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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夫·托洛茨基——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老师
李福仁
（1944年8月）
老炸疯 翻译；先知在1917 校对
殖民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纲领和战略的发展，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战争与革命的时代的。这一纲领和战略首先由列宁提出。但对它进行详细的阐述和首次具体应用，则是由列宁的伟大同志列夫·托洛茨基进行。托洛茨基关于殖民地革命问题的著作（其中许多仍待出版）足以填满数卷。它们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纲领和战略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托洛茨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中最伟大的一部分。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8年首次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的南非荷兰语版序言中，托洛茨基指出，这一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奠基文件丝毫没有提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他指出，这是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认为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至多只需几年的时间。而资本主义在欧洲的灭亡将“自动”给被压迫人民带来解放。然而，历史并没有遵循这一乐观的时间表。欧洲的无产阶级不仅没有摧毁资本主义的传统根据地，反而让资本主义更加深入地渗透到落后的殖民地国家，并及时催生出强大的民族解放运动。这是一个新的、强有力的革命因素。它的出现确立了殖民地革命计划和战略的客观需要。
如果在资本主义前进上升的时期里，资产阶级夺取殖民地是为了能够履行马克思所描述的它特殊的历史使命，即“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卡尔·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1858年10月8日）[1]——那么在今天，在资本主义经济衰落和衰败的时代，保留殖民地，并有机会掠夺其自然财富和剥削其居民，已成为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生存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
革命的国际主义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相互关系，正是基于这一深刻而又明显的真理。后者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殖民地居民的解放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同他们继续被奴役对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一样重要。对托洛茨基来说，这是他制定殖民地革命战略的出发点。这是他始终不懈地围绕着的国际主义轴心。“共产党人，”1848年的《宣言》宣称，“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托洛茨基补充道：
“有色人种反对帝国主义压迫者的运动是反对现存秩序的最重要、最有力的运动之一，因此需要白人无产阶级给予完全、无条件和无限的支持。”（列夫·托洛茨基《共产党宣言九十年》，载于《新国际》1938年2月）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在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之后展开的，是由战争创造出的条件的直接产物。
工人阶级的成长
直到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的剥削几乎完全是赤裸裸的抢劫和掠夺。殖民地地区的经济发展仅限于帮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提取原材料和销售其生产的成品所必须的措施。例如，英国资本首先渗透到印度。这种工业发展是以商业开发为中心目标的附带产物。人们发现用印度廉价的劳动力就地处理印度产的棉花，要比运去兰开夏纺织便宜得多，特别是当成品的绝大部分是销往印度及其周边国家，所以英国资本家在孟买建立起了棉纺厂。根据同样的政策，英国资本家在上海建立起了棉纺厂，以处理中国的棉花作物以及部分印度作物。
这种附带的工业发展的最重要的政治后果，是在这些广阔而落后的土地上出现了一个与帝国主义剥削者作斗争的工业无产阶级。外国商业资本仅仅是培养了一个作为帝国主义代理人（买办）的本土或民族资产阶级的雏形。随后而来的外国工业资本却产生了一个工业工人阶级，这个工人阶级对帝国主义有一种毫不掩饰的利益冲突，他们将毫不妥协地同帝国主义作斗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欧洲的军事斗争，帝国主义的经济压力减轻了，各大殖民国家的工业发展加快了步伐。当地的买办和一些大地主们也进入了工业领域，建立了同帝国主义竞争的企业。“民族”资产阶级就这样开花了。工业无产阶级也相应地增长了。正是这些发展为战后十年殖民国家的伟大革命剧变，尤其是为1925-27年中国革命的失败奠定了阶级模式。
对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阶级关系是决定性的因素，它决定了革命运动的性质和前景，以及实现革命运动所必需的政治战略。阶级标准对于殖民地国家和资本主义大都市来说都是强制性的，托洛茨基继马克思、列宁之后，在反对斯大林和其他一切修正主义者和社会主义的叛徒时，都坚持这一标准。这一标准就像条红线一样，贯穿于他关于殖民地革命问题的大量演讲和著作中。这些演讲和著作大多同中国和中国革命有关。在中国的阶级关系中，折射出殖民地阶级关系的总体。因此，托洛茨基关于中国的思考之精髓，将作为马克思主义革命政策在整个殖民地问题上的关键。
革命的性质
托洛茨基在1938年写道：
