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彼得格勒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传记·回忆·评论 -> 《1917：托洛茨基在纽约──一位革命前夜的激进者》（2016）

第二十六章彼得格勒

　　“一位俄国老年女作家有一天写信给我，‘俄国好比是一位爱上了她眼中大师气质男人的女人。就像一首老农谣的歌词所唱的那样，就在丈夫不再出于嫉妒打击她时，她询问丈夫是否已经不再爱她了。’”^[1]

　　——英国驻彼得格勒大使乔治·布坎南爵士，1917年4月10日

　　托洛茨基于5月17日（俄国直至1918年方停用的儒略历为5月4日）抵达彼得格勒——此时距离他离开纽约市已过了整整7周。新斯科舍拘禁一月使托洛茨基归国引领流亡者游行的机会化为泡影，但也使他为另一番激动人心的盛景而着迷。入狱争议帮助托洛茨基重建了俄国国内的名人地位，并将他的抵达提升到了万众瞩目的地步。一群朋友来到别洛奥斯特罗夫车站迎接他。及至大家抵达彼得格勒的芬兰车站，如此之多的祝福者们淹没了列车，以至于他们得把托洛茨基扛在肩上前往大街。
　　自从彼得大帝以降，彼得格勒就是俄罗斯帝国的首都。壮丽的宫殿，开阔的运河，恢弘的政府大楼……1917年初激动人心的剧变使它的面貌为之一变。沙皇制度灰飞烟灭，现在的城市充满了兴奋。列宁将这座俄国首都称为“世界上所有交战国（首都）里最自由的一个。”^[2]音乐会，会议和街头集会都与城市交通交融在一起。建筑物上挂着一条条横幅，数千名男男女女将暗红绶带别在冬大衣上，激进分子堵塞了街道，高擎红旗的士兵们一边唱着歌曲一边游行，堵住了一列列火车。
　　甚至在托洛茨基找到宾馆房间之前，朋友们就带着他参加一次次令人目眩、旋风般的集会和欢迎仪式。“人人事事就像激流上的木片那样沉沉浮浮，”他回忆当天情形说。^[3]朋友们带着托洛茨基穿越涅瓦河，来到本市最大的政治中心、之前的贵族女儿寄宿学校斯莫尔尼宫（Smolny Institute），这是托洛茨基抵达后的最初驻足地之一。这座漂亮花园环绕的地标建筑目前已成为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新家，在革命后的俄国，工人士兵代表们的古怪集合体在这里组成了一个独立且具竞争力的政府。
　　托洛茨基进入议事厅时，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正在开会。他们用掌声欢迎托洛茨基。委员会代表们中断议事，作了一些发言。一名布尔什维克紧接着正式提案邀请托洛茨基正式加入他们，成为委员会一员。不过这一姿态尽管友善，却造成了一个尴尬时刻。托洛茨基已经离开俄国十年有余，他在这里只是个陌生人，不代表任何政治团体。看一看委员会成员——各色各样的工人、激进分子和政客们混在一起——绝大多数是社会主义者，其中许多来自当地的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组织——托洛茨基并不认识其中的许多面孔。另外，一些老朋友他也多年未见了。
　　但是，代表们都熟知托洛茨基，至少知道他的声望——其中就包括，他喜欢与列宁、马尔托夫等头面人物之间进行旗帜鲜明的论争。有的代表甚至对他与莫里斯·希尔奎特在纽约市的战斗有所耳闻。代表们一时间茫然无措：现在他将支持谁？他又将攻击谁？没人知道托洛茨基对最近政治上的蜿蜒曲折有何观点，托洛茨基本人也难有时间将其一一剖明。比如说，就在当天托洛茨基进入议事厅时，委员会正在辩论临时政府的一项动议。目前主要由战争部长亚历山大·克伦斯基控制的临时政府提出，延揽一批苏维埃代表入阁任职。他们该不该接受？托洛茨基答询时说“不”，但他的意见简练精粹。
　　经过一番辩论后，代表们决定给托洛茨基席位——但只是无投票权的荣誉成员。现在，托洛茨基还得重新赢得众望。
　　娜塔丽娅和孩子们的俄罗斯第一夜在基辅酒店（Kiev Hostelry）度过，这里是彼得格勒为数不多还有空房的宾馆。“我们的生活就像在巴黎和布朗克斯时一样朴素，”娜塔丽娅回忆归国头几周生活时说。“每天都传来沉重或愉悦的政治新闻，这些新闻与‘寻找食物’的不变难题结伴而行。”^[4]两个孩子——谢尔盖和利奥瓦欢呼雀跃，他们最终看到了父母的家乡。孩子们与母亲一起漫游彼得格勒，这里人的说话方式最令他们着迷。这绝不仅仅是大家都说同一种语言——与多语种的纽约乃至巴黎都截然相反——而且因为它是俄语。路标、商店和广告牌上，映入眼中的都是俄语单词。谢尔盖和利奥瓦人生中第一次得以真正听懂身边人们的交谈。
　　抛开政治不谈，这对托洛茨基夫妇而言堪称返乡。他们在这里都有家人和儿子们从未见过的亲属，其中就包括托洛茨基的第一位（也是法律意义上的）妻子亚历珊德拉·索科洛夫斯卡娅。她以“布朗施泰因”之名行世，与两个女儿——尼娜和齐娜一起住在彼得格勒。尼娜和齐娜正是在她与托洛茨基一同流放西伯利亚之后、托洛茨基于1902年逃脱之前所生。现在，尼娜和齐娜已长成15岁和16岁的少女。
　　托洛茨基使两拨家人聚首。显然，这次重逢皆大欢喜。托洛茨基的儿子们很快就成了同父异母姐姐们的朋友。一家人开始一同生活。那个夏天托洛茨基沉浸于政治事务时，妻子儿女们组团到临近的芬兰湾海滩胜地特里尤基（今天的泽勒诺格尔斯克）度假。
