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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俄国的资产阶级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落后的俄国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完成消灭君主政体和农民遭受的半封建奴隶制等民主任务。然而，在农民群众带头之下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不能在完成这些民主任务之后就停止前进。资产阶级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初几个阶段是直接地密切地连接在一起的。这个事实并不是偶然的。最近几十年的历史非常清楚地表明，在资本主义衰退的条件下，落后国家是不能达到资本主义的一些老中心所已经达到的那种水平的。具有高度文明的国家，由于自己已经进入死胡同，便挡住了那些正在逐步文明化的国家前进的道路。俄国选择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并不是因为它的经济已经首先成熟到可以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程度，而是因为它不能再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向前发展了。生产资料社会化已经成为使国家摆脱野蛮状态的一个必要条件。这就是落后国家的联合发展法则。以前的沙皇帝国，尽管作为“资本主义链条最薄弱的环节”（列宁语）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但是甚至到现在，即在革命以后十九年，也还是面对着“赶上并超过”——因此首先是赶上——欧洲和美国的任务。这也就是说，它必须解决先进国家的资本主义早已解决了的那些技术和生产率的问题。
难道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吗？旧统治阶级被推翻以后，从野蛮转变为有文化的任务并没有完成，而只不过是彻底地摆出来。同时，由于革命把生产资料集中在国家手中，国家才得以运用新的和远为有效得多的工业方法。只是由于一种计划性的领导，国家才得以在一段相当短的时期内把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所破坏的东西恢复起来，并创建巨大的新企业，增加新的产品品种和建立新的工业部门。
布尔什维克党曾经指望得到国际革命的迅速援助，由于这种革命发展得特别缓慢，使苏联遭到了莫大的困难，但也因而显示了苏联内在的力量和资源。然而，要想正确地估价所取得的结果——它的光辉成就以及不足之处——只能用一种国际的尺度来衡量。本书将从历史的和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明这种进程，而不是堆积大量统计图表。虽然如此，为了便于进一步讨论，还是有必要以某些重要的数字作为出发点。
在几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于停滞和衰退状态的情况下，苏联工业化的巨大规模无可辩驳地表现在下列总指数上。德国的工业生产，只是由于疯狂的备战，目前才正在恢复到一九二九年的水平。英国由于奉行贸易保护主义，最近六年来的生产才提高了百分之三或百分之四。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约百分之二十五；法国下降了百分之三十以上。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占首位的是日本，它狂热地武装自己，掠夺邻国。日本的生产差不多提高了百分之四十！但是连这样例外的指数，在苏联的发展动力面前也显得黯然失色。苏联的生产在同一时期增长了约两倍半，也就是百分之二百五十。重工业生产在过去十年（一九二五到一九三五年）中增长了九倍以上。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一九二八到一九二九年），基本建设投资达五十四亿卢布；一九三六年，指标是三百二十亿卢布。
