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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古巴对批判马克思主义的辩论
﹝西班牙﹞塞尔拉（Héctor Puente Sierra）
王鹂 摘译、吕杨鹏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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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019年）5月，100多人参加了在古巴举行的一个国际会议，讨论列昂·托洛茨基的思想，并对那种钦定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塞尔拉（Héctor Puente Sierra）作了报告。
2019年5月，首届列昂·托洛茨基国际会议（ Leon Trotsky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勇敢的组织者值得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承认。正是有了这一代新人，有了古巴和世界工人阶级，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
塞尔拉（Héctor Puente Sierra）出席了在哈瓦那举行的列昂·托洛茨基国际会议。他对会议的组织者弗兰克·加西亚（Frank García Hernández）谈到了这次会议的重要性。
塞尔拉：2019年在古巴举行的这次会议有什么政治意义?
加西亚：这一事件不是当前情况的直接后果。从2012年至2016年，有一段对古巴历史和现实的批评更加宽容的开放时期。
然而，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胜利，以及与美国谈判的突然结束，让这种批评再次遭到限制——因此列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这样的人物也就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2016年12月，我在圣克拉拉市（ Santa Clara）的拉斯维拉斯中央大学（Las Villas Central University）开设了一门关于托洛茨基的研究生课程，对上课的学生产生了重要影响。这门课程让学生读到了《被背叛的革命》，甚至在俄国革命一百周年之际，有个学生还发表了托洛茨基在建立红军时的一段讲话。
在圣克拉拉市，共产主义青年联盟（UJC）的成员对托洛茨基产生了兴趣。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认同托洛茨基主义者，但他们开始将托洛茨基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
不了解托洛茨基意味着对苏联解体的理解不足。那些试图从斯大林身上找到崩溃根源的分析人士，缺乏清晰表述这一点的意识形态工具。
不仅托洛茨基缺位了，而且还有一长串从阅读他的作品中受益的理论家——例如，古巴人读不到英国杂志《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Alex Callinicos）、科尼利厄斯·卡斯托里亚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尼科斯·普兰萨斯（Nicos Poulantzas）、斯拉沃伊·齐泽克（Slavoj Zizek）、塔里克·阿里（Tariq Ali）和埃里克·图桑（Éric Toussaint）等马克思主义者大都不为人知。
在组织会议的过程中我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当介绍会上的一些发言者——保罗·勒布朗（Paul LeBlanc）、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苏西·魏斯曼（Suzi Weissman）、埃里克·图桑——时，我从国外人民的反应中看出他们都是重要的思想家，而我对他们的理论工作一无所知。
塞尔拉：你已经解释了从2016年开始，批评的空间怎样开始缩小。古巴各机构对这一事件的态度如何?
加西亚：整体来说是被动的。多亏有古巴学术和文化协会，这次活动才得以举行——墨西哥贝尼托·华雷斯故居（Mexican Casa Benito Juarez）主办了这次会议，哲学研究所组织了这次会议，墨西哥城的胡安·马里内洛文化研究小组（cultural research group Juan Marinello）和墨西哥城的托洛茨基博物馆（Trotsky Museum in Mexico City）支持了这次会议。资源和资金都是最低限度的，也没有做广告。
塞尔拉：古巴青年对马克思主义持什么态度?
加西亚：我们所处的是在古巴共产党监督下资产阶级复兴的时代。资产阶级的发展仍是高度受限的——其掌握的生产资料主要限于服务业：餐馆、租房、出租车、旅馆、合作社。但是，至少在哈瓦那，它对人们的生活方式有更大的影响——更高的消费和对马克思主义等概念的排斥。这在2012年至2016年期间是显而易见的，当时对斯大林主义的批评变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
新资产阶级的出现需要新的理论家。你不仅需要超越马克思和列宁，而且要超越托洛茨基，因为他也无法回答21世纪人们所面临的种种问题。
这次会议是对这一批判思想的发展所作的贡献。
参加会议的年轻人可以看到很多组织，但它们之间可以以一种互相尊重的方式进行辩论。这使他们认识到，托洛茨基主义左派并不是狂热的会在无休止的派系斗争中自我毁灭的教派——而是为我们理解世界努力做出自己的贡献。
多亏了这次活动，古巴的年轻人认识了托洛茨基和维克托·塞尔日（Victor Serge），也认识了托尼·克利夫（Tony Cliff）、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丹尼尔·本赛德（Daniel Bensaid）和迈克尔·罗伊（Michael Löwy ），他们可以帮助古巴人填补理论理解上的空白。
塞尔拉：你将60年前发生在古巴的革命描述为一场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然而，你对这个国家目前的进程持批评态度。古巴共产党将把古巴带到哪里?
