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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思想在古巴
采访2019年5月6~8日哈瓦那托洛茨基会议主办方
﹝加拿大﹞罗勃·莱昂斯（Rob Lyons）
42A 译、继轲 校
2019年5月6~8日，考察伟大的乌克兰革命家、俄国革命领导人列昂·达维多维奇·布隆施泰因（也就是现在众所周知的列昂·托洛茨基）生平和思想的国际学术会议于古巴哈瓦那举行。会议由胡安·马里内洛文化中心（Juan Marinelo Cultural Center）与古巴哲学研究所（Cuban Institute of Philosophy）共同组织，在老哈瓦那的贝尼托·胡亚雷斯之家（Casa Benito Juarez in Old Havana）举行。
会议由墨西哥城的托洛茨基故居博物馆（Trotsky House and Museum）、墨西哥的卡洛斯马克思出版社（Editions Carlos Marx）、墨西哥城和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列昂·托洛茨基思想研究、调查和出版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Investig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the Thoughts of Leon Trotsky）赞助。
考虑到古巴共产党领导层对托洛茨基主义和古巴托洛茨基主义者曾经的敌意，会议的地点是令人惊讶的。会议主办方的开场白包括向1960年代末被政府无理监禁的古巴托洛茨基主义者致歉。
对托洛茨基以及他的思想的态度转变，在个人证词和与会议背后所倡导事物相关的政治演变中得到了最清晰的表达。弗兰克·加西亚·费尔南德斯（Frank Garcia Hernandez ，FG）是一名社会学教师和研究生，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古巴的托洛茨基主义的。
进行采访的是出席了会议的常驻哥斯达黎加的加拿大社会主义行动（Socialist Action-Canada）国际团结协调员罗勃·莱昂斯（Rob Lyons ，简称RL）。
RL：首先我想说的是，这次会议在革命左派中引起了很多评论，特别是在美洲，因为古巴政府以前对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很反感。是什么促使你和你的合作伙伴逆流而上？当然有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在你看来，古巴政治先锋及其党员是否对托洛茨基的思想持更开放的态度？
FG：首先，非常感谢您对我的采访。
我向所有在读这篇文章的同志们致以革命的问候。
我在10岁时第一次读到托洛茨基的名字，是一本未在古巴出版的关于世界上的旗帜与奖章的书上。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非常喜欢它们，甚至今天我也收集旗子。每个国家都有代表性的简短历史回顾。苏联在这本书出版时还存在，我在书中读到，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了十月革命。
我叔叔从小就教我马克思主义。我的家人都是革命者，从前的“七·二六运动”成员。但他是共产主义者：一个勇敢的斗士，我非常尊敬和钦佩的老人民社会党人（Pouplar Socialist Party，PSP）[1]。正如你所理解的，他对托洛茨基没有好感。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读了很多关于十月革命的苏联儿童文学，当然，没有提到托洛茨基。我问我叔叔，旗子书里提到的那个人是谁。他告诉我：“一个叛徒”。我没有质疑它。1958年，我的叔叔仅因为传播共产主义印刷品的行为，几乎被巴蒂斯塔警察折磨致死。
之后，我继续崇拜斯大林。他打败了法西斯，虽然在古巴没有很多关于他的议论，但也没有说他的坏话。然而，人们可以阅读苏联的著作，例如《布尔什维克党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The Bolshevik Party Struggle Against Trotskyism）。我对斯大林的崇拜——反倒因我叔叔只批评他的个人崇拜而加深了——还夹杂着我对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小集团的排斥，这些小集团不仅摧毁了苏联，还把批评的矛头指向斯大林。这让我把托洛茨基主义和“新思维改革”（perestroika）联系起来，我的反应是，我觉得自己像个斯大林主义者。
所以，我就这样来到哈瓦那大学。在那里，我结识了一些拉丁美洲学生，他们都是各自的共产党的成员，并且托洛茨基也没有好感，尽管许多人并不崇拜斯大林。后来，多亏了一位哥伦比亚朋友——阿尔瓦罗·雅克梅·博阿达（Álvaro Jácome Boada）——我发现了革命牧师卡米洛·托雷斯（Camilo Torres）的身影，后来又发现了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和民众教育。
