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传记·回忆·评论
托洛茨基怎样预示苏联的解体
How Trotsky foretol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迈尔斯（Jim Miles）
【1994年11月10—12日，在莫斯科召开了一个名为“托洛茨基遗产、历史及时代意义”的国际科学大会。本文是提交给大会的英文论文之一。该次大会设立了“托洛茨基遗产研究委员会”（ Committee for the Study of Leon Trotsky’s Legacy）。本文作者也是该委员会成员之一】
“人们绝对不应该把时间因素摒除在政治计算之外。假如你确认资本主义在欧洲会继续存在多一个世纪或半个世纪，而苏联因此被迫要在经济政策上向资本主义作出调整，那么，问题就会自行解决了 。”（托洛茨基在1922年的演讲，载于《共产国际第一个五年》第二卷第254页）
“只有当驱除波拿帕特主义是出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自觉行动的时候，斯大林主义政治政体无可避免的崩溃才会导致苏维埃民主的建立。至于在所有其他情况下的崩溃，替代斯大林主义的，只会是法西斯资本主义的反革命。”（ 《托洛茨基文集1934—1935年》的《工人国家，特尔米多和波拿帕特主义》第182—183页）
托洛茨基早在六十年前作出的分析，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提出苏联斯大林主义的崩溃，要么会是世界工人阶级的历史性胜利；要么就是历史性的失败。评估这场失败所包含的丰富的理论教训，其迫切性浓缩为以下这个问题：会不会有一支革命马克思主义干部的核心保存下来，拥有托洛茨基的（理论）方法的水准，对物质现实作出分析。工人阶级面对的中心问题，是国家问题。
由于群众的士气低落，以及革命马克思主义另类出路的阙如，苏联崩溃的结果是一个公开的资本主义反革命政府得到的巩固。这个政府借助堕落工人国家资产阶级化的官僚机器，完成了对国家计划的破坏，并且勇往直前，把国营工业推向私有化（盗窃）。迈向“市场经济”的计划，虽然由戈尔巴乔夫政权开始，不过，他那畏缩的斯大林主义政府仍是裹足不前，没有完成措施。从叶利钦及复辟派官僚的观点来看，正是为了这个理由，有必要把戈尔巴乔夫的政权推翻。
托洛茨基清晰地看到苏维埃工人国家的生存所系，不在于国家计划，而在于无产阶级群众革命意识的生存。一如他在差不多六十年前在《被背叛的革命》中已经指出，官僚“对它的政策的社会主义方向已经不提出什么主观的保证了。它之继续保持国有财产，只因为它害怕无产阶级 。”（《被背叛的革命》春燕出版社中译本第219页）
由西德在1990年吞并东德开始发生的“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崩溃，令到全世界大部份左派陷入危机，心灰意冷。不过，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眼前的变动，实在应该不足为奇。早在崩溃实际发生前的五十年，托洛茨基已经就下列情况作出勾划：假如西欧和北美洲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及时地把苏维埃工人国家从政治和孤立中拯救出来，工人国家无可避免地将要崩溃；对导致“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崩溃的经济和政治的动力，托洛茨基作出了描绘。
工人国家的双重性质
托洛茨基对苏维埃国家的堕落的分析，深植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发展出来的有关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深刻的理论。马克思首先发展出一套理论，认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过程中，在消费品的分配问题上，资产阶级的经济规律无可避免地会继续运行。从资产阶级经济规律无可避免地会继续运行这一点上，列宁推断出，在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过程之间，资产阶级国家会继续存在。托洛茨基在第一个工人国家的政治堕落的条件下，进一步发展及运用列宁的深刻见解，引伸出工人国家的双重性质 的理论，适用于所有工人国家：在保卫生产资料公有制或国有财产的限度之内，工人国家是无产阶级 的；在有需要保护物资和服务上的不平等分配的限度之内，是资产阶级 的。工人国家的资产阶级部份必须“消亡”以向共产主义过渡；假如不出现这种情况，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复辟。
托洛茨基把斯大林主义官僚视作波拿帕特主义（即摇摆在工人与帝国主义之间谋取平衡），政治上是反革命，因此是苏维埃工人国家内部资产阶级倾向最极致的表现。斯大林主义统治（假如没有被工人推翻）最后保证会给工人国家的经济基础即国有化工业带来毁灭。
托洛茨基认为，在堕落工人国家里的两种倾向之间，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最终 只能够在整个世界范围之内得出胜负结果和获得解决。要么起码要在主要的帝国主义中心及时得到社会主义胜利，从而能够再接再厉向社会主义发展推进；否则，资本主义会通过军事干预或世界市场的压力（世界帝国主义更高度的劳动生产力），令致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所以，与资产阶级思想贩子的论断正好相反，所谓“共产主义的崩溃”，正是惊人地应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刻的科学效力和继续适用性。
资本主义复辟对政治革命
托洛茨基不只是消极地观察俄国革命的堕落。从1923年到1933年，托洛茨基和左派反对派首先提出政治改革、工业化及民主规划经济的纲领，作为对官僚的抗争及恢复工人阶级的元气。当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在1933年在毫无阻力下获得成功，同时，斯大林主义者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又没有因此而对其采取的消极因素的宗派主义作出重新评价——正是这种消极的宗派主义导致世界资本主义中最有组织的工人失败了——托洛茨基看到了有需要由一场政治革命来推翻反革命的苏联官僚，以让工人在其国家中重握政治权力，藉此恢复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政治革命不同于社会革命，后者在推翻原有统治阶级的国家及财产方式后，代之以新统治阶级的国家及财产形式；而政治革命推翻的只是官僚政府，至于工人国家原有的财产形式会仍然保留。