如果卢布作为衡量的单位还不稳定，那末我们就撇开用货币估计的办法，而用另外一种绝无问题的单位。一九一三年十二月，顿河流域生产了二百二十七万五千吨煤；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生产了七百一十二万五千吨。在过去三年当中，煤的产量增加了一倍。钢和轧钢的产量差不多增加了一倍半。石油、煤和铁的产量比战前数字增加了两倍到两倍半。一九二〇年第一个电气化计划制定以后，全国有十个区电力站，电力总产量是二十五万三千瓩。到一九三五年，这种电力站已达九十五个，总电量是四百三十四万五千瓩。一九二五年，苏联在电力生产方面居第十一位；到一九三五年，已仅次于德国和美国。在煤的生产方面，苏联已从第十位升为第四位。钢从第六位升为第三位。在拖拉机的生产方面，居世界第一位。糖的生产情况也是这样。
工业的巨大成就，农业的大有希望的开端，旧工业城市的急剧发展和新工业城市的兴建，工人人数的迅速增长，文化水平和文化需要的提高——所有这些都是十月革命的无庸置疑的成果，而旧世界的预言家们曾指望十月革命成为人类文明的坟墓。我们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已经再没有什么可以争吵的了。社会主义已经表明，它有权取得胜利，不是在《资本论》的书页上，而是在包括地球表面六分之一的工业舞台上——不是在辩证法的语言中，而是在钢、水泥和电力的语言中。即使苏联由于内部的困难、外部的打击及其领导的错误而崩溃——我们断然希望不要发生这种情况——这个不可摧毁的事实，即一个落后国家只是由于进行了无产阶级革命就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也仍然还是未来的实际景象。
这一点也结束了我们同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者的争吵。我们能把改良主义者的老鼠般的大惊小怪同被革命引导到新生活中的人民所完成的巨大工作相提并论吗？如果一九一八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运用工人们所交给他们的政权来进行一次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去拯救资本主义，那末，很容易看到，一个包括中东欧和相当一部分亚洲的社会主义集团，在俄国经验的基础上，今天将会拥有怎样不可征服的经济力量。世界各国人民将不得不用新的战争和革命来偿付改良主义的历史罪行。
苏联工业的富有生气的系数是空前的。但是这些系数还远不是决定性的。苏联正在从一个低得可怕的水平上逐步提高，而资本主义国家却在从非常高的水平上滑下来。决定当前力量对比的，并不是增长率，而是两个阵营表现在物质积累、技术、文化、特别是劳动生产率方面的整个力量的对比。当我们从这种统计观点来考察这个问题的时候，情况马上发生了变化，而且对苏联极其不 利。
列宁所表述的问题——谁战胜谁？——是一个以苏联和世界革命无产阶级为一方同以国际资本和苏联内部敌对力量为另一方之间的力量对比的问题。苏联在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就，使它得以加强自己，前进，武装自己，必要时则可以撤退和等待——一句话，能够坚持下去。但是，从本质上看，谁战胜谁这个问题——不仅是作为一个军事问题，而且还要作为一个经济问题——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面对着苏联的。军事干涉是一种危险。随着资本主义大军而来的廉价货物的干预，将是一种更要大得多的危险。无产阶级在一个西方国家取得胜利，当然会立即从根本上改变力量的对比。但是，只要苏联还是处于孤立状态，或者更坏些，只要欧洲无产阶 级还遭受着挫折，还继续退缩，那末，苏联结构的实力归根到底还是要以劳动生产率来衡量。而在市场经济之下，劳动生产率表现在生产成本和价格上。国内价格和世界市场价格之间的差别，就是衡量这种力量对比的主要手段之一。然而，苏联统计学家甚至连接近这个问题都遭到禁止。原因是，尽管资本主义处于停滞和腐朽的条件下，但是在技术、组织以及劳动熟练程度方面，它还是远远走在前面的。
苏联农业的传统的落后情况，是人所共知的。农业没有一个部门取得的进展能够有一点点同工业上的进展相比。例如，一九三五年底莫洛托夫就曾抱怨说，“在糖萝卜收获量方面，我们还落在资本主义国家后面。一九三四年，我们每公顷[1]的收获量是八十二英担[2]；一九三五年，乌克兰特大丰收，收获量是一百三十一英担。而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国的收获量是二百五十英担，法国每公顷的收获量在三百英担以上。”莫洛托夫的抱怨可以扩大到农业的每个部门——谷物以及纺织原料，特别是畜牧业。农作物的适当轮种，选种，施肥，拖拉机，康拜因，良种畜牧场——所有这些在社会化的农业中都在准备一次真正巨大的革命。但是，恰恰是在这个最保守的领域，革命需要时间。同时，虽然已经集体化，问题却依然是如何达到资本主义西方那种较高的水平——尽管西方还受到小农制的限制。
