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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尔教授的谎言
施用勤
缘起
前几天（2016年10月20日）应一些年轻朋友之邀，去东四一家民营书社听美国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的格鲁弗·富尔（Grover Furr）教授讲托洛茨基，题目是《托洛茨基面面观》。
我本来是不想去的，但经不住朋友的再三邀请。早在去年10月，富尔教授在人大讲座时，朋友就曾请我去驳斥他，但我当时正和几位师兄一起在四川旅游。再者，我不习惯用手机，给我发来的短信我是在事后才看到的。
之前，朋友给我送来过这位教授的一些文章，我也草草翻过，觉得他的水平不高，立论极不严谨，不是一个严肃的历史学者，更像是一个超级斯大林粉，不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对手。
我不想去还有一个原因，毕竟安排的是这位教授的讲座，人家又是远道而来的客人，还是美国教授。美国教授的头衔在中国还是有相当的影响力的。我不可能在他的讲座中充分表达我的观点，与他唇枪舌剑地对着干。我一旦说得多了，或说得过于尖锐，就会被主持人或听众阻止。当然，这也在情理之中：不能喧宾夺主嘛。
虽然讲座场所比较简陋，面积不大，主室的条案两边坐了20来个人，就把屋子挤得满满的。讲座主办方还是做足了准备工作，把富尔教授的讲座内容翻译、打印出来，发给听众。但讲稿的题目与通知的不同，成了《托洛茨基——1920年代的争论，1930年代的谎言》。
多年来，我一直翻译托洛茨基的著作，研究与他相关的联共（布）党史，所以对富尔教授的讲座涉及的内容熟悉，几分钟就把它浏览了一遍。但留给我的印象仍像以前一样：水平不高，立论随意，没有一项他说的托洛茨基的谎言是能够站住脚的。
讲座主持人是北大教授，看来与富尔教授十分熟悉。他首先对富尔教授做了简单的介绍：说他是马克思主义者、美国左翼，一直进行俄国革命史的研究，揭露各类对革命、对斯大林的歪曲诽谤，或是揭穿那些反对他的人的谎言。他已经撰写并出版了《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与赫鲁晓夫的谎言》，此书的中译本和俄译本也分别在中国和俄国出版，据说在俄国的销售还不错。主持人还说，因教授的左派观点，他的很多著作在美国很难出版，为此深感惋惜。他强调说，富尔教授精通20多国语言，他对托洛茨基谎言的揭示是看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得出的。他对富尔教授为揭示真理不辞劳苦的精神大加赞扬，说教授今天下午两点抵达首都机场，马不停蹄地去了一所大学，之后只有20分钟的用餐时间，就来这里给大家讲座。听了这番介绍，所有在场的人都为教授热烈鼓掌。最后他说，今天的讲座先由富尔教授演讲，然后大家提问题。
格雷弗·弗（Grover Furr）《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与赫鲁晓夫的谎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为了表示我还有我的朋友不赞同富尔教授的观点，我说：“在座的都是对讲座题目感兴趣甚至是有研究的人，而且观点各不相同，说提问不合适，讨论更恰当。”
在富尔教授宣读完他的讲稿之后，开始讨论。我率先发言：“富尔教授说的是托洛茨基的谎言。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对这个人物有大量不同的说法，判断他的言论是真话还是谎言，取决于你占有的资料，还取决于你的立场、观点和利益。要澄清历史、证伪、揭穿谎言，需要依据靠得住的史料和文献，否则，不仅达不到目的，反而会造成新的伪造和谎言。教授讲稿中对‘列宁遗嘱’的看法，说它是托洛茨基为了达到夺权的目的，伙同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一起伪造的结论，依据的是推测和流言，是站不住脚的。”
富尔教授不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说了一通他不是对托洛茨基做好坏判断，只是揭示托洛茨基的前后不一致和自相矛盾。而他说托洛茨基伙同克鲁普斯卡娅伪造遗嘱，只是说有这种可能性，并非一定如此，等等。
我本想在这个问题上继续穷追猛打，这时书社主人出面制止我。我知道在这种场合是争论不出什么来的，于是承诺不再发言。
富尔教授不辞劳苦地奔波于美国和中国之间，为斯大林招魂，传播别人和他本人对苏共历史和早期领袖人物托洛茨基制造的谎言。他在美国没有市场，在中国倒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原因并不难理解。在美国，有关联共（布）党史、党内斗争，各种不同观点、立场的著作、史料都早已公开出版，所以读者对相关问题的了解相对比较全面，虽然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各不相同，但要他们相信富尔教授的谎言和他借助谎言重塑的斯大林偶像，是无法完成的任务。但在中国，长期以来，斯大林一直被誉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中共虽然承认他犯了错误——肃反扩大化，但毛泽东亲自定调，功过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在当年中共的反修斗争中，捍卫斯大林，反对赫鲁晓夫对他的批判，是斗争的重要部分。在文化革命初期，更提出要挖出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这是毛泽东自比为斯大林了。那时虽然也出版了一些与主流观点不一致的书，但量很少，还都是内部读物，一般人根本看不到。即使对关于斯大林的宣传有怀疑的人，也无法进行相关的研究，一是没有资料，二是不允许。我认识一个人，在大学期间因与几个同学一起研究托洛茨基而遭受牢狱之灾。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出版了一些揭露斯大林的真实面貌以及联共（布）党史真相的书。遗憾的是，这一过程始于1980年代的布哈林热。因布哈林是捍卫新经济政策，反对托洛茨基的工业化，反对斯大林放弃新经济政策的，新经济政策又被说成是旨在解决农民问题的，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又是从农业生产开始的，所以布哈林热持续升温。殊不知，在1920年代的党内斗争中，布哈林是政治局中与斯大林合作时间最长的人，他们一起捍卫所谓的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一起炮制“一国社会主义”，反对托洛茨基的加速工业化的方针政策，反对1923年的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后来的季托联合反对派，并在这一斗争过程中肆意践踏、破坏党内民主，在这场使列宁的生机勃勃的党退化为斯大林个人专制工具的斗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直到他自己也沦为反对派，成了斯大林独裁祭坛上的牺牲。我曾写过：“从全盘肯定斯大林到否定斯大林肯定布哈林，其实只是一个小小的位移。肯定布哈林鼓吹的经济政策，实际上是肯定1928年以前的斯大林，只不过是把1923-1927年联共（布）中央多数派推行的经济政策的冠名权非常不公平地给了布哈林，而把斯大林甩到了一边，正如当年斯大林曾把这个破产的经济政策的罪责全都推给布哈林，把自己择干净一样不合理。这个位移不仅无助于澄清那一段历史，反而使它变得更加混乱。因为它再一次肯定了当年多数派反对反对派的斗争是捍卫列宁主义而不是反对列宁主义的，并再次用列宁的声望来加冕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毫无共同之处的错误的经济政策。更严重的是，它硬把那个早已破产的经济模式说成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唯一正确的经济模式，必然会使今天处在革命运动低谷中的人对社会主义更加绝望。”[1]但这个过程延续了十多年，它对人们进一步深入认识社会主义革命和斯大林官僚对它的损害和背叛并没有太大的帮助。
在此期间，在中国宣传和出版有关布哈林的书籍和文章已经合法化。但在1996年，我译的《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一书在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时，曾受到安全部、公安部、中联部和新闻出版署四个部委的调查，虽然对出版社、责编和我本人没有造成不良后果，但也足以表明，在那时，出版托洛茨基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上仍是非法的。其实这时，中国知识界已把目光投向了西方，告别革命的号角已经吹响。很多人认为人间正道私有化，对社会主义革命、斯大林体制正确与否、斯大林是否是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代联共（布）党内斗争中各派的是与非等，都不再感兴趣。1999年，我参与翻译并对全书进行统校的伊萨克·多伊彻的《先知三部曲》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虽然也引起了读书界的注意，一些报刊上也刊登了一些写托洛茨基的文章和对此三部曲的评论，但只是一些微澜，根本热不起来。后来又陆续出版了我译的托洛茨基的三本重要著作——《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2008年）、《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2010年）、《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2012年），反应更微。由于历史原因，中国读者失去了深入认识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机会。而我翻译、介绍托洛茨基，绝不单纯是为一个冤假错案的牺牲者正名、讨回公道，更是要通过他让国人了解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真正的革命家。前几年逝世的俄国历史学家瓦季姆·罗高文倾其一生最后15年，撰写了7卷本的著作《是否曾有另一种选择》，说托洛茨基的道路是完全不同于斯大林道路的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
由于缺了这一步，中国现在还有不少向往社会主义的人仍然迷信斯大林，对他和当年的反对派领袖的看法，仍停留在斯大林亲自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框架内。富尔教授制造或搜集的对托洛茨基的新旧谎言，不难在这些人中找到共鸣。所以有单位请他前来，安排他演讲，也有出版社为他出书，兜售他的谎言，而且还是十分低劣的谎言。
这一情况使我愤怒，同时也使我感到有责任揭穿富尔教授的谎言，驱散富尔教授粉饰假革命家、真独裁者、革命的掘墓人（托洛茨基语）斯大林，诬蔑真革命家托洛茨基的迷雾，让有志革命的人看清这两个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
富尔教授讲座中的谎言有两类，一类比较具体，一类比较泛泛。如“列宁遗嘱”等，是非常具体的；如说什么托洛茨基在1930年代对苏联和斯大林的一切事情都说了谎，因为他拒绝承认在他的所有理论立场上都是错误的，所以不得不搞暗杀、破坏、同德国、日本勾结，都是泛泛的。对于第一类问题，我将举具体例子来反驳，对于第二类问题，我也只能勾勒粗线条，否则，写两本书也不够。
列宁遗嘱和其他
1.所谓的列宁与托洛茨基的紧张关系
这些问题都是具体的，我先从富尔教授说的列宁与托洛茨基之间的紧张关系说起。
富尔教授依据史蒂芬·科特金的著作提供的资料来证明列宁与托洛茨基之间的紧张关系。
教授宣称，他揭示托洛茨基的谎言根据的都是第一手权威资料。然而他在揭示托洛茨基与列宁的紧张关系，依据的却是这个科特金提供的资料。
我承认自己孤陋寡闻，在阅读富尔教授的讲稿前，我对这个科特金一无所知。因为在我阅读过的相关权威著作或文献的作者中，并没有科特金这个名字。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这个科特金是1959年出生的美国苏联学者。1959年出生的美国学者怎么能提供1920年代联共（布）党内斗争的一手资料呢？他不可能直接听到或看到当年的情况，他的书能够作为第一手资料，只有一种可能，即他所写的东西是他从尘封的故纸堆里翻出来的。
对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关系，科特金是这么说的：“1921年夏，列宁及其他同志曾经谋图将托洛茨基调到乌克兰，但托洛茨基拒不服从党的决定。之后，列宁让步了。”
科特金的说法显然出自政治局对托洛茨基1923年10月8日的信的答复。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他的说法是来自一手资料。但他并没有引用这份文件原文，因而不能说科特金的说法就是一手资料，所以富尔教授在此引用的科特金的说法，顶多只能是二手资料。也许有人会指责我太过苛求。不过，如果教授不宣称他的资料都来自一手资料的话，我也就不说这话了。不管怎样，这能证明教授用的是科特金的一手资料，而不是他自己编的。仅此而已！另外，如果这位科特金真是一位严肃的历史学家，撰写的真是能够恢复历史真相的著作的话，富尔教授引用他提供的资料也无可厚非。但情况并非如此。
下面我引用的有关这个问题的资料，它出版的标题是《关于俄共（布）20年代的党内争论》，刊登在《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5、6、7、10、12期和1991年第3期上。译文刊登在中央编译局出版的内部读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8年第3辑和1999年第一辑上。这一组资料主要是1923年10月8日托洛茨基致俄共（布）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的信（第一封信），政治局多数派对这封信的答复，托洛茨基对答复的反驳（第二封信），政治局多数对反驳的反驳，以及此信在俄共内部引起的反响。
研究历史，必须利用资料，从中得出的结论，必须要有史料的支撑。当然，史料本身在权威性、可信度上也千差万别。我在此引用的史料，不是某个研究者的观点，而是当年争论双方的原件，而且注明了出处：每一份文件都标明它出自中央党务档案馆第某全宗，第某目录，第几卷宗，第多少页。还标明它是以什么形式保存的。如托洛茨基1923年10月23日的答复，就有“用打字机打印的速记稿保存在苏共中央档案馆内”的字样。凡此种种，保障了笔者所引文件是权威的一手资料，而且出版单位也为文件的可靠性提供了保障。
当年政治局中的多数在这他们的答复中是这么说的：
正是列宁同志于1921年底在政治局主持通过了派托洛茨基同志以粮食人民委员部特派员的身份去乌克兰的决定，这一决定后来被取消了，但这正是由托洛茨基同志不断向中央大多数人发难这一令人难以容忍的举动引起的。
[2]
政治局委员的“答复”……认为需要提一下列宁同志1921年提出的派我到乌克兰担任“粮食人民委员部全权代表”的建议，这不是令人吃惊吗？然而对事实的叙述有误，且带有某种倾向性。1921年秋，列宁同志担心乌克兰人在征收粮食税方面不会表现出足够的热情（那个时期这个问题意义重大），建议派我去（不是代表粮食人民委员部，而是代表中央委员会）施加适当的“压力”。最初三、四年我曾有过多次这样的出差，所有这些出差同政治局内部的分歧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我从上次对乌克兰的访问中得到一个印象，乌克兰的同志自己会把要办的事情办好，就认为这一次出差没有必要……列宁的建议被通过了。当时我建议，为了避免造成关系混乱，只临时（比如4-6周）任命我为乌克兰粮食人民委员。这条建议被采纳了（自然其他职务并不解除）。但第二天，列宁同志在获悉来自哈尔科夫的令人比较放心的消息后到军事委员会找我，建议取消原来的决定。
[3]
根据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的现有文件，此事看来是这样的：在1921年7月16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审议列宁提出的任命托洛茨基为乌克兰粮食人民委员的建议，建议被通过了。但由于托洛茨基的抗议，政治局同意在俄共（布）中央全会召开前不执行这个决定。1921年8月9日召开的俄共（布）中央全会取消了政治局的决定，并通过决定说：“鉴于国际局势的尖锐化，托洛茨基同志的精力将更多地放在军事工作上。”
[4]