加西亚：我对私有财产在我们社会中被同化的方式持批评态度。
当然，我们希望看到一个没有财产的世界，就像我们希望看到一个没有国王和国家的世界一样。但在全球范围内，古巴的私有财产可能是必要的，因为国家有比出售披萨和糖果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我不是批评私人财产的存在，而是批评缺乏对它的控制——通过价格控制和对财富积累的限制。缺乏控制将导致不平等加剧。
从这一新阶层的思想影响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古巴人把这些成功的资本家看作是勤奋的人，认为他们是通过努力达到他们现在的地位的，值得钦佩，而国家开始被看作是个人成功的障碍。
塞尔拉：你对这次会议有什么评价?
加西亚：会议最主要的不足是古巴学生和普通古巴公众出席人数太少。正因为如此，这一事件没有产生它本可以产生的直接影响。
但你可以看到，它确实对少数参加会议的学生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这一代人在老年卡斯特罗的背景下长大，没有经历过20世纪末的历史。
会议结束后会把提交的论文汇编在一起出版一本书，这将使学生和研究人员不仅能够接触托洛茨基，而且能够接触到一系列涉及他们所不了解主题的作者。
会议的另一个成功之处，在于它吸引了来自不同组织和不同倾向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进行辩论。我们收到了192份参会申请和51份国外论文。这引发了未来几年在圣保罗、巴西或墨西哥城再次举办这类会议的讨论。
有30位学者参加了会议，这意味着我们已经建立了重要的联系。我们现在与世界各地的人们联系在一起，呼吁他们把他们的出版物、杂志和书籍寄给我们。
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缺乏阅读材料仅仅是因为古巴出版商对托洛茨基缺乏兴趣——美国的禁运是更为现实的原因。 我们可以在网上浏览亚马逊，但是我们不能在网上购物。即使我们能，我们的工资也负担不起。如果出于团结，人们把优秀的马克思主义文学作品送到古巴，例如托洛茨基、维克托·塞尔日以及20世纪和21世纪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品，其影响将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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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 Lisbeth, Yunier和Verde是古巴学生，他们参加了上个月（2019年5月）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的首届列昂·托洛茨基国际会议（ Leon Trotsky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他们和塞尔拉（Héctor Puente Sierra）谈论托洛茨基主义对他们的意义。
塞尔拉：是什么促使一个年轻的古巴共产主义者参加关于里昂·托洛茨基的会议?
Verde：这是一个了解托洛茨基的好机会，他在学术界从未被提及。他的一生，他的不断革命论，他的艺术和文化作品以及他对苏联官僚主义的批判。虽然我不认为自己是托洛茨基主义者，但我很好奇其他传统如何理解共产主义，以及其他地方的人们在做什么来推动社会主义转型。
在古巴，政治教育已经跌到了难以想象的低谷，有很多蛊惑人心的东西。对政治感兴趣的年轻人如果想了解自己的现实，了解周围的世界，只能靠自己...你必须去寻找新的空间。学术界是教条和不加批判的——你必须与惰性作斗争，怀疑媒体，与其他地方参与政治的人保持联系。
塞尔拉：是否有年轻人辩论和政治发展的空间?古巴共青团（UJC）能成为批判思想的载体吗?
Yunier：总的来说，UJC的讨论是由官方政策所框定的，并不深入。年轻人的观点很少被考虑进去。自上向下的结构最终总会发挥作用。
Lisbeth： 政府为社区、大学、文化团体以及超越制度范围的杂志的辩论作出了一些安排。但在参与政治辩论时，由于对发表意见的后果漠不关心和恐惧，明显缺乏参与。大多数古巴年轻人不关注政治，他们是疏远的，没有意识形态的。
Ana： 当人们讨论马克思的思想时，是在手册所规定的范围之内。今天，年轻的古巴人专注于深化激发革命的原则。我们还不能说马克思主义理解方式的改变——尽管我们这一代人被指责为修正主义，但仍有很多需要改变的地方。
塞尔拉：今天，古巴的私人财富和财产更加稳固。古巴共产党的执政方向是什么?