工业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斗争是从两方面进行的，一方面是采用先进技术，另一方面是更好地利用劳动力。最现代化的大工厂之所以能够在短短几年中建立起来，一方面是由于西方有高度水平的资本主义技术，另一方面是由于国内实行着执行计划经济的制度。在工业这个领域，外国的成就正在起着同化作用。苏联的工业也像红军的装备一样，是以一种勉强的速度发展的，这个事实拥有巨大的潜在的好处。苏联的工业同英国和法国不一样，它并没有不得不使用旧式的工具慢慢地发展。苏联的军队也没有注定使用老式的装备。但是，就是这种狂热的发展，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工业的不同部门之间没有联系；人落后于技术；领导不胜任自己的任务。所有这些表现为，生产成本极高，而产品质量低劣。
石油工业的领导写道，“我们的工厂拥有同美国工厂一样的装备。但是，钻孔的组织工作是落后的；工人不够熟练。”据他说，数不清的损失是由于“疏忽大意，不熟练，没有技术监督。”莫洛托夫抱怨说，“我们在建筑工业的组织工作方面是极其落后的……绝大部分都是以旧式的可恶的方法使用工具和机械。”诸如此类的表白在苏联报刊上俯拾皆是。新技术仍然远远不能取得其资本主义祖国所取得的成就。
重工业所取得的大规模成就是一个巨大的胜利。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工业才能建立起来。但是，现代工业的衡量标准是生产精密机械，而这一点既需要技术，也需要一般文化。在这个领域，苏联还落后很多。
毫无疑问，军事工业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已经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就。陆军和海军是最有势力的服务对象，也是最难侍候的主顾。可是国防部的领导人——其中包括伏罗希洛夫——在一系列的公开演说中却喋喋不休地抱怨：“你们为我们红军制造的产品的质量，我们并不总是完全满意的。”这些慎重的字眼所暗含的不安情绪，是不难感觉到的。
重工业的领导在一个官方报告中说，机器制造业的产品“必须质量优良，不幸，情况并不是这样”。他还说，“我们的机器是昂责的。”像往常一样，这位报告人没有同世界生产比较，提出确切的比较材料。
拖拉机是苏联工业的骄傲。但是拖拉机的有效使用率是很低的。在上一个工业年度里，有百分之八十一的拖拉机需要大修理。不仅如此，其中相当大一部分在耕作季节最紧张的时候都出了毛病。根据某些计算，只有每公顷收获二十到二十二英担谷物，机器拖拉机站才够开支。而目前，平均收获量还不到上述数字的一半，国家只好付出几十亿来弥补亏空。
汽车运输方面的情况还要糟。在美国，一辆载货汽车一年要行车六万到八万公里，有时甚至十万公里；在苏联，只有两万公里——也就是只等于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每一百部机器当中，只有五十五部在使用；其余都在修理或者在等候修理。修理费用比所有新生产的机器的成本多一倍。难怪国家会计部门报告说，“汽车运输只不过是生产成本的一个沉重的负担。”
根据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说法，随着铁路运载能力的增加而来的是“数不清的损坏和损耗”。根本原因还是一样：从过去继承下来的劳动技术水平太低。保持转辙机变换无误的斗争正在变成一种英勇的业绩，获奖的女转辙手在克里姆林宫把这种业绩报告给最高的权力集团。水上运输最近几年虽然有了进展，但是仍然远远落后于铁路所取得的进展。报纸上每隔一个时期总是出现关于交通方面的信息，什么“可恶的船运情况”，“船只修理质量极低”，等等。
轻工业的情况比重工业甚至还要坏些。苏联的工业可以表述为这样一条独特的法则：越是接近群众消费的商品，通常总是越糟。在纺织工业中，根据《真理报》的说法，“次品所占的比重之大是可耻的，选择的余地很少，低级的东西占主要地位。”报刊上每隔一个时期就出现一些抱怨的词句，嫌广泛消费的日用品的质量低劣，例如：“铁器笨拙”；“家具难看，随便拼凑，马虎了事”；“找不到中意的扣子”；“社会的食品供应制度根本不能令人满意”。诸如此类的话，不胜枚举。