在对政治局委员对托洛茨基第一封信的答复的多处注释中，都指出多数派的说法与事实不符。歪曲、捏造事实，几乎成了这封答复风格。难怪大名列在其中，当时已是五人小组[6]成员，因在彼得堡而未参预“答复”写作的布哈林都看不下去了，他于１０月２０日给斯大林和托姆斯基往书记处发了一封电报：“我强烈要求对内容作如下改动：第一、必须加进党内民主并加以阐释；第二、不可对经济危机加以粉饰；第三、必须使用党的统一这种调子；第四、去掉一切报纸小品文的味道。文件的形式应高度严谨，无懈可击。布哈林。”[7]
布哈林说的报纸小品文的味道，形式不严谨，有懈可击，应该也包括上面这件事。
两相比较，其中哪个更全面，更客观，读者自有公论。当然，我也不是说科特金就是有意扯谎。作为一个美国苏联学者，他获得这些资料比我们中国人要方便得多，科特金是有意屏蔽还是没有看到客观完整的相关资料，笔者不得而知。但他的结论至少是偏听偏信的结果，他仍是在传播当年多数派编造的谎言，这点是毫无疑义的。
科特金在讲述乌克兰一事之前，先做了这样的铺垫：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托洛茨基坐下学习英文，却突然突兀地停下开始批评政治局不良的组织形式——这直接导致列宁失去了他的冷静。在另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据说托洛茨基宣称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列宁）就是“小流氓”，使得列宁的脸色变得煞白。
他的叙述仍是取自政治局多数委员对托洛茨基的信的答复，但不是对后者的第一封信，而是对第二封信的答复。托洛茨基骂列宁“小流氓”（更确切的译法应是“无赖”）的说法出自列宁的妹妹。
答复是这么说的：
如果说应该有人对政治局过去是而现在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在精神极度紧张的环境下工作承担罪责的话，那么这个人就该是托洛茨基同志。在一连数月的时间里，托洛茨基同志出席政治局会议（当时还是列宁同志主持政治局会议）时，总是带着一本厚厚的英语辞典，并且几乎在整个会议过程中都在学习英语以表示对会议的抗议，只是暂时停下来，尖酸刻薄地插上几句如政治局工作杂乱无章一类的话。以托洛茨基同志为一方，以主持政治局会议的列宁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为另一方，竟不止一次地发生激烈的争论和严重的分歧。
[8]
在这份答复中以及在其他地方，类似的歪曲和谎言还很多。由于托洛茨基在党内斗争中的失败和斯大林的胜利，这些谎言就变成了真理，托洛茨基的驳斥和复原真相，反倒无人问津。相信谎言的人也形形色色，但现在还相信它们的人，大概不少是由于对当年党内斗争的起因和性质不大了解。
由于托洛茨基是十月革命的领袖，所以在革命胜利后，他的肖像和列宁的肖像在苏俄各处并排悬挂。再加上他创建并指挥的红军在内战中取得了胜利，并在国民经济恢复中的杰出贡献，使他成为苏共党内的二号人物。这引起苏共高层中的一些觊觎列宁继承人的位置的人的不满。尤其是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他们在列宁第一次发病时，就暗中结为三驾马车，旨在排挤托洛茨基。在他们看到所谓的列宁“遗嘱”后，他们更加紧密地勾结起来，还不断扩展他们的小集团，从三驾马车到5人小组（三驾马车加上布哈林、李可夫），从5人小组到7人小组（5人小组加上托姆斯基和古比雪夫，即除托洛茨基之外的所有政治局委员和监察人民委员）。政治局星期四开会，他们提前在星期二开秘密会议，以便协调立场，统一口径。可悲的是，他们心里明白，即使这样，他们仍无力与托洛茨基抗衡，必须把因病无法表达自己意愿的列宁拉进他们的行列，还要贬低和抹杀托洛茨基对革命的贡献。而要做到这点，必须靠歪曲事实，制造谎言。《答复》中说什么列宁让托洛茨基去乌克兰，是为了摆脱后者的说法，就是他们为制造列宁与托洛茨基不合或托洛茨基一贯反对列宁而编造的谎言之一。科特金至少是这些谎言的上当者和传播者。越往后，谎言的编造就越荒唐、越离奇。致使托洛茨基后来写了本书，书名就是《斯大林伪造学派》，用文件和史料来揭穿他们的歪曲和伪造。可惜看过这本书的中国人不多。
不过，即使托洛茨基在政治局会议上学英语的事是真的，也不能使他们的歪曲和谎言变成事实。因为形成这两个伟大政治家之间关系的决定性因素，根本不是科特金所说的这些东西。
我认为，决定列宁与托洛茨基之间的关系的，应该是托洛茨基对革命和苏维埃俄国的建设的历史贡献，还有他在当时党内斗争中的原则问题上的立场。在二月革命后，两人分别在大洋两岸——列宁在瑞士，托洛茨基在美国——得出在俄国应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结论。然而，列宁的观点在准备在苏维埃中扮演反对派角色的布尔什维克上层中遭到抵制，是托洛茨基始终如一地支持他的立场。在列宁躲避通缉，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反对夺取政权甚至泄漏起义日期，斯大林消极怠工的情况下，是托洛茨基一手领导了十月革命，推翻了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十月革命后，国内反动势力在国际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发动了内战，想把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中。当时布尔什维克刚刚获得政权，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军队，而他们接管的国家又是被沙皇的腐朽统治和连年战争消耗殆尽的国家。在这危若累卵、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托洛茨基临危受命、力挽狂澜，担负起军事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要职。在长达两年半的内战烽火中，他亲临前线、身先士卒，以其卓越的组织能力在战火中组建了红军，并率领这支队伍南征北战，先后粉碎了高尔察克、邓尼金、科尔尼洛夫、尤登尼奇、弗兰格尔等英法两国支持的白卫军，拯救了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内战尚未结束，他在列宁制定新经济政策的一年前，就向中央提交了废止战时共产主义，用实物税取代粮食征集制的建议。内战结束后，苏维埃共和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它将在一片废墟上进行建设。但经济建设的命脉——铁路运输——却濒临彻底瘫痪。又是托洛茨基兼起了运输人民委员的职务，他用铁的纪律和有效的行政手段，在一年内恢复了铁路运输的生机，创造了“只有上帝才能创造的奇迹”。在列宁晚年进行的两场重大的斗争——对外贸易垄断制和民族问题——中，托洛茨基是病中的列宁在高层中唯一可以依赖的人。
对托洛茨基的杰出贡献和能力，列宁不止一次地发出由衷的赞叹。十月革命前，当托洛茨基不顾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反对，提出抵制预备国会[9]的口号时，躲避通缉的列宁称赞说：“好样的，托洛茨基同志！”对托洛茨基在加入布尔什维克后的表现，他用“自从托洛茨基加入布尔什维克后，没有比他再好的布尔什维克了”来概括。对托洛茨基对十月革命的贡献，列宁充分肯定，革命后的第二天，他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建议由托洛茨基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当托洛茨基表示反对时，他说：“您是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首脑，是它夺取了政权。”[10]对托洛茨基在组建红军和内战中的作用，他更是不吝赞美之词。他曾对高尔基说：“请您告诉我，谁能在一年内组建起一支几乎堪称楷模的军队，而且还赢得了军事专家的尊敬？我们有这样的人。我们就有一切！奇迹将会发生。”列宁对托洛茨基如此之高的评价甚至令高尔基感到惊讶，他对列宁说：“您的这个评价会让许多人感到意外。”[11]列宁答复说：“是啊，是啊，我知道！在我和他的关系上，人们扯了许多谎。对我和托洛茨基的谎言好像格外多。”托洛茨基在内战中起用旧军事专家，引起许多老布尔什维克的不满，列宁也曾对此表示过疑虑。但在和托洛茨基交谈后，他在一次讲话中对此做出了这样的评价：“不久前，当托洛茨基同志告诉我，说我们军事部门里有几万名旧军官时，我就得出了一个具体概念：利用我们的敌人的秘密何在……如何用原来是资本家对付我们的砖块来建设共产主义。”在他晚年进行的两场斗争中，他对托洛茨基在这些重大原则问题上的立场赞赏，在他的最后信件中表达得十分清楚，在此就不重复了。
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由他们在这些事关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重大问题上的思想、观点、立场的一致形成的，他对后者的信任，主要是由后者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大贡献及忠诚决定的。因此在所有关键时刻，列宁总是把最重要的工作委托给他。两人之间这样的关系怎么会被在双方激烈争论中的过激言辞和个人性格特点而破坏呢？
当然，伟大的政治家也是人，个人的性格脾性、个人恩怨也会对他们之间的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不过，如果他们之间的关系会被这些东西主宰的话，他们还能成为伟人吗？
衡量历史人物必须用相应的历史尺度。脱离重大历史事件来评价伟人和历史人物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列宁和托洛茨基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根本得不出客观公正的结论的。对他们之间的龃龉和彼此言语冒犯津津乐道，并由此来断定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不仅矮化了伟人，也暴露出这些矮化者本人的不高的情趣。
看来，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关系，不仅在当时是谎言的对象，而且在后来的党内斗争直到今天，一直是谎言的对象。如果列宁的在天之灵有知，他一定会更加强调“在我和他的关系上，人们扯了许多谎”，并表现出更大的愤慨。
但富尔教授采用科特金的说法， 并把它放在自己文章的最前面，是有其用意的：旨在以此表明列宁甚至都不愿意与托洛茨基一起工作，他与斯大林的关系更加亲密，为他的下一个结论——列宁遗嘱是伪造的 ——作铺垫。但如上所示，科特金的说法不客观，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谎言，谎言只能够支撑谎言，而不能恢复历史真相，更不能靠一个人的谎言去揭示另一个人的谎言。富尔教授这么做，只能是徒劳一场。
2、列宁遗嘱
富尔教授宣称：“我们发现，所谓的‘列宁遗嘱’可以确定并非他本人写的，因此，这份遗嘱也许并不能反映列宁的思想。”说可以确定“列宁遗嘱”不是列宁写的，这不是什么新发现，因为所有相关材料都说：列宁中风第二次发作后，他失去了书写能力，后来的著作都是他口授的。但由此推断“遗嘱”不能反映列宁的思想，仅凭这一点是不够的。
而使教授得出这个结论的，是莫斯科州立大学的历史学者瓦连廷·萨哈罗夫的相关研究。他说，萨哈罗夫的研究，依据的是1990年代苏共首次公开的档案，他的研究结果写成了长达700多页的论文，专著由莫斯科州立大学出版。教授认为，萨哈罗夫的研究非常全面和详细，无法全面介绍，结论概括如下：所谓“列宁遗嘱”主要是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炮制的，帮助她的是列宁的秘书，尤其是首席秘书马莉娅·沃洛季切娃和利迪娅·福季耶娃。这里并没有现存的原始文档是来自列宁本人。（甚至没有“遗嘱”之类的标题，事实上最开始连标题都没有），它们的真实性从未得到过证实。……
首先来分析一下萨哈罗夫说这份文件并没有“遗嘱”的标题的说法。列宁本来写的就不是遗嘱，而是他希望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解决的紧迫问题，他一度还希望他能亲自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讲话。在《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3卷中，一般被称为“列宁遗嘱”的文章被放在《最后的书信和文章》中，它的标题是《给代表大会的信》。在对这封信的注释中说，这是病中的列宁为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做准备。在１月23日口授的《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在括弧中也明确地标出了它是对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所以，“甚至没有‘遗嘱’之类的标题”云云，不仅不能给萨哈罗夫加分，还能让人产生他对这段历史了解有限的印象。他说的没有标题，也不能说明问题。在《列宁全集》的目录中，凡是标题前面标有星号的，都表明标题是编者加的。如果以没有标题来认定文章是别人伪造的话，那《列宁全集》中的伪造就太多了。《给代表大会的信》这个标题确实是编者加的，因为前面有星号。但编者用这个标题是有根据的。列宁的秘书玛·阿·沃洛季切娃在1922年12月23日的日志中是这么记的：“８点过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叫去住所。口授了４分钟。觉得身体不好。医生来过。口授前说：‘我想向您口授一封给代表大会的信，请记吧！’”[12]由此可见，这个标题完全符合列宁的本意。
把明明为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这些文件说成遗嘱，本身就是有问题的。这里面肯定会有不少幕后交易，而文件矛头所指的对象，同时又是列宁治疗的中央监护人的斯大林在其中起了多大的作用，读者不难想象。
富尔教授由此推断——实际上也是萨哈罗夫的推断：文件的第一段声明据说是列宁于1922年12月22日做出的，第二段据说是于1923年1月4日做出的。但是没有记录显示列宁的秘书记录了这两段口述。这两段声明1924年5月或者6月才出现。……除了列宁的秘书们，列宁的妻子娜捷施达·克鲁普斯卡娅也显然与两份文件的制作和延迟发表有关联。托洛茨基也许也参与其中。实际上，托洛茨基和克鲁普斯卡娅可能一起通过伪造文件的方式来攻击斯大林。
我在网上查了查，萨哈罗夫否定“列宁遗嘱”的真实性的著作《列宁的政治遗嘱——历史事实还是政治虚构》现在很热，多家网站转载。他否定遗嘱的真实性，从否定列宁1922年12月21日对克鲁普斯卡娅口授致托洛茨基的信——祝贺在维护对外贸易垄断制上的胜利的信——开始，认为这封信是克鲁普斯卡娅伪造的，从而进一步否定遗嘱的真实性，推断遗嘱是克鲁普斯卡娅伙同列宁的秘书和托洛茨基合谋搞的，旨在阻止斯大林上台。
当前在俄国，否定列宁遗嘱的真实性，说它是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和托洛茨基合谋的产物的说法有很多。在此仅举两种。一种说克鲁普斯卡娅年轻时漂亮、有魅力，托洛茨基在伦敦时，两人成了情人，几乎导致她与列宁离婚。克鲁普斯卡娅帮助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是出于以前的旧情。还有种说法说托洛茨基是主宰世界政治数百年的共济会的成员，他之所以能够成功地领导十月革命，是由于共济会大佬的支持和资助，而克鲁普斯卡娅之所以帮助他，因为她也是该会的成员。
与上述两种离奇的说法相比，萨哈罗夫的研究还真是挺历史的。因为除了上述这封信，萨哈罗夫还研究了列宁值班秘书日志，指出日志不全，缺了1922年12月24-29日的记录，而且杂乱无章。并对照了列宁值班医生日志，发现秘书日志关于列宁口述的记录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医生记录的病人的身体情况根本就不允许他口述。
他还以一定的篇幅描述了克鲁普斯卡娅与斯大林的关系。从而得出结论，由于克鲁普斯卡娅与斯大林关系不好，所以她不希望他上台，因此她要帮助托洛茨基，打击斯大林。但这不是列宁的意愿，所以她就只能求助于伪造。于是，一个伪造列宁遗嘱的完整的证据链就形成了。
笔者没有条件像他一样去俄国核实他所说的一切，也无意这样做。我在此只想说，即使上述一切都是真的，他的结论仍只能说是推断。因为萨哈罗夫指出的种种可疑现象，完全可以做相反的推断。如值班秘书日志的阙如，不少研究者就认为这是斯大林所为。有更多的证据表明，斯大林以中央对列宁的医疗监护人的身份，严密地控制了列宁的秘书，列宁最后口述的文件，虽然他一再强调保密，但都被他的秘书在第一时间交给了斯大林。
我在此只想问一个问题：莫非斯大林他们没发现《值班秘书日志》中的混乱和关键几天的缺失，莫非他们没有把它和《值班医生日志》加以对比并从中得出“列宁遗嘱”是伪造的结论。为什么这些问题要在几十年后由萨哈罗夫来发现呢？斯大林对列宁晚年的言行是如此关注，他怎么会忽略这两份重要的文献呢？怎么会发现不了萨哈罗夫发现的问题呢？而最希望发现这些文件是伪造的人，莫过于斯大林了。因为它们会直接影响他的政治生命。如果他不是没有发现，却对此闭口不谈，那结论只有一个，即这些缺失和混乱的出现，是和他有直接关系的。