我的个人图书馆里有一本托洛茨基的书《被背叛的革命》（The Revolution Betrayed）。这要感谢在1998年2月遇到的我现在的朋友：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的成员们，他们每年2月来来往往，与探路者出版社（Pathfinder publishing house）一起参加哈瓦那国际书展（International Book Fair of Havana）。正如一个1998年的斯大林主义者一样——我的房间里有一张斯大林的照片——我直到2012年才读到《被背叛的革命》，也就是那时我在理论上彻底放弃了斯大林主义。探路者出版社紧跟着赠送我托洛茨基和詹姆斯·P·坎农的著作——《保卫马克思主义》（In defense of Marxism）、《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History of American Trotskyism）等等——我对托洛茨基的兴趣与日俱增。当时，我读了一本古巴历史学家安娜·开罗（Ana Cairo）的书，书中提到，1933年9月12日，托洛茨基主义者在古巴成立了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党（Bolshevik Leninist Party，PBL）。在另一本书中，这一次是由古巴学者胡里奥·塞萨尔·古奇（Julio César Guanche）写的，他仍然在谈论胡安·雷蒙·布雷亚（Juan Ramón Breá）和桑塔利奥·朱科（Sandalio Junco），他们都是PBL的创始人。开罗和古奇都坚称这部分内容几乎无人知道，并呼吁继续进行拉斐尔·索莱尔（Rafael Soler）于1997年开始的关于PBL的研究。2012年10月，我进入胡安·马里内洛古巴文化研究所（Juan Marinello Cuban 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开始了一项至今仍未完成的长期调研。
2016年11月，我决定在圣克拉拉的拉斯维拉斯中央大学教授一门关于列昂·托洛茨基的生活和工作的研究生课程。虽然我出生和生活在哈瓦那，但我和圣克拉拉的关系很好。这门课受到了学生们，尤其是大学生们的热烈欢迎。我意识到托洛茨基在古巴是马克思主义非常必要的和缺失的一部分，这是我在教授那些课程时确认的一个想法。所以，我向我的同事兼朋友费尔南多·马丁内斯·埃雷迪亚（Fernando Martínez Heredia）[2]建议，由胡安·马里内洛古巴文化研究所发起号召，组织一个关于被遗忘的布尔什维克的国际活动。但他提议在2017年11月开始。他想趁着伟大的十月革命的一百周年。
不幸的是，马丁内斯·埃雷迪亚于2017年6月去世。我继续我的关于古巴托洛茨基主义历史研究的硕士论文。我在2018年4月完成了硕士学位，在短暂的休息之后，我决定为这个最终确定在2019年5月8日的活动做准备，以纪念共产主义国际100周年、古巴革命60周年以及纪念安东尼奥·吉特拉斯（Antonio Guiteras）[3]和桑塔利奥·朱科，他们都是在5月8日被杀害，不过并不是同一年。
如你所见，这次活动就是这样一个产物。我认为这不仅仅是历史环境造就的，它也是一个人的理论—思想演变的产物。在20世纪80年代的古巴，这一活动是不可能出现的，像马丁内斯·埃雷迪亚（Martínez Heredia）、德西德里奥·纳瓦罗（Desiderio Navarro）、豪尔赫·福涅特（Jorge Fornet）这样的古巴知识分子通过马克思主义批判开启了一条已在一定程度上封闭的通往批判性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多亏了菲德尔司令，古巴社会有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知识，这是现在让托洛茨基不在一个真空中存在的牢固文化基础，并且同样地，因此古巴有着对异端的、批判性的和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倾向。但我也认为并非是出于要宣传什么，这个活动是由一个非常个人的动机引起的，我知道它让许多人感到惊讶，谁也不会预料到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我也认为，在这次活动本身之后，更重要的是，随着这本收集回忆的书的出版，托洛茨基的形象将被祛魅，而我们将看到古巴的大学研究人员和学生的前后变化。
把托洛茨基带到古巴的想法和与他相关的研究将会出现。这主要感谢古巴的工人阶级，他们是我在开幕式上第一个要感谢的，因为是工人们发起了这场社会主义革命。其中也有我的叔叔，那个老人民社会党人。
RL：大多数时候，对我来说这次会议的亮点是议程中涉及的主题的广度，以及它们背后的研究的总体质量。不幸的是，由于议程紧凑，与会者详细讨论这些想法和新研究的能力有限。你能否解释一下在组织会议时遇到的一些障碍，以及你得到了哪些体制和政治上的支持？我知道成功地实现这一项目是个非同寻常的任务。