“就其直接目的来说，未完成的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的’。但是，这个术语作为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简单回声来使用，实质上很难推动我们向前。为了不让历史类似成为思想的陷阱，必须让它经受具体社会分析的检验。在中国彼此斗争的是哪些阶级？这些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这些相互关系朝哪个方向变化？中国革命的客观任务，即发展进程所授意的任务是什么？这些任务的解决落在哪些阶级的肩上？这些任务能够用什么方法解决？……
殖民地、半殖民地落后国家的人口占人类的一半多，在落后程度上彼此差别极大，形成从游牧甚至是人吃人的野蛮到最新工业文化的历史阶梯。把这两极在不同程度上结合起来，是每一个落后国家的特点。但是，落后的等级——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是由每一个殖民地国家的生活中的野蛮和文化的比重决定的。赤道非洲远远落后于阿尔及尔，巴拉圭落后于墨西哥，阿比西尼亚落后于印度或中国。在它们对帝国主义宗主国的经济依赖的整体情况下，政治上的依赖在某些情况下具有公然殖民奴役的性质，在另一些情况下被国家独立的假象所掩盖（中国、拉丁美洲）。
落后性在土地关系上能找到自己最有机的和残酷的表现。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完成了稍稍深刻的民主革命。半途而废的土改被半农奴制的关系消耗，后者在贫困和压迫的土壤上的复苏是不可避免的。土地关系中的野蛮总是与道路不畅和各省之间彼此割绝、‘中世纪’的割据、缺乏民族意识携手共进。把旧封建主义的残余和新封建主义的层面从社会关系中清除出去，是所有这些国家的最重要的任务。”
[2]
民族资产阶级
“但是，在保留对外国帝国主义依赖的情况下，土地革命的完成是不可思议的，前者一手播种资本主义关系，一手支持和恢复所有形式的奴役和农奴制。这样，为争取社会关系民主化和建立民族国家的斗争就不断地转变为反对外国统治的公然的起义。
历史落后性并不意味着在迟一两百年或三百年后简单地重复英国或法国这些先进国家的发展，而是产生全新的‘组合式’的社会结构，其中资本主义技术和结构的最新成果植入封建和封建前的野蛮之中，改造它们，并让它们服从自己，创造独特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这些迟滞的国家中，没有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能在‘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下完成，因为后者在外国管束下迅速崛起，是一个与人民格格不入的、敌视人民的阶级。它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把它与外国金融资本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实质上是后者的代理。殖民地的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和商贩，首先成为与外国资本的悬殊斗争的牺牲品，在经济上变得微不足道，失去阶级属性，沦为赤贫，扮演独立的政治角色，它连想都别想。农民的人数最多和最分散，是最落后和最受压迫的阶级，能够发动地方起义和游击战，但为把斗争提高到全民族的水平，它需要更先进和更集中的阶级的领导。这样的领导任务，自然而然地落到了殖民地无产阶级的肩上，它在其头几步就不仅与外国的，还与本民族的资产阶级对立。”（列夫·托洛茨基《哈罗德·R·伊萨克斯著<中国革命的悲剧>一书前言》，伦敦，193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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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指出，这些关于在历史上迟来的国家中阶级关系的特殊性以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殊性的观点，并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分析上。它们在1905年和1917年2月和10月的俄国革命中接受了“宏大的历史考验”。这三次革命无疑地证明了落后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能力解决民主革命的任务。因此，必须是使无产阶级朝着夺取政权的方向前进。列宁是这样说的：
“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工人应该支持资产阶级，——波特列索夫之流、格沃兹杰夫之流、齐赫泽之流这样说道，正如普列汉诺夫昨天说过的一样。
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说道，——因此工人应该使人民看清资产阶级政客的骗局，教导人民不要相信空话，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自身的组织，自身的团结，自身的武装。”（《列宁著作集》第十四卷第一部分第11页）
[4]
中国的灾难
在沙皇俄国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关于在革命中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十月革命的胜利里得到了肯定的证明。俄国工人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与底层农民结盟，推翻了专制主义和资本主义。民主革命的任务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解决，然后再实行社会主义的任务。
相反，在中国，布尔什维克政策的核心——无产阶级专权理论，在一场巨大的革命灾难中却被否定了。当时共产国际的理论家斯大林和布哈林，按照一种死气沉沉的计划，将历史进程分割成各个独立的阶段，规定只有“民主”革命才是当时的时代铁律，因此，革命的领导是属于也只能属于资产阶级的。列宁在1917年摒弃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公式，转而支持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公式又得到了复兴，并被扩展成臭名昭著的“四个阶级的联盟”，即后来所谓的“人民阵线”的原型。在这个联盟里，农民的代表权是被赋予给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国民党——实际上是给了上层阶级的集团。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放弃了政治独立，加入了国民党。工人因此服从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控制。这种背叛无产阶级阶级政策的罪行，这种无视俄国革命的历史教训的行为，这种拒绝列宁仍然崭新的学说的行为，都被年轻而缺乏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当成了——布尔什维克主义！