在后来的党内斗争中，斯大林的多数派制造了无数的谎言，把假的说成真的，把真的说成假的。他怎么会容忍这份对他极为不利的伪造的遗嘱呢？不当时就揭穿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它们的真实性在当时是不能否认的，于是只能在次要环节上做文章，什么“娘们的影响下的病人的文件”，“在难以忍受和令人无比沮丧的病情所带来的压力下写出的”来间接否认它们的真实性。
另外，历史人物在历史环境中行动，必然受到历史环境的制约，他们不能单凭主观愿望行事。拿“列宁遗嘱”来说，当时帮列宁记录“遗嘱”的秘书们还在，为列宁治病的医生还在，克鲁普斯卡娅还在。显然，知道此事的人还要更多些。所以对此事不是想怎么说就能怎么说的，说什么别人都会相信的。另外，当时的许多人对列宁、他的工作、他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的了解，当然比后来人更清楚，当年的当事人显然比几十年后的萨哈罗夫更清楚地知道，说病中的列宁会受制于他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他口授的文件是他夫人伪造的，是不会有人相信的。斯大林就是对遗嘱再恨，再想否定遗嘱，他也只能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小型领导人会议上以他特有的风格，说列宁的信是处在“娘们”（即克鲁普斯卡娅和两个秘书）的影响下的病人的文件，但不敢说是“娘们”伪造的。并在必须搞清楚列宁的真实意愿的借口下，决定把信封存起来。[13]富尔教授引用的皮达可夫对列宁最后信件的看法，也只说它们是在列宁承受着难以忍受和令人无比沮丧的病情所带来的压力下写出来的。[14]皮达可夫在说此话时，已向斯大林投降，在当时事关重大的“遗嘱”问题上，他当然要按照多数派的口径说。
不过，他们不能做、不敢做的事，成就了萨哈罗夫，让他有机会根据对《值班秘书日志》和《值班医生日志》的研究，写出700多页的博士论文，得出骇人听闻的结论：“列宁遗嘱”是克鲁普斯卡娅和秘书伙同托洛茨基伪造的。
我还想从另一个角度阐述这个问题。与这些文件利益攸关的、包括斯大林在内的政治局多数没有人否定过它们的存在，也没有人否认过它们的真实性。
1923年6月初，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主席团成员在对季诺维也夫关于公布“列宁遗嘱”的建议进行讨论时，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斯大林等人的意见分别如下：
托洛茨基：“我认为这篇文章应该公布，如果没有妨碍公布它的正式理由的话。如果传达这篇文章和其他文章（《论合作社》、《评苏汉诺夫》）时（在传达的情况下）是否应有区别。”
加米涅夫：“不能公布，这是没有发表的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文章的素材和内容仅是个人鉴定。”
季诺维也夫：“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 娅）也认为，只应该转交给中央委员会。关于是否要公布的事我没有问，因为我那时认为（现在仍然这么看），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可以提这个问题。在传达的情况下是没有区别的。只有这份记录（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是稍晚转交给我的——在几天前。”
斯大林：“我认为没有必要刊印，况且也没有得到伊里奇的刊印的批准。”
托姆斯基：“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建议，只是让中央委员们知道。不是公布。没人能从大范围的公布中知道任何东西。”
A·索尔茨：“弗·伊·的这些意见不是面对广大读者的，而是中央委员会，因此用这么多的篇幅做个人评价。与那篇论合作社的文章毫无共同之处。”
布哈林同志、鲁祖塔克同志、莫洛托夫和古比雪夫同志：“赞成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建议。”
[15]
这里需要说一下，这份文件用了“遗嘱”两字，虽然列宁当时尚未离世。我是这么理解的，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遗嘱，但由于列宁已经失去行动和语言能力，他的这些文件已不能由他亲自处置，他在这些文件中表达的愿望也不能由他亲自来实现，所以用了遗嘱二字。
这份文件的日期，证明富尔教授 “这两段声明1924年5月或者6月才出现”的断言是错误的。
我引这份文件有两个目的。一是证明文件中提到的几个人最迟在1923年6月初就知道所谓“列宁遗嘱”的内容了。二是想请读者注意，在当时，除托洛茨基外，都只是反对公布“列宁遗嘱”，但没有一个人对它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斯大林承认“遗嘱”存在，并用它来打击政敌，还有多次。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成为反对派后，他用了其中对这两人的界定：“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当然不是偶然的。”后来，在布哈林沦为反对派后，他又用了列宁在遗嘱中对他的鉴定：“但是他的理论观点能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很值得怀疑，因为其中有某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因而——我想—— 他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
1927年10月，在同反对派斗争的高潮中斯大林在中央全会上声明：“列宁‘遗嘱’是给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这个‘遗嘱’已在代表大会上宣读过。”[16]
至于为了防止“遗嘱”扩散，对宣读过程做的种种限制，媒体也都有介绍，而且证据确凿。
在《斯大林全集》第10卷中，还有一段他为自己的粗暴辩解的名言：“我对那些粗暴而阴险地破坏并分裂党的人是粗暴的。……值得注意的是，‘遗嘱’中没有一个字、没有一句话暗示斯大林有错误。那里只说斯大林粗暴，但粗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或立场上的缺点。”[17]
上述文件和斯大林本人的文章证明，当时联共（布）高层都知道“遗嘱”的存在。可斯大林和多数派在公开场合仍竭力否认它的存在。如果说上面列举的那份文件教授看不到的话，斯大林文章中的相关说法他是应该也能够看得到的。这正是以揭谎言为己任的富尔教授揭穿斯大林在列宁“遗嘱”问题上制造谎言，证明自己客观公正立场的好机会。但他不仅不这么做，却以托洛茨基在1925年曾撰文否认美国同情者伊斯特曼在其著作《列宁死后》中公布的“列宁遗嘱”的真实性和他后来流放时又再度承认“遗嘱”的真实性，来揭露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的前后不一，出尔反尔，连对他曾引证过的科特金称托洛茨基否定伊斯特曼著作引用的“列宁遗嘱”的真实性的文章是斯大林口述的说法，他也反对。这一切只能表明富尔教授揭露谎言是有倾向性的，他的谎言揭露本身就是谎言，一文不值。
更重要的是从哪个角度来判断“列宁遗嘱”的真伪。列宁是否口授了“遗嘱”，主要应该根据他的政治活动来判断，而不是《值班秘书日志》中的混乱和它与《值班医生日志》，克鲁普斯卡娅与斯大林的关系。
列宁是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缔造者、领导人。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一直在为生存而斗争：与德国人进行的和平谈判、社会革命党人的暴动、外国武装干涉、内战、苏波战争，内战结束后的当务之急是恢复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无暇进行全面的政体建设和党的制度建设，当时采取的许多措施都是权宜之计，是应急性的，如战时共产主义，余粮征收制，任命制、禁止党内派别活动。这些措施压制了社会民主和党内民主，为官僚主义的滋生和泛滥打开了方便之门。这些措施既是形势的产物，也是俄国落后的经济文化的产物，因此，即便在环境好转（内战结束，经济恢复工作初见成效）后也不能马上废除它们。开始时，列宁并不为这些事情感到担心，他和他的同事们都把希望寄托在欧洲社会主义革命和欧洲社会主义联邦上，希望欧洲革命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体制问题和俄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特殊困难。但这一希望破灭了，布尔什维克不得不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下，在俄国落后的经济文化基础上解决革命政权的建设问题。
早在1920年，列宁就觉察到官僚主义对革命和革命政权的威胁，成立工农检察院的初衷就是让它对行政机关进行监督，与官僚主义作斗争。1922年列宁对官僚主义的泛滥更加关注，他不断地指出官僚主义的危险，并考虑采取新的反官僚主义的措施。他忧虑地看到，布尔什维克建立的政权偏离了革命的方向，“就像一辆不听使唤的汽车，似乎有人坐在里面驾驶，可是汽车不是开往它要去的方向”；[18]并指出危险来自官僚主义：“如果拿莫斯科4700名负责的共产党员和一堆官僚主义的庞然大物来说，是谁领导谁呢？……不是他们（共产党员——引者注）在领导，而是他们被领导。”[19]在有关改革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和小人民委员会的信中，列宁想通过对工作制度的彻底改革把这些部门从“滥发文件、乱下指示”的官僚主义积习中解脱出来。[20]这时，列宁认为当时的苏维埃机关是产生官僚主义的温床，消灭官僚主义的方法是加强党对苏维埃机关的监督和对人民委员会的工作制度进行改革。
但是，他建议的措施未能产生希望的效果。官僚主义不仅没有受到遏止，反而愈演愈烈。这令1922年10月大病初愈、恢复工作后的列宁震惊不已。在他的晚年，在中央又发生了两场严重的斗争：对外贸易垄断制和民族问题。前者事关苏维埃俄国的生存，[21]后者事关国际主义原则，列宁在斯大林和他的助手奥尔忠尼启泽的行为中，看到了与无产阶级革命格格不入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倾向。因列宁身体不佳，维护对外贸易垄断制的斗争反反复复进行了一年多，中央委员会甚至还通过了放松对外贸易垄断制的决议。最后在托洛茨基的帮助下，以他们共同的名义在全会上讲话，才使中央放弃了它以前通过的决议。而民族问题，则由于列宁因病失去理政能力而不了了之，为后来苏联时期的民族冲突和后来的苏联解体留下了隐患。列宁当时正值一个政治家的盛年，如果不是身患重病——中风，他还有时间来通过党和政府的制度建设来解决这些问题。但他的患病——尤其在中风复发后——使所有这些问题变得更加紧迫，他感到来日无多，认为他必须在他生前解决它们，至少为它们的解决奠定基础，否则，他创建的党和国家会就偏离革命方向，会发生可怕的蜕变，背离革命的初衷。完成这个任务，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他所献身的事业对他的要求。于是就有了这份“遗嘱”。这是一个革命领袖，在面对死亡之际，为了党的前途和革命的命运，克服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病痛的折磨，以无比顽强的毅力再次完成的惊人壮举——为保障革命健康发展指明了道路。在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首先是接班人。
显然，在列宁的心中，接班人的问题是首位的。把俄国革命航船的舵轮交给他身边的战友中的哪一个，才能保证它沿着正确的航向前进呢？他反复衡量“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在他身后能够主宰党和国家的，定是他们之中的一个。他对这两个人的评价也很到位，充分表现出领袖人物的知人善任。“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反对中央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中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22]
在这里需要提示的是，在当时，斯大林确实在党内有相当的地位，但因为他在理论上的短板，没有人把他看成领袖人物，更没有人认为他会成为列宁的接班人。在列宁第一次患病时已经与斯大林一起结为“三驾马车”的另两驾——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就没把他当成领袖，而是他们排挤托洛茨基的助手。列宁在信中把斯大林放到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位置，充分表明列宁对身边战友的洞察力，他预言的党的分裂，也让他不幸而言中。政治领袖的知人善任、高瞻远瞩，难道是克鲁普斯卡娅和秘书能伪造的吗？
列宁对中央委员的个人特点的评述，至此打住。这表明，在列宁的心目中，他身后能够成为党的领袖的，只有这两个人。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两位党政要人，他只说他们“在十月的那件事当然不是偶然的”。“十月的事”指的是他们在十月革命前反对夺取政权并在报纸上泄漏起义日期的事，并说此事不是偶然的，是提醒党注意， 他们在日后的关键时刻，还有动摇、犯错误的可能。又是一语成谶。他们在列宁病重和逝世后，不顾列宁的叮嘱，为达到排挤托洛茨基的目的，拒不执行列宁罢免斯大林总书记职务的嘱托，还与斯大林勾结在一起，疯狂破坏党内民主，成了苏共退化堕落的千古罪人，最后本人也沦为斯大林独裁祭坛上的牺牲，十分可悲。后来，当季诺维也夫也沦为反对派，与托洛茨基结成季托联盟后，曾说过这样的话，他在党内斗争中反对托洛茨基的错误，比他在十月时犯的错误更加严重。
斯大林的杰出，在于他掌握的无限的权力，使列宁忧虑的是，他不能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在他身后，在专政和无人能够控制和监督他的情况下，会产生什么后果？另外，列宁还指出了斯大林掌握的无限权力的根源——他的总书记的职务。如果说斯大林的杰出是由于他掌握的权力和他的职位的话，托洛茨基则不同，是由于他的杰出的才能，是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让列宁担心的是：他们的这两种特点会导致党的分裂。
列宁12月24日的口授表达了他对党在他身后的分裂的担忧，但没有说出解决的办法。直到1923年1月4日的续中，才说出了他的最后决定。在这10天时间内，他一定回顾了斯大林在革命和革命后的表现：在二月革命后，斯大林反对继续革命，主张布尔什维克充当苏维埃中的反对派，并在他主持的《真理报》上阻止列宁的《远方来信》和后来的《四月提纲》的发表；在十月革命前夕，他无故缺席中央委员会决定发动起义的会议，致使列宁在当天晚上，当起义已经开始后，还在他藏身处给中央委员会写信，敦促他们立即起义；在内战期间，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为染指军权，他在部队中拉帮结派，支持受他指使的伏罗西洛夫等拒不执行司令部的命令，严重干扰了战略战术的落实，致使中央不得不把他从前线召回；在苏波战争中，他为了争功，擅自命令他所辖的部队进攻利沃夫，而使进攻华沙的主力部队侧翼暴露，使得攻取华沙的战斗功败垂成；在建立联盟工作中他表现出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使列宁对他更加失望。经过反复思考，他认为斯大林手中掌握的、而又不能永远谨慎地使用的“无限的权力”和他的粗暴及“不忠”[23]是今后党的分裂的隐患，建议撤销他的总书记职务。在他的心目中，托洛茨基是接班的更加合适的人选：“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24]
可惜当时身居高位的人，被自己的野心迷住了眼睛，置列宁的忠告于不顾，一心排挤托洛茨基，死保斯大林，使他不仅保留住他的总书记职务，而且最终成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独裁者。让列宁的担忧不幸成为现实，他创建的布尔什维克党不仅在他身后多次分裂，它的精华几乎被杀光，而且从一个生机勃勃的革命党退化为斯大林的独裁工具。
斯大林日后表现出的滥用权力、残暴、不忠诚，不知比列宁当年所说的要放大多少倍，而且早已成为确凿的、血淋淋的历史事实。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至今仍有人为他涂脂抹粉，甚至不惜诋毁对此做出准确评价和预言的列宁。
