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领事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传记·回忆·评论 -> 《1917：托洛茨基在纽约──一位革命前夜的激进者》（2016）

第二十一章领事馆

　　“托洛茨基中等身材、蓬头黑发，戴着厚厚的眼镜。外形上毫无吸引力的他，在这群人里却是嗓门最大。几次会面之后，托洛茨基给我的观感是一位确定无疑的‘环境适应障碍人格’；他的演说和手势都是那种神经过敏的人。他的声音高亢刺耳，试图以他那近视但热烈的眼神俘获听众。”^[1]

　　——1917年时任俄国驻纽约副领事皮埃尔·罗茨基，写于1948年

　　视线转回纽约：托洛茨基开始制定离境计划。人行道上行步匆匆之时、在最爱的布朗克斯餐厅用早餐时、乘地铁时、与孩子们玩乐时、或是在单极咖啡馆品茶时，托洛茨基的大脑都在飞速转动，思绪直抵俄国。这个主意都使他入迷，激发了他在工作时间、写作谈话、与朋友无休止交谈之中的活力。而在《新世界》，托洛茨基也继续出产着专栏文章和演说，但他的注意力几乎都全部聚焦于俄国革命之上：这场革命必须得是一场工人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并随时可以席卷欧洲。
　　托洛茨基对1905年记忆犹新，那是最近一次起义爆发的年份。回忆往事更坚定了他迅速归国的紧迫感。他本人曾于1905年成为第一批抵达彼得格勒、并加入运动的流亡者之一。捷足先登给了托洛茨基机会扮演关键领袖角色，他得以会见起义领导人并赢得他们的信任，了解他们的诉求和他们苏维埃的性质。与资深同道们交换记忆之后，1905年看起来更加像是这次1917年新起义的彩排。但这一回，沙皇已经消失，最大障碍已经去除。他们这次会赢。
　　托洛茨基注意到纽约周遭的兴奋度与日俱增，美国人自己正在准备对德作战。战争话题从每一个街角向他袭来：铜管乐队和漂亮姑娘们上阵征兵；游行和集会；士兵们荷枪实弹，警戒肃立；每天的报纸头版都在鼓噪着“德国袭击”。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已于3月末明确表态，要求国会于4月2日召开一次特别会议考虑宣战。百老汇制片人、本周曾于第47街滨河剧院（Strand）在他本人出演的喜剧《百老汇琼斯》（Broadway Jones）中以踢踏舞和歌唱引起轰动的乔治·M·科汉（George M.Cohan）在从他老家罗谢尔（Rochelle）乘火车前往纽约的途中草草记下了一支朗朗上口的曲调。科汉将这支曲子命名为“约翰尼，拿起你的枪”。很快所有人的嘴唇都在哼唱着这首歌，其旋律要么一路沿街而行，要么就回响于大厦小屋，余音绕梁：