Lisbeth： 古巴正在步入中国和越南的后尘。在哈瓦那，资本主义正在扩张，我们这些来自其他城市的人感到其具有非常迅猛的发展势头。今年（2019）通过的新宪法根本不应该承认私有财产的权利。它已经在实践中存在，但现在被载入法律。
Verde：古巴无疑正在发生变化。在经济、金融和商业封锁下，古巴必须适应和纠正各种情况，以便生存。有时会做出错误的决定。我觉得我们国家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远离社会主义理想，通过新的资本主义来实现他们的愿望。
塞尔拉：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能为你这样的年轻人提供什么?
Verde:：托洛茨基主义对促进我国的转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最重要的是，他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贡献。
Lisbeth：托洛茨基给了我们一个我们所缺乏的视角。在现实生活中，不同的“异端”马克思主义在年轻人中有很大的吸引力。托洛茨基有一个我们需要的强大而灵活的理论，我们需要他和其他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起，不仅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作出解释，而且要指出前进的道路。
Yunier：现行的政策本应是彻底反资本主义的，变革的，民主的，然而已经被官僚机构篡夺了，社会主义失败了——托洛茨基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警告过这一点。我们需要一种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并处于在生产者控制之下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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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老人胡安·德莱昂·费雷拉·拉米雷斯（Juan de León Ferrera Ramírez，照片左一）向本文作者塞尔拉（Héctor Puente Sierra）讲述了他在古巴作为持不同政见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生活，以及在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1959年革命之前、革命期间和革命后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
塞尔拉：胡安，你也被称为“最后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你什么时候成为托洛茨基主义者的？
胡安：这件事溯及了我的家庭。我父亲是古巴托洛茨基派的领军人物，我母亲也参与其中。
我父亲开始时在古巴东南部城市圣地亚哥卖报纸，组织了记者工会。在那里，他遇到了托洛茨基主义者，并被他们的观点所说服。然后他开始在关塔那摩的海军基地工作。我的父母参与了当时所有的斗争——包括1933年推翻马沙多（Machado）政府的罢工。这次罢工是托洛茨基主义活动人士与民族主义领导人安东尼奥·吉特拉斯（Antonio Guiteras, 1906-1935）合作组织的——而共产党则要求工人们呆在家里。
过了那个时期，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与共产党决裂，成立了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党（Partido Bolchevique Leninista）。后来改组为革命工人党（Partido Obrero Revolucionario），差不多是在托洛茨基主义领导人桑塔利奥·荣科（Sandalio Junco）被斯大林主义者谋杀时成立的。斯大林主义的政策是一贯的。托洛茨基称斯大林为革命的掘墓人。阻止世界革命——这就是共产党所做的。
塞尔拉：你对托洛茨基主义者在马沙多和后来的巴蒂斯塔（Batista）统治下遭到的镇压有什么看法？共产党的作用是什么？
胡安：马沙多镇压了参加罢工的共产党基层，但没有镇压他们的领导人。后来，为了取悦政权，该党改名为社会主义人民党（Partido Socialista Popular）。在巴蒂斯塔的统治下，托洛茨基主义者从未停止过战斗，而斯大林主义者维护了他的统治，在他的政府中有两名代表。
塞尔拉：1959年革命推翻巴蒂斯塔时，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情况如何？工人阶级在革命前和革命中起什么作用？
胡安：当菲德尔·卡斯特罗1956年回到古巴开始进行游击战时，我们支持他，并参与了武装斗争。
但是，如果没有工人阶级内部的激进情绪，革命就不会成功。正是这种情绪鼓励菲德尔在1953年对蒙卡达军营（Moncada ）的袭击失败后继续战斗。1958年，卡斯特罗在7月26日（26 July Movement）发动了一场名为“大罢工”的运动，部分是由现场的托洛茨基主义武装分子组织的（而共产党人再次要求工人们去上班）。托洛茨基主义者在很多领域都很强大，很有影响力，比如关塔那摩的铁路工人。
巴蒂斯塔逃离古巴后，正当右翼组织反革命时，菲德尔再次呼吁举行大罢工——整个古巴陷入停顿，反革命被击败。是工人赢得了革命的胜利。
塞尔拉：你和切·格瓦拉的关系如何？