“不断革命论”对“一国社会主义论”
看了这个标题，我简直有点儿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断革命论”对“一国社会主义论”是对不上的。我怀疑是译文出了问题。我看了原文——“Permanent Revolution” versus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确实是“不断革命论”对“一国社会主义论”。而且还明确地说，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与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是完全对立的。教授把当年党内斗争中两场理论争论“versus”在了一起，再次证明了教授的对当年联共（布）党内斗争的理论之争缺乏起码的了解。如果教授稍稍看看当年争论双方的第一手资料，再下点功夫搞清他们争论的是什么，就不会闹出这么大的笑话了。
更可笑的是，富尔教授直接从这个不搭界的versus中得出了结论：“在我看来，托洛茨基是被自己的谎言所强迫，不得不串通谋杀，并且在苏联内部搞蓄意破坏，同德国与日本合作，因为他拒绝承认在他的所有理论立场上都是错误的。”
由于理论破产和拒绝承认理论错误，被迫铤而走险，走上谋杀、破坏、与德、日军国主义合作颠覆苏联。把理论错误和密谋颠覆活动结合起来，确实是富尔教授的一大发现。但是，如果“不断革命论”对不上“一国社会主义论”呢？富尔教授的努力岂不白费了？他指控的托洛茨基的“串通谋杀，并且在苏联内部搞蓄意破坏，同德国与日本合作”就不存在了？
在此笔者不得不给富尔教授补补课，简单介绍一下“不断革命论”和“一国社会主义”之争到底是怎么回事。
每个新理论的提出，都是针对旧理论，要解决旧理论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在1905年革命前，于1904年底问世的，所对的是“俄国革命三阶段论”。该理论是他对即将爆发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它将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设想。它并不复杂，可简单地概述如下：因为俄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它没有能力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因此，这场革命的领导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了俄国无产阶级身上；由于无产阶级掌握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它不可能让胜利了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仅仅停留在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上，必然会使它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理论论证了政权转移到工人阶级手中的时日并不直接取决于生产力所达到的水平，而是取决于阶级斗争中的关系，取决于国际形势，还取决于许多主观因素。他以1871年的巴黎公社为例，证明经济比较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有可能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更早地取得政权，并明确地说，俄国革命将会创造条件，让无产阶级在这场革命胜利的情况下取得政权。这一理论打破了当时在各社会主义政党中普遍存在的观念，即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爆发。从而也打破了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一致认可的革命三阶段理论，即在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中，首先要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胜利后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发展生产力，待生产力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后，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据此，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被推到遥远的未来。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论证了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有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直接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使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再是遥远的历史远景，而是它正在努力争取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甚至可以说，没有不断革命论，就没有十月革命，也没有后来俄共把国际共运的工作重心向落后国家革命的转移，也就不会有1925-1927年轰轰烈烈的中国革命，以及上世纪50、60年代波澜壮阔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在社会主义从理论到现实的过程中，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起了桥梁和助产士的作用。
不过在这一理论于1904年底问世时，却遭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两派的一致攻击。不仅如此，虽然十月革命的胜利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胜利，但在列宁失去理政能力和逝世后，这个理论被当权的多数派说成是托洛茨基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异端邪说，甚至在托洛茨基反对派成员向斯大林投降时，也都从批判他的不断革命论开始，更加让人觉得这个理论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邪恶学说。
首先来看十月革命与不断革命论的关系。目前国内普遍存在一种观点，认为二月革命完成了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此后布尔什维克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这是误读。二月革命并没有彻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只是推翻了沙俄的封建专制制度，但没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另一个主要任务——土地革命。托洛茨基曾说过，如果临时政府能够完成土地革命，结束战争，就不会有十月革命。土地革命是在十月革命后由布尔什维克完成的，即无产阶级革命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又是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才最终完成。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即使布尔什维克能够夺取政权，也绝不能在后来的内战中取胜，因为它不可能在那场战争中得到农民的支持。“不断革命论”在十月革命中得到了完满的验证，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之间没有间隔，它们交织在一起，交错在同一个阶段中。
十月革命后，托洛茨基论不断革命的小册子多次出版，还译成各国文字一版再版。在列宁病重前，没有人对这个理论进行过批评。党内斗争开始后，政治局中的多数为了把托洛茨基排挤出领导核心，煞费苦心地把他和列宁对立起来，开始把他的“不断革命论”说成是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支柱。他们根据列宁在1909年的一篇文章中对不断革命的批评——说它不顾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批评它的激进，不顾现实，超越阶段。也就是说，他们是根据革命的阶段论来反对不断革命论的。
所以，“不断革命论”versus的，不是“一国社会主义论”，而是阶段论。因为“不断革命论”论证的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发生和发展的形式，是在1904年底提出的，那时，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国家，哪里谈得上什么在一个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呢？所以它不可能是针对“一国社会主义论”的。而“一国社会主义论”说的是在单独一个国家里能够建成社会主义。如果非要说二者有联系，只能在这一点上，即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就谈不上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来，二者之间就有了因果关系，而不是versus了。当然，这是个不恰当的比喻。
托洛茨基最初认为不断革命论只适用于俄国的特殊情况。所以后来在党内斗争中，当多数派把这个理论当作攻击的靶子时，托洛茨基为了化解矛盾，曾表示可以把它放进革命历史博物馆。但在关于中国革命战略策略的斗争中，不断革命论再次得到检验后，托洛茨基改变了他的看法，认为它是对所有落后国家都适用的理论。因此，当反对派领袖拉狄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准备投降，也发起对不断革命论的批判时，托洛茨基为捍卫这个理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不断革命论”是托洛茨基对落后国家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关系的设想，它的对错应该由实践来检验，而不是由另一个理论“阶段论”来定它的正确与否，更不是与它没有关系的“一国社会主义论”。客观地说，它已得到十月革命和后来的中国革命的验证。在中国是得到了正反两个方面的验证。在1925-1927年的大革命中，因当政的斯大林、布哈林恪守阶段论，拱手把革命的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并让无产阶级在运动中为资产阶级作苦力，不允许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独立领导运动，致使革命半途而废。后来的中国革命的成功，再次证明了“不断革命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功的标志之一——土地革命——是在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之后才完成的，此后革命继续发展，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
一国社会主义之争
“一国社会主义”versus的不是“不断革命论”，上面已经说清楚了，它实际上versus的是“世界革命论”。
富尔教授认为，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建设是可能的。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建设证明了它的真实性（之后中国也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富尔教授的说法，根本没有触及当年“一国社会主义”之争的核心。“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建设是可能的”，其实是争论双方都没有异议的。俄国革命已经爆发，但它并没有引发世界革命，甚至是几个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因此，它只能在一个国家内进行建设。由于革命建立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破除了私有制，对生产资料和土地实行了国有化，在这种条件下进行的只能是社会主义建设。
斯大林、布哈林在1924年底炮制“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强调能在俄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违背了布尔什维克的世界革命的传统，引起了轩然大波。它首先遭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批评，从而导致多数派的第一次分裂和季托联合反对派的诞生。双方争论的焦点不是在一个国家能不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是在一个国家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仅不是不断革命论者，而且还是该理论的主要批评者。这也证明了对 “一国社会主义论” 的不是“不断革命论”。
同样，“一国社会主义论”的提出，也有其针对性。它针对的是什么理论呢？可以用斯大林本人在争论中说过的话来回答：“谁否认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建成（黑体是我加的——施）的可能性，谁也就一定要否认十月革命的合理性。”[25]请注意，不是在一个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而是建成社会主义。托洛茨基引用斯大林本人在1924年说过的话来反驳他：“没有几个先进国家中的无产者的共同努力，能不能解决这个任务（指建成社会主义——施），能不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呢？不，不能。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这是我国革命的历史给我们说明了的。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像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的无产者的共同努力。”[26]
上述两段斯大林本人的话中的第一段证明，“一国社会主义论”强调的是在一个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而不仅仅是建设社会主义。托洛茨基引的斯大林的第二段话，是斯大林在成为“一国社会主义论”者之前，即他还是一个世界革命论者时说的，引文中的“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的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表明 “一国社会主义论”针对的是世界革命。而且，世界革命对的不是在一个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即建成社会主义。
在澄清了这两个理论后，还有必要再分析富尔教授对托洛茨基在“一国社会主义论”上的前后矛盾的指控，还有他对列宁后来赞成这个理论的断言吗？
看来，富尔教授太着急了，没弄清两个理论谁versus谁，没弄清“不断革命论”和“一国社会主义”本身是怎么回事，也没弄清两场争论的焦点是什么，就匆匆下了结论：
“不断革命论”是错误的。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建设是可能的。斯大林领导的苏联证明了它的真实性（之后中国也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他有这个资格吗？