只用数量指数来说明工业的进步，而不考虑质量如何，差不多就像只用高度来描述一个人的身体，而不管其胸围如何。不仅如此，要想正确地判断苏联工业的动力，除了质量上需要检查以外，还必须牢记这一事实：某些部门的迅速发展是用另外一些部门的落后换来的。为了建立巨大的汽车厂而付出的代价是，公路缺少和保养很差。“我们的道路太糟了。在我们最重要的公路上——从莫斯科到雅罗斯拉夫里[3]——汽车一个小时只能行驶十公里（六哩）。”（《消息报》）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主席说得很明白，国家还停留在“原始的没有道路的传统状态”。
城市经济也处于类似的状态。新工业城市在很短的时间内兴建起来；与此同时，几十个旧城市却在逐步失去其极盛时期。首府和工业中心正在成长和整顿修饰；豪华的剧院和俱乐部正在全国各个部分迅速地建立起来；但是缺乏住宅的情况达到了不能忍受的程度。住房通常还是没人关心。“我们建造的房子质量很差，花费却很大。我们的房子使用得破烂不堪，却不加以修缮。我们很少修理，或者修理得很差。”（《消息报》）
苏联的整个经济就是由这种不平衡状态组成的。在一定的限度以内，这种不平衡状态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苏联经济过去和现在都有必要从最重要的部门开始发展。可是某些部门的落后大大地减少了其他部门的效能。一种理想的计划管理，所要保证的不是个别部门达到最大限度的速度，而是整个经济最适当地发生效能；从这个立场出发，统计出来的增长率在初期是比较低的，但是整个经济，特别是消费者，将会得到好处。归根结蒂，总的工业动力也会得到好处。
在官方统计数字中，汽车的生产和修理都算在工业生产总数中。从经济效率这个立脚点出发，这一部分应当减去，而不是加进去。这一点适用于工业的许多其他部门。由于上述原因，用卢布计算的全部估价只有相对的价值。一个卢布究竟是什么，这一点不能肯定。藏在一个卢布背后的是什么——是一架机器的制造，还是一架机器的过早损坏——这一点也并不总是肯定的。如果根据“稳定的”卢布估价，大工业的总生产比战前水平增加了五倍，那末，石油、煤和铁以吨计算的实际产量增加了两倍到两倍半。这些指数之间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差别，根本原因在于苏联工业建立了一系列沙俄时代所没有的新部门，不过还有一个较次要的原因，那就是在处理统计数字时有其倾向性。大家知道，每个官僚机构都有一种粉饰事实的固有需要。
苏联的平均个人劳动生产率还是很低的。在最好的五金铸造厂，根据其厂长的说法，每个工人的钢铁产量等于美国铸造厂平均产量的三分之一。如果把两国的平均数字作一比较，也许会得出一个一比五的比例，或者还要糟些。在这种情况下，说鼓风炉在苏联比在资本主义国家使用得“更好”，并没有什么意义。技术的作用在于节省人力，另外没有别的作用。在木材和建筑业中，情况甚至比五金业还要差些。在美国的采石区，每个工人一年可采五千吨，在苏联只有五百吨，也就是只有十分之一的样子。这样显著的差别，不仅是由于缺少熟练工人，更重要的是由于工作组织得不完善。官僚竭尽全力推动工人，但还是不能适当地使用劳动力。农业的情况当然比工业更要差些。劳动生产率低，国民收入就低，结果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必然也低。
官僚们断言苏联的工业生产量在一九三六年将居欧洲第一位——就其本身来说，这种进步是巨大的！——他们这样说的时候，不仅没有考虑物品的质量和生产成本，而且没有考虑人口的多少。然而，一个国家总的发展水平，特别是群众的生活水平，只有从消费者分配的产品数量上——至少是大略的数字——才能明确地看出来。让我们算一下这种简单的数学。
铁路运输对于经济、文化和军事目的的重要性，用不着阐述。苏联的铁路有八万三千公里，而德国是五万八千公里，法国是六万三千公里，美国是四十一万七千公里。这种情况意味着，德国每一万人有八点九公里铁路，法国是十五点二公里，美国是三十三点一公里，而苏联是五公里。因此，根据铁路的指数来看，苏联在文明世界中还是居于最低的地位之一。商船在过去五年中增加了两倍，现在差不多同丹麦和西班牙的商船相等。除了这些事实以外，我们还必须看到，铺石公路的数字依然非常之低。苏联生产的汽车，每一千个居民只有零点六辆。英国大约八辆（一九三四年），法国大约四点五辆，美国是二十三辆（而一九二八年是三十六点五辆）。同时，除了在铁路、水路和汽车运输方面极其落后以外，苏联的马的相对数字（大约每十个或十一个公民有一匹马）也没有超过法国或美国；另一方面，这种牲畜的质量，苏联也远远落在法国和美国的后面。
重工业方面，虽然取得了最突出的成就，但其相对指数也还是不怎么好。一九三五年苏联的煤产量，每个人大约只有零点七吨；英国将近五吨；美国将近三吨（而一九一三年是五点四吨）；德国大约两吨。钢的产量：苏联每个人大约有六十七公斤〔一公斤差不多等于二又五分之一磅〕，美国大约二百五十公斤，等等。在生铁和轧铁方面，大致上也是同样的比例。一九三五年苏联每个人生产的电力是一百五十三瓩时，英国是四百四十三瓩时（一九三四年），法国是三百六十三瓩时，德国是四百七十二瓩时。