　　在那里，在那里
　　寄语，向那里寄语
　　美国人正在赶来，美国人正赶赴那里
　　战鼓咚咚，鸣响遍地

　　托洛茨基仍在关注这样的美国事件，但他与之更加疏离了。自从1月抵达纽约以来，托洛茨基已经尽力使美国社会党激进化，并已培育了一批本地骨干活动家。托洛茨基享受这里的人文、电影、咖啡馆和图书馆；见识了美国的财富和科技。但是，这些现在都要退至次要了。美国将独善其身。在托洛茨基最亲近的俄国人圈子里，他们只谈论彼得格勒和归国之事。
　　就在《新世界》编辑部里，他们五个人已经开始制定旅行计划：托洛茨基，布哈林，丘德诺夫斯基，以及两位编外撰稿人、费城的V.沃洛达斯基（V.Volodarsky）和新泽西的钟表匠古斯雄·梅尔尼尚斯基（Guschon Melnichansky）。而在这座城市里，准备加入他们的人还有数百人之多。
　　与困处瑞士的弗拉基米尔·列宁相比，托洛茨基的归国之路至少在表面上看来相对简单。他也需要官方文书才能返抵俄国，但无需费心费力鼓捣“铅封列车”，也没有理由同敌国达成秘密交易。自上次横穿大洋以来托洛茨基已有了一本法国护照，但是新的俄国革命要求他再换一本合适的新护照。俄国已经宣布大赦政治流亡者，因此理当给他一本护照。他所需做的不过是南下领事馆、走进前门大厅申请罢了。至少，这也是他们新政府的承诺事项。
　　急务先行。纽约市的俄国领事馆数天之前刚刚宣布其已准备停当，欢迎归国流亡者们前来申请旅行文书。托洛茨基本人抢了头香——据领事馆官方说法，他确实“就是第一个”——第一个行进领事馆，也第一个递交申请。^[2]
　　1917年的俄国领事馆把其地址安在了百老汇街55号的一家办公楼里，这里位处华尔街以南、纽约三一教堂附近。步入馆内、准备声张个人权利的托洛茨基却发现这里一片混乱。服务沙皇多年的领馆职员和外交官们正在东奔西走。这些日子里，彼得格勒发来的命令自相矛盾、莫名其妙，外交人员们被轰炸得心力交瘁。正如副领事皮埃尔·罗茨基回忆，危机期间官方拍来的第一封电报丝毫没有向他们交代政治局势，但却命令他们从墙上取下所有沙皇尼古拉及其家庭成员的肖像。作为回应，从纽约到芝加哥，从旧金山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从巴黎到马德里，遍布全球的俄国外交官们都跑进他们的办公楼，将帝国证章和沙皇肖像取下。他们要么将其存入仓库，要么带回家作为纪念品。
　　尽管渴望消息，俄国领事和副领事们仍取消了整整一周的演说、集会和采访。原因很简单：他们不知道说什么。
　　最重要的是，临时政府投下了一枚大震撼弹——宣布大赦政治流亡者。然而，领事馆们手头并没有他们各自城市里确切的俄国政治流亡者名单。这带来了一个严重问题：彼得格勒的外交部也要求他们，拒绝将旅行文书发给那些无法证明自己确切俄国人身份的人。这是一项预防措施，意在针对试图潜入俄国的德国间谍。^[3]但是，真正的流亡者很少会持有俄国护照。许多人离开俄国正是为了逃避抓捕，他们要么改名换姓，要么就是未曾记录在案的难民。将“真流亡者”从假冒者之中鉴别出来，也许是不可能的。
　　罗茨基还记得那一天在领事馆招呼托洛茨基时的情形。他回忆了托洛茨基与他会面时的盛气凌人态度，他那“刺耳，略有些歇斯底里的声音。”罗茨基并不知道究竟该做什么，他向自己的上级、总领事米切尔·乌斯季诺夫（Michael Oustinoff）求援。乌斯季诺夫决定与托洛茨基单独会面，他后来说这是出于“好奇”。托洛茨基的激进史让他在这件办公室里小有名气：乌斯季诺夫毫无疑问看过俄国保卫部那里的托洛茨基档案，外交官们也都读过他在《新世界》上的专栏文章。如果说这位托洛茨基先生代表着“新俄国”的话，那么乌斯季诺夫想亲自见见他。
　　不过从他们落座的那一刻起，一切寒暄客套就迅速消失了。根据加入这场会晤的罗茨基在多年之后一份亦庄亦谐的记载，托洛茨基开始向他们宣教：谁现在运转着这个国家，而谁并不是。托洛茨基提醒两人，他们属于那个“旧政权”，“观点陈旧不堪”。托洛茨基坚称，身为一位“非凡人物”，他本人归国天经地义。乌斯季诺夫试图打断托洛茨基，并终究用一句俄国老谚语插了句话。“鸡蛋并不能教导母鸡，”他说。托洛茨基对此回应说：“领事先生，很明显您并未把握到时代脉动。我们已经来到了鸡蛋教导母鸡的时代。”^[4]