可是，在斯大林主义统治七十年后的今天，正在俄罗斯、东欧和中国发生的是一场社会反革命，而不是政治革命。为俄罗斯及东欧当前订定的一套过渡纲领，首先就是要负起保卫剩余下来的国营工业的任务，反对私有化。这套纲领要兼而解释及推广下列观点，即，工人阶级需要赢得直接的政治权力，在民主基础上重建国家对外贸的垄断，以及重新把经济计划纳入体制之内，以防止社会进一步崩溃和被资本主义完全半殖民地型式化。
俄罗斯和东欧经济上未巩固的资本主义
东欧和前苏联从1989年开始的斯大林主义政府的倒台，导致了工人国家的政治 崩溃，仅由资本主义政府替换了斯大林主义政府。一度运用国家权力并借助不完善乃至是反动的手段来看守及保卫无产阶级国有财产的官僚政权，现在由立足在旧有斯大林主义官僚废墟之上的新的资本主义统治阶级政权而代之。新的政权运用国家权力剥夺工人的国有财产，以此来巩固统治权力。
这些变态工人国家及堕落工人国家的崩溃，表示著这些国家的双重性在政治方面的矛盾已经有了最终结果，结果是对资本主义有利。通过大规模私有化和关厂，前计划经济（国有的国营工业）只剩残余。这些国家一日不能够解决这些残余和市场之间不健全的经济矛盾，这些国家一日仍然是经济上不曾巩固的资本主义 。新俄罗斯和东欧的资本主义国家，由积极地进行著把后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的残余加以私有化的资本主义政府 所统治著。
劳动生产力起决定性作用
冷战加剧了苏维埃集团的崩溃；在冷战时期，虽然苏联在科技方面间歇性地取得惊人成就，然而，苏联的劳动生产力只是维持在约美国的四成。苏联因此被迫运用其国家生产总值25%在国防方面；相较而言，美国只用去其国家生产总值的7%。
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给这种状况作出如下总结：
“历史若推究到最初的基础上，也不过是为了节省工作时间之一种长期的斗争而已。我们之所以拥护社会主义，并不仅仅因为它要废除剥削，还因为它要保证社会能节省时间，比资本主义所能保证的更高些。假使这个条件不能实现，而只是消除剥削，那便如戏剧性的插话一般，是没有前途的 。”（《被背叛的革命》中译本第73页）
托洛茨基明白到苏联的命运，是和世界革命不可分割的，至于“斯大林主义不是别的，而只是资产阶级复辟的第一个阶段 。”（《托洛茨基文集1939-40年》，第60页）
斯大林波拿帕特主义崩溃，并且由叶利钦公开进行资本主义的政府所取代，是资产阶级复辟的第二个阶段，其间的过渡早已为托洛茨基所预见：
“假如资产阶级反革命在苏联会得到成功，新政府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里，仍是要立基在国有经济之上的。然则，经济和国家发生的这一种短暂冲突，到底表示著什么？它表示著革命或反革命。一个阶级压倒另一个阶级的胜利，标志著经济的重建按照胜利者一方的利益进行 。”（《托洛茨基文集1937-38年》之《既非工人也非资产阶级国家？》第63-64页）
托洛茨基在1936年早已用令人吃惊的明确性，预告了由一个公开地进行资本主义的政府取代了斯大林主义政府，对苏维埃经济会意味什么：
“如果苏维埃政制一倒台，那就必不可免的要引起计划经济的倒台，因之也就引起国有财产的废除。而托拉斯与其下工厂之强制的联系，也就要破产。那些成就较大的工业，就要走上独立的道路。它们会一变而为股份公司，或者会采取某种过渡的财产形式——其中之一，例如，教工人也能参加分取公司的利润。集体农场也要同时解体，而且更容易得多。现在的官僚专政之倒台，如果不是由新的社会主义政权来代替的话，那一定是回转到资本主义的关系，伴著又是工业与文化之悲惨的衰落 。”（《被背叛的革命》中译本第218-219页）
不过，资本主义政府的巩固不仅意味到计划经济的灭亡，同时也意味到官僚化工人国家的灭亡：
“斯大林波拿帕特主义无可避免的倒台，将会给苏联是否仍是个工人国家的性质，立即打上问号。没有一个社会主义的政权，就不能够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苏联是否仍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由将起而取代斯大林波拿帕特主义的政权的政治属性来决定 。”（《托洛茨基文集1934-1935年》第181-182页）
这些以及随后的摘引，将会揭露出一个事实，即与广为传播的神话相反，托洛茨基对国家的一般性观念和特殊地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是一直保持著深刻的政治性，而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社会经济简化论者。托洛茨基的观点是认为，只要斯大林波拿帕特主义仍然保卫著计划经济，即使它是使用反动手段来进行，则它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武器。在接著来的摘引文可以看到，我们必须紧记，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所有国家都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社会专政。这个社会专政，可以是由比较民主的政府管治，也可以是由专政的政府管治。正是由于俄国的工人阶级经过近七十年的斯大林主义反动政府的统治，已经变得冷漠和非政治化，因此，在斯大林波拿帕特主义倒台的同一时候，结果也成为了这个堕落工人国家在政治上的倒台。
这里谨希望有关于托洛茨基对当前正在发生的反革命的先知式洞悉力，在接著来的评论中，可以在革命社会主义者之间引发起更多的研究和讨论。这里对托洛茨基著作的大量援引，其作用正与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述的相同：
“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是这样普遍，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给马克思的国家学说的真正教诲恢复生气。为了这个原故，就有必要大量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自己的著作 。”
工人国家双重性质的根源：资产阶级分配和无产阶级生产
托洛茨基对斯大林主义的理解，其不可少的，是对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进行研究。就是在这两部著作中，马克思对工人国家含有双重性质的观念首次作出了提示，而后由列宁对这个观念加以阐明及发展。到了托洛茨基那里，又由他对这个观念作了最高度的运用，并且传给了子孙后代，给予我们一个工具，用以分析当前我们目睹的前苏联经历的资本主义复辟的特定阶段。托洛茨基开始时小心地指出，在过渡向共产主义的全部工人国家，都无可避免地带有双重性质。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有关“工人国家的双重性质”这一节中写道：
