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可以说，之所以我会生活在地球上，并不是因为自己 与规则保持一致的步调，而是因为成为它的例外情况。” ——1940年6月8日，托洛茨基。 感谢 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 父与子 夜晚，一片漆黑。我醒了过来。苍白斑驳的光闪烁着，然后消失。我站了起来……枪声突然贯穿了我的双耳。他们在向我们的房间里射击。我一直都是一个浅睡眠者，在睡醒之后我能够很快地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 ※ ※ 列夫·达维多维奇在他年轻时就是个酣睡者。当苏联开始向反对派发起进攻时，当《真理报》的版面开始充斥着黑色的、无法想象的且荒诞的诽谤而令读者们目瞪口呆时，这使他首次受到失眠的侵扰。为了替自己辩护与辩解，诽谤者曾谎称：他们没有其他武器可供使用。 读者公众们会相信他们吗？既会，又不会。强烈怨恨的巨大浪潮席卷了他们，吞没了他们，使他们迷失了方向。他们对英勇的革命岁月感到疲惫，对被征服者的未来充满恐惧，于是，就像人们在衰退和躺平的时刻会相信奇迹一样，他们开始相信这种诽谤。我曾经看到，当他们手持着《真理报》巨大的纸张的时候，他们的手会颤抖；他们会把手放下，然后又举起来。 我们的孩子也失眠了。小儿子很困惑，就问我：“这是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爸爸？他们怎么敢？”[1]大儿子列夫，之前一直处于一种兴奋的状态，现在变得紧张忙乱了起来。他面色苍白地告诉我他对青年人圈子的印象，以及他与污秽洪流的冲击作斗争的事情。“勇敢的小裁缝”（安徒生童话中的一名英雄），他父亲会用赞许的眼光看着他说。 “勇敢的小裁缝”为自己的健康感到骄傲，在那段时间里，他被突如其来的失眠弄得心烦意乱，但他并未屈服。他仍旧为自己的健康感到骄傲，直到生命中的最后两年，他的健康状况突然恶化。犬儒主义的莫斯科审判的黑暗岁月打倒了他，因为我们的儿子列夫，他虽然缺席，却是主要被告之一。罪行诽谤的毒液就像毒药一般侵入了他的身体。他的整个神经系统都受到了季诺维也夫、皮达可夫、穆拉洛夫、斯米尔诺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和许多其他人被谋杀的影响。他幼年时就认识了加米涅夫和布哈林，后来又认识了其他人。他知道他们都是诚实的革命者。他向他们学习，爱戴他们，尊敬他们，把他们同革命、革命英雄主义以及列宁和托洛茨基联系在一起。[2] 失眠的夜晚重临，他没有力量击败这种感觉。安眠药对他并不起作用，他只在临近黎明时才会打个盹儿。为了工作，他不得不在七点到八点之间起床，而格伯乌不眠不休的监视又使得他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据后来才发现，格伯乌的特务就住在他旁边，他在26号，而特务们在28号。 莫斯科审判期间的父与子 我们在挪威的被捕深深地刺激到了我们的儿子——他完全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启程前往墨西哥，在游轮上航行了三个星期，周围环绕的只有敌人，这给他的生活带来了致命的恐慌。当我们在挪威的格鲁姆——我们被监禁的地方——的时候，他给我们送来了用隐形墨水和代码写成的旅行指南。它没有被敌人发现，我们收到了它。他在法国把我们的朋友送了过来，但是没人被允许去见我们。我们的朋友都不允许陪伴我们。这三个星期的完全无法令人把握的局面对列夫来说是一项巨大的考验。 