　　有鉴于此，乌斯季诺夫决定再把皮球踢回给他的副手罗茨基。36岁的罗茨基曾于圣彼得堡皇家大学法学院和巴黎政治学院接受教育。1913年外派纽约之前，罗茨基曾于布鲁塞尔、梵蒂冈和蒙特利尔出任领事职务，还做过沙皇的欧洲特使。他是一名外交老兵，但他也不甚了解自己开始与之打交道的人。
　　及至两人坐定，罗茨基先是给了托洛茨基一张新俄国护照。这张护照印在装饰华丽、沿用数十年之久的标准信纸之上，国家象征——帝国双头鹰就镌刻于一派花边雕饰之中。但是，托洛茨基拒绝接受。他不希望有任何沙皇标志出现在他的护照上：那是旧俄国。相反，他坚持让外交人员们为他印一本新护照，使用朴实无华的白色信纸，只需证明他进入俄国的权利即可。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证实托洛茨基的忠诚（bona fides）。罗茨基深知，他在处理即将蜂拥而至的申请人时都得面对这个问题。有鉴于此，罗斯基提议召集一个工作小组。这个小组由每一个当地俄国政治派别各自派出的代表组成——布尔什维克，社会民主党，无政府主义者，等等——以此甄别想要回国的各派俄国人。这么一来，他们就可以编出一个由领袖们作出担保的归国优先名单。
　　托洛茨基同意了。但他得对这一过程嘲笑一番。“他们要求给出我们是俄国革命组织成员的证据，”他在某晚以难以置信的口吻对路德维希·洛尔说。“一个个国家追捕我们时安在我们头上的罪名，”他说，“突然成了一枚承认我们是荣誉公民的公职勋章。”^[5]
　　接下来几天里，就在领馆职员们为托洛茨基制作文书之时，罗茨基也召集了他的俄国流亡者工作小组——不管这愚蠢与否。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代表《新世界》^[6]，并理所当然地由托洛茨基发言。布哈林一如往常地友善开朗，与前沙皇官员们亲切交谈，在这个古怪的圈子里显得拙嘴笨舌。会面中的布哈林保持沉默，显得颇为投入，但却一言不发。罗茨基对此颇为好奇。照他的设想，布哈林是两人之中更聪明的那位。为此他特地向布哈林的一位朋友询问此事。这位朋友解释说（也许同样是亦庄亦谐地），布哈林是一位“货真价实的瑜伽拥趸”，他享受“全神贯注，冥思苦想”。^[7]
　　他们最终拿到了护照，清除了第一个障碍。下一步就是购买轮船船票。
　　现在，托洛茨基已经组织了一个归国小队：有16名俄国同胞愿意与他、娜塔丽娅和两个儿子一同回家。这个小队包括两位托洛茨基在《新世界》的同事——他在圣马可坊的拍档格里高利·丘德诺夫斯基；以及来自新泽西的撰稿人古斯雄·梅尔尼尚斯基；一位名叫康斯坦丁·罗曼琴科（Konstantin Romanchinko）的木匠也将与他们同行。木匠的妻子仍然生活在俄国，不过木匠本人却是高度非政治化的；还有一位名叫W.西洛伊马·杜克霍姆（W.Schloima Dukhom），他是唯一一位坚持坐头等舱旅行的人。
　　16人决定一同前往位处第1大道的俄国轮船公司，找公司代理人亨利·C.萨罗（Henry C.Zaro）购买船票。这里北距《新世界》编辑部只有几个街区。托洛茨基与扎罗都说俄语，他也顺理成章地出任了大家的发言人。在萨罗的帮助下，他们一一检核了日期、日程和日历，最终决定乘坐“克丽斯蒂娅娜峡湾号”（Kristianiafjord）。这是挪威-美国航线上的一艘舒适、相对崭新的蒸汽船，能搭载1200名旅客，航速15节。这艘船将带着他们从纽约航向挪威卑尔根，他们也将在那里坐上火车横穿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最终返抵俄国。这艘船有一个经停港口——新斯科舍（Nova Scotia）的哈利法克斯（Halifax）。正如萨罗所说，二等舱的船票每张价值80美元（今天这相当于一张纽约和巴黎之间的一等舱双程机票）。头等舱的舱位则需要114.5美元。
　　付款的时候到了。托洛茨基从每位旅伴那里收集钱款，所有人都自己支付旅费。托洛茨基递给萨罗总计1394.5美元的一大叠钞票，买回了16张二等舱船票和1张一等舱船票。^[8]萨罗接着将船票交予托洛茨基，他将之一一分发。他们差不多就要大功告成了。