　　同时，流亡海外多年之后，再次目睹祖国景象的托洛茨基为之震撼。俄国已在世界大战中损失惨重，倒退和贫穷一目了然，局外人甚至都很难想象其惨烈程度。俄国已经动员了1400万年轻人参军作战，比欧洲任何国家人数都多。其中有300万人阵亡，400万人受伤。战争引发的瘟疫、营养不良、军队交火和流离失所也杀死了超过100万名平民。战火摧毁了俄国的农田，破坏了数百座村庄和城镇，因之而来的大混乱造就了数百万名难民。
　　哪怕在战前，财富和特权的巨大悬殊也让俄国社会痛苦不堪。农业仍在俄国经济中占主要优势，但沙皇本人就拥有国家70%的可耕用地，贵族们则拥有其余的绝大多数，占俄国人口80%的1.1亿农民大多贫穷无地。军事动员将数百万人从土地上连根拔起编入军队，大家现在既愤怒又幻灭。饥饿袭击着城市。此外，城市工人阶级武装与日俱增，与上述状况合力造就了一只可以在任何时候轻易引爆的火药桶。
　　纵使远在巴黎、纽约，托洛茨基也看出了这一变数。眼见苏维埃代表们在部长职位上挑三拣四，目睹一个临时政府陷入注定失败的战争不能自拔，托洛茨基在这个城市只看到了一位似乎能与他一样把握时局的“旁人”。此人与他一样迫不及待，与他一样乐观坚定，与他一样是一名归国流亡者——他就是他过往的导师兼对手，弗拉基米尔·列宁。
　　列宁-托洛茨基的合作关系最终在那一年结出硕果——夺得权力，这段关系的“热恋期”几乎在托洛茨基踏足彼得格勒之时就已发端了。列宁派出一位特使前往别洛奥斯特罗夫车站欢迎托洛茨基，并询问他的计划。托洛茨基对这番友善姿态表示认可，并投桃报李。托洛茨基自战前以来迄未谋面的妹妹奥尔加就住在彼得格勒，她嫁给了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成员、列宁的一位密友列夫·加米涅夫（Lev Kamenev）。托洛茨基夫妇特别选在归国初期的一天晚上与妹妹一家共进晚餐。透过加米涅夫的安排，托洛茨基拜访了布尔什维克报纸《真理报》，并与当地党派首领们会面。
　　托洛茨基决定，暂且只加入一家政治团体——区际委员会“梅齐拉扬茨卡”（Mezhrayontska）。这个以其俄语字母缩写“RSDLP”闻名的组织时社会主义者们的松散联盟，其成员们在战前自称为“联合者”。组织吸引了许多只是尚未决定自己在新政坛何处安身的归国流亡者，其中就包括许多托洛茨基的海外朋友：从纽约来的丘德诺夫斯基和沃洛达斯基，巴黎的莫伊塞斯·乌里茨斯基（Moises Uritsky），以及托洛茨基在维也纳认识的阿道夫·约菲（Adolf Joffe）。RSDLP成员此前不过百余人，自3月以来大量新人涌入，至此已飙涨到4000人，
　　返抵国门之后仅仅数天，托洛茨基就在彼得格勒与列宁不期而遇。布尔什维克和梅齐拉扬茨卡已经决定会面，并考虑将两家组织融为一体。托洛茨基与列宁都决定与会。从1915年瑞士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算起，托洛茨基已经有两年多没见过列宁了。很容易描绘出这张图景： 38岁的托洛茨基和47岁的列宁，两位不苟言笑、雄心勃勃的政治人物越过桌面四目相对，两人都试图打量对方，也都在同一时刻充满好奇和疑惑。并无迹象显示他们当天产生了什么特别的化学反应。相反，他们把客套摆在一边，多半时间各执一词。
　　托洛茨基此时已经读了列宁的《四月提纲》，他也对布尔什维克们追随列宁本人思想的紧密程度有所体会。但那个典型的托洛茨基又出现了。鉴于列宁最终同意托洛茨基从一开始就对了，托洛茨基因此将《四月提纲》视为一大退让，而非联合的理由。托洛茨基提议说，既然如此，与其要求“梅齐拉扬茨卡”成为布尔什维克，为何列宁不能成为那位“换边”的人、并加入托洛茨基这派呢？“我无法称自己是一名布尔什维克，”托洛茨基坚称。“不必期许我们认可布尔什维主义。”^[5]
　　但列宁想也没想就拒绝了这个主意。友善姿态先放一边，列宁尚未决定如何定性托洛茨基：朋友，敌人，还是中立。此外，列宁并不打算放弃他的布尔什维克身份。他何苦放弃？当时一切都运转良好。不仅仅因为他的“和平，土地，及面包！”口号赢得了追随者，同时他的党派也一夜之间变富。历经多年捉襟见肘的挣扎之后，列宁现在拿到了所有需要用来印刷小册子、运营组织的钱款。据那年春天的一份史料记载，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运营着多达全俄境内多达41家报纸，其中就包括最大的《真理报》。《真理报》每日发行量高达90000份，每月仅是印刷成本高达26万卢布，这还没算上工资支出和其它党务费用。
　　布尔什维克的许多新经费都来自一家西伯利亚商业银行账号，这个账号似乎总是有大量金钱。俄国政府调查员们已经开始对这个账号展开调查，其现金来路可一直追踪至丹麦哥本哈根、列宁的朋友雅各·福尔滕斯伯格那里。通过此人又可抵达亚历山大·以色列·赫尔凡德“帕尔乌斯”——一名已知的德国特工。
　　托洛茨基、列宁及其各自追随者们在第一次会面中没有做出任何决策。此后数周内他们持续往来。在彼得格勒的革命狂暴中——每天的集会，演说，密室会议——从清晨至深夜，他们一次次同台活动，一同激越着。列宁在“梅齐拉扬茨卡”大会上发言，托洛茨基也在布尔什维克会议上演说。列宁逐渐以一种独特方式掌控了这些群众，他是“一类古怪的大众领袖”，正如美国记者约翰·里德在10月时描述列宁时所说，“一名单纯以智识取胜的领袖：他枯燥，无趣，毫不妥协，冷漠无情，没有花哨别致的个人气质——但他却有用简单术语解释复杂概念的力量……这些与他的精明干练相结合，成就了最伟大的‘智性无畏’。”^[6]