而他的父亲像笼中之虎一样勃然大怒。报纸对当时著名的、同时也是第一次在莫斯科举行的审判作的报道太迟了，以至他无法回答，更无法揭露那些说谎者们，这是对列夫·达维多维奇的最大折磨。为自己辩护而反对诽谤，这是他身上与生俱来的要素，是他生命中不可被分割出去的激情。他在激烈的劳动中与对所有可鄙的敌人的斗争中找到了庇护所。但在古鲁姆这个他注定要保持沉默的地方里，他病倒了。 我们的儿子列夫明白这一点：他的绝望是没有止境的。他致力于完成他父亲无法完成的任务。为了减轻后者的负担，他亲自揭露了“莫斯科审判”中那些卑鄙无耻的主宰者们，他给他们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并将其载入了最可耻、最令人厌恶的历史史册之中。列夫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在我们呆着的“监狱”里，我们怀着兴奋的心情阅读着他的红皮书。“说得很对，说得很对，好孩子！”他的父亲用朋友般亲切的口吻说道。我们是如此地想要见到他，拥抱他！ 我们的儿子除了从事革命活动和文学活动外，还专攻于他非常感兴趣的高等数学。他在巴黎设法通过了考试，而且梦想有一段时间致力于搞系统性的工作。就在他逝世的前夕，荷兰科学研究所还接受他为合作者，然后他开始着手研究俄国反对派问题的工作。他是青年群体中唯一一个在这一领域有丰富经验的人，而且他从反对派的起源之时就对它的整个历史了如指掌。 我们不稳定的经济来源使他十分担忧，他多么渴望经济独立啊！他曾经写信告诉我他的预期收入。前景一片光明，但他还没有确切的把握。“这将会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即在科学研究院工作），他说，然后他开玩笑地补充道，“我将能够帮助我年迈的父母了”，“为何不做梦呢？”他问道。他的父亲和我经常带着爱意和柔情回忆着我们儿子的这些话。斯伯丁先生是斯坦福大学俄文系的副主管，他和我儿子在巴黎就未来的工作进行了一些谈话，以下是后来他对列夫的描述： 谢多夫的死讯令我震惊。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有能力和极富魅力的人，他的未来无疑是辉煌的。我们不清楚他的死因——一些消息来源向我们表明，这是由于医疗疏忽，或者甚至是更可怕的事情。您能不能写一篇简短的笔记，总结一下我去年十月（1937年）和谢多夫的谈话，包括我和他达成的临时协议？这样我就可以轻松地使用这样的笔记，从托洛茨基那里获得一些有关俄国内战和战时共产主义的确切信息。 列夫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参加了革命，直到生命尽头他都未曾离开过。他在童年时期对革命自发的忠诚，到后来发展成一种自觉的、坚定的忠诚。1917年夏天，有一次，他的一只手滴着血的从学校走到木工工会的办公室（布尔什维克），当时我担任木工工会宣传部的编辑和校对员。这正是激烈辩论的时候，辩论不仅在塔夫利达宫、斯莫尔尼宫和马戏团举行，同时也在街上、有轨电车、学校和工作场所举行。通常一大清早，一大群工人挤在我们工会的官员中间，讨论当前的问题，也就是：对于普罗大众来说，包括无产阶级夺权的迫切性的问题与列夫·达维多维奇的人格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讨论了列夫·达维多维奇的演讲——在这些讨论中可以感觉到意志的统一和不可动摇，一种勇往直前的强烈意愿，召唤着一场具有不可战胜的胜利信念的决定性斗争。 孩子们被允许和我一同在工会的餐厅吃饭。