退一步说，即使“一国社会主义论”说的是在一个国家能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怎么就能证明“不断革命论”是错误的？逻辑何在？莫非“不断革命论”反对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国家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如果说斯大林领导的苏联证明了它的真实性，证明的也只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真实性，而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的真实性，社会主义胜利的真实性。
不仅如此，富尔教授还要据他用这种方式得出的托洛茨基的理论错误，来推导后者颠覆苏维埃政权、搞破坏、暗杀，与德日法西斯合作的原因：因为他拒绝承认在他的所有理论立场上都是错误的。
斯大林是党内斗争的失败者
当年联共（布）的党内斗争，涉及到经济政治的方方面面，不只是“不断革命论”、“一国社会主义论”的理论之争。斯大林为什么要搞大清洗，是因为他在所有政策方针都是错误的、失败的，他拒不承认他的错误和失败，所以他只能借助谎言、暴力、杀戮来维持他的独裁。
说斯大林是党内斗争的失败者，很多人都会不以为然。斯大林是党内斗争的胜利者，他打败了所有对手，掌握了党政大权。怎么能说他是失败者呢？
政治斗争的胜利和失败，有两个方面，一是权力，二是方针政策、立场观点。权力上的胜负和方针政策立场观点的对错不总是统一的。需要民主，就是让党或群众有选择自己的领袖和决策者的机会，使错误能得到及时纠正。如果二者之间背离持续下去，越来越大，必然会导致深刻的危机。当年联共（布）的党内斗争，就是这方面的最好的例子。
1.破产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推行一年后，就暴露出严重的问题：几乎原始的农业恢复较快，一年就恢复到战前水平的70%，而工业则严重滞后，只恢复到战前的25%，这还仅就轻工业而言，重工业就更差了。由此产生了另一个严重问题：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托洛茨基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提出通过加速工业化、农业集体化、计划经济来解决这个问题，并主动提出承担领导工业化的重任。多数派面对列宁撤销斯大林总书记职务的威胁，同意了托洛茨基的要求。但在列宁失去理政能力后，他们怕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领袖的光环上再加上工业复兴的领导人的功绩，因此拒不让托洛茨基推行他已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经济方针，还指责托洛茨基反对派反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超级工业化者，不重视农民，掠夺农民，甚至还扣上了破坏工农联盟的大帽子，把他们开除出党，关进监狱或流放。他们怡然自得地推行他们自诩为稳健的面向农村的经济政策，使俄国的经济危机日趋严重，仅在1923-1926年间，就发生了三四次商品（工业）荒，并最终导致1927年的粮食收购危机。严重的危机使斯大林和布哈林的联盟破裂，斯大林放弃了他们共同推行的所谓的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接过了反对派的经济政策：加速工业化、农业集体化、计划经济和反富农的方针，并把它们推向极端。虽然斯大林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拒不承认自己的经济政策的失败，让以布哈林为首的右派成为替罪羊，剽窃反对派的经济政策，却不能不让有头脑的人对这个180度的转变有自己的看法。当部分反对派领袖看到斯大林实施他们的经济政策而向他投降，从流放地返回莫斯科时，一批批原来斯大林的支持者被发配到流放地。他们是有思想的真诚的革命者，过去相信斯大林对反对派的诬蔑，认为反对派提倡的经济政策会给苏联的工农业带来灾难。当前的现实使他们产生怀疑：如果我们过去是正确的，那么今天就是错误的，如果我们今天是正确的，那我们过去就是错误的。如果是后一种情况的话，我们把那些坚持正确经济政策的人开除出党，把他们关进监狱、流放，是否太卑鄙了。经济政策上的180度转弯，怎么能不让人产生怀疑？被流放的是表现出怀疑态度的人，把怀疑隐藏在心头的人要更多。
托洛茨基批评斯大林，说他推行的是左右摇摆的政策，而且不论是从右向左的摇摆，还是从左向右的摇摆，都是在前一种政策导致的灾难性后果的情况下实施的。斯大林在经济政策上的180度转弯，是他此前推行的错误的经济政策破产的证明。
2.导致中国革命失败的政策
中国1925-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是斯大林布哈林中国政策的失败。过去，中共为尊者讳，让陈独秀作了替罪羊。
托洛茨基领导的反对派，为挽救中国革命的命运，与斯大林、布哈林的错误路线、政策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斗争。两派在国民党的阶级定性上、谁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阶级的问题上、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中的独立性的问题上以及在大革命中是否应该建立苏维埃等一系列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当权派认为国民党是四个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农民）的联盟，反对派认为它是资产阶级政党。斯大林和布哈林认为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资产阶级当然是它的领导者，因而无产阶级在这场革命中只能是配角，共产党必须留在国民党内，遵守它的纪律。反对派则认为，中国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因而它的先锋队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反对派认为在大革命高潮时应该组建作为统一战线领导机构的苏维埃，斯大林派则认为只有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前夜才能建立苏维埃。
我把双方的分歧归结为三个方面：不断革命阶段论，常规社会力学VS革命社会力学，宁汉合流后的中国革命是处于高潮不是低潮？是斯大林在这三个问题上的错误，使中国革命遭受了重大的失败。
斯大林把中国社会定性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他认为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国家统一和农民得到土地，它的领导应该是资产阶级。也就是说，在民族解放运动和土地革命胜利之前，共产党不能独立，无产阶级不能觊觎运动的领导权，它只能给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当苦力。
不断革命论和三个阶段理论直接涉及到谁掌握革命的领导权，所以它在中国革命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不断革命论抓住了现代社会的最主要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抗，提出了革命中最核心的问题——领导权的问题，能够准确地判断各政党的阶级性，准确地预言斗争进程。如早在1927年3月22日刚刚得知国民革命军开进上海，托洛茨基就敏锐地提出了“国民政府的领土越大，国民党就越具有执政党的性质，它就变成资产阶级的党。” [27]相反，阶段论者以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残余来抹杀阶级冲突，一厢情愿地希望外来压迫会使全中国人民不分阶级地团结起来，说国民党是四个阶级的政党，闭眼不看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的事实。
下面是斯大林对蒋介石的军队的看法：
中国的革命军队（即蒋介石的军队——施）是中国工农争取自身解放极重要的因素。……因为广东军队的推进就是对帝国主义的打击，对其中国走狗的打击，就是一般地给中国一切革命分子、特别是工人以集会自由、罢工自由、出自版自由、结社自由。
蒋介石的军队是工农军队。它给全体人民、特别是工人带来自由。
[28]
学生青年（革命学生）、工人青年、农民青年——所有这些青年，如果他们受国民党的思想和政治影响的话，都是可以推动革命一日千里地前进的动力。
[29]
国民党是一个联盟，是某种革命议会，其中有右派、左派和共产党人。
由于抓不住帝国主义时代落后国家的主要矛盾，他根本没有能力预见历史进程，他的判断屡次被事件所否定。
在四一二政变的20天前，托洛茨基就发现了危险，并敲起了警钟：“……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就越大，在今天政策下等待我们的危险就越大。……在这个概念下，我们不是变成历史的阶级力量，而是对整个历史过程的某种非阶级的观察。这样在第一次转折中可耻地跌倒，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很可能，占领上海就是这样的转折关头。”。[30]为了让当时的联合反对派的领袖同意为纠正错误的中国革命政策而斗争，他在文章的最后说：“我认为，应该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再次对政治局提出这个问题。执行委员会不会对这个问题进行严肃的讨论，而是把它变成派别诬陷，这样的危险当然存在。但当事情确实关系到中国无产阶级的头颅时，还能沉默吗？”在1927年3月31日致政治局的信中，托洛茨基就指出：“看来，在中国革命区域中，中国波拿巴主义的危险相当严重。”[31]
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一周前，斯大林反对拉狄克提出的粉碎右派国民党，开除右派的革命口号，说这样的革命口号会葬送中国革命。理由是：
在我们是多数，右派听我们的话时，为什么要开除右派。
[32]
一匹衰弱的老马只要还有用，农民就需要它。他不会把它赶走。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当右派对我们不再有用，我们就会把它开除。现在，我们需要右派。他们是些能干的人，他们还指挥着军队，领导它反对帝国主义分子。蒋介石也许不同情革命，但他领导着军队，他只能率领它反对帝国主义分子。
除此之外，右派分子还与张作霖的将军们有联系，知道怎么才能让他们士气低落，无须打击就能让他们彻底转到革命一边来。而且他们还与富商有联系，可以从他们那里筹款。在彻底地利用完他们之后，就把他们扔掉，像榨干的柠檬一样。
[33]
在四·一二政变后，斯大林为了给自己开脱，对它轻描淡写：
这样的事情以前发生过，今后还将更多。认为一场已经持续了两年之久的革命能够在没有这类事情的情况下进展，是可笑的。
[34]
蒋介石政变表明从此以后在中国南部将有两个阵营、两个政府、两个中心：武汉的革命中心和南京的反革命中心。
这意味着，进行坚决的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斗争的武汉国民党，将实际变成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民主专政的机构。
由此可见，左派和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密切合作的政策在现阶段上具有特殊的力量和特殊的意义……没有这种合作，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35]
……如果认为不仅是右的，还有中左的国民党的资产阶级首脑不能把民族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甚至进行到一半，它必将与帝国主义分子相勾结，如果明白这点，那时就应该及时地准备取代这个领导，现在就更加需要这样做。
取代不意味着简单地用汪精卫代替蒋介石：其结果可能是——同样是汤，就是更稀点。问题不是用人物来解决的。取代意味着筹备革命政府，它不是口头上、而是实际上依附于工人、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军队的士兵群众的。
[36]
我们直接对中国农民说：像汪精卫之流的左派国民党的领导人不可避免地会欺骗你们，如果你们不建立自己的苏维埃，而是追随武汉上层的话。土地革命是严肃的事。在困难条件下，汪精卫的政策将是十倍地与蒋介石联合，反对工农。
[3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对托洛茨基的正确主张专门做了决议：
托洛茨基同志……在全会会议上要求，立即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双重政权，立即采取推翻左派国民党政府的方针。这个表面上（！）极左（！！），实际上是机会主义（！！！）的要求不是别的，就是重蹈超越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农民阶段的托洛茨基旧立场的覆辙。
[38]
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和汪精卫政府的反共，是帝国主义时代阶级斗争的产物。也就是说，阶级斗争的发展冲破了斯大林、布哈林为中国革命设计的机械的阶段论模式，然而这个模式却成功地束缚住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手脚，把他们送到了国民党的屠刀下。
在马日事变、宁汉合流后，斯大林命令中共搞武装起义，一是他左右摇摆的规律在起作用，右倾的错误要用左倾来弥补，以致错上加错。更为恶劣的是，他为了自己的声誉和脸面，拒不承认他的政策葬送了中国革命，硬说上海和武汉的失败只是插曲，中国革命不仅没有退潮，而且是在进一步高涨，已经进入武装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的阶段。他荒唐地把广州起义的日子定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召开的那天，为这次代表大会献礼，更可笑的是，他幻想这次胜利能彻底洗涮以往失败的耻辱。当然，这样的冒险是不可能成功的。广州起义非但没有“把过去的所有失败一笔勾销”，还添加了最新的一次失败，使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又遭受了一次沉重的打击。
两相对比，谁对谁错还不清楚吗？而且还是在事关中国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上。
还值得一提的是，为了防止反对派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中国革命问题，斯大林再三要求把反对派领袖开除出党。但在这个问题上，中央委员会犹豫不决。在１０月２３日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斯大林再次强硬地提出他的开除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的要求。出席会议的人以疯狂的行动来掩盖自己的内心矛盾。在托洛茨基讲话时，他们用书籍、玻璃杯向他砸去，他的讲话多次被疯狂喊叫声打断。托洛茨基不为所动，继续读他的讲话。由于不能使他沉默，与会者甚至在他还在讲话时就纷纷离席。最后，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了剥夺反对派对官方提纲发表反提纲的权利和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动议。由此可以看出，斯大林的胜利是多么狼狈。
在这短短的两年多的时间里，苏联共产党见证了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三次失误，以及这些失误导致的三次失败。“受国民党的政治和思想影响的青年……推动革命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到四一二大屠杀，和“左派和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密切合作”的结果不是革命的胜利，而且武汉左派国民党政府的分共和宁汉合流。之后中共的两次武装起义和在广州建立苏维埃，并没有迎来中国的十月，而是失败。这会使它的党员得出什么结论？
然而，这次在国内外双重失败的打击促使下的向左转的灾难并不只限于中国，还有此后给苏联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的冒险的工业化、全面集体化、消灭富农，以及在1930年代初在德国反法西斯斗争中推行的极左的“第三时期”理论[39]，它是导致希特勒上台的直接原因，也给全世界人民带来了空前的浩劫。