为了证明这种背叛的阶级合作政策的正当性，斯大林-布哈林引用了帝国主义压迫这一事实，据说这种压迫将迫使“全国所有的进步力量”结成反对帝国主义的联盟。如此，民族资产阶级被赋予了一个进步的角色，一个为了民族解放而反对帝国主义的战士的角色。但这正如托洛茨基所指出的那样，“但当初俄国孟什维克的论据正是这样，唯一的差别就是在他们那里，帝国主义被沙皇专制制度所取代。”[5]
资产阶级反革命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能力进行一场进步的斗争，一场为实现民主革命的目标而斗争到底的斗争，在殖民地国家，民主革命的首要目标是消灭帝国主义的统治。这种无能力有双重基础：1.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密切联系和农村反动的因素；2.害怕动员群众，而人民群众在斗争的高潮中，必然会不可避免地转到破坏资产阶级财产的斗争中去。但是，当民众们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时，如1925-27年在中国所做的那样，资产阶级就竭力像要控制这场运动，并利用它来迫使帝国主义作出让步。然后，它就会压迫革命群众，把他们赶回旧的奴隶制度。这就是资产阶级领导下的“民主”革命的性质。
然而，斯大林-布哈林坚持认为，蒋介石（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领袖）是在进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在克里姆林宫的肤浅头脑们看来，这是真的。但实际上，蒋介石与大英帝国主义势力的某些军国主义势力进行了一场有限的斗争，目的仅仅是想迫使大英帝国主义的统治者做些让步。这与反对整个帝国主义统治体系的斗争原则上是不同的。今天，蒋介石在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投靠到英美帝国主义的麾下，替中华民族备好了向其服务的新的奴隶制度。民族资产阶级的所谓反帝的作用，在托洛茨基的话语中被鲜明表现出来，并使其在革命先锋队的意识中熊熊燃烧：
“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只要还有希望保持住自己的特权，它就能承受任何形式的屈辱。但在外国资本把霸占全部国家财富当做自己的任务时，殖民地资产阶级被迫回忆起‘民族’责任。在群众的压力下，它甚至表明它能投入战争。但这将是只反对一个最不好说话的帝国主义的战争，并怀着转而为另一个更宽宏大量的帝国主义服务的希望。蒋介石只是在他的英国或美国保护人指示的范围内进行反对日本强盗的斗争。把反对帝国主义的解放战争进行到底的，只能是那个除了自己的锁链外没有什么可失去的阶级。”（列夫·托洛茨基《哈罗德·R·伊萨克斯著<中国革命的悲剧>一书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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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教训
按照斯大林-布哈林的说法，四个阶级联盟的政策是要在中国完成民主革命，以此开辟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专政的道路。所发生的事已是历史。蒋介石并没有领导一场“民主”革命，反而成为一场胜利的反革命的领袖。已动摇的帝国主义又恢复了一切阵地。土地问题仍未解决。这一切对于未来的革命政策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这是托洛茨基教给新兴的革命干部的最重要的一课——在蒋介石的资产阶级军事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不可能有中间的“民主”政权。这意味着，在未来殖民革命的高潮中，如果无产阶级先锋队政党去寻求建立这样一个政权，而不是引导工人们夺取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只会导致新的革命的灾难发生。
列宁在1917年4月为重新武装布尔什维克党，准备革命胜利而写的著名的《四月提纲》中，几乎是提前回答了中国革命中斯大林主义叛徒的错误及背叛政策，特别是愚蠢的孟什维克阶段理论。他宣布，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是完成土地革命并为被压迫人民争得自由的唯一手段。但是，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性质决定了它不能把自己局限于资产阶级财产关系框架内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无产阶级的统治将自动地把社会主义革命——破坏资产阶级财产关系和消灭阶级统治——置于首要目地。因此，社会主义革命将与民主革命不间断地联系在一起，成为民主革命的有机产物。
不断革命论
“不断革命概念的基本特征就是这样。（托洛茨基观察到的）正是这个概念保证了无产阶级的十月胜利。”（同上）[7]在中国，正是对这种布尔什维克观念的违背，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对这种观念的彻底否定，才保证了蒋介石和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胜利。
不断革命论是马克思首创的。列宁把它称为革命胜利的有力杠杆。托洛茨基是马克思、列宁事业的真正继承者，他在与斯大林主义的诽谤者和叛徒近二十年的斗争中，从多个方面捍卫和发展了这一理论，进而重新武装起革命先锋队，为未来的伟大斗争作着准备。托洛茨基关于不断革命的著作，是无产阶级革命战略的理论源泉，无论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落后的殖民地国家，凡是希望领导工人阶级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人，都必须学习它。不断革命论是马克思主义与反动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对立，后者在斯大林统治下成为苏联的官方国策。不断革命论同斯大林的孟什维克政策完全对立，正是后者使中国革命陷于灾难。