　　而在托洛茨基这边，他已开始为列宁的报纸《真理报》撰写文章。不过托洛茨基的大门也向其它政治团体敞开，特别是孟什维克及其领袖——他在巴黎和伦敦的老朋友尤利乌斯·马尔托夫。托洛茨基最喜欢的会场变成了现代剧场（Cirque Moderne）——维堡区（Vyborg District）兵营附近的一座大音乐厅，他在这里的晚间演说总能吸引大批观众。彼得格勒正在享受一段自由时光，这一定使托洛茨基想起了纽约。
　　当年夏天爆发的一场危机巩固了托列两人之间的合作。持续一周的街头暴力冲突最终招致了克伦斯基政府对列宁及其追随者的严厉镇压——他们称之为“七月事变”（July Days）。“列宁对我的态度经历了几个阶段，”托洛茨基后来解释说。“一开始他有所保留，满足于‘等等看’。七月事变一瞬间就使我们打成一片。”^[7]
　　克伦斯基在那年夏天接受了英法两国的要求，决定在西乌克兰加利西亚对德国发起一场大规模军事进攻。他派出四支俄集团军参与这项行动，首先以重炮炸开德军战线、旗开得胜，不过接着就受阻、溃败，军队也土崩瓦解。俄军经受了难以置信的损失，几乎10万人阵亡或负伤，战争越发像是一场毫无意义之举。
　　回到彼得格勒的士兵们对克伦斯基的军事失败大为恼怒，也愤恨于国内恶化的环境。但临时政府和苏维埃都害怕暴力，他们坚持让士兵待在自己的营房。只有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决定支持士兵，他们一定程度上也是出于使局势可控的愿望。
　　游行示威活动在第二天急剧升级，有50万全副武装的军人上街，其中就包括一队装备齐全的机枪手，以及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的水手们，此外还有数万名来自临近工厂的佩枪工人。人潮堵塞了街道，大家怒吼着“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这是对克伦斯基的直接挑战。武装群众们包围了塔夫利宫，威胁着要杀死政府部长。在某个时刻，抗议者们在宫殿台阶上包围了农业部长维克托·切尔诺夫（Victor Chernov）。托洛茨基亲自出面向示威群众说情才救出了部长先生。
　　最终，感觉到公众支持的克伦斯基决定用他自己的武力做出回应。他派出忠诚于己的军队驱散人群，结果在巷战中有700余名示威者被枪杀或是独大。克伦斯基透过友好报纸指责列宁的布尔什维克，要求他们不仅要为彼得格勒的暴力负责，也要对夏季军事灾难中军队士气的滑坡负责。事实上，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一直都在向前线派出煽动者，敦促士兵们放弃战斗。
　　但接踵而至的是更阴暗的指控。一家亲政府流行报纸声称它们掌握了列宁直接从柏林领受命令的证据，列宁是一名受德皇总参谋部资助的德国间谍。这家报纸提到了布尔什维克党突然暴增的银行账户，还列出了不少证据：列宁乘坐“铅封列车”穿越德境；他与那位臭名昭著德国金融家帕尔乌斯的交易；政府检察官调查西伯利亚商业银行时收集的所有材料。这些指控甚至还推动了更多的暴力。政府军队和右翼治安员们那一周冲进布尔什维克党总部，洗劫了《真理报》办公室。这些指控还混杂着传统的“钓犹”（Jew-baiting）行动。他们抨击犹太居民区，号召“淹死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这是沙皇官员们曾于1905年用过的相同手法。^[8]
　　就在此时，前外交部长鲍威尔·米留科夫又来了个锦上添花。米氏透过旗下报纸，不失时机地指控托洛茨基也是德国阴谋的一部分。事证是什么？托洛茨基在纽约市期间从德国线人那里拿到了10000美元，他也带着这笔钱回到俄国，意在推翻俄国临时政府。米留科夫何以知晓？他解释说，自己有一个绝妙的信息源：英国人。
　　这与纽约白厅街英国军情处那里发端的旧有指控一模一样——秘密收受的10000美元。这条指控也跟着托洛茨基漂洋过海而来了。哈利法克斯的英国官员本来并未在托洛茨基身上搜到这笔钱，本不足信的这段传说却并未消融，它继续在英国情报人员圈子里留传。^[9]现在它透过米留科夫之口传布到了更广阔的世界。
　　成功将列宁及其高级助手们打扮成叛国者之后，克伦斯基政府签发了对他们的逮捕令。列宁拒绝自首，他决定转入地下，最后抵达了芬兰。^[10]“他们选定了这个时机将我们一网打尽，”列宁在离开彼得格勒前不久告诉托洛茨基。
　　但是，克伦斯基没有选择逮捕托洛茨基，至少不会立即行动。归根结底，托洛茨基并不是列宁官方圈子的一员——他名义上尚未成为一名布尔什维克——他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中保留了一个席位。这层保护对托洛茨基而言并不充分，但他决定用来自我防卫——不管能持续多久。
　　接下来便是托洛茨基一己之力的宣传战了。他将手中的笔、大众声望、新闻界资源和苏维埃协会的席位都化作了对抗政府的武器。托洛茨基给克伦斯基政府写了一封公开信，表示自己拒绝与列宁切割。这封信登在由马克西姆·高尔基主编、广为人读的《新生活报》（Novaya Zhizn）上，托洛茨基在信中直接将自己与布尔什维克绑在一起：

