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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在阿拉木图
——政治生涯中鲜为人知的一页
塔·萨尔塔纳特
1991
张佩珍 译
译者注：列夫·托洛茨基在阿拉木图的流放生涯，是其生平中最少有人研究的一个侧面。1991年第12期《卫星》杂志上的一篇报道根据国家政治保安局—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档案材料披露了不少这方面的情况。
所谓“调动工作”
1928年1月份，托洛茨基被提名到阿斯特拉罕去“领导计划工作”，他拒绝了：假如确实是去工作，那么最合适的地点应是莫斯科或列宁格勒，如果是流放，就直说了吧，何必遮遮盖盖呢？他不同意去的理由是那里的气对其妻子的健康有害。他在给党中央的信中提出，如有可能，希望流放到加格拉或基斯洛沃茨克。但得到的答复却是到国家政治保安局去报到。他未去，给中央打了两天电话，没有联系上。后来中央组织部通知他到阿拉木图去从事苏维埃工作。托问：“具体点说，究竟去做什么工作？”答曰：“做什么都行！”托笑着说：“还得在地图上找一找，这地方在哪里”。“很远，在中苏边境”。托说要考虑一下，过几天给回音。但两天后，即1月12日，送来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人亚戈达签署的文件，要他于16日启程去阿拉木图。
16日这天，车站上聚集了三千多人，主要是职员和学生，工人很少。人们以为托洛茨基已在某一节车厢里，因而在月台上高呼：“托洛茨基万岁！”，“托洛茨基主义万岁！”送行者与保安人员发生了冲突，一人受伤，一批人被捕。
但那天托洛茨基并未在火车上，因为三天准备时间不够，他请求把行期推迟两天，结果只批准推迟一天。17日保安人员用化名把他送上列车，以免再次出现冲突事件。就这样，经过十一天的长途跋涉，托洛茨基和他的妻子纳塔莉娅·伊万诺夫娜、儿子列夫·谢多夫于1月28日被“护送”到了阿拉木图。
初到阿拉木图
到达目的地后，先在当地保安部门填了一张表格。“参加过什么党派”一栏是由保安人员填写的：“托洛茨基反对派领袖”。后被领到一个旅馆的两间套房里。有保安人员值班。
几天后，托洛茨基给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局长明仁斯基和全俄中央执委会主席加里宁发了一封电报，诉说住在旅馆里简直就像关在监狱里一样，生活极不方便，伙食也差，住宿费和伙食费贵得惊人，根本无力支付；要求分配一套带厨房的住房。不久，他终于获得了一套住房，不过是紧靠政治保安局的。
托洛茨基爱好打猎。有一天他问保安局长是否允许他去打猎。局长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他是流放到这儿的，不是来休假，不准到郊外去。于是他又打电报到莫斯科；抱怨政治保安局限制他的行动，并拒绝出示有关书面证据；全家仍然住在旅馆，后来分配的住房没有厕所，厨房也已倒塌，况且位于政治保安局旁边；可以在莫斯科把他监禁起来，为什么非要流放到四千俄里之外呢？托洛茨基在给处境相同的朋友的信中愤慨地写道：“我原本打算在这里打打猎，多读些书，校对一下马克思著作的译文。但地方当局竭力违背莫斯科的一切许诺。尽管并非所愿，但不得不经常同他们争吵。”
莫斯科很快就回了电报：要求当地保安局立即取消对托洛茨基的一切限制，为他提供合适的住房，允许出去打猎。署名仍是亚戈达。原保安局长虽被撤职，但新任局长却又接到命令：在托外出狩猎时要进行有效的监视，“防止他乘机逃跑，同当地居民特别是同反对派的参加者以及工人群众进行接触”；要向居民讲清楚，托是工农大众的敌人，而不是朋友。
有一次，全家去打猎。托去找野禽，其妻则与政治保安局办的国营农场的场长聊天，还发了一顿牢骚，说他们一家在这里生活得很艰难，这里的气候对他们特别是对他丈夫的健康很不利，他经常发疟疾，不得不服奎宁，但这种药又不能多吃，他肠胃不好，还说“他并不是党和人民的敌人，只不过是有人不喜欢他的那种列宁式的直率而已，要是列宁还健在，列夫·达维多维奇就不可能有这样的遭遇”。