“社会主义的国家，纵然在最进步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如美国建立起来，也不能即刻供给每个人到‘各取所需’的程度，因之还要被迫去鼓励每个人尽可能的多多生产。在这种情形之下，鼓励的责任，自然落在国家的肩上，而在国家方面，也不能采取资本主义所造成的按照劳动来支付的方法，虽然加以种种修正和改良。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于一八七五年写道：‘资产阶级的法律，……在共产主义社会初期，还是避免不了的，此时，社会还在经过长久的劳苦、从资本主义社会蜕化出来的那种形式。法律永远不能高过于经济的结构，以及由此结构所决定的社会文化发展水平 。’”
“列宁在解释这几句重要的话时，加上几句说：‘在分配消费品上，采用资产阶级的法律，必然要有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因为法律若没有一个机关强迫人们遵守它的条规，那便毫无用处。’他又说：‘共产主义之下，不仅资产阶级的法律，还要残存一个相当的时期，并且一种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式国家，也要残存一个时期！’这种极有意义的结论，已被现在御用的理论家完全忘记了，它对于了解苏维埃国家的性质上，却有决定的意义，或者更确切的说，对于此种了解的第一步，有很大的帮助。只要以社会主义的转变为己任的国家，一天还要被迫以强暴手段来保卫不平等，即保卫少数人的物质特权，那它就一天还是‘资本主义式’的国家，纵然没有资产阶级。这些话既不是恭维，也不是责骂：它只是以事物的真名称此事物而已 。”（《被背叛的革命》中译本第50-51页）
资产阶级官僚治理的工人国家
托洛茨基清楚地论断，当权的苏维埃是资产阶级的性质：
“对于只有一副固定方式不变的脑袋而言，谓工人国家的官僚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论断，一定被看成是不可理喻的，而且还不只此，它还是完全愚昧的。然而，像化学物质般纯粹的国家，一般来说，在过去从来不曾存在过，而且也不会存在。半封建的普鲁斯君主制执行了资产阶级的大部份任务，但它是以其方式去执行；即，是用封建的方式，而不是雅各宾派的方式。纵然在今天日本的身上，从其国家的资产阶级性质和统治层的半封建性质的相互关系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类似的属性。不过，所有这些，都不足以妨碍我们识别一个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之间的不同…… ”
官僚层的这一资产阶级性质，不是意外产生的结果，而是与经济持续需要的强制力即国家的存在本身紧密相连。
“然而，工人国家并不能够在一夜之间创造出一个新社会。马克思曾经写过，在工人国家存在的第一个时期里，资产阶级分配的法则还是会继续保留……人们必须认真估量这个思想的份量，以及将之推论到底。工人国家本身之所以必须作为一个国家，恰恰正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分配法则仍然起著作用 。”
由于这个原故，所以不单只斯大林主义官僚是资产阶级性的，乃至在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下的革命官僚，也一样有著资产阶级成份。
“这就是说，纵使在工人国家下最革命的官僚，其中也会有某种程度的资产阶级器官。当然，这种资产阶级似的程度以及发展的总趋势，担负著决定性的意义。假如工人国家失掉了其官僚化的过程，并且反而逐渐退位，那么，这种发展就表示著它正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大踏步前进。反之，要是官僚愈来愈强大，享有权势、特权，并且固步自封，那意思就是说，工人国家内的资产阶级倾向于藉著蚕食社会主义者而得以壮大。换句话说，即是工人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自有的内在矛盾，从第一天开始就在成长，而不是如‘法则’所要求的减少 。”（托洛茨基《既非工人也非资产阶级国家？》第66-67页）
工人国家资产阶级性的一面日益壮大，对计划经济的意义是什么？有关这个问题，早在1933年已经作出具体刻划：
“‘官僚’通过恣意挥霍国民收入，打乱经济的基本体例……延误了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增长……官僚主义更进步的肆意发展，势必导致经济及文化无可避免地停止增长，导致可怕的社会危机，令整个社会颠沛沉沦。这样来，将要结束的不仅是官僚的控制权。取代工人国家会是‘社会官僚’，而会是资本主义关系 。”（《托洛茨基文集1933-34年》《苏维埃国家的阶级性质》，第115页。）
官僚层的双重功能和苏维埃工人阶级的双重性质
苏维埃官僚的功能诚然不会纯粹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官僚所服务的阶级利益具备双重性，既是无产阶级的，也是资产阶级的。它的双重性，体现在矛盾重重、左摇右摆的外交及内政上，在全世界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摇摆不定。
一如托洛茨基所言，在帝国主义压力下：“无产阶级统治的器官（国家）成为帝国主义施予压力（外交、军队、外贸、思想和习俗）的器官。从历史的范畴来看，这是一场在全世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争夺控制权的斗争。官僚层只不过是这场斗争的输送机制 。”
“作为斗争的输送机制，官僚一时倾向于无产阶级一边反对帝国主义，一时又倾向于帝国主义一边反对无产阶级，以此或彼此来提高其本身的权力。……”
“与此同时，官僚无情地利用其作为匮乏的生活必需品分配者的角色，用以守卫其自身的利益及权力。无产阶级统治的这一面，具备了删剪、阻挠及扭曲的属性。”
这种情况表示到，不仅苏维埃的官僚有著双重性质；苏维埃的工人阶级也同样兼有双重性质：
“人们完全有理由可以说，在落后及孤立的国家统治的无产阶级，仍然是一个被压迫的阶级。压迫的根源，来自世界帝国主义；而压迫的机制，则是官僚 。”
“承认苏联是一个工人国家（不是一种，而是多类型构成的一种），并不意味著从理论上和政治上给苏维埃官僚开脱。恰恰相反，正是从官僚的反无产阶级政治，及工人国家的需要这两者之间产生的矛盾冲突，暴露了官僚的主动性质。只有循这种态度来提出问题，我们对斯大林主义集团的罪行的暴露，才会取得全部动力。保卫苏联，不仅意味著反对帝国主义的最高斗争，同时还意味著给推翻波拿帕特主义的官僚层作准备 。”（托洛茨基：《既非工人也非资产阶级国家？》第70-71页。加重点是原文所有）
在同一篇文章内，托洛茨基把波拿帕特主义的斯大林的作用，和工会官僚层领袖的作用并列对照。托洛茨基取来美国劳工联会的领袖威廉·格林，作出比较：