FG：这次活动如果有4天时间的话会更好。每桌小组都会有广泛的辩论，但这其中是需要翻译的，而正是这一点会损失时间，这是主要的缺陷。但是，我们这些生活在古巴的人知道，我们今天面临的经济危机，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不允许我们举行一次持续四天的活动。我甚至没有向和我一起的工作人员提出这个建议，非常感谢罗德里戈·埃斯比纳（Rodrigo Espina）、埃琳娜·索卡拉斯（Elena Socarras）、乔治娜·阿方索（Georgina Alfonso）、米格尔·埃尔南德斯（Miguel Hernandez）、怀尔德·佩雷斯·瓦罗那（Wilder Pérez Varona）、约汉卡·莱昂（Yohanka León）。三天是一个壮举。经济是一个主要原因，胡安·马里内洛研究所为此必须寻求哲学研究所的支持，哲学研究所也是主要组织机构，因为事实上它比马里内洛研究所有着更多相关主题的研究。在最后，这个活动的建议被成功通过了。
除了贝尼托·胡亚雷斯之家外，一开始参与的还有三家古巴机构，如果算上青年制片人展览（Young Filmmakers Exhibition）是四家，它慷慨地提供了放映有关托洛茨基的纪录片《世界上最危险的人》（The World’s Most Dangerous Man）的场地。如果没有他们的好意，就不会有这次活动了。
其间确实是有些误会。主要是某些工作人员对托洛茨基的否定倾向。当苏联解体时，在古巴，我们都知道斯大林是个可恶的人物，同今天所知的一样，但没有人能从托洛茨基身上抹去叛徒的污名。
如果我们再加上一些托洛茨基主义者组织对古巴革命的极端批判，我认为这经常由教条主义和对古巴现实的无知造成的，如果我们把第一点和第二点合起来看，我们会发现，有些人的反应是正常的。有些人对我提到的那些组织感到不安，它们试图来到古巴建立托洛茨基主义组织。但这是不可能的，在古巴没人对此感兴趣。
但是这次活动，由于其严格的学术性质和那些来人对他们身处的国家所表现出的极大尊重，避免了某些毫无根据的怀疑发生。
RL：在会前会上我们讨论了未来类似的会议的组织，我说这是古巴革命产生出的吸引力，正如西利亚·哈特（Celia Hart）所说，它能够将由意志坚强的人组成的一群斗士聚集在在一个房间里。我认为这是对革命理念的力量的证明，就像你们与你们的伙伴互相支持一样，它能够激励更多集会。你对未来这类学术聚会有什么计划和想法？你认为古巴国内外那些有志激进分子和学者是否有动力举办类似的会议？我们的读者能够如何帮助我们迎接第二次活动的挑战？
FG： 5月1日，星期三，在哈瓦那旧城阿吉亚尔街（Aguiar Street）301号，巴西研究人员应邀参加这次活动。丹尼尔·佩尔塞吉（Daniel Perseguim），以及他的伙伴卡丽娜·昆塔尼哈·费雷拉（Karina Quintanilha Ferreira）和埃德森·奥利维拉（Edson Oliveira）在活动开始之前的五天一直在这里，第一次协调会议就是为筹备第二次列昂·托洛茨基国际学术活动而举行的。在第二个星期天，5月5日，是卡尔·马克思的生日，我们在维达多区（El Vedado）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地点在美国研究员亚历克斯·斯坦纳（Alex Steiner）的单位。这个想法是由巴西研究人员，前面提到的丹尼尔·佩尔塞吉和摩根娜·罗马奥（Morgana Romao）、马西奥·卢埃拉（Marcio Lueira）在同时分别提出的。当然，根据我的朋友丹尼尔·佩尔塞吉，他好像是一个重要的巴西学者团体的负责人，告诉我了他们的提议，说这个活动应该在2020年10月在圣保罗举行。
正在采取初步措施以获得必要的资金。这一次，虽然不会有古巴及其革命的任何吸引力，但似乎毫无疑问地，会有更多的公众和展览想要参与。这可能是在这次活动中出现的最好的想法之一。
我从没想过会发生这样的事。当他第一次告诉我时，我认为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仅此而已。然后他安排了日期和时间。这是在劳动节的一个完整的下午，很有象征意味，出现在这次活动当中的嘉宾，除了我先前提到过的，还有布莱恩·帕尔默（Bryan Palmer），保罗·勒·布朗（Paul Le Blanc），克拉拉·菲格雷多（Clara Figueiredo），巴西建筑师和摄影师加布里埃尔·科根（Gabriel Kogan）和古巴学生莉丝贝·莫亚·冈萨雷斯（Lisbeth Moya González）和爱德华多·埃斯珀西多（Eduardo Expósito）。在古巴，我被迫设置了一个限额：40名古巴人和40名外国人。我们没法接受更多的人，尽管只是来自公众就有192人报名。
我试着优先考虑那些带来研究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会有4到5个解说小组的原因：想法是知识会影响古巴公众。在场的人可以作证，这个房间只能容纳80人。
现在他们能帮助举办第二次活动的最好方法是获得一些机构为这些活动提供的资金，一旦官方声明发布，每个人都能在传播上给我们很多帮助。为此，为了接收信息，我们使用电子邮件，可以联系“encuentrotrotsky@gmail.com”。另外，我提供我自己的邮箱“frankcuba1959@gmail.com”。