在本文中，笔者只打算谈谈“第三时期”理论问题。
“第三时期”理论和希特勒上台
早在纳粹上台之前，托洛茨基就明确地预言希特勒一旦上台，将给德国、欧洲乃至全世界带来的灾难，剖析纳粹的性质，结合德国形势的变化指出阻止纳粹夺权的斗争策略，并且指出，在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下，德国将会出现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和自下而上的反革命之间的决战，其结局将是有组织有纪律的无产阶级战胜法西斯乌合之众。他认为纳粹的崛起表明传统的资产阶级政党和改良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已经无力解决当时德国的社会危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阻止法西斯按它的方式来解决这场危机，而只有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有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才能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也就是说，这场斗争胜负的关键是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以及它们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因而，他的斗争从批判莫洛托夫代表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上宣布的“第三时期”理论开始。
其实，“第三时期”的提法，首先是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上提出来的，但内容完全相反。他认为，第二时期中资本主义的暂时性的稳定，在第三时期中将成为资本主义的固有性质，世界革命无限期地后延。就在这次会议上，莫洛托夫接过了这个名词，赋予它截然相反的内容。
更糟糕的是，这种出于转变政策的需要而做出的对世界形势的判断，成了新策略的基础，共产国际领袖据此制定了让全世界共产党人必须执行贯彻的策略任务：一是要进行总罢工，二是占领街道，三是“不能与改良主义者进行任何形式的联合”。后者是“第三时期”理论的一个重要的策略结论。莫洛托夫的原话是这么说的：“革命组织与改良主义者的组织之间联合的策略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不能接受，更加有害。”相对于前两个任务来说，第三个任务更加有害。因为前两个任务不是凭主观愿望就能完成的，总罢工是一个国家中政治、经济形势、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生存状况和情绪的产物，不是说发动就能发动起来的；占领街道也不是说占领就能占领的，它是总罢工的产物，没有总罢工的胜利形势，仅仅凭共产国际官僚的一纸命令，工人群众是无法占领街道的。贯彻这些策略任务的共产国际西欧局在号召欧洲工人阶级进行总罢工未果，五一示威游行和8月1日示威游行（即占领街道）都遭到失败之后，也就不了了之了。但拒绝与改良主义组织联合的任务，只凭主机愿望就可以执行。在这三条策略指示中，世界各国共产党惟一贯彻到底的就是这第三条，直到希特勒上台，共产国际开始推行人民阵线策略为止。
莫洛托夫在宣布“我们已经双脚迈进了第三时期”时，还蛮横地说，“只有愚顿的机会主义者、可悲的自由主义者，才看不到我们已经双脚跨入具有国际意义的重大革命事件的时期中”。[40]要知道，无论是联共（布）党内，还是受它控制的共产国际的各支部，谁也不愿意当“愚顿的机会主义者、可悲的自由主义者”。
这里需要提一下，虽然第三时期理论由莫洛托夫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上公开宣布，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此重大的理论和战略策略方针的转变，只有斯大林能做主。他所以暂时把“第三时期”理论的著作权让给莫洛托夫，是因为他接受了经验的教训，为自己留了一手。他还记得他刚刚宣布蒋介石听指挥，应该利用他，话音未落，就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如果这次对革命形势发展的判断也是错误的呢？还是躲在莫洛托夫身后好，错了的话，和自己无关，不会影响自己的声誉，说对了的话，谅莫洛托夫也不敢和自己争该理论的著作权。斯大林确实汲取了经验教训，变聪明了，可惜仅限于此。
如今60-70岁的人还能记得，在描述当年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的电影和小说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面：一小群人在街头突然聚集起来，喊几句口号，撒几把传单；警察吹响了哨子，军警特务就赶来抓人。笔者小时候就在影片《我的儿子欧阳立安》中看到过这样的镜头，当时心中当然充满了对革命先辈的无限崇敬。现在回过头来，才知道这完全是中共执行斯大林“第三时期”理论的产物，为此，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和革命者在这种毫无意义的行动之中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与在德国推行“第三时期”策略的后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比较，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第三时期”理论刚一出笼，托洛茨基就在他个人创办的《反对派通报》上结合奥地利危机，撰写《奥地利危机与共产主义》一文，批评这个荒谬的理论以及在其基础上形成的战略战术。针对“第三时期”理论将社会民主党混同于法西斯的结论，他指出，社会民主党的下层毕竟是由无产阶级本能推动的，而法西斯下层则是得到小资产阶级和奥地利如此之多的失掉阶级属性分子的无出路的滋养，并预见一旦法西斯获胜，不仅会消灭为数不多的奥地利共产党，还将粉碎社会民主党的所有组织和基地。他根据奥地利的具体情况，阐明奥地利危机不是共产主义与“社会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冲突，而是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之间的冲突。[41]他对被“第三时期”理论称为最主要敌人的“社会法西斯”加以剖析，他说，倒霉的理论家制造这个概念的根据如果是“社会民主党准备借助武装力量反对工人，保卫资产阶级制度的基础的话，那么阶级社会就是一部法西斯史”；“在世界上有多少资产阶级政党，就有多少种法西斯”。那么，这个界定就没有任何意义。他进一步指出：“法西斯主义……根本不是所有资产阶级政党的共同特征，而是资产阶级的一个特殊的政党，……它反对所有其他资产阶级政党，它最激烈地反对的正是社会民主党。”[42]他进而预言：“不难预见，把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混为一谈，会产生把正在与法西斯发生更严肃的冲突的左派社会民主党理想化的危险。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了这点。”[43]并辛辣地指出：“用喊声、尖叫、激进的词句来弥补自己力量的不足，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应该停止把发展的实际进程驱入斯大林莫洛托夫的廉价公式中。”[44]这里，“廉价公式”指的就是“第三时期理论”。
1930年1月出版的《反对派通报》第8期的全部版面用于刊登托洛茨基的长文《共产国际错误的第三时期》。此文是托洛茨基全面批判这个错误理论与策略的第一篇文章。因莫洛托夫认为法国革命形势已经开始高涨，所以在这篇文章中，他以法国的现实为例，逐条驳斥了“第三时期”理论对形势的判断。托洛茨基还在文中批评了法国斯大林分子对经济形势和“群众激进化”的判断，他批评瓦萨尔的论据——“如果剥削日甚一日，怎么能否定群众的激进化呢？”译成我们熟悉的语言，则是剥削压迫越重，反抗越激烈——说：“如果群众真的已经激进化，资本家怎么能日甚一日地加重剥削呢？”[45]他还分析了经济涨落与革命的关系，指出共产国际领导下的极左分子害怕经济高涨，因为他们“不是从矛盾的现实过程中得出革命的前景，而是从错误的公式中”。
台尔曼领导下的德国共产党是如何进行反法西斯斗争的呢？他们始终遵循“第三时期”理论，始终推行“不与任何改良主义政党结盟”的政策规定，一直“集中火力打击‘社会法西斯’”，甚至不惜为此与真正的法西斯结盟。
危机的来临而不是所谓的第三时期来临，使德共在1930年9月的德国国会选举中获胜，它从上一次的300万张选票增加到450万张。台尔曼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纳粹的增幅要大得多，它从80多万张增加到650万张。台尔曼为共产党增加的150万张选票沾沾自喜，无视纳粹选票的更加迅猛的增长。他以为这是第三时期理论许诺的革命胜利的征兆。德共机关报《红旗报》在选举结束后第二天的社论中写道：“昨天对希特勒先生来说，是一个‘伟大的日子’，但纳粹分子在大选中的所谓胜利仅仅是它末日的开始。”几个星期后，这家报纸又说：“9月14日是纳粹运动在德国的顶点，继之而来的只能是退潮。”[46]在1931年4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台尔曼重申这一观点：“纳粹分子在9月14日的大选中获得轰动一时的胜利之后，他们在德国的党徒开始想入非非。然而，我们却不允许自己被工人阶级、至少是社会民主党党员中业已出现的惊慌情绪搞得迷失方向。我们已经清醒而又严肃地指出，在某种意义上，9月14日是希特勒最好的日子。但继之而来的不会是好日子，只能是最坏的日子。我们对这个党的发展所做的评价已经被事件所证实……法西斯分子已经没有笑的理由了。”[47]台尔曼的声明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赞同和祝贺。
由于事关重大，托洛茨基立即对这次选举做出了反应。他于9月26日写下了他对这次大选的评论——《共产国际的转向和德国局势》。考虑到他此时流亡在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那时的信息传递远没有今天快捷，他的反应确实可以说是同步反应了。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共产党增加的100多万张选票与纳粹增加的几乎600万张选票相比，就微不足道了。这表明，共产国际的所谓的“群众的激进化” 不是对革命有利，而是对反革命有利。台尔曼之所以认为纳粹在大选胜利之后就会走下坡路，是因为他认为纳粹的兴起是遥远的1923年危机和继之而来的社会震荡的反响。托洛茨基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纳粹抬头不是过去危机的余波，它正在为未来的社会危机积聚力量。“纳粹居然在社会革命时期的前夜而不是在它的终点占据如此有利的进攻阵地，这一事实的根源是共产主义的软弱，而非法西斯主义的软弱。”托洛茨基对大选的结论是：“尽管共产党在议会中得胜，无产阶级革命……仍然遭到了惨重的失败……而这次失败或许是致命的。”[48]正是基于这一判断，他更加坚决地主张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建立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
托洛茨基的这篇文章立即译成多种语言，出了单行本，并立即招致德共领袖的抨击。
德共的《红旗报》称托洛茨基是“惊慌失措的人”、“冒险家”和“布吕宁的代理人”，指责他妄图迫使共产党放弃无产阶级革命，捍卫资产阶级民主，迫使共产党“忘记如不先战胜社会法西斯主义，就不能战胜法西斯主义”。[49]明岑贝格在驳斥托洛茨基的文章中写道：“托洛茨基建议……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联合，对于德国工人和共产党来说，没有什么东西像实施这样一个罪恶的建议那样有害，它会推动法西斯事业。提出如此联合……只会有利于社会法西斯主义的领袖。此外，它的作用……显然是法西斯主义的。”[50]甚至在1932年9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台尔曼仍宣称：“托洛茨基在其论述如何粉碎纳粹的小册子中仅仅提供了一个答案：德国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联合起来。……据托洛茨基的观点，这是能使德国工人阶级战胜法西斯主义的唯一途径。他说，或是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建立统一战线，或是德国工人阶级沉沦10到20年。这是一个彻底破产了的法西斯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理论，而且这还是托洛茨基最近几年来在其反革命宣传活动中所创造的最糟糕、最危险、最罪恶的理论。”[51]台尔曼信心十足地说，德国“当然不会成为法西斯国家。我们在大选中的胜利就是反对这一前景的保障……共产主义不可阻挡的前进就是反对这一前景的保障”。[52]
对此，托洛茨基反驳说：“最关键的历史时刻之一即将来临之时，共产国际……有犯下重要的致命错误的危险，它可能将作为革命因素的共产国际从政治版图上抹去整整一个历史时期。只有瞎子和胆小鬼看不到这点。只有诽谤者和雇用记者才会指责我们与反革命结盟。……应该振聋发聩地对进步工人说：继冒险和大吹大擂的“第三时期”之后，将是惊慌失措和投降的第四时期。”[53]这一可怕的灾难被托洛茨基不幸而言中。
1931年7月21日，德共中央委员会秉承莫斯科的旨意改变初衷，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要求普鲁士社会民主党政府在民主和社会两方面做让步，否则它就参加纳粹倡议的旨在推翻普鲁士社会民主党政府的全民公决。为了使自己的全民公决有别于纳粹的褐色全民公决，德共把它称为“红色”全民公决。在最后通牒遭到布劳恩政府的拒绝后，台尔曼便率领德共投入了所谓的红色全民公决。
对德共这一荒谬的行动，托洛茨基于8月25日就做出批评，撰写了一篇标题为《反对国家共产主义——“红色”全民公决的教训》的文章。托洛茨基用“国家共产主义”一词，是讽刺德共在民族主义和爱国狂热上与纳粹进行市场叫卖式的竞争。纳粹的全称是国家社会主义。文章指责德共的这一行动与纳粹实际上结成了反对社会民主党的统一战线。但这也不是绝对不可以的，它是否是“红色”，主要取决于力量对比：如果力量对比对无产阶级有利，接替布劳恩的是共产党的话，那么不管法西斯分子是否与共产党员一起投票，从共产党掌握政权开始，它就没有任何意义；如果取代布劳恩政府的是希特勒－胡根伯格政府，那所谓的“红色”全民公决就纯属冒险，使共产党在群众眼中成了纳粹的帮凶。针对德国共产党说什么社会民主党为法西斯上台铺平道路，所以不能保卫普鲁士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政府，他驳斥说，如果社会民主党为法西斯铺平道路，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应该缩短这条道路；如果法西斯企图推翻布劳恩政府的话，我们将与他们血战到底。但我们保卫的不是社会民主党的政府，而是无产阶级的精华，不仅是共产党的、还有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组织、工人刊物。因为这是我们争取大多数工人追随我们夺取政权的基础，如果听任法西斯将它们摧毁，共产党人夺取政权就无从谈起。他还批评了德共用“人民革命”取代无产阶级革命：与法西斯主义作斗争，应该用自己的武器，而不是用法西斯的武器；用人民革命的口号来取代无产阶级革命口号，是“从法西斯的政治调色版上借用颜料，力求在爱国主义的拍卖上压倒后者。这不是有原则的阶级政策的方法，而是小资产阶级的竞争手段。”[54]他还进一步指出德共强调“民族解放”，把人民革命作为“民族解放”的工具的错误。他说，无产阶级对欧洲大陆震荡的答复应该是欧洲苏维埃联邦，而不是“打倒《凡尔赛和约》”的口号；因为无产阶级政策不是由德国在欧洲的屈辱地位决定的，而是由分裂的、软弱无力的德国无产阶级在德国社会中的屈辱地位决定的。[55]