“不断革命，从马克思赋予这个概念的意义来说，”托洛茨基写道，“意味着一种同阶级统治的任何形式都不妥协的革命，这种革命并不停留在民主主义阶段，而要进一步采取社会主义措施并进行反对外国反动势力的战争；这就是说，这种革命的每一个阶段都同前一阶段相衔接，它只有在阶级社会完全消灭的时候才能够结束。”（列夫·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第32页，纽约，1931年出版）
[8]
托洛茨基对理论的解释
这对所谓的落后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意味着什么呢？托洛茨基接着解释道：
“对于资产阶级发展较迟的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说来，不断革命论意味着，要彻底地真正解决它们的民主和民族解放任务，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作为被压迫民族的领导者，首先是作为它的农民群众的领导者——的专政才有可能。
在民主革命中，不仅土地问题而且民族问题都给落后国家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安排了一个特殊的地位。没有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民主革命的任务就不可能解决，甚至不可能认真地提出。但是这两个阶级的联盟只有通过同民族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才能实现。
无产阶级作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取得政权以后所实行的专政，必然立即面临同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有密切关系的任务。民主革命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从而成为不断革命。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不是革命的完成，而是革命的开始。社会主义建设只有在民族范围和国际范围展开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在资本主义关系在世界舞台上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这种斗争必然要引起爆炸，即在国内引起内战，在国外引起革命战争。这里就包含着社会主义革命本身的不断性质，不论这里所涉及的是一个昨天才完成民主革命的落后国家，还是一个在民主革命后经历了漫长的民主制与议会制时代的老资本主义国家。
在民族范围内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想象的。资产阶级社会发生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这种社会所创造的生产力不再能同民族国家的界限协调一致。因此，一方面产生帝国主义战争，另一方面就产生一种资产阶级的欧洲联邦的空想。社会主义革命在民族舞台上开始，然后发展到几个国家的舞台上，最后在世界舞台上完成。这样，社会主义革命就成为一种在更新和更广泛的意义上的不断革命；只有当新社会在我们整个星球上获得最后胜利之后，社会主义革命才告完成。”（列夫·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第151-155页）
[9]
在实际政治方面，这些关于革命性质和阶级动态的观点，迫使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先锋队采取同帝国主义及其本土盟友——民族资产阶级——作不可调和的斗争政策。当民族资产阶级因其自身的阶级利益，而像蒋介石那样，对群众表现出其“左”的一面时，它绝不能让自己实行那些阶级和解、阶级合作的政策。它必须完全独立于所有其他党派，不与它们结成任何集团或联盟。它不能把自己的阶级旗帜和其他阶级和政党的旗帜混在一起，更不能跪在别人的旗帜面前。它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领导无产阶级联合农民群众夺取政权这一单一目标。
在中国的革命危机中，托洛茨基努力向共产国际、中央政治局灌输这些基本的革命思想，想使中国共产党偏离莫斯科所采取的致命的机会主义路线。但都无济于事。反对十月革命列宁主义思想的反应越来越强烈。中国革命以灾难性的失败而告终。托洛茨基和左派反对派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被逐出了俄国党内。托洛茨基本人也被流放了。
并不像资产阶级评论家们认为的那样，仅仅是托洛茨基个人的失败——这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失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失败。这次失败反映了苏联内外反应的增长。这是托洛茨基对所发生的事作出的评估。但托洛茨基不仅是一位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也是一位积极的革命家。对他来说，中国革命的失败，斯大林主义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胜利，都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以避免未来的灾难，并为未来的革命胜利扫清道路。首先要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以便为组织和重新武装革命先锋队提供一个基础。
重新武装的先锋队
托洛茨基在1925-1927年伟大而悲剧性的事件中引导中国共产党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的努力，对后来的工作有很大的准备价值。有几千名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到莫斯科的共产主义东方劳工大学接受培训。在托洛茨基为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不懈斗争的影响下，他们中的许多人加入了左派反对派的行列。剩下的大多数人是托洛茨基布尔什维克方案的默默支持者。192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的第十年，当时斯大林正准备将托洛茨基驱逐出苏联，年轻的中国革命者与其他外国共产党代表团一起在莫斯科红场游行。他们举着的横幅上写着斯大林主义官僚集团认为合适的口号。但当他们经过斯大林面前时，他们把横幅翻了过来，上面写着“托洛茨基万岁！”。这不仅是对列宁最伟大的战友的个人致敬，也是宣告对他思想的声援。这些旗手后来被斯大林的反革命政权逮捕并杀害。当时在莫斯科的中国革命者中，有少数人（非常少）逃脱了血腥清洗，设法回到中国，组成了左派反对派的核心，后来成为了第四国际的中国支部。