当时，列夫·达维多维奇正被关押在临时政府的监狱里。当同志们问起他的手的情况时，列夫回答道，他被克伦斯基（总理的儿子）咬伤了。“为什么会这样？”“我打掉了他一颗牙。”我们都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当时的劳动部长斯科别列夫的儿子也在同一所学校上学。打架斗殴是日常的事情。 在一次伏击造成的爆炸中，格伯乌斩断了我们的儿子和战友的生命线，而代价是十月革命历史的前所未有的升华。那些对它的衰落负有责任的人现在正对他们卑鄙的工作进行收尾。第二场十月即将来临，它将征服整个世界，它将对它自己的上一场的英雄和掘墓人作出应有的评价。 ※ ※ ※ 列夫·达维多维奇并没有认真阅读过共产党报《真理报》那肮脏的版面，只是快速地瞟了一眼，便厌恶地将其扔到了一边。 ※ ※ ※ 他们在射击……列夫·达维多维奇现在也醒了。我在他耳边低声说道：“他们在这里射击，朝着我们的房间里射击。”我紧紧地靠着他，非常非常温柔地推着他，和他一起从低矮的床上滚落到地板上。 ※ ※ ※ “他们在射击。”我说出这句话时的感受，就跟我在1917年7月的感觉一样，“他们来了。”那时是在彼得格勒——后来改名叫列宁格勒——当克伦斯基政府的警察来逮捕列夫·达维多维奇时，我们当时就料到会被逮捕——这是不可避免的。斯大林的袭击同样也是我们预料到的，这也同样是不可避免。然而，与1917年的逮捕相比，1940年5月24日的晚上来得更出人意料。 当克伦斯基逮捕列夫·达维多维奇时 克伦斯基政府在当时取得了胜利，虽然时间不长，但它还是成功地逮捕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我回忆起临时政府对危机的解决方式。在塔夫利达宫美丽的圆柱大厅里，一场暴风雨正在进行。我坐在一个箱子上，离讲台很近，讲台上坐满了“里伯丹”人（这是德米扬·贝德尼在他的一首广为流传的诗中给孟什维克贴上的标签）。这时，突然传来了象征胜利的乐声，一支军乐队伴随着震耳欲聋的掌声和欣喜若狂的问候声中步入宫殿。政府秘密将他们从忠于他们的前线兵团中调了过来，而且，正如将来所证明的那样，这些兵团是最后忠于他们的。但在当时，它们就已经足够了。当权者开始感到脚下的土地稳固了。我看到那些在讲台上“耕作”的人和征服者们，互相秘密地用手晃动着对方，他们费了好大的劲儿试图抑制喜悦的心情——他们喜形于色，环境决定了他们甚至无法让自己的神情保持冷静。 不出几天，逮捕行动就开始了。当时列夫·达维多维奇和我一起住在拉林同志的公寓一个小房间里。我们的孩子和一些朋友在特里约基。顺便说一句，列夫·达维多维奇在白色的彼得堡开了一整天的会，一直到深夜。 早晨五点钟，我听见院子里的柏油路上有一阵小心翼翼的脚步声，我跑到窗前，打开百叶窗上的一条缝，看见清晨的微光照着那些身着灰色制服的，胳膊上挎着枪的士兵。这是临时政府的一支军队。毋庸置疑，这是针对我们的。我碰了碰列夫·达维多维奇的肩膀说：“他们来了”。他跳了起来，迅速穿上了衣服。门铃响了。拉林同志有我的警告在先，没有立刻去开门。他们要找卢那察尔斯基，这是个借口，随后他们就发出了逮捕托洛茨基的命令。拉林并没有屈服，他迫使他们等待着。他试图给“里伯丹”负责人打电话，但是没有任何人接听。我们开始作别。列夫·达维多维奇想尽办法让我振作起来。他们把他带走了。整体形势非常严峻。时机已到，斗争已是公开的了，人们已然采取了直接行动。这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但列夫·达维多维奇在被带走前看向我的眼神充满了自信和挑战，那目光仿佛对我说：“我们且看谁将鹿死谁手。” 我们得安排人去监狱看望、送包裹等等。