“斯大林的作用，一如格林其人，具有双重性质。斯大林为官僚服务因而也是为世界资产阶级服务；然而，他不能在服务官僚的同时不去保卫官僚的社会基础；官僚正是藉著剥削这社会基础来为其利益服务的。是在这个限度内，斯大林保卫国有财产，免使其受到帝国主义及来自官僚层自身那些不耐烦及贪得无厌的官僚们的进攻。然而，斯大林用以保卫的方法，却为苏维埃社会的普遍毁灭铺路 。”（托洛茨基：《既非工人也非资产阶级国家？》第65）
苏联最后一个斯大林波拿帕特主义者戈尔巴乔夫的下台，同样标示著斯大林主义官僚的双重功能的垮台。
资产阶级波拿帕特主义对苏维埃波拿帕特主义
托洛茨基大量引用1789-99年法国大革命的事件，作历史类比，用以理解1917年俄国革命的堕落，并且给未来投射出一幅可能的蓝图，作为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行动指引。从1793年春天到1794年7月为止，法国大革命处在激进的罗伯斯庇尔和雅各宾派领导的平民时期；到了7月，激进的雅各宾派被推翻。法国大革命的革命年历上，七月名作“特尔米多”。所谓“特尔米多派”（热月党人），即指继续推翻罗伯斯庇尔和激进的雅各宾派后，自1794年到1799年执政的保守资产阶级革命力量。这个力量往后又被拿破仑所推翻。在拿破仑统治下，经历了执政府时期（1800-1803）和第一帝国时期（1803-15）。
托洛茨基概述了法国和俄国革命发展过程中的相类似性，同时亦著重指出两个革命之间具体的历史差异；这些差异，来自资产阶级及无产阶级国家官僚集团各有完全不同的作用。
按照托洛茨基的界定，波拿帕特主义是：
“是这样一个政权，其享有经济控制权的阶级，具有运用民主方法管治所需的素质，然而，为了保存其占有物，它不得不容忍压在头上的一顶‘救世者’皇冠，即忍受军队和警察机器不受约束地发施号令。这种局面，发生于阶级矛盾特别尖锐的时期。波拿帕特主义之目的，就是于阶级矛盾特别尖锐的时期。波拿帕特主义之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大冲突爆发 。”（《托洛茨基文集1934-35年》的，〈再论波拿帕特主义〉第206-207页）
“从我们感兴趣的观点而言，源于雅各宾派和苏维埃的这两种不同的波拿巴特主义，更为重要的是两者立足的社会基础之间的差异。对前者来说，主要问题是要巩固资产阶级革命；为了这个目的，必须通过清除首要的及政治的机关。而对后者来说，则是通过粉碎其国际纲领、领导党和苏维埃，以此来达到巩固工农革命的目的 ……”（《托洛茨基文集1934－35年》〈工人国家、特尔米多和波拿帕特主义〉第181页）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分别通过波拿帕特政权来巩固其社会基础；他们两者的不同，亦给这两个国家及政府立居其上的经济发展，在日后带来了截然不同的命运：
“经历过深刻的民主革命之后——这个革命把农民从奴制解放出来，并且给予农民土地——封建反革命一般来说再不可行。被推翻的君主制，有可能重建其权力，置身在中世纪幽灵的包围之间；然而，它已经无力重建封建主义经济。资产阶级关系一经从封建主义的桎梏解放出来，它就会自行发展。没有任何外力可以阻挡资产阶级关系的发展；它只能够自掘坟墓——它在先前已经创造了自身的掘坟人 。”（引文同上）
托洛茨基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生产关系作了有益的对比。前者的生产关系，依靠被剥削群众的消极性；至于后者，无产阶级仍在实验摸索其生产关系，为了达到社会主义及防范反革命，要求无产阶级自觉地计划生产及自我组织起来。
“这一切都与社会主义关系的的发展背道而弛。无产阶级革命不仅把生产力从私人所有制的桎梏解放出来，同时亦把生产力置于其创造的国家直接指导之下。而至于资产阶级国家，它在革命之后把自身自限于警察的角色，放手任由市场按照本身的规律发展。工人国家直接负起经济学家和组织者的角色。政治政权从一手转到另一手的替换，对市场经济只会构成间接和表面的影响。相反来说，由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府替换一个工人政府，就势必会导致从一开始便把有计划的发展取消，乃至在随后恢复私有财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鲜明对照，在于社会主义不是自由任意地，而却是自觉地建立起来的。迈向社会主义前进和国家权力不可或分；这个国家权力是渴求社会主义的，或者是缩压对社会主义的渴求的。社会主义只当在到达一个十分高的发展阶级，才会是不可逆转的；即是，只当社会主义的生产力远远超过资本主义，人们可以各取所需，而且国家已经全部消亡，融解到社会中去。但是，所有这些的出现，仍是在遥远的未来。在发展的特定阶段，社会主义的建设，会随着工人国家的升降而浮沉。只当经过在构成资产阶级的规律（‘无政府式的’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差异间试尽一切的摇摆之后，才有可能理解各种限制——相近似的例子如法国大革命，就是不能跨过这些限制 。”（同上）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热月党人的衰微和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两者有许多类似性；相形之下，拿破仑及斯大林的波拿帕特主义倒台，其两者之间就有著决定性的不同。这不同，对苏维埃工人国家的未来，会是决定性的。
“农民革命，以及依附在农民革命的资产阶级，很容易就能够和拿破仑政权取得和解；甚至路易十八治下，他们也可以得到保存。而无产阶级革命，在现行斯大林的政权下，早已是危机四伏，它将无法承受身右倾的再进一步发展 。”（同上，第180页）
由此而知道，工人国家的政府替换，对社会和经济，以及工人国家守卫著的国有计划经济，会造成怎样的震动，对此托洛茨基是一目了然的：
“政治的反革命，纵使要回复到俄国革命发生前的罗曼诺夫皇朝去，也不能够重建土地的所有制。然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集团要掌政权的话，就足以令社会主义建设烟消云散 。”（同上，第180页）
斯大林波拿帕特主义必然倒台
托洛茨基认为，以斯大林主义政府为表现的官僚，是个危机深重的政权，不能长久存在，必然要倒台的；促使官僚倒台的，或者是工人的政治革命，或者是资产阶级反革命：
“波拿帕特主义，从其内在本质来说，是不能够长时间自我维持的；一种势力，当其处在金字塔的顶端摇摆不定，最后一定会向著这边或那边滑落。然而，却恰好是在这一点上，已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历史的类同体已走到它的尽头。拿破仑的倒台，诚然不会不触动到各阶级之间的关系，然而，在法国社会金字塔的最本质方面，仍是继续保留著资产阶级性质。另一方面，斯大林波拿帕特主义必然的倒台，却会令苏联作为工人国家的性质，立即成为疑问。建设社会主义经济，不能够在没有社会主义权力下做到。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由未来起而代替斯大林波拿帕特主义的政治政体是什么所决定。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移除才能够令苏维埃制度重得新生；而要做到这点，端赖无产阶级能够再一次动员围绕在它周围的城市和乡村的贫苦大众 。”（同上，第181——182页）