2020年8月，借着墨西哥托洛茨基故居博物馆即将举办的纪念活动，我们将召开一次国际协调会议。在此之前，则会通过Skype或Hangout来进行。
RL：北美帝国主义已经加大了对古巴的压力，并且在宣称支配其“庭院”方面变得更加具有攻击性，这是门罗主义的又一次复兴。自革命和古巴公平竞争委员会（Fair Play for Cuba Cpmmittees）成立以来，托洛茨基主义者在建立革命团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始终站在保卫革命的最前沿。我认为一长串与会者的声明证明了这一事实。
你认为未来的会议在帮助重新恢复运动的团结方面能发挥其政治作用吗？在你看来，在组织这次会议的复杂性，团结的必要性和在古巴需要分析和巩固的政治动力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互动模式？
FG：活动的最后一天下午，当一切似乎都结束了，加拿大同志罗伯·里昂（Rob Lyon）举起他的左手，开始唱《国际歌》。一时间看起来没有人赞同这个主意，但马上，最后一位古巴托洛茨基主义者胡安·莱昂·费拉拉（Juan León Ferrara）接上了，然后我们都跟着做。
在这个热闹的房间里，可以听到用伊朗语、印度语、土耳其语、德语、英语、西班牙语、俄语、法语、葡萄牙语演唱的《国际歌》声：我们度过了有共产国际（COMINTERN）成员感觉的几分钟。
这是最好的团结网络可以从这个活动中产生的最佳案例。可以看到这美好的场面会发生的，它超越了理论和政治分歧。只要不以暴力解决分歧，我们就能取得共同的胜利。这就是纯粹的辩证法。
在此基础上，必须为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的古巴年轻人建立一个支持网络，尽管他们在古巴有很好的参考书目，但他们想要并且需要更多。
我们古巴人不需要托洛茨基主义党出现在我们的国家，我们不需要任何东西。托洛茨基是一位杰出的理论家，也是一位杰出的革命家，但他并不在理论上胜于葛兰西，也没有超过领导革命的菲德尔。
他和我刚才提到的那些人一样，是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的一部分。我们确实需要越来越多的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我感到羞愧，因为我不知道赫尔穆特·达莫（Helmut Dahmer）、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是谁，我不知道分析马克思主义（analytical Marxism）学派的“九月小组”（September Group）、约翰·埃尔斯特（John Elster）、埃里克·奥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杰拉德·艾伦·科恩（Gerard Allan Cohen）。现在，感谢布伦纳的到来，尽管我不能坐下来与他交谈片刻，只有话语穿过走廊，存在于世的伟大知识分子是怎样的被浪费的这件事让我深感痛心——就像发生在赫尔穆特·达莫（Helmut Dahmer）身上的一样。
现在，多亏了布伦纳，我们得知了诸如《商人与革命》（Mercaderes and Revolucion）、《马克思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Marx）、《阶级》（Classes）、《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The Theory of Karl Marx’s History：A Defense）这些书名。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些书的存在，几乎没有听说过分析马克思主义。由于这次活动，我们已经与埃里克·图森特和迈克尔·洛伊（Michael Löwy）重新建立了必要的联系，我们正在与塔里克·阿里（Tariq Ali）建立联系。我们正在尝试接触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感谢这次活动，未能出现在古巴的伟大理论家艾利克斯·卡利尼科斯（Alex Callinicos）亲自联系了我们，感谢研究员赫克托·普恩特·西耶拉（Hector Puente Sierra），他被邀请参加了这次活动。
这次活动唤起了在场古巴学生对托洛茨基和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极大兴趣。在哈瓦那，有一位新闻学学生莉斯贝·莫亚·冈萨雷斯，在圣克拉拉她的境况很有利于托洛茨基作品的传播；除了优秀的年轻同志、语言学的学生、优秀的演说者尤尼埃尔·梅纳·贝纳维德斯（Yunier Mena Benavides），还有维德·吉尔（Verde Gil）和安娜·伊莎贝尔（Ana Isabel）这两位朋友。