轻工业方面，按人口计算的指数，一般说来还要低些。一九三五年的毛织品产量，每个人还不到半米〔一米等于三十九点三七？〕，也就是还不到美国或英国的百分之十到十二点五。毛料只够拥有特权的苏联公民穿用。群众穿用的印花布，大约为每人生产了十六米，但是还忙于应付冬季服装的需要。苏联的鞋类生产，目前大约每人半双，德国是一双以上，法国是一双半，美国大约三双。所有这些都是撇开质量指数而言的，质量指数比较起来还要低些。我们可以姑且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拥有几双鞋的人，其百分比比苏联大得多。但是不幸，在赤脚者所占的百分比中，苏联仍然是最高的一个。
在食品生产方面，差不多也是同样的对比关系占优势，有一部分甚至还要坏些。尽管近年来俄国确实取得了进展，但是蜜饯、腊肠、奶酪——更不用说点心和糖果了——还是完全不够基本居民群众的需要。甚至在乳制品方面，情况也不妙。在法国和美国，差不多每五个人有一头牛，德国是每六个人一头牛，苏联是每八个人一头牛。但是从产奶量来说，苏联的两头牛必须大约当作一头半来计算。只有在谷类作物的生产方面，特别是黑麦，还有在马铃薯的生产方面，按人口计算，苏联才大大超过大多数欧洲国家和美国。但是，把黑麦面包和马铃薯当作主食——这是贫穷的典型象征。
纸张的消费量是文化方面的主要指数之一。一九三五年苏联生产的纸张，每个人不到四公斤，美国超过三十四公斤（而一九二八年是四十八公斤），德国是四十七公斤。美国每个居民每年消费十二支铅笔，苏联只消费四支，而这四支的质量还很糟，其效率赶不上一支好铅笔，顶多等于两支好铅笔。报纸经常埋怨，由于缺乏基本读物、纸张和铅笔，学校的工作陷于瘫痪状态。难怪要在十月革命十周年实现的扫盲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
从更为一般的考虑出发，也可以同样地说明问题。苏联每个人的国民收入比西方少得多。由于基本建设投资大约占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比任何其他国家要高得多——人民群众所消费的总数不能不比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低得多。
说实在的，苏联并没有有产阶级——这种阶级的奢侈生活是要用人民群众的消费量不足来平衡的。然而，这种改变的意义并不像初看来那样伟大。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弊病并不在于有产阶级的奢侈生活——尽管这一点本身也许是可恶的——而在于这一事实，即资产阶级为了保障其过奢侈生活的权利，保持了它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这样就使经济制度注定了陷于无政府和衰退的状态。在消费奢侈品方面，资产阶级当然拥有垄断权。但是在基本需要品方面，劳苦群众是占压倒多数的消费者。不仅如此，我们以后还会看到，虽然苏联没有原来意义上的有产阶级，但是它还是有一个特权很多、威风凛凛的居民阶层，这个阶层在消费领域侵吞了很大一部分。因此，如果苏联按人口计算的基本需要品产量低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那的确意味着，苏联群众的生活水平还低于资本主义水平。
造成这种情况的历史责任，当然在于俄国的暗淡而悲惨的过去——它的黑暗和贫穷的遗产。要想走上进步的道路，除了推翻资本主义，没有别的道路。为了使自己坚信这一点，只要看看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波兰就行了，这些国家一度是沙皇帝国最先进的部分，而现在在泥沼中几乎不能自拔了。苏维埃政权的不朽贡献在于，它同俄国千年的落后状态进行了紧张而成功的斗争。但是正确地估计已经取得的成就，是进一步前进的首要条件。
苏维埃政权正在经历一个准备阶段，它正在输入、模仿和吸取西方的技术和文化成就。生产和消费的相对系数证明，这个准备阶段还远远没有结束。甚至在未必会有的资本主义继续完全停滞的条件下，这个阶段也还是必须经历一整个历史时期。这是我们在进一步考察以前需要的第一个极其重要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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