托洛茨基在他的第一个流放地阿拉木图，为自己设定了分析中国革命灾难的任务。莫斯科的斯大林主义集团试图让中国共产党成为替罪羊，并阻止对发生的事情进行任何真正的讨论。然而，托洛茨基坚持要把整个悲惨的事件公之于众，从中汲取一切必要的教训，以便揭露失败的主要原因，为将来的胜利做准备。因为，正如他所说，“一个未被揭露和未被谴责的错误总是会导致另一个错误，或者为它奠定基础”。在这部重要的作品中，他不仅想到了中国新的革命形势的到来（即使有些延迟），而且想到了整个殖民革命运动的未来。在阿拉木图时，他写道：
“第二次中国革命的教训是整个共产国际的教训，但首先是东方一切国家的教训。
一切为中国革命中的孟什维克路线辩护的论据，如果我们认真加以看待的话，必然三倍适用于印度。在印度这个经典的殖民地，帝国主义枷锁比在中国采取了更加直接得多、明显得多的形式。在印度，封建和农奴制关系的残余更加根深蒂固得多，更加巨大得多。尽管如此，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运用于中国使革命遭到破坏的方法，在印度必然会造成更加致命的后果。推翻印度封建制度、推翻英印官僚制度和不列颠军国主义的任务，只有人民群众的规模巨大、不屈不挠的运动才能完成。正因为这个运动的强大发展和不可抗拒，由于它具有的国际目标和国际联系，它不能容忍政治领导采取任何半途而废的、妥协的机会主义措施。”（列夫·托洛茨基《列宁之后的第三国际》第212页，纽约，193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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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在各个流放地——先是在阿拉木图，后来在土耳其、法国、挪威和墨西哥，托洛茨基满怀热情地关注着殖民地国家中的革命先锋队的重组，（这些先锋队）根据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的方案，首先成为了左派反对派的干部，后来又成为了第四国际的一部分。托洛茨基在远方参与他们的争论，在他的努力下，1931年三个不同的中国左派反对派团体联合起来，成立了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即现在的第四国际中国支部[11]。之后，第四国际基于托洛茨基对殖民革命的教导——尤其是他从失败的中国革命中汲取的所有教训——在印度、锡兰、印度支那及拉丁美洲的半殖民地国家中不断发展壮大。
注释：
[1] 参见中文第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45年3月17日）。
[2] 参见《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1925-1927）》，施用勤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第418页。《中国的革命和战争——伊罗生著<中国革命的悲剧>一书前言》（1938年）。
[3] 参见《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1925-1927）》，施用勤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第418-419页。《中国的革命和战争——伊罗生著<中国革命的悲剧>一书前言》（1938年）。
[4] 参见中文第三版《列宁选集》第3卷第10页，《远方来信》（1917年3月）。
[5] 参见《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1925-1927）》，施用勤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第422页。《中国的革命和战争——伊罗生著<中国革命的悲剧>一书前言》（1938年）。
[6] 参见《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1925-1927）》，施用勤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第419-420页。《中国的革命和战争——伊罗生著<中国革命的悲剧>一书前言》（1938年）。
[7] 参见《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1925-1927）》，施用勤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第421页。《中国的革命和战争——伊罗生著<中国革命的悲剧>一书前言》（1938年）。
[8] 参见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中文版第85页，三联书店1966年内部出版。
[9] 参见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中文版第222-224页，三联书店1966年内部出版。
[10] 参见托洛茨基《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中文版第178页，三联书店1965年内部出版。
[11] 中国最早创立的反对派组织为1928年12月创立的“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出版刊物《我们的话》。1929年9月，以陈独秀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正式成立，出版刊物《无产者》。1930年1月，刘仁静、王凡西等人成立了“中国左派共产主义者同盟”，出版刊物《十月》。1930年12月，赵济等人成立了第四个反对派组织，出版刊物《战斗》。
1931年5月1日，以上四个反对派组织统一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称：“中国布尔塞维克——列宁派”）。
1935年，“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