他们想要新书。我想请你们在Facebook上找找他们，把没有数字化的著作寄给他们。他们成立了一个叫古巴共产主义论坛（Cuban Communist Forum）的学习小组。它不是一个政治团体：而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圈子，因为他们想要阅读丹尼尔·本赛德（Daniel Bensaïd）、皮埃尔·勃鲁埃（Pierre Broué）、尼科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 ）以及我其它提到的所有理论家。马克思和列宁还不够，更不用说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了。
这就是我呼吁建立团结网络的主要理由：送书。
RL：我从与会者的反应中了解到，除了一些技术问题外，会议从学术，以及坦率地说，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是成功的。现在压力和兴奋已经消退了一点，你的分析是什么？你和你的合作者达到了你们的期望了吗？关于会议后的一些评论和问题，你有什么信息想传达吗？
FG：我想是的，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实现了预期目标。但是，（接触）古巴公众尚未成功。我们缺乏宣传，没有恰当的做广告的时间。但让我感到安慰的是，至少在场的学生被活动的火花点燃了。现在在圣克拉拉，他们要求我每周带几份《被背叛的革命》的复印本。我们还有一些卡尔·马克思社会主义研究中心（Karl Marx Socialist Studies Center）的同志们带来的复印本。我们也把很多书带到了学术机构，例如由列昂·托洛茨基相关研究、调查和出版中心（Center for Studies,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s Leon Trotsky）出版的托洛茨基的名作《拉丁美洲文集》（Latin American Writings），或是也许是由研究拉丁美洲的老布尔什维克的最棒的研究员加布里埃尔·加西亚（Gabriel García）所作的《托洛茨基在历史中的镜像》（Trotsky in the Mirror of History）。第二届列昂·托洛茨基国际学术会议的想法就此诞生了，在一定程度上者是个意外。到目前为止，我只收到了祝贺，但我知道还有许多错误，许多不协调的动作。我向那些因此而感到困扰的人道歉。希望下次聚会会更好。我希望来客能了解古巴。
永远记住，最好的帮助是从所有的不理解和误解中保护自己。正如西尔维奥·罗德里格斯（Silvio Rodríguez）在一首优美的歌曲中所唱的那样：“朋友是保护你的人”。
2019年6月4日
原载加拿大社会主义行动网（Socialist Action Canada）
原文题目：Trotsky’s Ideas in Cuba
原文链接：https://socialistaction.ca/2019/06/04/trotskys-ideas-in-cuba-interview-with-the-organizer-of-the-trotsky-conference-in-havana-may-6-8-2019/
[1] 人民社会党（Pouplar Socialist Party，PSP）：1925年成立的共产党采用的缩写词，归属于共产国际。不要与现在的古巴共产党混淆了，古巴共产党于1965年由“七·二六运动”、“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和上述的人民社会党合并而成。
[2] 费尔南多·马丁内斯·埃雷迪亚（Fernando Martínez Heredia）：古巴知识分子。他于60年代创办并指导了哈瓦那大学哲学系的《批判思维》（Critical Thinking）杂志。他由此传播了反对苏联式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在这本杂志上发布了迈克尔·洛伊（Michael Löwy）和厄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等人的作品。它直接支持了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在90年代，他创立了安东尼奥·葛兰西学会（Antonio Gramsci Chair）。从2011年到2017年6月去世，他一直担任胡安·马里内洛古巴文化研究所所长。
[3] 安东尼奥·吉特拉斯（Antonio Guiteras）：上世纪30年代的古巴革命社会主义领导人。他反对马查多将军（General Machado）的独裁统治并将其推翻，以及参与了1933年9月政府的建立。他担任过总理，时任总统是改革派拉蒙·格劳·圣·马丁（Ramón Grau San Martín）。他在一场政变中被军队首领推翻，转而从政治反对派回到了武装路线。1938年5月8日，他与委内瑞拉国际主义战士卡洛斯·阿蓬特（Carlos Aponte）一同在战斗中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