　　部长同志们！我知道你们已决定逮捕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三位同志，但逮捕令上却没有我。因此我认为，提醒您以下事实至关重要：1）原则上我与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看法一致，我也在我的报纸《前进报》（Vpered）和许多公开演说上为他们辩护……我恰恰和上述同志一样，是临时政府总政策那不可调和的反对者。^[11]

　　但托洛茨基并未在此止步，他坚持直面那些指控者。他来到斯莫尔尼宫，在苏维埃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中走上讲台——直到那时，这家委员会还支持克伦斯基的镇压行动。“列宁已经为革命战斗了30年，我也为了反抗对人民群众的镇压而奋斗了20年，”他向整屋代表说道。这些代表大多沉默以对，还有零星嘘声。“我们对德国军国主义除了憎恨还能有什么呢？只有不了解革命的人才会说三道四。”私下里，他的说法还更为尖锐。“所有人都认为，他们可以向列宁背后开冷枪，”他告诉人们。“任何指控列宁是德国特工的人都是恶棍。”^[12]
　　最后，托洛茨基在“10000美元”指控上出言讥嘲。在演讲和公开信中他都反复解释了个中缘由。是的，他在纽约的演讲和集会上收过当地社会主义者们的小额捐助——镍币，美分，25美分，以及一些美元，总计有几百美元。他解释说，米留科夫提到的那位神秘兮兮的德国报纸编辑是《纽约人民报》编辑、资深社会主义者路德维希·洛尔。洛尔从他的读者那里收集到了一部分捐助；哈勒姆河赌场、贝多芬音乐厅等会场的捐助人只是一些渴望在自己母国发动革命的移民——其中就包括俄德两国。这就是那些在纽约给他钱的人了。
　　“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独立支配过10000美元，哪怕一次也没有，哪怕1000美元也没有，”托洛茨基就此事开玩笑地写道。^[13]此外托洛茨基还补充说，10000美元对于推翻一个政府而言未免是个便宜价。德国如果真的想这么干，本应多给些钱。而且，正是米留科夫本人坚持英国将托洛茨基从哈利法克斯释放——为了相同的指控。
　　大约一周之后，克伦斯基决定逮捕托洛茨基等人：他受够了。托洛茨基发现自己再一次身陷囹圄，这一回是在彼得格勒涅瓦河畔的克雷斯蒂监狱（Kresty Prison），这里迅速塞满了一网打尽的布尔什维克们。但所有宣传都发挥了作用，彼得格勒街头的人心开始变化。
　　政治风向变来变去，没有人比托洛茨基自己的儿子——谢尔盖和利奥瓦对此更感困惑了。就在一队警察黎明之前不期而至、闯入他们公寓、逮捕他们父亲的当天早晨，谢尔盖和利奥瓦问母亲说，“这是怎样的一种革命啊？”“如果父亲一开始就关在一家集中营、并随即入狱呢？”^[14]那个夏天，娜塔丽娅白天在一家木工工会工作挣钱养家。为使孩子们与这些攻击隔绝开来，她把他们送到芬兰湾的滨海小镇特里尤基。一如娜塔丽娅所愿，孩子们在这里的绝大部分时光都在享受“快乐、日晒，并疯了般地沉迷于钓鱼和游泳”。但当娜塔丽娅某次抽时间去看望孩子们时，她发现孩子们蜷缩在当地寄宿公寓房间的一角。谢尔盖和利奥瓦已经听到有人管他们的父亲叫德国间谍，并因此动了手。有人甚至拔了一把刀，扔了一条椅子。娜塔丽娅到来时，孩子们已经数小时没有进食了。^[15]
　　之后，娜塔丽娅将谢尔盖和利奥瓦带回了彼得格勒。孩子们在这里养成了乘有轨电车去监狱、将一篮篮食品送给父亲的习惯。
　　托洛茨基的大声抗议最后找到了它们最重要的听众。8月初，就在两派的关键领袖双双缺席时——列宁躲在芬兰，托洛茨基关在克雷斯蒂监狱——它们各自的追随者们决定巩固联盟。托洛茨基对列宁的辩护之声扫除了一切对布尔什维克和“梅齐拉扬茨卡”之间忠诚度的怀疑。在一次党员大会上，布尔什维克正式投票吸纳“梅齐拉扬茨卡”，而后者也正式票决接受。列宁缺席期间，布尔什维克大会的领导职务由两名莫斯科苏维埃首脑暂代——托洛茨基在纽约《新世界》时的编辑同仁尼古拉·布哈林和约瑟夫·斯大林。在斯大林的提议下，大会投票接纳亚历珊德拉·柯伦泰为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唯一的女性成员。
　　他们现在都是布尔什维克了，大家一同为革命而战。全部纲领就是：推翻克伦斯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