悬在工人国家的社会金字塔上摇摆不定六十七年的管涌“势力”，从人一生的时间长度来看，或许是没完没了地漫长；然而，从历史的长河来看，这段时间可说是相当的短促。再者，一如托洛茨基在前面指出，一个资产阶级管涌“势力”的倒台，对资产阶级的国家及其经济（社会金字塔）乃至其阶级结构，可以不造成很大影响；然而，若由一个资本主义政府取代工人国家的斯大林主义政府，却可以令致工人国家及其计划经济崩溃：
“斯大林主义的政治政体必然倒台而导致苏维埃民主的建立，只能够在一种情况下发生：即是，只当这是无产阶级移除撵走波拿帕特主义的自觉行动。至于在所有其它情况下，取代斯大林主义的只会是资产阶级法西斯的反革命 。”（同上，第182、183页）
我们可以参考一下，1990年德国统一后重新兴起了新纳粹，前南斯拉夫进行著“种族清洗”的种族歼灭战，叶利钦政府甚至对资产阶级民主权利也不断企图阻挠，而在俄罗斯境内，如法西斯煽动家日里诺夫斯基之流，亦同时在冒昇。从此可见，托洛茨基作出的预见和分析，有著一般适用性，并且仍然有效。在写完了《工人国家，特尔米多和波拿帕特主义》的数个星期后，托洛茨基写了另一篇文章，回应指责他运用“波拿帕主义”这个名词的批评。他指出：
“在列宁时代，苏维埃的波拿帕特主义是一个可能性；在斯大林的时代，这变成了一个现实。” （《再论波拿帕特主义》，收入《托洛茨基文集1934——35年》第208页）
换一个说法，我们现在可以说，在托洛茨基的时代，苏维埃波拿帕特的仍然是一个可能性；在叶利钦的时代，则成为了现实。历代斯大林波拿帕特主义的政权，经过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到了叶利钦那里，由资本主义的波拿帕特主义所取代。
劳动生产力起决定性作用
托洛茨基为何相信，只是一个政府的更换便足以推翻工人国家？这是因为，资产阶级革命与发生在二十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不同；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的，所有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都是从经济上当时最先进的国家开始的。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劳动生产力，比诸在其周围的半封建世界远为优越。因此，在法国，反革命复辟在推翻拿破仑之后，仍然要在生产方面保留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以此来维持与别国的竞争力；那些其他国家，包括有由拿破仑从上而下透过军队征服的国家。
至于在无产阶级革命方面，二十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并不是从经济上最先进的国家开始的恰恰相反，革命是从经济上最落后的 帝国主义势力俄国开始的。这个差异，意味到俄国不同于十八世纪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二十世纪俄国的无产阶级及其革命，被拥有更高生产力的帝国主义强国重重包围。斯大林假设可以依靠在俄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用自给自足来提高生产力而达致超过帝国主义的水平。托洛茨基则保卫布尔雪维克的观点，认为革命只当扩展到帝国主义的中心，才可能有生存希望。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托洛茨基把苏维埃生产的矛盾总结如下：
“十月革命本身乃是从高度的世界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的财产形式中的矛盾中产生出来的，反过来又造成了一种矛盾，即是低度的一国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的财产形式中间的矛盾 。”……
“革命所造成的法律和政治水准，对于落后经济发生一种进步的作用，但他方面：这些水准本身也受这种落后性下拽势力之影响。苏联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生活愈长久，则社会结构也就堕落得愈深。延长的孤立，不可避免地，将不会归结于一国共产主义，而是归结于资本主义的复辟 。”（《被背叛的革命》中译本第260—261页）
世界劳动的分工及世界革命
托洛茨基在1922年共产国际就苏联的新经济政策的演说中，提出了下列问题：新经济政策下对市场、自由贸易、厂房间的竟争、租借期及各种优惠的政策，会把初生的苏维埃国家带往何处去？是朝向资本主义，还是朝向社会主义？在列举了无产阶级仍然保留国家权力、垄断外贸及土和工厂国家所有制这些反资本主义的主要武器之后，托洛茨基提出了主要的问题：
“然而，这里还有一个重要和基本的问题，我们仍完全没有触及到，这个问题决定了一个社会政权的生存可行性。这个问题，就是经济的生产力；不是个别工人的生产力，而是一个经济政体的生产力问题。人类历史所包含的全部历程就归结在这一点上，即是，能保证有更高度劳动生产力的政权会取代较低度生产力的政权。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从古老的封建社会脱颖而出，取而代之，只由于在资本的统治下，人类的劳动更富有生产力。而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完全和肯定地战胜资本主义，主要是也只唯有是由于它能够保证每个劳动力的人类个体可以生产出远远多得多的产品数量 。”（《共产国际第一个五年》第二卷，第246页）
托洛茨基没有在社会主义未来的抽象评断前停下步来，他再进一步对当前的具体现实作了审视：
“我们是否已经可以说，我们的国营企业，已经较诸在资本主义政体下取得了更高的生产力？不，我们仍未到这地步。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或德国人在他们的资本主义工作得更要好些，比我们的生产力要好得多，不仅如此——他们在（俄国）革命以前已经做得比我们好了——甚至我们自己，在革命以前就已经做是比我们现在要好了 。”（同上，第246页）
托洛茨基并不是要鞭挞工人进行斯塔哈诺夫式的更长时间劳动，做得列多、更快。他是要指出，一个工人国家从其他革命及世界市场中孤立出来所面临技术和组织上的限制。托洛茨基不只一次回到这个问题：
