己的政府机关。
同国家机关、工会、合作社以及其他机关（有一部分是互相交错的）平行的，还有强有力的党机关。如果我们说苏联和各个共和国的上层领导集团有四十万人，那很难说是夸大。目前这个数字很可能已经增加到五十万。这还没有包括一般干部，而只包括“达官贵人”、“领导人”——姑且这么说——即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统治阶层，虽然说实在的，它本身又为很重要的界限分成若干等级。
这个拥有五十万人的上层，由一个巨大的行政金字塔支持着，而这个金字塔的基础是宽阔的和多方面的。各省各县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以及与此平行的党机关、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地方运输机关、陆军和海军的司令部以及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直属机构，总共大约有两百万人左右。同时我们还不能忘记六十万个城乡苏维埃的主席。
工业企业的直接管理权在一九三三年（没有更新的材料）是掌握在一万七千名经理和副经理的手中。车间、工厂和矿山的全部行政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甚至包括较低的职位如工长，大约有二十五万人（虽然共中有五万四千名专家，严格地说来并没有担负行政管理的职能）。此外，我们还必须加上工厂中的党机关和工会机关。正像我们所知道的，在工厂里，行政管理就是以这种“三角”的形式进行的。有五十万人管理着全国性的工业企业，从目前的情况看来，这个数字并没有夸大。另外我们还必须加上各个共和国和地方苏维埃的企业中的管理人员。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官方的统计数字表明，一九三三年整个苏维埃经济有八十六万以上的行政人员和专家——工业中有四十八万以上，运输业中有十万以上，农业中是九万三千人，商业中是两万五千人。这个数字固然包括了没有行政权力的专家，但并没有包括集体农庄和合作社。这些材料在最近两年半当中也大大地落后于实际情况了。
就二十五万个集体农庄来说，如果只计算主席和党的组织者，那就有五十万行政管理人员。实际数字要大得多。如果加上苏维埃农场和机器拖拉机站，社会化农业的领导者总数，远远超过一百万。
一九三五年，国家有十一万三千个商业部门，有二十万个合作社。这两类机构的领导人，从本质上说并不是商业雇员，而是国家干部，并且还是垄断者。连苏维埃报刊也不时地抱怨，“合作社的管理人员已经不把合作社社员看成自己的选民了”——好像合作社机构在性质上可以同工会、苏维埃和党本身截然分开！这整个阶层都不直接参加生产劳动，而只是管理、下令、指挥、宽恕和惩罚，撇开教师和学生不算，这个阶层总在五六百万人之间。这个总数就像构成这个数字的各个项目一样，根本谈不上准确，但很够我们进行初步的研究。事实足以使我们确信，领导的“总路线”并不是一种抽象的精神。
在这个统治结构的各个阶层中，从下到上，共产党员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到九十。在全部官僚当中，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大约有一百五十万到两百万人——由于接连不断的清洗，目前这个数字只有少了一些，而不会增加。这就是国家政权的支柱。这些共产党行政管理人员也正是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支柱。以前的布尔什维克党，现在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成了官僚的政治组织。剩下的党员和共青团员只是构成这种“积极分子” 的泉源——即补充官僚队伍的后备军。非党的“积极分子”也是为同一目的服务。从假定的意义上说，我们可以认为，工人贵族和集体化农民贵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非党“积极分子”、得到信任的人以及他们的近亲远亲，差不多等于我们估计的官僚数字，即大约也在五六百万人之间。如果再加上他们的家属，那这两个相互交错的阶层大约有两千万到两千五百万人。我们对家庭成员的估计相对地来说比较低些，因为往往丈夫和妻子，有时甚至儿子和女儿都在机关里占着一个位置。此外，统治集团的妻子在限制家庭人口方面要比劳动妇女，特别是比农村妇女容易得多。目前的反堕胎运动是官僚发起的，但并不适用于他们自己。人口的百分之十二，也许有百分之十五——这就是专制的统治集团的真正社会基础。
只要还是只有很少数人能够得到单独的住宅、足够的食品和整洁的衣服，那末，几百万大小官僚就会首先设法利用权力来保障自己的福利。这样就会使这个阶层具有浓厚的自私自利心理，使它的内部有一种牢固的团结一致精神，使它害怕群众的不满情绪，使它顽固地坚持压制一切批评，最后还使它向“领袖”进行虚伪的宗教式的膜拜——这是因为这位“领袖”正是这些新贵族的权力和特权的体现者和维护者。