　　9月4日，身处又一波危机之中的临时政府将托洛茨基释放出狱。这一回是俄国陆军上将拉夫尔·科尔尼洛夫（Lavr Kornilov）试图政变。科尔尼洛夫是夏季军事进攻德国时的落败统帅，他已厌倦了克伦斯基的领导。科尔尼洛夫许诺重建军事纪律，命令手下士兵向彼得格勒进军，并在占领后颁行戒严令。面临科尔尼洛夫叛军步步逼近的克伦斯基很清楚，他现在需要本地卫戍部队中布尔什维克士兵们的帮助——正是他在7月时镇压的同一批示威者。同时，克伦斯基需要托洛茨基说服这些士兵转而支持他。
　　结果证明布尔什维克的支持对阻止科尔尼洛夫至关重要，他们在科尔尼洛夫麾下士兵中煽动了异见。
　　政治风向至此已变。回到斯莫尔尼宫的托洛茨基发现，不久前饱受诽谤的布尔什维克现在控制着苏维埃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10月初，苏维埃选举托洛茨基为其主席，并赋予他对新成立的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控制权。这个委员会是托洛茨基本人提议设立，意在防御政府对苏维埃的进攻。现在，托洛茨基用它来规划、执行最终的夺权行动。身处隐居地的列宁与苏维埃保持着联系，他先是在芬兰，接着去了彼得格勒附近的安全住址。11月初，列宁现身参加了一场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关键会议。这场会议以10-2投票通过了独力发动政变的决议，只有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投票反对。与列宁和托洛茨基一起投赞成票的两名布尔什维克是约瑟夫·斯大林和亚历珊德拉·柯伦泰。据柯伦泰回忆，这场会议开得精疲力竭。“我们很饿，”紧张投票结束后，柯伦泰描述当时场景说。“一盏龙头茶壶拿走之后，我们就一头扑在奶酪和香肠上。”^[16]
　　11月6日（俄历10月24日）化装的列宁现身斯莫尔尼宫时，一切都已就绪。此时此刻，掌握全权的托洛茨基穿梭于一场场演讲和会议之间。“他在工人之中的影响力和革命之中的领导力都无比巨大，”一名苏维埃委员会成员尼古拉·苏加诺夫（Nikolai Sukarnov）回忆说。“他是那一页历史风云的英雄和主演。”^[17]
　　1917年11月7日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大体上是一场不流血的政变。托洛茨基和他的军事革命委员会指挥赤卫队——组织化的武装党员们——以及同情革命的军队，其中包括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的水手们。当时的喀琅施塔得基地停泊着巡洋舰“极光号”，涅瓦河里则有三艘鱼雷艇。赤卫队在黎明之前就开始了行动，他们占领了一个个战略要地：中央邮政局，桥梁，火车站，央行，发电站，报纸编辑部，通讯和行政中心，电话局……最终他们攻打冬宫——已经成为克伦斯基政府官方所在地的前沙皇奢华宫殿。午夜刚过，守卫这所建筑物的哥萨克士兵、士官生和妇女卫队或降或逃，冬宫随之易手。
　　在彼得格勒，仅有6人死于冲突。莫斯科则经历了一场远为血腥的战斗，大约500名布尔什维克和政府卫队在冲突中丧生。
　　夺得权力的布尔什维克将他们的名字改为“联共”（Communists），并开始巩固权力。一场为期三年的可怕内战之后，他们才得以全面控制这个国家。他们将首都迁到更易防备入侵的莫斯科。联共（布）将在俄国掌权74年之久，并在此期间重塑俄国和全世界的权力格局，使他们的革命成为20世纪的一大关键事件。他们的遗产包括着明显的黑暗一面：苏维埃独裁之下的严酷生活现实；古拉格集中营和克格勃酷刑；斯大林大清洗和冷战；经济停滞不前；数百万人入狱或是死于非命。
　　就列宁和托洛茨基个人而言，他们掌握权力都为时甚短。列宁在1918年从两次暗杀中幸存，1923年则罹患了三次中风。中风使他丧失了大部分生理能力，直至1924年逝世——年仅53岁。托洛茨基在革命和之后的内战里享誉全俄，但他却在列宁死后输掉了同政敌约瑟夫·斯大林的权力斗争。1927年，在斯大林的精心策划之下，托洛茨基被踢出了党，并将于一年之后流亡国外。
　　但是，革命喷涌而出的1917年这一刻见证了一个时代：全球数百万人将把他们的信任交给一个概念含混却又无比诱人的概念——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似乎是一项现代奇迹，一次宏大试验，一次乌托邦良机。它激发了大众的想象力，也骤然转变着其“主建筑师”——列宁和托洛茨基。他们成为地球上最具辨识度、最存恶名昭彰、最受爱戴、最遭嫉恨，得到最多谈论的人物之二。