“两个不可和解的敌对的社会体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长期斗争，其结果，最后分析起来，将取决于这两个体制相对的劳动生产力。而这点，在市场的条件下，又由本国的和世界的价格关系所决定……我们不能从资本主义的围困中逃脱开来，缩回到一国闭关自守的经济之中。正由于是闭关自守，这个经济会被迫沿著极之缓慢的步伐前进，而结果，招致的不会是更弱、而反会是强大得多的压力；这种压力，不只来自资本主义的军队海军（即‘军事介入’），而更主要是来自资本主义的低价商品。 ”（《左派反对派的挑战，1926—27年文集》第334页。）
因而，托洛茨基能够准确地估计到，俄国在一致废除国家对外贸的垄断后：
“就会意味著，苏联经济会加速地转向资本主义的轨道，并且，经济和政治方面会日益屈从于世界资本。无产阶级专政因而只能够短时间地苟延残喘，寿命不是以年计，而只是以月计的。俄国恢复对外资本的依赖，意味到她再一次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各势力的分解，重新滑进帝国主义的政治和军事狂澜中去——她的前景，将同中国的模式一样，分崩瓦解 。”（同上，第499页）
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总结如下：
“历史若推究到最初的基础上，也不过是为了节省时间之一种长期的斗争而已。我们之所以拥护社会主义，并不仅仅因为它要废除剥削，还因为它要保证社会节省时间，比资本主义所能保证的更高些。假使这个条件不能实现，而只是消除剥削，那便如戏剧性的插话一般是没有前途的 。”（《被背叛的革命》中文版第 页）
正是由于斯大林不能够在一个孤立国家（或多个落后国家）里做到这点，工人国家便因而崩溃。托洛茨基在1922年曾经特意指出，从历史上来说，资本主义不是仅从一个单一国家中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一样，都是建立在世界层面的：
“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和文化丰盛富庶，它也是一样平稳从革命冒升出来的；这个革命，并且更是十分有破坏的。历史的客观任务，在于为更高的劳动生产力创造条件，而在最后分析起来，这个客观任务已由资产阶级革命解决了；或说得更准确地，已由一连串的革命解决了。” （《共产国际第一个五年》第247页）
欧洲、北美洲和日本及数个世纪以来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给数个国家带来了劳动生产力的扩张，从而在全世界层面开创了劳动分工的局面。其中的分工，尤以工业生产者和原始资源的生产者的对立为主，就这一点，托洛茨基特别针对那些斯大林主义者，他们认为，可以从必需的分工中独立开来。托洛茨基指出：
“社会主义经济依靠著世界经济的这个见解，在今天被共产国际视为是‘反革命’的见解。社会主义不能够依靠著资本主义！他们是这样说。这些不肖之徒孙们是这样乖巧，乃至于忘记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样，是栖息于全世界的劳动分工之上的；这种劳动分工，在社会主义里得到最高度的表现。在一个孤立的工人国家里建设经济，不论这事本身有多么重要，它仍然是局部的、有限和矛盾重重的；它不会能够抵达一个和谐社会的至高点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401页）
托洛茨基甚至预见到，在一个孤立的工人国家中取得的经济增长，并不一定能够保证它迈向社会主义发展：
“现实上，苏联经济在当前的增长，仍然是沿著反弹性的程序曲折地行进。在强化工人国家的情况下，经济的成就，绝对不会自动地走上开创一个和谐社会的路途。恰好相反，它们在更高级的层次上，为孤立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结构自有的矛盾，作出了催使其激化的准备……全世界的劳动分工跨过国界，骑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头上，并且鞭策督导后者的下一步道路。” （同上，第418页）
社会主义立足在对资本主义的征服之上，同时，也一如后者，即只有在世界层面上决定性地压倒以前的生产方式；社会主义起码要在数个帝国主义的中心，而并非只是在数个落后国家中（“如戏剧性的插话一般”）取得胜利，才可以确保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权利，承继资本主义。
“工人国家的正确方针，不是要退减速到只是在一国内建设经济。革命倘若没有沿著无产阶级的漩涡扫荡至国际范畴时，它就必然会在一国的框架之内，开始和官僚的漩涡立约。无产阶级专政假如没有成为欧洲及全世界的规模，就一定会走向自身的崩溃。” （《托洛茨基文集1933—34年》第102页）
这是不断革命论的ABC。
工人国家的双重性质已获得解决
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里指出：
“两个相反的倾向，现在正从苏维埃政制的深处发展起来。资本主义正在日趋衰落，而苏联则在发展生产力，从这方面看来，它是在准备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它为了上层的利益，正在把资产阶级的分配规准加紧实行到极度，这又在准备著复辟。这种财产形式与分配规准之间的矛盾，是不能无限制的发展下去的。或者是资产阶级的规准用这种或那种形式伸展到生产工具上面来，或者是分配规准改变了，去适应社会主义的财产制度 。”（《被背叛的革命》中译本第213页）
只要资产阶级的分配模式内在的资产阶级倾向一天“仍未从分配的层面转移到生产的层面，仍不曾摧毁国有财产和计划经济，则这个国家仍然是个工人国家 。”（《托洛茨基文集1937—38年》第67页）
然而，我们目击著东欧自1989年及前苏联自1991年以后所发生的，正好是把矛盾转移到生产层面的结果。在俄罗斯和东欧，国家计划被废除了。在俄罗斯，国有工厂倒退回市场竞争去，须借助卢布大幅膨胀才能够保持元气，仅仅能够和供应商作以货易货的交换。比起戈尔巴乔夫时代，生产更形一泻千里，已临深渊。大量国有工厂给成批地倾销，透过股票形式给予公众及工人，而后者们又立即把股票出让，以购买生活必需品。大量股票集中在投机家手上的情况，在捷克共和国已经发生了好几年；而在俄罗斯，财政部是方兴未艾。
托洛茨基不止一次再次地重复强调，对防止工人国家经济基础的大引爆，时间的因素起著作用。（斯大林波拿帕特主义的管治势力不可能永远保持平衡）：
“无产阶级倘若能够及时地驱逐苏维埃官僚，那么，在胜利之后，它仍然可以找到国有化的生产手段，以及计划经济的基本元素。” （同上，第69页）
托洛茨基在1938年再次复述这个观点：
“……在苏联的主要政治任务，还是在推翻这个同一的特尔米多官僚。它的统治多延续一天，则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份的基础便多一天腐蚀，并增加资本主义复辟的机会 。”（《过渡纲领》中译本第47、48页。）