　　最后还有一个环节：托洛茨基和他的组员们还得拿到英国签证。船只需要经停英国封锁之下的哈利法克斯，英国官员们将登船缉私。于是，众人沿着百老汇路南下，来到了白厅街44号的英国领事馆。事情在这里又一次进展顺利。他们步入领馆，遇见的是友善得力的职员。托洛茨基和朋友们都填写了调查表和问卷。紧接着，托洛茨基又进行了一番复杂的复核。“当着一名英国外交官的面，我在英国领馆办公室里给俄国领馆打了一通电话。这通电话确认我已履行了所有正式手续，现在可以毫无阻碍地踏上我的旅途了，”他说道。^[9]最终文书工作完成，英国人同意签证。“他们告诉我，”托洛茨基写道，他们“在我回国的归途中将不设置任何障碍。”^[10]
　　事情成了。他们完成了所有相应步骤。他们有船票、护照、签证，以及所有相关国家的保证。“克丽斯蒂娅娜峡湾号”将于3月27日（周二）早晨10点从布鲁克林一侧的港口码头起航，这一天距离托洛茨基踏足新世界是整整十个星期零两天。
　　此时，托洛茨基回到他在圣马可坊的办公室，给布朗克斯家具店的销售、曾为他的维斯公寓供应桌椅、地毯和床铺的那位亨利·福伊尔（Henry Feuer）打了一通电话：“福伊尔同志，我就要去俄国了，”托洛茨基说。“你可以拿回你的家具了。”^[11]
　　威廉·怀斯曼听说了托洛茨基造访俄国领馆的全过程。那里的资深外交官皮埃尔·罗茨基知道，遍布纽约全城的怀斯曼朋友们会享受这个故事，他们包括西德尼·莱利和怀斯曼的间谍组长诺曼·斯维茨。^[12]毫无疑问，罗茨基借着几杯伏特加的雅兴说了这个故事，引得大家阵阵爆笑：托洛茨基在他办公室里的滑稽古怪，盛气凌人地对待总领事，并教训他们的“陈旧观点”。
　　怀斯曼也听说了托洛茨基造访白厅街44号——他自己办公楼的全过程。怀斯曼的团队也将在当天批准他们的签证。
　　迄今为止，怀斯曼丝毫没有出手干扰托洛茨基。但托洛茨基不日就将离开这个城市，怀斯曼的工作却并未结束。他仍然需要操心费力于那些威胁颠覆俄国的犹太人、社会主义者和革命者。也许，还有他们背后的德国特工。
　　比如说，怀斯曼已听说了托洛茨基光顾蒸汽船票务室一事。那位向托洛茨基等人出售“克丽斯蒂娅娜峡湾号”舱位的代理人亨利·C.萨罗也是怀斯曼谍报网的一环。萨罗广交朋友，这些朋友会向诺曼·斯维茨透露风声，斯维茨接着会再向怀斯曼汇报。^[13]报告的一个细节显然引发了极大注意：托洛茨基本人为整个小组支付了船票钱，他交给萨罗一大叠钞票，总计1340.50美元。对一位一般意义上的清贫革命者而言，这可是一笔炫目的钱财。托洛茨基从哪里搞到这笔钱？从富有的德国人那里？从犹太有钱人那里？又或者是柏林的特工那里？
　　怀斯曼似乎漏掉了一个细节：托洛茨基从其余16位旅伴那里一一收来了金钱，他们都付了各自的旅费。
　　不止如此。怀斯曼还一直听到报告说，托洛茨基从遍布纽约当地的德国人那里收取钱财。怀斯曼一定是注意到了德语社会党日报《纽约人民报》举办的特别募款活动，这笔钱是用来资助托洛茨基及其同道们回家、支援革命者的。这还没算上那些在贝多芬音乐厅、勒诺克斯赌场等地演说和集会上的募款。而且，正如怀斯曼所见，这笔钱的绝大部分都确定无疑出自犹太人和德国人之手。是否有德国间谍隐藏其后？间谍人数达到了多少？怀斯曼毫无概念，也没有真实途径发掘出来。
　　怀斯曼竭尽了资源。他找到了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素以恐惧“俄国-犹太-社会党”闻名的理查德·J.H.戈特海尔（Richard J.H.Gottheil），请求他发动自己在犹太社区里的人际网络。^[14]怀斯曼或许也从一度任职于俄国-美国-亚洲公司（Russian-American-Asiatic Corporation）的那位名唤尼古拉·伏尔加（Nikolai Volgar）的官员那里听到了风声。这位伏尔加先生后来宣称，他可以出庭作证托洛茨基收过德国人的钱。^[15]也许，怀斯曼已经通过斯维茨，在西德尼·莱利那里听到了更多。西德尼·莱利能从商业伙伴亚历山大·韦恩施泰因那里打探到消息——此君也许曾与他的“疑似亲属”、《新世界》编辑格里高利·韦恩施泰因有过交谈。^[16]
　　但是，决定性人物随之出现。讲俄语的特工、长期与苏格兰院和俄国内务部共事的卡西米尔·派尔纳斯给怀斯曼传来了一条信息。英国情报机构档案里没有任何派尔纳斯报告的副本留存，但档案包括一份怀斯曼的文件。这份文件证实了派尔纳斯报告不仅存在，而且至关重要。^[17]显而易见，报告涵盖了对托洛茨基本市活动的具体陈述。
　　现在怀斯曼决定行动。至少，他要先发制人、谨慎行事。怀斯曼采取了正式步骤：起草一份警告，密电告知他在“军情1c处”的上级们。