胡安：革命后，人们对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格瓦拉提交了一份文件，呼吁成立技术顾问委员会——我们提交了一份文件，主张成立工人和农民委员会。我们开始和格瓦拉发生冲突。
有一天，我碰到他，他问我为什么我们大谈特谈官僚机构。他不明白我们的意思。他不是斯大林林主义者，但却深受其影响。我们常常在糖料丰收时和他讨论这件事，并把我们的报纸送给他。
塞尔拉：在那些年里，古巴的进程是如何继续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做了什么？
胡安：在20世纪60年代，我们主张向社会主义过渡，主张工人民兵组织、工会从国家中独立出来，主张将大公司国有化并处于工人的控制之下，不可撤销选举。越来越有影响力的斯大林主义者攻击我们，称我们为挑衅者。
有一天，共产党的报纸头版说，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因为我们提议国有化。
但是，当资本家和美帝国主义试图发动反革命时，菲德尔别无选择，只能将他们所有的财产国有化。在六个月内，他关闭了我们的印刷机——我们无法在国家控制的新公司里出版。
格瓦拉来了，说政府没有下令关闭我们的报社，这是一个官僚的错误——当然，他在撒谎，但这表明他对我们抱有同情。
无论如何，他没有发号施令，是党作出的决定，最终由菲德尔定夺。到那时，菲德尔已经深陷于官僚机构之中，而且与苏联关系密切——这种关系的高潮是卡斯特罗同意向（谋杀列昂·托洛茨基的）拉蒙·梅尔卡德（Ramón Mercader, 1913-1978）提供庇护，后者在古巴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年。我们总是说，官僚主义是古巴革命的障碍——任何革命进程都可能面临的最重要障碍之一。
从那时起托洛茨基派就不能再保持独立活动——卡斯特罗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意味着在危地马拉等地托洛茨基派也被驱逐出游击队运动。
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有这种力量，我们不能出版或组织，但我们保持了托洛茨基主义的方向，并继续举行非正式会议。
在1973年，他们把我们都关进监狱，最终粉碎了我们。他们指责我们进行反革命活动，批评菲德尔，说苏联是一个腐败的官僚机构，工人阶级没有权力。他们要求对我判处9年监禁，对我父亲判处14年监禁，对其他同志判处类似的刑期。领导同志们，包括我爸爸，都已经很老了，他们的一切都被夺走了。
塞尔拉：你在监狱里过得怎么样？
胡安：在监狱里，我们做了一些重要的工作。我们和所有憎恨革命的人一起坐牢。当他们问我们为什么被派到那里时，我们说“因为我们是共产主义者”，这让人吃惊，但也立即使我们成为了一些人的敌人。不久我们就发现有人打算杀了我们。我们和监狱官员谈过，因为我们自称为共产主义者，他认为我们是代表政府渗透进去监视其他囚犯的反情报人员！他停止了谋害我们的企图，并从那一刻起，他让我们负责管理囚犯。
我们利用这个职位为犯人赢得了物质上的优势和更多的闲暇时间等等，我们争得了囚犯们的尊重。我们还为囚犯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晚上，自愿参加。我们从《共产党宣言》开始，然后是列宁的《国家和革命》。第一天晚上，房间里挤满了人。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做了一件所有军队的改造计划从未实现的事情。
塞尔拉：当你得知国际托洛茨基会议将在哈瓦那举行时，你有什么感觉？
胡安：我的父亲1976年去世，他告诉我：“我相信我们的想法会成功，官僚机构会屈服。”他们终于屈服了。
有两件事导致了这个结果：第一，古巴国内局势危急；第二，国际形势的变化。自越南战争以来，美帝国主义屡遭失败。他们没能阻止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发生的事情。这暴露了他们的弱点。另一方面，委内瑞拉的领导人并没有深化社会主义进程。
但全球资本主义尚未从2008年危机中复苏，危机正在加剧。看看阿尔及利亚，看看法国的黄背心运动。今天的古巴人可以看到这一点。他们看电视和使用互联网。
古巴未来的关键在于工人的权力——而官僚机构无法做到这一点。官僚主义可以屈服于古巴民众和国外事件的压力，但它永远不会改革它本身，把权力交给工人阶级。托洛茨基主义可以为古巴工人阶级和青年提供一个实现这一目标的视角。
但我们不能煽动——你可以谈论“政治权力”、“自由”，但出于战术上的原因，你不能说出任何名字。这意味着我们依赖于国外的事件，依赖于拉丁美洲国家和其他地区革命的发展。
有人说苏联的解体是世界工人阶级的失败，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如果没有苏联官僚机构的垮台，我们就不会有今天的许多斗争。它在其他地方唤醒了反对斯大林主义——托洛茨基称之为社会主义发展的障碍——的斗争。
由于这些原因，当人们说我是“最后的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时，我笑着告诉他们说错了——我是第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
原载英国《社会主义评论》月刊（Socialist Review）2019年6月号。
原文题目：Debating critical Marxism in Cuba today
原文链接：http://socialistreview.org.uk/447/debating-critical-marxism-cuba-tod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