　　回到纽约市。布尔什维克夺权的消息成为头条，但它很难激发与之前三月份推翻沙皇时一模一样的炫目庆祝活动。这一次并没有游行队伍或是街头集会，只有寥寥可数的几处街区传来了掌声。美国人对这一形势更多的是大惑不解：俄国已经混乱了几个月，大家好不容易看到了一位锐意革新的政治强人克伦斯基，却被另一支力量推翻了。此外，那些布尔什维克是何方神圣？绝大多数美国人从未听说过他们。就连社会党籍的纽约州众议员梅耶尔·伦敦也预言，这个新政权“只会持续数天时间。”他解释说，它们是布尔什维克，因此“只代表了俄国社会党的极小一部分。”^[18]
　　美国人现在看世界大事得要透过一面新“单镜头”：它会如何影响我们“在那里”的孩子们？几乎已有100万名年轻男子参军，他们是全国各地城镇的丈夫、父亲、儿子和街坊邻居。第一波参军大潮的美军士兵正在穿越大洋——不顾德国潜艇的威胁——去同德皇作战。1917年末。已有超过18万美军士兵抵达欧洲。从征兵到人们吃什么、说什么、什么……战争现已触及了美国人生活的各个角落，不一而足。就在本月，华盛顿特区的联邦能源局签署了一份法令，命令纽约灯火通明的剧院区——百老汇自我行动起来调暗灯光、每晚将电子广告牌限制在三小时——以此节约煤炭。
　　这些布尔什维克会帮我们的孩子打德国人吗？他们是不是和我们一个阵营？或者是德国人那边的？美国人对此同样困惑。“如果布尔什维克赢，美国一定不要误以为这是一个德国阴谋、或是俄国输掉了战争，”一位声名卓著的新闻通讯员、《纽约世界报》记者阿诺·多斯彻-弗勒罗从彼得格勒发来警告说。照他的解释，布尔什维克是想给德国“一个不必割地赔款而接受和平请求的机会”，但一旦德国拒绝，“德国就得接着遭受军事打击。”^[19]
　　不过，这个郑重其事的说法并不大能符合实际行动。美国人早已目睹了仲夏时分对布尔什维克领袖列宁的指控——一名德国间谍。同时，布尔什维克掌权之初的动向之一，就是宣布与德国临时停战30天、并开启和平谈判。这很难说是释放了令人安心的信号。
　　不过，美国倒是有一处地方对此另眼相看——这就是纽约，另眼相看的也绝不仅仅是其社会主义者和俄国侨民。托洛茨基在此留下了印迹，人们也记得他；数百人见过他；数千人听过他的演说，或是读过他的专栏文章。就连发行量巨大的英语报纸也自觉有必要将托洛茨基的面孔印到他们的头版上——掩映在其标志性胡须和钢丝眼镜的一双锐利眼睛正炯炯有神地看着你。《纽约世界报》打出 “一度住在这里的托洛茨基现在坐上了克伦斯基位置”的头版标题。^[20]《纽约呼声报》也以“本市熟知的托洛茨基，新俄国领袖”的标题呼应。《纽约美国人》则宣称，“一度为纽约报纸工作的托洛茨基协力推翻了克伦斯基”。《纽约时报》补充说，“流亡中的托洛茨基曾住在布朗克斯”。^[21]
　　《前进报》连续两天在头版打出托洛茨基照片，并在与列宁同框时将其恰好置于列宁之上。《布朗克斯本地新闻》说得最好：“布朗克斯人领导了俄国革命。”^[22]
　　歧见纷出。《世界报》将“纽约的托洛茨基”描绘成一名头脑发热的激进分子，他曾向莫里斯·希尔奎特和《前进报》编辑亚伯拉罕·卡汉这样的本地中间派发难。《纽约时报》着重指出了日前对托洛茨基的“德国特工”指控。另一方面，威廉·兰道夫·赫斯特旗下的《纽约美国人》则将托洛茨基打扮成一名观感良好、解释为什么“俄国将成为一个建构于大美利坚共和国之上的共和国。”^[23]
　　在托洛茨基的纽约根据地《新世界报》，人们大事欢庆。“一位杰出人物，”亚历山大·孟肖伊（Alexander Menshoy）编辑一开口就停不下来。他现在高兴地自称为托洛茨基“在美国最亲密的朋友。”在与《纽约呼声报》的谈话里，孟肖伊将托洛茨基描述为一名“挺拔，威严，约40岁，带着胜利般的微笑和绝妙的个性。”^[24]
　　不过，所有报纸都在一件事上口径一致：不管喜欢托洛茨基与否，他们都将托洛茨基打造成混乱中彼得格勒的真实领袖，似乎挑明了一件事：只有一名“纽约客”才能干出这种大事。