官僚本身在协调一致方面比无产阶级或农民还要差。农村苏维埃的主席和克里姆林宫的达官贵人之间有很大的距离。各种范畴的低级干部基本上过着一种很原始的生活——比西方熟练工人的生活水平还要低。但是什么事情都是相对的，他们周围的居民的生活水平还要低得多。集体农庄主席的命运，党的组织者的命运，合作社下级管理人员的命运，就像最高级上司的命运一样，一点也不决定于所谓“选民”。为了平息某种不满情绪，这些干部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被自己的直接上司搞下去。但是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有时也可以高升一步。这些人至少在遇到第一次严重的波折以前，是由于共同的安全保障而同克里姆林宫结合在一起的。
统治阶层在生活条件方面包括各种各样的等级，从边远地区的小资产阶级生活一直到大都会的大资产阶级生活。同这些物质条件相适应的，也有各自的习惯、兴趣和思想范围。目前苏维埃工会的领导人在心理形态方面与西特令、石乌和格林之流并没有多大的不同。虽然言词有所不同，但是同样的以傲慢的恩人态度对待群众，同样的以没有良心的狡猾手段施展二流的阴谋诡计，同样的保守，同样的眼界狭小，同样的只关心自己的平静生活，最后，同样的崇拜最浅薄的资产阶级文化形式。苏维埃的大多数将校军官跟世界其他地方的将校军官也没有什么不同，而且不顾一切地竭力模仿后者。苏维埃外交家从西方外交家那里学到的不仅是燕尾服，而且还有他们的思想方式。苏维埃新闻记者在愚弄读者方面也不亚于他们的外国同行，虽然用的是一种特殊的方式。
如果说估计官僚的人数是一件困难的事，那末，要确切地说出他们的收入更是一件困难的事。早在一九二七年左翼反对派就会抗议，“庞大的享有特权的行政机关正在吞掉很大一部分剩余价值”。根据反对派纲领中的估计，单单贸易机关就“吞掉一大部分国民收入——占全部生产的十分之一以上”。由于这种估计，当局便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使别人无法再做这种估计。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经常性开支不仅没有削减，反而增加了。
其他方面的情况并不比贸易方面好些。正如拉柯夫斯基一九三〇年所写到的，正是由于党的官僚和工会的官僚之间偶然发生的一次争吵，居民才从报刊上发现，在工会的高达四亿卢布的预算中，就有八千万卢布是用来养活工作人员的。我们要指出，这里还只不过是一个合法预算的问题。除此以外，工会官僚还从工业部门的官僚方面得到大量表示友谊的礼品，例如现金、住宅、交通工具，等等。拉柯夫斯基问道，“究竟有多少钱是用来维持党、合作社、集体农庄、苏维埃农场、工业机关和行政机关以及它们的分支机构呢？”他的回答是，“我们连假设的材料都没有。”
摆脱监督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是滥用职权，其中包括金钱方面的不法行为。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九日，政府又一次被迫提出了合作社的工作情形不好的问题，在莫洛托夫和斯大林的签字下，政府确定了这样的事实：“在许多农村消费合作社中，存在着大量掠夺、浪费和损失现象。”在一九三六年一月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财政人民委员抱怨说，地方执行委员会容许随便滥用国家的资金。如果这位委员对于中央机关的情况保持沉默的话，那只不过是因为他本人就属于那个范围。
要估计官僚在国民收入方面占用了多大的比例是不可能的。这不仅是因为官僚连自己的合法收入也谨慎地隐蔽起来。也不仅是因为他们可以利用不法行为的最后界限，常常还可以越过这种界限来广泛地使用事先预计不到的收入。而主要是因为在社会福利、市政公用事业、舒适、文化、艺术等方面的整个进步，如果不是全部的话，至少主要还是为这个特权上层服务。
关于官僚的消费情况，我们只要作一些必要的修改，就可以把说过资产阶级的话重说一遍。没有理由夸大官僚对于个人消费品的欲望，这样做也没有意义。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官僚几乎独占了文明的新老成果，那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从名义上说，这些好东西当然是属于全体居民的，至少是属于城市居民的。但是实际上，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居民才可以得到这种东西。官僚的情况恰好相反，他们通常想什么时候使用就什么时候使用，想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就好像是他们个人的财产一样。如果不仅计算薪水和各种各样的实物收入以及各种型式的半合法补充收入，而且还加上官僚和苏维埃贵族在影剧院、休养所、医院、疗养院、避暑地、博物馆、俱乐部以及体育场等地方所享受的待遇，那也许有必要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百分之十五或百分之二十的居民所享受的财富，并不比其余的百分之八十到八十五的居民所享受的少多少。
那些“友人们”也许要反驳我们的数字吧？希望他们提出更准确的数字。希望他们能够劝说官僚把苏维埃社会的收支账目公布出来。只要他们还没有这样做，我们就坚持我们的意见。我们毫不怀疑，苏联在物品分配方面要比沙俄时代民主得无可比拟，甚至比西方最民主的国家也民主得无可比拟。但是，这同社会主义仍然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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