我得到了列夫和谢尔盖的帮助，他们负责送包裹（食物等东西），并把它变成了一项游戏——“谁先到达那里”。满员的有轨电车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但他们还是搭上了车，并且总能在约定时间到达监狱。 他们对父亲的第二次被捕大为激动，但是整个局势预示着迅速的解放和胜利。这与1917年在哈里法克斯，我们回俄国的路上被英国人从船上带离，然后被迫分开的时候大不相同。然后，男孩子们以囚犯的身份和我们待在一起，不是在监狱，而是被一起关到了一个俄国间谍家里的一间肮脏房间。但是，列夫·达维多维奇跟其他人一起被带走了，他们没有作任何解释。这种令人完全无法掌控的局面在当时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托洛茨基和妻子娜塔莉娅 未遂的暗杀我们躺在地板上，在墙脚的边上，远离着射击持续了好几分钟的交火区。事情过后，我们数了数卧室墙壁和门板上的弹孔，总共60个。将身体紧贴在墙壁上，我们在等待着……我微微抬起了身子，想要保护列夫·达维多维奇，因为在我看来，子弹似乎是冲着他来的。但他阻止了我。“祖父！”我们俩都听到了睡在隔壁房间的孙子的哭声，而罪犯随即进了屋子。他的声音听起来既像是危险的警告，又像是呼救。我们的孙子已经忘记了这件事，无论我如何给予他关于这件事的经历和回忆，他都想不起来，但这一声叫喊使我们如坠冰窟。一切归于寂静。“他们绑架了他。”他的祖父轻声地对我说。在将我们的卧室和我们孙子的卧室隔开的门口，一枚燃烧弹的光亮照出来了一缕轮廓：一顶头盔的曲线，闪亮的纽扣，一张细长的脸，就像梦中人一般闪过我的身旁，之后我就看不见他了。房间里的枪声停止了，我们听到庭院远处传来枪声。 我悄悄地、缓慢地穿过卧室，走进浴室，那里有扇窗户正对着院子，那间小房子可以看见我们的朋友和卫兵居住的地方。那里还有一棵巨大的桉树，他们就是从那里开枪的！后来我们了解到，敌人在这棵桉树旁安放了一挺机枪，这样，他们就用源源不断的扫射从战略上切断我们与卫兵的联系。后来，调查官在房屋内发现了装填有1.5公斤炸药的炸弹，在西奎罗斯袭击案的法庭记录中可以找到这份记录，西奎罗斯在1941年3月28日被释放——因为缺乏材料和罪证！多么缺乏公正啊！“苏维埃国度之主”、“人民之父”，等等等等，都是从无产阶级的国库慷慨地支付出来的。据调查显示，这枚炸弹有某些技术性缺陷，罪犯们无法使用它，但是调查表明，炸弹的威力足以炸毁整栋房子甚至波及到地基。 院子里的射击也停止了，之后，一片寂静……缄默……令人难以忍受的寂静。“我把你藏到哪里才算安全？”紧张的气氛和令人绝望的处境几乎使我失去了力量，他们随时都会过来干掉他。我把脑袋转了过来……突然，同样的声音又响了起来，是我们孙子的声音，但这次是从院子里传来的，听起来完全不同，勇敢、欣喜，像一段断续的音乐：“阿尔—弗雷德！玛—格—丽特！”它把我们带回了人间。就在片刻之前，我们还感受到了枪声停止后的夜晚的寂静，就像在坟墓一般，如同死亡本身一般……“他们都被杀了。”“阿尔弗雷德！”“玛格丽特！”不，他们还活着……活着！可是为什么没人来呢？为什么没人给我打电话呢？毕竟，其他人都走了。也许他们在害怕，害怕面对着无可挽回的事情。我抓住门上的把手，这扇门从我们的卧室通向列夫·达维多维奇的卧室。它是关闭着的，虽然我们习惯于不锁门。那扇门被子弹打得如同筛子一般，他们朝着卧室开了枪。透过缝隙，我可以看到天花板上的罩灯透出柔和的金色光芒，照亮了整个房间。我能看到桌子上堆满了整齐有序的手稿。书架上的书没有被动过，那里的一切都很平静；思想和创造力的支配性的背景就在那里。多么奇怪啊！——秩序、宁静、光明，桌子上的一切都完好无损……只有那扇被打出黑色弹孔的门能说明刚才所发生的罪行。