　　事实上美国人很快就得悉，纽约市“输送”了一整批布尔什维克领袖，绝不仅仅有托洛茨基——这使他们的沮丧与日俱增。数十名彼得格勒脱颖而出的高官新贵与曼哈顿下东区咖啡馆里的那些名字完全吻合，他们包括：新任社会福利人民委员亚历珊德拉·柯伦泰；《真理报》新编辑尼古拉·布哈林^[25]；托洛茨基在纽约的年轻助手、人们记忆犹新的格里高利·丘德诺夫斯基，此时已成为攻打冬宫的一名赤卫队领队；另一名《新世界》撰稿人V.沃洛达斯基也涌现而出，成为彼得格勒的新任新闻出版委员；《新世界》排字工亚历山大·门森-明金（Alexander Menson-Minkin）现在则是苏维埃国家铸币厂主管；一位名唤莫德尔（Model）的《新世界》广告经理现在则成了彼得格勒“彼得-保罗”监狱的典狱长。莫斯科市政府和喀琅施塔得基地，以及一家关键的步枪工厂——它们的苏维埃首脑们都来自纽约。
　　人们很快就知道，大批纽约客占据了新政权的高级职位，人数已达数百。他们几乎全都是3月以来归国的俄国侨民。“凭借其更丰富的经验阅历，归国激进分子们平步青云、一路往上，拿到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权力，”一名《纽约世界报》当地记者写道。似乎，只有一些旅美布尔什维克的妻子们失去了在百老汇流连和在纽约逛街的享受。^[26]最终的估计是，从纽约归国的俄国人可能高达10000人——这使它成了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反向移民”。^[27]
　　不过对于绝大多数美国人而言，这条新闻很难让他们舒服。美国人本就从未信任过这些移民激进分子，现在，目睹他们在俄国制造的麻烦之后，美国人的恶感就更甚了。“列宁和托洛茨基都在纽约有许多朋友和同情者，他们曾在这里生活，”十月革命之后刚从俄国回国的美国通讯社记者威廉·谢泼德（William Shepherd）警告说。“如果同样的机会到来，这帮人也会试图在美国干同样的事情。”^[28]更糟糕的是，他们有一个“直接的通讯管道，布设于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和纽约激进分子之间，”反社会党的美国劳动民主大同盟（American Alliance for Labor and Democracy）理事罗伯特·马伊赛尔（Robert Maisel）补充说。^[29]
　　就在数周之内，一幅甚至更为黑暗的图景开始显现。革命期间前往俄国旅行的美国社会主义者们开始陆续返国，他们带来了布尔什维克极端分子们的故事。布尔什维克党正在摧毁他们为之奋斗已久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并将之变为一个仅仅为他们本身而非普罗大众服务的独裁政权。夺取权力的那些日子里，列宁-托洛茨基政权就取缔了一切政党，关闭了报纸（哪怕是社会主义报纸），逮捕了无数政治反对者——其中包括所有克伦斯基内阁成员，以及刚刚当选的立宪会议（constituent assembly）代表们。“经由新领袖之手的革命正处于毁灭边缘，”曾经以护士身份奔赴俄国救治受伤革命者的安娜·英格尔曼解释说。她曾与纽约时期的托洛茨基就她对红十字会的支持有过一番争论。“如果革命沦为镇压，”她说，“那么历史将把布尔什维克党钉在耻辱柱上。”^[30]
　　另一位俄国归来的社会党人S.洛维奇（S.Lovich）报告说，托洛茨基是如何取缔了印刷厂、解散了彼得格勒杜马，“逮捕了那些曾为革命事业付出半生经历的人们，其中一些人曾在西伯利亚的监狱度过了30年之久的生命，”托洛茨基还“在涅夫斯基大桥（Nevsky）上架起了6英寸口径的火炮”，这里可是彼得格勒的中心城区。^[31]
　　托洛茨基本人则以他标志性的激烈言辞四处开火。就在取缔立宪民主党、并把刚刚当选的立宪会议代表投入监狱之后的12月，托洛茨基在一次演说中嘲笑了他们的“娇里娇气”（squeamishness）。“我们给敌人们带去了轻微恐怖，你们却为此焦躁不安，”他告诉大家。“但是你们得知道，这种恐怖将在一个月之内采行法国大革命的恐怖形式——不是堡垒要塞，而是断头台。”^[32]
　　但就在1917年末，这些恐惧都还仅仅存于抽象和猜想之中——特别对那些身处安全的纽约市、远远看热闹的美国人而言。在纽约社会党人和好心朋友那里，乐观情绪是主流。这场革命依旧像是一场美妙事件，也是对他们多年吟诵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证实。就连莫里斯·希尔奎特也不情不愿地为俄国革命成就背书——在纽约的激烈争斗之后，他比所有人都更怀疑托洛茨基。尽管两人之间在许多观点上大异其趣，希尔奎特还是承认，“我相信他们（列宁和托洛茨基）已经给我们的运动带来了巨大帮助……以撼动旧世界的方式。”^[33]