　　由全部犹太资金支持（他们背后也许是德国人），这里的社会党人正在开展一项重大行动。他们要借助正在加速的政治大赦，将社会主义革命者们送回俄国。他们的目标是推翻俄国现在的政府，建立一个推动和平运动的共和国；他们还要在包括在内的别国发动社会主义革命。他们的主要领袖是托洛兹基（TROTZKI），此人曾是3月20日本地大型集会的主要演讲者。托洛兹基说，他打算于3月27日前往俄国。据报告，一些社会党人已于3月19日搭乘一艘斯堪的纳维亚船只离开了。^[18]

　　一向考虑周到的怀斯曼却止于疏忽：他并没有建请皇家海军在哈利法克斯拘捕托洛茨基、甚或是阻止托洛茨基离开纽约港。怀斯曼并未直言指控，托洛茨基正计划与德国单独媾和。
　　怀斯曼拍出这封电报的时间是3月23日，比托洛茨基的计划离境时间早了4天。这给了怀斯曼思考、收集事证的余裕，也许还有稍后采取更强硬措施的时间。
　　一个想法在怀斯曼的心中渐渐成型：既然德国支持之下的社会主义者们威胁要在彼得格勒惹事，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在俄国安插一些高知名度的社会党呢？这些人也许会给英国带来有效帮助。而且，就算情势不妙，他们至少也能发声对抗与德国单独媾和的声音。怀斯曼已经构想了一项条理分明的计划：派遣声名卓著的左翼人士回到俄国，让他们反击那些反英宣传。数周之内，他就将从J.P.摩根（J.P.Morgan）^﹝1﹞那里融到75000美元，并推行这项计划。
　　但目前为止，怀斯曼仍需解决一个迫在眉睫的难题：如何对付托洛茨基？
　　也许这是一个意外之喜——就在敲定旅行计划之后不久，托洛茨基抓住机会赢得了一位他事业的皈依者。不久前，纽约流行英语月刊《皮尔逊杂志》（Pearson’s）的一名编辑、出生于爱尔兰、胡须浓密、傲慢自大的弗兰克·哈里斯（Frank Harris）请他到访。托洛茨基慨允了了这次邀请。一些主流进步人士已开始注意到托洛茨基，哈里斯就是其中一位。他决定与托洛茨基面对面接触。哈里斯已经沉浸于社会主义——至少，他乐于谈论社会主义。从事写作生涯之前，于编辑伦敦《晚间新闻》（Evening News）和《周六评论》(Saturday Review)、并写作一系列小说之前，在登陆纽约编辑《皮尔逊杂志》之前，哈里斯曾做过体力劳动。擦鞋匠，牛仔，布鲁克林桥建筑工人……他做过形形色色的苦力活。他还发明过一种名叫“下流女妖”的色情牌戏（pornographic card game），纸牌上画着男神女神们，各自摆出支离扭颐的各色姿势。哈里斯认为，如果有人可以理解这位托洛茨基先生不吐不快言论的话，那个人就是他哈里斯。
　　于是托洛茨基沿着第2大道北上，步行穿越12个街区，来到了哈里斯位于东24街的《皮尔逊杂志》办公室。这个选址要比《新世界》昂贵得多，远非后者所能承受。哈里斯殷勤招待，托洛茨基答应停留几个小时。哈里斯的记载里没有提到翻译，但他一定需要一名——哈里斯似乎只能说很少的俄语或是德语。
　　他们轻松地开着玩笑，话题从政治到哲学，再到世界大事。哈里斯发现他的客人是“一名理想主义者，大体上并不自私，”后来他说道。^[19]哈里斯甚至颇为轻松地质疑起了托洛茨基的社会主义核心理念。“俄国人，”哈里斯说，“不大可能比他的邻人更努力工作，除非他能从工作中比邻人更多地得到什么，”哈里斯提出。托洛茨基对此立即回应说：“我们都应当为俄国和未来工作。”接着托洛茨基还说，“我们想要一场彻彻底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方方面面都与资本主义制度针锋相对。”^[20]
　　在某个时间点，托洛茨基宣称“社会主义革命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哈里斯回复说，“你在吓唬我。”
　　他们谈了几乎整个下午，直到托洛茨基不得不离开。哈里斯恰好在托洛茨基起身时询问他返抵俄国的旅行计划。当托洛茨基提到在哈利法克斯的经停时，哈里斯表现得大惊小怪。“我的上帝啊，”他问道。“您真的不应该这么放心大胆地把自己交给一个英国港口。”
　　据哈里斯回忆，托洛茨基回答说，“为什么不？”“您忘了，英国人是我们的盟友。”
　　“如果您觉得，英国政府自认为是任何社会主义革命家、或是您这样的煽动者的盟友的话，那么您错了。（他们）将您视为是比德皇、贝特曼-霍尔维格（Bethmann-Hollweg）、兴登堡更危险的人。”
　　“尽管他们私下不喜欢我，他们也不会生事；他们是我们的盟友，所有俄国人的盟友，”据哈里斯回忆，托洛茨基是这么说的。他们一起大笑了几分钟。最后，哈里斯一路相送，为托洛茨基指明了回去的街道。^[21]
　　回到《新世界》编辑部后，托洛茨基写了几篇最后的专栏文章，其中包括一篇为路易斯·弗拉伊纳而作的宣言。这篇宣言将于托洛茨基离开美国之后刊登在《国际主义者》上。接下来，一个“最终麻烦”到来了。电话响起，有人说找他。托洛茨基抄起电话，听到了娜塔丽娅的声音、一种极不寻常的紧张语调。他们的儿子谢尔盖走失了。数天卧床之后，娜塔丽娅让谢尔盖独自出去走走，到维斯大道透几分钟的气。然而，孩子却跑丢了。