我开始使劲敲门，奥托跑了过来，“门因为某些原因被卡住了。”我们联合起来的力量，推开了这扇门。我们走进了这个奇异的、且没有被侵扰到的房间。 罗伯特·谢尔顿·哈特西瓦、阿尔弗雷德、玛格丽特、奥托、查理、杰克、哈罗德——他们都在那里。只有鲍勃·谢尔顿没有和我们在一起。可怜的孩子，他上夜班的时候被他们绑架了。他的一些财物、一些衣物还有部分设备还留在空空如也的车库里。这些事使得人心在痛苦地收缩着。有人想要问，我们的朋友，我们的警卫出了什么事？他在哪里？他们对他做了什么？鲍勃身上那些覆盖着神秘的东西向我们说明了他的厄运。谢尔顿总共活了23年，有多少希望、多少理想主义、多少对未来的信念，以及为之奋斗的决心，都随着这个年轻的生命消逝掉了！异国情调的墨西哥使他着迷，那些五彩斑斓的小鸟吸引住了他，他养了少量的几只，把它们放在了我们的花园，悉心地照料着它们。二十三年，他们还缺乏生活经验，危险意识和紧迫的警惕意识还没被塑造成型，但他们是如此敏感，以至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获得了这一切。谢尔顿喜欢散步，在他空闲的时候，他会在科约阿坎的周围散步，然后摘回几束野花。 在他抵达这里后不久，他就从列夫·达维多维奇那得到了教训。我们的住所正在重建，每隔15-20分钟就必须打开一次大门，以便让一名推着手推车的工人走到街上，然后再让他回来。鲍勃造了一个鸟笼，这让他忘乎所以，为了不使自己从工作中分心，他把大门钥匙交给了那个工人。这没能躲过列夫·达维多维奇的法眼，后者对他解释说，这是一种粗心大意的表现，并补充说：“你可能会成为你自己粗心大意的第一个受害者。”这句话是在鲍勃惨死前一个月或者六周前说的。 5月24日这一天对我们来说很早就开始了，充满了兴奋因素。我们越是对布满弹孔的墙壁和床垫进行了分析，越是能意识到自己所处的险境，也越发能感受到自己得了救。夜里的神经紧张使我们进入一种高度兴奋状态，由于竭力保持镇静，这种状态才得以被控制。这种摆脱了沮丧的情绪后来成为了毫无意义且无耻的“自残理论”的论据之一。当我向那天拜访我们的朋友们讲述格伯乌夜袭的事件时，我发觉自己几乎是怀着喜悦的心情来讲述的。但是那些惊恐地听着我讲述的人，都用害怕的目光望着墙上布满弹孔的两张床的床头，然后我会有理由对自己说：“但敌人终究是失败了。”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越发坚信，我们的敌人在这一场合下遭受的失败，必须由他们自己补救，这场犯罪的始作俑者不会被吓倒。被拯救的喜悦被一次新的探访和要为之做出的准备浇灭了。  托洛茨基 列夫·达维多维奇过去几个月的工作与此同时，列夫·达维多维奇正在参与对5月24日案件的调查。它缓慢的进度使得列夫·达维多维奇非常揪心。他耐心而不知疲倦地跟踪着事态的发展，向法庭和新闻界解释案情，作出超乎常人的努力，用着他特有的敏锐目光，强迫自己驳斥那些不言而喻的、糟糕透顶的谎言，不让任何细节逃过他的眼睛。他赋予每一件事物以适当的意义，然后把它们编织成为一个整体。 然后他越来越累，他的睡眠不好，一会儿打瞌睡，一会儿醒来，脑子里都是同样的想法。有时能听到列夫·达维多维奇独自一人时说出心里话：“我累了……累了。”一种极度惊慌的感觉捉住了我——我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但我也知道一些其他的事情——如果他能够安静地回到他真正的工作中，他将会感受到活力、灵感和能量的流入。他概述了他的一项关于红军的分析工作，并为之收集资料；另一项是关于国际形势的；还有一些是关于世界经济和战争的最新形势的。