虽然对德共的愚蠢至极的作法十分愤怒，但作为无产阶级战略家的托洛茨基的批评仍是建设性的。他耐心地教德共领袖如何正确判断形势，把握革命时机，对此来说，仅有经济和社会前提是不够的，还需要政治前提，即能保证胜利或使胜利成为可能的力量对比，然后通过战略战术、勇敢果断把可能的变成现实的，但无论什么样的战略战术都不能把不可能的变成现实。所以德共中央委员会不应该泛泛地说什么危机深化，而是必须确切地指出在当前时刻的力量对比。如果台尔曼能够这样看问题，他会得出党现在还过于软弱，不宜加速追求革命结局。追求这个目的的是法西斯。所有资产阶级政党都会支持它，因为它们害怕无产阶级甚于法西斯。纳粹想借助全民公决来打破极不稳定的国家平衡，迫使资产阶级支持他们对工人进行血腥镇压。因而在这点上帮助法西斯分子，对共产党来说是极大的愚蠢。[56]如果法西斯主动出击的话，在今天的情况下，就会把更多的劳动群众推到我们一边来。共产党应该明确地对广大工人说明：今天的政府是我们的敌人，但由于它是靠你们的信任投票产生的，因此我们希望通过与你们联盟而不是与法西斯联盟来推翻它。在法西斯发起推翻政府的暴动的情况下，共产党员将与他们战斗，但不是为了保卫这个政府，而是为了保卫无产阶级组织和工人刊物。我们准备与你们一起保卫所有工人组织免遭法西斯分子的攻击，同样我们要求你们，在我们的组织机构受到威胁时，一定来援助我们。[57]
早在台尔曼跟随莫斯科进入第三时期时，就认为德国是在社会法西斯的统治之下。1929年10月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震动了魏玛共和国，造成600万工人失业。1930年3月，社会民主党总理赫尔曼·缪勒被迫辞职，兴登堡总统宣布解散议会，任命享利希·布吕宁为总理。为了应对危机，布吕宁采取了紧缩政策，缩减社会保险经费，大量减裁国家职工，降低工资。这些措施激化了社会矛盾，引起强烈的不满。“德国已经生活在法西斯的统治之下”，“希特勒未见得会使饥饿总理布吕宁统治下的现状变得更坏”之类的断言几乎每天都出现在德共的《红旗报》上，并得到《国际新闻通讯》、《共产国际》给予的权威支持。[58]当巴本取缔普鲁士社会民主党政府时，德共称其为法西斯政变。一个法西斯政权接替另一个法西斯政权，甚至还要通过政变。这样频繁地喊叫狼来了，麻痹了自己的队伍和社会对真正的法西斯的警惕性。纳粹就是在这样麻痹和丧失警惕的情况下不战而胜的。
托洛茨基认为，无论是社会民主党政府，还是布吕宁以及巴本-施莱希尔的波拿巴主义的政府，都是最后决战的序曲，是过渡阶段。他对布吕宁政府和后来的巴本政府的波拿巴主义政权的定义：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不可调和的斗争中，企图依靠军队和警察统治而凌驾于两个营垒之上的政权。后来，他又进一步区分布吕宁和巴本政权的性质，称前者为准波拿巴主义的。托洛茨基定性的依据是，在议会制度下，资产阶级靠与工人阶级达成广泛的妥协来维持其统治，这种妥协以独立自主的无产阶级组织、政党和工会存在为先决条件。从布吕宁政权开始，虽然劳资双方的广泛妥协已经结束，但它无力消灭工人运动，因为它依靠的仅仅是官僚机构，根本无力镇压和消灭工人组织。“如果法西斯真的掌握了政权的话，这无疑意味着从肉体上消灭共产党，还有它的真正的政治破产。在乌合之众的匪帮那里遭到可耻的失败，为此，数百万之众的德国无产阶级是永远不会饶恕共产国际和它的德国支部的。”[59]托洛茨基把布吕宁和巴本政权比喻为放在金字塔顶端的球，是不可能稳定的，它不是滚向左边——无产阶级，就是滚向右边——法西斯。因为这两个政权不是出现在两大营垒殊死搏斗之后，而是在其尚未开始之时。他对把布吕宁政权混同于希特勒政权的德共领袖批评说：“那些一口咬定说他们看不到布吕宁与希特勒的区别何在的智者们实际上是在说：我们的组织的存在与已被消灭之间没有任何区别。在这种貌似激进的言词背后隐藏着无可救药的消极性。……他们说什么布吕宁和希特勒是一丘之貉。我们回答说，你们错了！你们错得可耻，因为你们害怕横亘在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因为你们被摆在你们面前的巨大难题给吓住了。在战斗尚未开始你们就投降了。……布吕宁政权是过渡性的……不是过渡到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就是过渡到工人阶级的胜利……两个阵营才刚刚开始为殊死的战斗做准备。你们如果把布吕宁和希特勒混为一谈，你们就是把战斗前夜的局势和失败以后的条件混为一谈，就是事先自认失败。你们实质上是在号召人们不战而降。……我们应当向革命工人表明，共产党仍然掌握着解决当前局势的钥匙，而斯大林官僚集团却想用这把钥匙关闭通向革命行动的大门。”[60] 托洛茨基断定巴本政权的寿命不会超过100天，他认为，巴本政府之所以给人以力量的假象，是因为工人从事战斗的准备不足。这个政府甚至比布吕宁政权更软弱，支持它的只有普鲁士官僚体制中最腐朽的部分。
从未认真考虑过与真正的法西斯做斗争，也从未清醒地认识德国所经历的几个阶段的形势的性质的台尔曼，在失败尚未来临之前，还是满口豪言壮语，他说，他相信德国“当然不会成为法西斯国家。我们在选举中的胜利就是反对这一前景的保障……共产主义不可阻挡的前进就是反对这一前景的保障”。[61]当纳粹进一步强大，希特勒上台几乎已是大势所趋。德共从认为希特勒在1930年大选就开始走下坡路的轻率乐观转到消极地听任这个趋势成为现实。台尔曼居然轻率地说，一旦希特勒夺取政权，工人就会把他消灭。另一位共产党领袖雷梅尔也宣称：“希特勒即使掌权，也很快就会垮台，到那时，胜利将属于我们。”
对此，托洛茨基尖刻地嘲讽说，共产党为希特勒准备了政权的陷阱，“总攻应该在希特勒取代布吕宁之前开始，应当在工人组织被取缔之前开始。……说什么希特勒一旦掌权便会被工人消灭，这是无耻谰言。他们这样说是为希特勒掌权清理道路。……如果德国工人阶级……允许法西斯掌权，如果它竟至做出如此盲目消极的举动，那么就没有任何根据假定同一工人阶级会在一瞬间摆脱恹恹欲睡的状态而将法西斯一举推翻。……‘我们是明天的胜利者，’雷梅尔在国会夸口说，‘我们并不害怕希特勒掌权。’这意味着明天的胜利将属于希特勒而非雷梅尔。……‘我们不害怕希特勒掌权’，这不是彻头彻尾胆怯的表示又是什么呢？‘我们’不认为自己有能力制止希特勒夺权。而且比这更糟的是：我们、官僚主义者们，业已退化到这种地步，以至于不敢认真严肃地思考一下与希特勒斗争的问题，因此，‘我们不怕’。你们不怕什么呀？与希特勒斗争！噢，不……他们不怕希特勒取胜，不怕拒绝战斗，不怕承认自己胆怯。可耻之至！”[62]
托洛茨基始终认为，“战胜法西斯是可能的，不是在他们上台之后，不是在他们统治5年、10年或20年之后，而是在现在，在今天的条件下，在最近几个月或几个星期之内，我们对此深信不疑。”[63]托洛茨基一再提醒，与法西斯的最后决战在即，德共面临的核心问题是“能否在虽然已经被削弱、但（不幸）仍很强大的社会民主党存在的情况下，胜利地回击进攻的法西斯？对这个问题，德共中央委员会的答案是否定的。换言之，台尔曼认为法西斯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64]
托洛茨基曾多次预言，希特勒不经过内战是不可能上台的。因为对无产阶级、它的组织和它的政党（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都包括在内）来说，这是性命攸关之事：“工人和共产党员们，你们有数百万之众。……一旦法西斯掌权，它会像一辆可怕的坦克一样碾过你们的头颅和脊梁。只有毫不留情的斗争才能挽救你们，只有同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党员结成战斗同盟，才能取得胜利。”但是，他最不愿意相信和看到的事，尽一切努力让德共避免的事，还是发生了。
即使是在希特勒当上总理后，德共与社会民主党联合起来，共同与法西斯进行殊死搏斗，虽然与希特勒上台前相比，更加不利，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面对死敌，与其坐而待毙，不如放手一搏，即与法西斯分子展开内战。托洛茨基建议的正是这条道路。他说：“希特勒掌权对工人阶级无疑是一个可怕的打击。但这次失败还不是最终的和无可挽回的。当敌人刚刚开始上升之时本可以把他粉碎，而今天他占据了整整一系列重要岗位。这是他的一个极大的优势，但决战尚未开始。”只要希特勒还没有独立控制整个国家，他的地位就不稳固，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就还有机会进行反击。何况此前托洛茨基还提醒过苏共领袖：“一旦纳粹上台，就应该对红军进行总动员，这应该成为一条公理。”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应不惜一切地把纳粹政权消灭在萌芽状态中，哪怕是动用红军的力量，把德国的内战国际化。当然，他的这一建议遭到了共产国际和德共的又一轮谩骂：“冒险家”、“妄图挑起德国与苏联之间的战争”等等。
上面已经说过，斯大林通过中国革命学聪明了。这一次，他不再公开对德国形势作判断，也不公然对德共做战略战术指导。但德共对当年德国形势充满“第三时期”理论精神的判断，它对自己胜利的乐观和对法西斯失败的预言，以及种种愚蠢的战略战术，即使没得到斯大林的耳提面命，至少也得到了他的首肯，所以不难从德共领袖的宣言和言论中看到斯大林的德国政策的痕迹。虽然这次战场从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移到了先进的德国，而且战略指导方针也从极右的党内联合改为极左的“第三时期”，“不能与任何改良主义政党联合”，“集中火力打击社会法西斯”，结果仍是共产党的彻底失败，只不过是后果更加严重，德国工人运动被彻底摧毁，纳粹上台，使人类遭受二战的浩劫。
虽然斯大林支持台尔曼推行的政策、战略战术的直接证据并不多，但他支持“社会法西斯”这一切断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建立统一战线之路并导致希特勒上台的理论，证据还是足够多的。
早在1928年10月16日的《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危险》的讲话中，他就说：“既然一部分共产党员否认竞选中‘阶级反对阶级’这个口号的适当性（法国），或反对共产党单独提出候选人（英国），或不愿强调对‘左派’社会民主党斗争的问题（德国），如此等等，——那就是说在共产党内有些人力图使共产主义迁就社会民主主义。”[65]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1929年7月）的决议中，称社会民主党是“有强大的社会民主党的国家中特殊形式的法西斯主义”。斯大林在校对全会文件时，对这句话做了下述补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建议要格外注意加强反对社会民主党‘左翼’的斗争，它通过散布关于这一翼对社会民主党各级领导机构政策的对抗的幻想，来阻止社会民主党的瓦解过程，而实际上它竭尽全力地支持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政策。”[66]
1929年6月，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致函斯大林，称“关于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喊叫”是荒谬的胡说八道，并警告说，若把政策建立在类似错误的方针上，“意味着葬送共产国际”。一年后，契切林被解除了职务，并免除了他的一切政治活动。[67]在此应该强调一下，契切林是布尔什维克的资深外交家，是布尔什维克政府的第二任外交人民委员。只有斯大林能够解除他的职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11次全会（1931年3-4月）将社会民主党的发展界定为“不断地向法西斯主义演变的过程”，并称社会民主党为“资本主义国家法西斯化的积极因素”。[68]在曼努伊尔斯基在第11次全会上的报告提纲草案上，斯大林加上了下面几句话：“揭露社会民主党，揭露第二国际，把工人群众从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下解放出来，孤立、战胜社会民主党是各国共产党当前的任务，不解决这个任务，就不可能进行无产阶级解脱资本主义锁链的成功斗争。”[69]
甚至在1933年，在希特勒上台后，斯大林仍不肯放弃破产了的“社会法西斯”公式。1933年春，他在校对德共中央委员F·赫凯尔特的文章《在德国发生了什么》时，在作者的“社会民主党转到了法西斯一边”的话上，加了一句：“这就是3年来，共产党员一直称社会民主党人为社会法西斯分子的原因。”[70]
历史早已雄辩地证明，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社会法西斯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德共在这一错误理论的指导下迷失了斗争方向，并最终失败，斯大林难辞其咎。
纵观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的取胜，他靠的是手中掌握的无限的权力，靠的是拉帮结派，靠的是用组织纪律和镇压工具来进行思想观点的斗争。这再一次证明列宁在“遗嘱”中对他的评价的准确。然而要在阶级斗争的战场上夺取革命的胜利，需要的是完全不同的品质。斯大林的专权弄柄、阴谋诡计，在这里都派不上用场。这里需要的是领袖的高瞻远瞩、雄才大略，这才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先决条件。十月革命能够取胜，就是因为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列宁、托洛茨基能够牢牢地把握革命方向，对形势发展的科学准确的判断，明确敌友，对敌我力量的对比了然于心，并据此来制定和调整战略战术。
然而这恰恰是斯大林所不具备的。他没有能力对阶级斗争的形势做科学的判断和预见，他对形势的判断是出于他的经验主义的转向的需要，如极左的“第三时期”理论就是出于他要放弃导致国内经济严重危机的极右经济政策和导致中国革命失败的右倾政策的需要，而不是对世界形势的客观总结。他没有能力区分敌友，在中国革命中，他依靠的是“听话的将军”和左派国民党，不允许共产党退出国民党。他把对让他丢尽脸的国民党的仇恨发泄到社会民主党，甚至是它的左派的头上，于是制造出社会法西斯的概念，从而把可以在德国反法西斯斗争中结为盟友的社会民主党视为法西斯，还要求德共集中火力打击它。在这样的统帅的指挥下，斗争的失败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但他也以他特有的方式实际承认了他的失败，即在德国无产阶级彻底失败的灾难的推动下，来了个180度转弯，从极左的“第三时期”转向极右的“人民阵线”。中国读者所熟知的王明在抗战时期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实际上无非是“人民阵线”的中国版。在苏联政府的大力鼓吹和支持下，在德国纳粹政权的威胁下，“人民阵线”也热闹了一阵，在法国、西班牙甚至成立了“人民阵线”政府，但这个“人民阵线”不仅没有赢得革命的成功，甚至都未曾有效地阻止法西斯的胜利。
在托洛茨基反对派、季托联合反对派、布哈林反对派先后失败、被消灭后，联共（布）党内关系继续紧张，甚至酝酿出大清洗的悲剧，与斯大林内政、外交上的失败——尤其是在中国革命和德国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失败——有直接的关系。我看过的一些俄国这方面的研究者，如《让历史来审判》的作者罗伊·梅德维杰夫，《是否曾有过另一种选择》的作者瓦·罗高文都没有把斯大林在这两场革命中的失败与大清洗联系起来。这些失败极大地降低了斯大林的威望，使党内中高层一些有思想的人看到斯大林的错误政策带来的严重后果，对党内的不正常现象忧心忡忡，他们认为斯大林不是布尔什维克党的称职领袖，他不能领导党和国家走向胜利，他们感到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必须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
1933年1月，审理了尼·博·埃斯蒙特、B.H.托尔马乔夫和亚·彼·斯米尔洛夫“地下派别集团”案。这三人都是党的高级干部。其实他们的主要罪过是他们曾在他们的支持者中谈过罢免斯大林总书记职务的问题。[71]
但在中高层的领导人中，有这种认识和考虑这个问题的绝不仅仅只有这几个人，对这三个人的清洗并未能震慑高层对斯大林的不满。已经出现了对斯大林的严重的信任危机，对他的个人权力造成了威胁。斯大林明白，为了维持他的统治，必须加大镇压的力度。1934年基洛夫遇刺，正好为他提供了清洗的借口，他充分地利用了基洛夫的死，展开了对新老反对派、所有他的真正的反对者和假想敌都进行了极其残酷的镇压。在1930年代的三次莫斯科审判中，被告虽然都是当年的反对派领袖，宣传也是针对他们的。其实这些人并不是清洗的真正对象。当年的反对派领袖当时不是在流放、监禁中，就是处在格别乌特务的严密监视下，更主要的是他们早已被搞臭了，用我们习惯的说法，是死老虎，他们掀不起什么大浪来。审判和消灭他们，一是为了掩盖大清洗的真实目的，另一方面是为了报复。但实际针对是的当时仍掌握军政大权的人，他们才是对斯大林的真正威胁，是他真正要消灭的人。
我在这里不想反驳富尔教授对托洛茨基暗杀基洛夫的诬陷，因为早在当年，斯大林就给托洛茨基强加了许多大得多的罪名。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荒唐指控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答复，我一声令下，工人、技术人员就破坏生产，铁路员工就让列车出轨，军人、官员就阴谋政变、暗杀，那么，为什么坐在克里姆林宫的是斯大林，而我却被流放了呢？