^﹝1﹞ 美国银行家。

^[1] Routsky, 69, 73.

^[2] Routsky, 71.

^[3] On precaution against German spies, see New York Times, March 22, 1917.

^[4] Routsky, 71.

^[5] Lore, “When Trotsky Lived in New York,” 6.

^[6] In his account, Routsky says that Trotsky and Bukharin represented Bolsheviks, an obvious mistake since Trotsky did not join the Bolsheviks until July 1917, about four months late. Routsky wrote his account in 1948, after Trotsky’s association with Bolshevism was unavoidable.

^[7] Routsky, 74.

^[8] Becker report, 3.

^[9] Letter from Trotsky to Russi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ttached to Trotsky article “In British Captivity,” in Class Struggle, December 1918.

^[10] Trotsky, My Life, 279. See also Trotsky, “In British Captivity.”

^[11] Kirchwey, “When Trotsky Lived in New York,” 4.

^[12] Spence, Trust No One, 157.

^[13] Spence, “Hidden Agendas,” 17.

^[14] Fowler, Wiseman, 111.

^[15] Spence, “Hidden Agendas,” 11.

^[16] On the Weinstein relationship, see Spence, Trust No One, 163 et seq.

^[17] See Document CX 015649, memorandum from C. E. Dansey “Reference PILENAS,” January 19, 1918, British Archives KV2/502.

^[18] Document 625 (also nos. 169987 and 170514), “Memorandum from W. W. on Internal Conditions (Neutral Countries),” March 22, 1917. British Archives KV2/502.

^[19] Harris, 195.

^[20] Harris, 198.

^[21] Ib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