每天发生的事情和斯大林做出的交替不断的罪行，使这些任务有必要降到第二层面。 他撰写关于斯大林的书只是迫于外部环境——经济需求和他的出版商。列夫·达维多维奇不止一次地表述出他想要写一本他称之为“流行”书的愿望，目的是为了赚钱，之后休息时再研究他感兴趣的话题。但他不能实现这一点，他不能写“流行”的书。他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愿意接受出版商的提议，但我们的朋友坚持要他接受。列夫·达维多维奇终于同意了，他计划在短时间内完成这项工作。但他一旦着手这件事，就开始以他特有的认真态度、一丝不苟的精神和他经常向我抱怨的那种学究气息来对待这件事。尽管如此，他还是提议在1940年3-4月之间彻底完工。他没能做到。首先是我们党内的争议——它的美国部分——分散了它的注意力，然后是5月24日的事件。 列夫·达维多维奇的一个秘密和他最珍视的愿望是，描绘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友谊，他们的“浪漫”，正如他告诉我的那样，他从未调查过，他想要这样做。列夫·达维多维奇非常喜爱恩格斯，喜爱他的那整个深刻的人格。这两位伟大而性格截然不同的朋友为了一个目标而团结在一起，他被他们紧密的联系深深地吸引住了。 他计划出版的关于列宁的书他不得不暂时放弃续写他那本关于列宁的书，这不是没有遗憾的。他内心深处的强烈愿望是要向世人展现列宁真实的一面，以对抗那些以自己的标准评判列宁的人。追随者们臆造想象的事物，无论多么精彩，都无法与原本的东西相媲美。列宁必须出现在历史面前，他完全有权利这样，展示他所有的天才和人类所会有的弱点。另一方面，追随者们赋予了列宁良好的本性，谦虚、朴素等等，但这一切对于列宁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他们以“自己的形象”描绘了他，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不是那种被挤进普通模子里的人。列夫·达维多维奇也会要求我作最细致入微的、最微不足道，但与现实最符合的回忆。当我向他讲述或者为他记下各种他所不知道的细节，他就会很高兴，他能够从中辨别出真正的列宁。 1917年，在彼得格勒的斯莫尔尼宫，我们的公寓和列宁及其家人的公寓在同一条通道上，他们用着位于我们生活区的浴室。我们过去常常遇见对方。列宁总是精力充沛、兴高采烈而且彬彬有礼。有一次，他走进屋里来，看见孩子们，让他们并排站在一起，然后往后退了几步，双手插在口袋里，高兴地说道：“嘿，我喜欢这个！”孩子们的服饰突然引起了他的注意。在那段日子里，纺织品难以获得，我从未想到得到一个特殊订单去获得一些做衬衫的材料。我们有一块天鹅绒的桌布，上面有花的图案，我把它洗干净，然后剪开缝成衬衫给孩子们。男孩子们不太高兴，“为什么要用地毯来给我们做衬衫？”我作出了解释，但没有任何效果。可以确定的是，他们穿着它们，但不是没有抱怨情绪的。听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赞美之后，孩子们这才安静了下来。 列夫·达维多维奇的健康状况我们在苏联的十年里，列夫·达维多维奇的健康状况没有太大的变化，在流放期间，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移民期间，他的健康状况开始忽起忽落。在流放期间（阿拉木图），列夫·达维多维奇的生活被信件淹没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我们在莫斯科生活中的最后一段时期的延续。