我要再次强调，托洛茨基是当年斗争的胜利者——思想政策的胜利者，在许多文章中，他在重提他过去说过或写过的话时，总爱说他至今没有觉得有对它们做任何修改的必要。无论是他对国内经济形势发展的预见，还是他对外国革命形势的预判，都能迅速得到事实的验证，并能立即做出最佳应对方案。他坚信他靠这些杰出的才能就能取得斗争的胜利，不屑于为争权夺利而耍些卑鄙的手腕（这也证实了列宁对他“过于自信”的评价），更不要说与德日法西斯勾结，在苏联搞政变了。再者，如果他真是想夺权的话，在1923年，他手握兵权，又有列宁罢免斯大林的遗嘱，而且军队像一个人一样地拥护他，他发动一场军事政变，逮捕斯大林等反对他的人，不是易如反掌吗？
* * *
从上面关于所谓的“不断革命论”和“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之争、中国革命和德国反法西斯斗争的战略战术分歧的叙述，可以看到托洛茨基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非但不是失败者，而且是胜利者。尤其是在德国的反法西斯斗争中，如果不是斯大林和追随“第三时期”理论和它的策略的德国共产党顽冥不灵，对托洛茨基的批评建议不仅不接受，还极尽嘲笑谩骂之能事，不仅人类完全有可能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浩劫，而且整个人类历史都将重写。《先知三部曲》的作者伊萨克·多伊彻认为托洛茨基在德国反法西斯斗争中的贡献，超过了他在十月革命中的贡献，并不夸张。富尔的什么托洛茨基拒绝承认他的所有理论立场都是错误的，所以不得不搞暗杀、破坏、同德国、日本勾结，纯属无耻谰言。托洛茨基作为一个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革命领袖，无论是在人类历史上最反动的纳粹党上台前还是在它上台后，都是它的不可调和的死敌，怎么会和它勾结呢？除了当年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相关诽谤和造谣外，富尔教授能拿出什么证据呢？
纳粹未经战斗就获得政权，斯大林领导下的共产国际不仅不对这个重大事件进行反思和检讨，还强词夺理地说什么德国共产党的反法西斯斗争的战略策略是完全正确的。托洛茨基极其愤怒，说连法西斯的雷霆都不能唤醒的组织是无可救药的，因此放弃了以前一直主张的国际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是共产国际和它的各支部的派别，旨在对它们进行革命改造的立场，宣布建立新党和新国际——第四国际。这是事实。但建立新党和新国际不仅是为了推翻斯大林化的各国共产党和第三国际，推翻斯大林的个人独裁统治，更是为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他把他的全部努力和才智都投入了这一伟大的事业中，而这个事业本身就排除了与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的日本“勾结”的可能性。根本不像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托洛茨基在被驱逐出国后，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发泄对斯大林的仇恨。托洛茨基曾说，报复不是政治家应有的品格。他不仅不是为推翻斯大林领导的苏联不择手段与帝国主义勾结，而且他一直要求在战争爆发，即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时，第四国际各支部要无条件地保卫苏联，并反复论证苏联仍是工人国家。这些都可以得到他在最后一次流亡中的无数的文章和书信的证明。他的这个立场怎么与法西斯德国勾结相容呢？
倒是斯大林本人，在战争爆发前与希特勒德国进行秘密谈判，于1939年8月23日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并附有秘密协议。在秘密协议中，双方确定了各自在波罗的海、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势力范围。协定规定，一旦波罗的海国家的领土上发生领土或政治变动时，芬兰、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为前苏联势力范围，立陶宛为德国势力范围；在波兰，苏德以那累夫河、维斯瓦河和散河作为双方势力范围分界线；德国承认前苏联在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的利益。条约签署一个星期后，德国于9月1日发起对波兰的进攻，苏联军队于同月17日入侵波兰。占领波兰之后，两国军队还举行了联合阅兵。该条约助长了纳粹气焰，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不争的历史事实。斯大林把当时他的所有反对者都打成希特勒的代理人，把他们关进监狱或枪毙。但真正帮助希特勒发动战争，也导致苏联陷入战争浩劫的，就是这个斯大林。不算直接导致希特勒上台的斯大林愚蠢的“第三时期”理论及其荒诞的策略，就这个条约就足以把斯大林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了。这个条约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莫非这个条约还不能揭露斯大林指控别人为希特勒的代理人的谎言吗？奇怪的是，以揭露谎言为职业的富尔教授为什么对这个条约和斯大林的谎言只字不提呢？为什么至今还在重复斯大林当年的谎言呢？
关于这个条约还想多说几句。现在有不少人因这个条约和苏德瓜分波兰而说斯大林和希特勒共同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种说法还真是高抬斯大林了。斯大林签署这个条约的初衷，是想躲避战争，面对西方政客“祸水东引”的策略，为自保而打出的一张牌。希特勒是胜利的法西斯的领袖，他利用经济危机使他领导的一个小党在几年时间成了国会第一大党，并坐上了总理的宝座；他使德国摆脱了凡尔赛条约强加给它的屈辱地位，收回了莱茵河流域，重新武装了德国；他妄图称霸世界，有他的雅利安人种优越论的人种学的依据。斯大林没有领袖的雄才大略，他是靠拉帮结派、耍手腕纂夺了布尔什维克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他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国际斗争中全是败绩，他的理论是“一国社会主义”，据此他让世界各国共产党为苏联建设社会主义保驾，他只想维护他的权力，他没有用武力征服世界的魄力，更没有这个能力。利用苏德条约，趁德国进攻波兰的机会摄取部分波兰领土的捡便宜的事，他肯定会干。但他在国际舞台上也只能取得这样的胜利。
* * *
综观上面富尔教授所揭露的托洛茨基的谎言，依据的根本就不是严肃的一手资料，而是科特金、萨哈罗夫之类的非历史研究所提供的浅薄的结论，有些干脆是在重复当年多数派对托洛茨基的造谣诬陷。
苏联解体、国际共运的衰落，并不像国内某些人说的那样，是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背叛的结果。根子在斯大林，他破坏党内民主，对苏共的残酷清洗，不是出于革命的需要、党的需要、无产阶级的需要，而是出于维护他个人专权的需要，而且他还使这一切制度化，形成了斯大林体制。今天的国际共运的低迷，证明的是斯大林主义的失败，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富尔之流为斯大林主义招魂，为他涂脂抹粉，旨在让共产主义运动万劫不复。有志革命的人一定要搞清楚这一点，千万别上他们的当！
2016年11月21日
2020年2月14日修定
施用勤，生于1949年，在内蒙呼盟插队自学俄语。1978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原中国艺术研究院译审。译有《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版）、《先知三部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版）、《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版）、《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版）等。
[1] 《误读的历史，破产的经济政策》，《视界》第14辑第205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8年第3辑第180页。
[3] 同上，第197-198页。
[4] 同上，第213页。
[5] 同上，第209页。
[6] 五人小组是在三驾马车的基础上再加上布哈林和李可夫。
[7] 同上，第186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9年第1辑第208页。
[9] 预备国会的正式名称是俄罗斯共和国临时议会。存在于1917年10月3日至11月7日。预备国会是立宪会议召开前俄罗斯各政党的“代表机关”，由民主会议产生只拥有咨议职能。十月革命后，预备国会被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解散。
[10] 《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第296页，国际出版公司1996年版。
[11] 这段引文是高尔基的《忆列宁》第一版中的。笔者手头没这本书的中译本，也没有俄文本。根据网上的一篇文章译出。后来，此书再版时，高尔基本了适应多数派反托斗争的需要，把这段话改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现了我的惊讶。‘对，我知道有人在我和他的关系上扯了谎。但有的就是有，没有的就没有，这我也知道。’沉默了一会儿，他不愉快地补充说：‘可毕竟不是我们的人！和我们同路，可不是我们的人。虚荣。在他身上有某种从拉萨尔那儿来的不好的东西……’”
[12]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3卷第463页。
[13] 引自托洛茨基的《列宁遗嘱》。
[14] 尤·皮达可夫曾是1923年的反对派成员，1928年向斯大林投降。他的话应该是他在投降后说的，重复的是当初多数政治局委员的说法。
[15] 《苏联的共产党反对派——1923-1927》第56页，CHALIDZE PUBLICATINS1988年版。
[16]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49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17] 同上，第151-153页。
[18] 《列宁全集》第43卷第85页。
[19] 同上，第94页。
[20] 参见《列宁全集》第42卷第387-395页。
[21] 对列宁当时主张坚持对外贸易垄断制，并与主张放松垄断的中央委员会的多数之间的斗争，有些学者表示不能判断二者之间的对错。大概这些人是受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影响。但他们忘了，当时苏维埃俄国所处的环境与8、90年代的中国不一样，那时的资本主义国家不想和苏俄做生意，而是想把它扼杀在摇篮中。
[22] 《列宁全集》第43卷第339页。
[23] 列宁原文中的“более лоялен”被译为“较为谦恭”，лояльный一词在俄文中有两个词义，一为忠诚，另一个为谦恭，中译者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把这个词译为“谦恭”。列宁当时已经清楚斯大林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结盟的事，更了解斯大林为攫取权力不择手段，在他生病期间在民族问题上对他搞封锁和欺骗，所以这个词译为“忠诚”更加准确。
[24] 《列宁全集》第43卷第340页。
[25]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99页。
[26] 同上，第6卷第94页。
[27] 《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第10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28]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25页。
[29] 同上，第333页。
[30] 《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第11-12页，
[31] 同上，第16页。
[32] 此句引自武约·武约维奇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上的讲话。《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第246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在这次讲话中，他引用的斯大林的话根据的是他对后者1927年4月6日（在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一周前）在莫斯科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的讲话的准确记录。
[33] 同上。
[34] 同上。
[35]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03-204页。
[36] 《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第35页。
[37] 同上，第97页。
[38] 同上，第381页。
[39] “第三时期”理论将十月革命后的世界革命进程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从1917-1924，为革命高潮期，第二时期从1924-1927，为革命低潮期，第三时期从1928年开始，是世界革命总爆发的前夜。
[40] 《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第33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41] 同上，第1-11页。
[42] 同上，第8页。
[43] 《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第9页。
[44] 同上。
[45] 同上，第22页。
[46]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100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
[47] 同上，第101页。
[48] 《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第53页。
[49]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110页。
[50] 同上。
[51] 同上。
[52] 同上，第111页。
[53] 《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第86页。
[54] 同上，第70页。
[55] 同上，第71-72页。
[56] 参见同上。
[57] 参见同上，第76-77页。
[58] 参见同上，第137页。
[59] 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27，стр.17.
[60] 《流亡的先知》第140页。
[61] 《流亡的先知》第146页。
[62] 同上，第142页。
[63] 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27，стр.18.
[64] 同上。
[65]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94页，
[66] 《共产国际文件》第880页，转引自瓦·罗高文：《是否曾有过另一种选择》第2卷第308页。
[67] 瓦·罗高文：《是否曾有过另一种选择》第2卷第308-309页。
[68] 《共产国际文件》第957页，转引自瓦·罗高文：《是否曾有过另一种选择》第309页。
[69] 《历史问题》1989年第9期第7页，转引自瓦·罗高文：《是否曾有过另一种选择》第2卷第309页。
[70] 《政治评论》1989年第1期第83页，转引自瓦·罗高文：《是否曾有过另一种选择》第2卷第320页。。
[71] 参见罗伊·麦德韦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第362-363页，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