^[1] Buchanan, 114.

^[2] Lenin’s April Theses.

^[3] Trotsky, My Life, 287.

^[4] Serge and Trotsky, 36.

^[5] Volkogonov, Trotsky, 68.

^[6] Reed, 125.

^[7] Volkogonov, Trotsky, 70.

^[8] See Serge and Trotsky, 40.

^[9] See multiple references in British Archives KV2/502, including, no. 194003, “Extract Relating to Trotzky, Leo, Socialist Activities in USA,” June 16, 1917, and no. 202607, “Anti-War Activ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July 28, 1917. Some quote Miliukov as the source.

^[10] Trotsky, Lenin, 69, quoted in Deutscher, 274.

^[11] Volkogonov, Trotsky, 72, and Deutscher, 276.

^[12] Deutscher, 277, and Serge and Trotsky, 41.

^[13] Trotsky, My Life, 299.

^[14] Trotsky, My Life, 291.

^[15] Serge and Trotsky, 342.

^[16] Clements, 120.

^[17] Sukarnov, The Russian Revolution of 1917, 276–79, quoted in Porter, 264.

^[18]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1, 1917.

^[19] New York World, November 11, 1917.

^[20] Ibid.

^[21]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9, 1917.

^[22] Se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0, 1995.

^[23] New York American, November 9, 1917.

^[24] New York Call, November 13, 1917.

^[25] Others initial top commissars included Alexander Shliapnikoff (labor) and Anatoly V. Lunacharsky (education), with both making US speaking and fund-raising tours the prior year.

^[26] “Russian from U.S. Leading Lenine Radicals,” by Arno Dosch-Fleurot, correspondent for New York World and Saint Louis Post Dispatch, August 25, 1917.

^[27] See, for instance, Howe, World of Our Fathers, 326.

^[28]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0, 1917.

^[29]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30, 1917.

^[30] “Despotism Aim of Boksheviki,” Detroit Free Press, January , 1918.

^[31]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9, 1917.

^[32] Quoted in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7, 1917.

^[33] Pratt, 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