这里一直在讨论当前的政治问题和策略问题，我们收到的邮件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有时无法在白天看完所有信件。我们的儿子列夫·谢多夫之前答复了其中一部分，而他的父亲答复了大部分。众所周知，我们（在阿拉木图逗留）的最后几个月里，一切通信渠道都被禁止了。所以它流入了非法的渠道，而流量也大为减少。 在（土耳其的）普林基波，列夫·达维多维奇一开始觉得非常困难，无所事事和与世隔绝使他感到压抑，民生资金、警卫开支、国外反对派的资金的问题也随之出现。这一切迫使他接受了来自某个出版商的写他的自传的邀请。列夫·达维多维奇很难发自内心地投入这项工作，这与他平时的性格极不协调，他不得不强迫自己“回忆”，这扰乱着他的神经，他的整体健康状况受到了损害。 随着与志同道合的欧洲思想家们取得联系，他的精神和身体状况逐渐恢复。来自国外的访客、通信、为欧洲的反对派机关撰写政治文章——所有这一切使得列夫·达维多维奇恢复了他本体的元素。这反过来让他写自传的强迫劳动的强度减轻了一些。 在马尔莫拉海的餐桌上或钓鱼之旅的时候，没人会怀疑“退潮”。关于政治问题的谈话，笑话，让这个或那个沮丧的同志振作起来。所有这些无一不在证明，列夫·达维多维奇的情绪是平静的。只有我们的儿子，当他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够猜出这并非如此。我是如此地喜欢“涨潮”的时候啊，在这段时期我是多么快乐呀！在这段时间里，列夫·达维多维奇又恢复了生机、年轻和喜悦。然后他热情地口授着政治信件，给朋友们提建议，口授他的自传等各种文章，到湛蓝的大海中钓鱼……他的情绪在狂热中沸腾。而所有这些都是完全孤立的。 在四堵墙后面我们住在罗扬（法国）附近的大西洋岸边，朋友们租给我们一座孤立的别墅“海浪花”里，有着一个动荡的开始。每天都有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和学者们去拜访列夫·达维多维奇，每天15-20名访客。列夫·达维多维奇每天会进行两到三次讨论。他充满了灵感、活力，和似乎取之不尽的精力，这让我们的朋友惊喜又高兴。 在法国，我们的经济问题再次恶化，那时处在低谷期。我不得不去巴黎接受治疗，列夫·达维多维奇坚持如此，而他自己的健康状况也在急剧变化。 有一次，列夫·达维多维奇在罗扬那里写信给我说，尽管他的健康状况很差，但他还是和一些抵达这里的朋友还有我们的儿子进行了一次讨论，而且进行得非常成功。“我看到了利欧维克，”他写道，“他的眼睛闪闪发光，他光芒四射。”讨论过后，列夫·达维多维奇很早就上床睡觉了，因为他太累了。他听见暴风雨下的海洋把水花溅在他房间的窗户上，把水珠溅到了窗户玻璃上。列夫进去跟父亲道别，那一夜他不得不返回巴黎，他们就刚刚结束的讨论热烈地交谈了几句。我们的儿子非常兴奋和激动，他走到父亲的床边低下头，“就像个孩子”，他的父亲后来写道。他紧紧地搂着他说：“爸爸，我非常爱您！”他们拥抱在一起，然后含泪分别。 海洋持续它的波涛汹涌，它在狂热中沸腾着，这位伟大的战士也许还存活着……。施暴者必将遭受复仇，而暴力本身也将消失殆尽，未来无数自由的人类也将低下头来纪念在暴力下献身的无数受害者。 注释 [1] 小儿子谢尔盖长大后成为了一名科学家。当他的父亲在1929年被驱逐时，他留在了苏联。后来他在莫斯科审判期间被捕，从此杳无音信。——编者 [2] 在高加索的一个不起眼的村庄里，列宁和托洛茨基被看作同一人，还写了一首关于他们的战歌，这是怎么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