托洛茨基把政治革命的得以成功和在帝国主义中心重新发生世界革命这个条件联结起来：“苏维埃国家要进行贯彻到底的改革，其基本的条件，就是成功地扩展世界革命。”（《托洛茨基文集1933—34年》第118—119页）
资产阶级复辟的第二阶段
托洛茨基视官僚不是一个阶级，而只是“阶级的工具”，是给帝国主义在工人国家发生作用的“输送机制”。因此，他相信保卫苏联在“意味着不仅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最高斗争，同时，也为推翻波拿帕特主义官僚作出了准备 。”（《托洛茨基文集1937—38年》第71页）
在1940年一篇文章里，托洛茨基在旁引之间，就布尔雪维克对这个问题及官僚的资产阶级性质的观点，作出了以下总结：
“列宁重申，没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援助，（资产阶级）在俄国复辟是无可避免的。他没有弄错：斯大林主义官僚不是别的，而是资产阶级复辟的第一个阶段 。”（《托洛茨基文集1939—40年》第66页）
托洛茨基有一段时期确认1924年的苏联“是苏维埃特尔米多的开始……是资产阶级反革命的第一阶段，目的在于打击工人国家的社会根基 。”（《托洛茨基文集1934—35年》第173—174页）
从1924年到1991年，是资本主义在俄国复辟的第一个阶段。而现在，我们处在俄国资产阶级复辟的第二个阶段；即是，工人国家被迫去保卫资产阶级的分配准规之同时，又须要保卫无产阶级生产的财产形式——这个古老的政治矛盾，现在已经由官僚解决，完全地倒向有利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一边。官僚内在固有的资产阶级性质，在1991年容许了这种过渡在相对和平的状况下发生。无产阶级方面，经过了数十年来的斯大林主义而意志消沉，亦消极地默许了这个过渡。“一俟资产阶级国家把其余的国有财产全部国营化或关闭，让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在经济上得到巩固资产阶级复辟的第三及最后阶段就会全部完成 。”这里有必要特别指出，托洛茨基相信复辟不会“民主地”完成。工人如果无法发动一场社会主义政治革命，斯大林波拿帕特主义的倒台就会让位给法西斯资本主义。
官僚是否已成为统治阶级？
托洛茨基把苏维埃国家的性质界定为阶级关系的力量对比：
“各种阶级，要由它们在社会经济制度中所占的地位来区分，并且首先要它们对生产工具的关系来决定。土地的国有，工业生产工具及运输与汇兑之国有，加上对外贸易的垄断，构成苏联社会结构的基础。由于这些无产阶级建立的关系，说苏联的性质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国家，这些基本上是我们承认的。” （《被背叛的革命》中译本第216页）
托洛茨基尽管从一个简单的定义开始，但他却没有因而简单地把工人国家缩小成等同于国有化经济：
“苏维埃官僚已经剥夺了无产阶级的政冶权利，其目的是要用它自己的方法去保障社会的胜利品。但是它既在一个主要生产资料为国家所有的国家里把政治权力都夺在它自己手中，这事实就创造了官僚与全国财富之间一种新的、前所未闻的关系。生产资料属于国家。但国家可以说是「属于」官僚。假使这些尚属全新的关系固定下来，假使这已变成规范并且合法化了，那么不管有没有工人的抗拒，长久下去，它总是要把无产阶级革命所获得的一切社会胜利品完全消灭的。” （《被背叛的革命》中译本第217页）
不过，托洛茨基继续写道：
“官僚们也还没有为他们的统治造成特殊财产形态社会支柱。他们还不得不保障国有财产，看作他们的权力与收入之来源。他们的活动，在这方面说来，仍然还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武器 。”（同上）
1989年发生於东欧，及1991年发生於前苏联的，恰好就是这种变化，即是，官僚已经不再“不保障国有财产”甚至也不再是一种迟钝的“无产阶级的武器”。相反，官僚利用国家机器，通过双管齐下地把工厂和社会服务私有化或干脆关闭，从而自己巩固一种新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政府现在正在运用国家权力，进一步缔造、巩固这个由一批旧有的特权官僚和过去的黑市贩子所组成的、新的资本主义统治阶级。
国家与经济
在革命或反革命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是领导着国家的政府所施行的政治行动纲领。它所看守及保卫的财产关系，是什么形态？政府行使国家权力（军事的、司法的或意识形态的），是为了某一特定阶级的利益而行使。在革命或反革命的埋藏，用以界定一个国家的社会的内容，即其阶级性质，端视政府在当时积极为经济上的财产关系实施的政治纲领；不论这个纲领是要保存还是推翻这个财产关系的。正因此，解释了为何在阶级和平的时期：
“权力集中在官僚的手中，及甚至生产力发展的倒退，这两者中起来，仍然不足以改变社会及其国家的阶级性质。只有在革命或反革命力量侵犯到财产关系的时候，才可以改变国家的性质。” （《托洛茨基文集1937—38年》第63页）
是什么力量能够改变财产关系？侵犯又得以怎样进行？只有通过国家的军事力量、政府施行的政治纲领。一如托洛茨基在下面解释的：
“然则，在历史上，难道不曾见过经济和国家之间有阶级冲突的事故吗？是见过的！（在法国大革命时代）‘第三等级’夺得政权之后，社会在随后的数年间，仍然是封建的。在苏维埃统治的最初岁月，无产阶级立足在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上发号施令。在农业的领域，无产阶级专政在许多年间（在相当程度上，在现时仍然如此），是在小资产阶级经济的基础上运作的。设若资产阶级反革命在苏联得以成功，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里，新政府亦要立基在国有经济之上。那么，经济和国家之间这种暂时性的冲突，说明了什么？它说明了革命和反革命。一个阶级胜出另一个阶级，标志著胜利者将按照其利益来重建经济 ”。（同上，第63—64页）
因此，托洛茨基在下文中再一次强调，国家的阶级性质，“由其与生产资料中的财产形式的关系所决定 ”。（同上，第65页）。
请注意，托洛茨基不是说，国家的阶级性质由财产形式本身所决定。
早在《被背叛的革命》一书中，托洛茨基已有先见，描划出官僚的倒台对工人国家的国有经济会有什么意义。这个过程，我们正在目击发生在叶利钦政府身上：
“如果苏维埃政制一倒台，那就必不可免的要引起计划经济的倒台，因之也就引起国有财产之废除。而托拉斯与其下工厂之强制的联系，也就要破裂。那些成就较大的企业，就要走上独立的道路。它们会一变而为股份公司，或者会采取某种过渡的财产形式——其中之一，例如，教工人也能参加分取公司的利润。集体农场也要同时解体，而且更容易得多。现在的官僚专政之倒台，如果不是由新的社会主义政权来代替的话，那一定是回转到资本主义的关系，伴著又是工业与文化之悲惨的衰落 。”（《被背叛的革命》中译本第218—219页。）
有好一批官僚的确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这个新的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 ，经由现存国家机器的资产阶级的一面，及通过在政治上瓦解国家机器的社会主义一面，在政治上已经得到巩固 。尽管新的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通过拥有前国营企业的股份，取得了日益壮大的经济基础，它在经济上还不曾得到完全巩固 。许多左派把苏维埃工业零散化变成的股份，看成只是纸上文章，然而，托洛茨基却不作如是观：
“新起的家庭崇拜，不是从云端降下来的，特权若不能传给自己的儿孙，那只有一半价值。而遗嘱权又是与财产权不可分享的。所以仅仅做一个托辣斯的经理还是不够的。必须做一个股票持有者才行。如果官僚们在这紧要的方面得到了胜利，那就表示他们变成一个新的占有阶级了 。”（《被背叛的革命》中译本第221页。）
叶利钦的资产阶级反革命为何不用粉碎国家机器
我们已经提到过，堕落的苏维埃工人国家里的官僚，和封建的君主专制国家的官僚一样，是由其所处身的世界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的非常条件所“资产阶级化的”。正由于这个理由，叶利钦的反革命，并不需要对工人国家的国家机器作猛烈清洗。一如托洛茨基的估计，倘若：
“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打倒了苏维埃的统治层，那它就会在现在的官僚当中、行政长官当中、技术家当中、经理当中、党部书记以及在一般特权的上层当中，找到大批的现成仆人。在这种情形之下，自然地还需要把国家机关清除一下，但是资产阶级的复辟，较之革命正常所要清除的人，一定要少得多。这时新政权的主要任务，便是在生产工具上恢复私有财产……在工业方面，取消国有大概会从轻工业以及生产食物的企业开始。计划的原则在过渡的时期，要变为国家政权与个别‘法国（公司）’之间的许多妥协（这些法团即是可能的未来业主），亦即在苏维埃工业中的首长与流亡外国的以前的业主以及外国的资本家之间的妥协”。（《被背叛的革命》中译文第220—221页）
工人国家还留有什么？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中心观点，是革命斗争的分阶段性。前面已经论到，托洛茨基把斯大林主义官僚视为“资产阶级复辟的第一个阶段”。当反革命把革命的“影片”开倒车之时，托洛茨基给革命的坡道在不同阶段所订的区分，可以成为有用的指引。两位美国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保罗·勒布朗及戴安·菲利（Paul Le Blanc and Dianne Feeley）在1983年指出，托洛茨基：
“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两个阶段做出重要的区分：在第一个阶段，简单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第二个阶段，则称为社会主义专政 …第一阶段开始于工人（在农民的支持下）建立了统治。第二个阶段，发生于当那同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广泛实施社会主义政策 。”（《重建革命政党》，第四国际派倾向一九九零年出版，Rebuilding the Revolutionary Party Edited by Paul Le Blanc,Published by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ist Tendency第47—48页）
即是，随著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夺取了国家权力及予以巩固，夺取经济权力及巩固此权力会立即紧接而来。在今日，我们看到差不多依样葫芦的进程。官僚利用国家权力，不仅像过去一样，用来保卫资产阶级分配的规准，尤其甚者，它并用之来把无产阶级的国有经济私有化，因此而解决了工人国家的政治矛盾。换言之，复辟派的官僚已经在政治上推翻了堕落的无产阶级专政，并且亦已著手对经济方面的社会主义专政进行肢解，将之夷为残垣败瓦，退减至只余国有工厂。这些尚不曾给私有化的国有工厂，在工厂层面组成一个残余的堕落的社会主义专政——尽管这个专政并没有政府。倘若会有一个新的革命浪潮兴起，它将植根在这些无产阶级专政的残余上，和工人一起保卫这些工厂，反对倒闭和私营化。
需要进行一次新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
托洛茨基在1939年，为下一次俄国革命的阶级性质的问题，作出了如下设定：要是苏联“已经完全停止作为一个工人国家，所需要的，将不是政治革命，而是一场社会革命 。”（《保卫马克思主义》第119页）
面对着俄国反革命的重重开展，基本的任务，仍旧和托洛茨基在六十一年前已经勾划出来的一样，即是，由无产阶级领导新的革命。然而，这一次由社会主义革命来创造一个新的工人国家，而不是用政治革命来改良业已推翻的工人国家。可是，纵使是政治革命，在托洛茨基看来，“这个任务，是必定地和不言而喻地，只有经由革命政党才可以解决。 ”（《托洛茨基文集1933—34年》第117页）
建立这样的党，务须有两件事：
第一件：俄国无产阶级在保卫自身反对资本主义复辟进攻的新斗争中，重新恢复阶级觉悟。第二，革命马克思主义干部要缓慢及有耐心地凝成一个核心，一如托洛茨基的左派反对派。另一条路，是资本主义统治通过法西斯群众运动的胜利而得到巩固；这场群众运动的基础，是上百万计的行乞贫民和失业者。这另一条路，会和资本主义复辟的第三及最终阶段相接。因此，现行的资产阶级波拿帕特主义的叶利钦政府，只是一条桥梁，或是通向未来法西斯专政，或是未来的工人民主。
俄国的堕落工人国家及东欧的变态工人国家的倒台，诚然是代表了世界工人阶级的失败；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是吸收其中教训，并为在二十一世纪必将到来的新战斗作出准备。
一如托洛茨基在被暗杀之前一文所写：
“我们首要的政治准则，不是在此或彼的方面转变财产形式，尽管这方面本身十分重要。而是，要改变世界无产阶级的意识和组织，俾令提高他们的能量，以保卫以取得的既得战利品，并且去争取新的 。”（《保卫马克思主义》第19页）
为了建立一个有能力去领导及教育工人阶级的政党，我们必须能够确认真理，并且能给予科学的解释。
（史丹摘译自《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Bulletin in Defense of Marxism (BIDOM),
1994年12月号及1995年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