还有一次，托打猎归来以后向政治保安局长表示抗议：在狩猎途中，有几名“不期而遇的同路人”一直跟踪着他。保安局长向他解释，这仅仅是为了他的安全，是为了保护他。局长索性把一名叫阿·尼基廷的保安人员介绍给托，并说今后由他专门负责托的安全。后来尼与托表面上相处得很融洽，尼却暗中把托的所有情况都向上级作了汇报。
在当地引起的反响
托洛茨基到来的消息传遍了全城，众说纷纷，有的说，他是前来负责整顿地方工作的，因而食品供应好转有望了；也有人说，他在国内战争中杀了那么多的无辜者，现在得到报应了……把他开除出党是对的，不应再让这样的人掌权，他只会争权，想当领袖，但他是个什么样的领袖啊！
然而在这座小城里，想要见见并听听他讲话的大有人在。有一位老者溜进了旅馆，托亲切地接待他，并为他向加里宁写了一份有关养老金的申诉，但嘱咐他请人转抄后再寄出，因为一个流刑犯为人写申诉是不合适的。托在接待来访的印刷工人时甚至还说过：“靠联共（布）永远也不可能建成共产主义，因为中央委员会头头们的生活太奢侈，而工人们却仍然收入微薄，跟以前一样贫困。”
畜牧专科学校的一些学生前来访问托，在他们看到托与儿子一起清扫积雪和砍柴时，他们说：“这才是真正的工人阶级领袖！从现在的人民委员中未必还找得出这样的人”。
但是更多的来访者运气不佳，没有得到保安人员的准许去见托洛茨基。
所有这些情况都被以书面形式逐级上报，于是，赞扬过托的学生受到了惩处：一名被开除，两名被捕。为此，省委还在非公开的会议上对于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对托洛茨基的关心和同情问题进行了研究，并且作出了关于要在军人和青年中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决定。
但这些措施未能使人们对托的访问停止下来：有人从农村赶来，邀请他去打猎，并顺便在村会上作讲演（托未应邀）；档案馆和图书馆的一些工作人员也主动表示愿意为他提供帮助。后来又有一些外地的崇拜者前来看望他。从列宁格勒来到这里的一些女大学生对他说：列宁格勒有很多人支持他，有人散发他的著作和照片；他的姐姐奥丽伽·达维多夫娜也受到人们高度的尊敬。有些从哈尔科夫来的大学生同样顺利地见到了托，托同他们谈了很久。
托来到阿拉木图的消息也传到了当地的中国领事馆，又通过它传到了中国。当时的新疆省省长委托领事馆的工作人员乌德扎尔与托建立联系。在档案材料中，还发现中国领事想把一名厨师安插到托洛茨基家里去。
某些政治活动
托以前的两名秘书擅自来到了阿拉木图，但随即被捕并被押回了莫斯科，后又以反对派成员的罪名被流放到别处。因而托在阿拉木图的助手基本上仅是他的儿子谢多夫一人。他按照父亲的吩咐很快便与反对派的成员们取得了联系，向他们分发信件，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提出各种建议。但谢多夫往往是以个人的名义来做这一切的。
流放期间，托有四名打字员。其中有个名叫阿纳斯塔西娅的姑娘说，托收到和发出的信都很多，他写的东西简直多极了，而他的思想表达得那样地完美，以致于她真想留下一份副本作为纪念，但又不敢；她还抱怨工作量太重：“天晓得列夫·达维多维奇的工作量有多大。真是没完没了——刚刚打好一份一百页的材料，马上又要开始打另一份稿子，而且规定当天一定要完成。叫我怎么吃得消呢？”其他打字员也常常抱怨，但同时又因能替这么一位大人物工作而感到自豪。
1928年春夏间，根据托掌握的情报，又有三百多人被流放到哈萨克、中亚和西伯利亚，因此托的工作特别紧张。他要对国内外的形势作出分析。当然，这种分析是同对联共（布）中央的方针的评价联系在一起的。有很多朋友（包括国外的友人）帮他准备资料。仅仅在一个月中，他就收到各种各样的出版物四十多种。他经常收到的报纸有俄文的、英文的、德文的、法文的。有一部分资料还是通过秘密渠道获得的，其中包括新来的流刑犯为他捎来的资料。
在托的工作人员中，有一位名叫尼古拉·柯舍尔的速记员。他为托所做的第一件工作是记录托口译的一篇用德文写的关于瑞士的俄国政治侨民生活的报导。有一次，托对柯说有件紧急的工作要做，并警告他：“千万别把内容浅漏给任何人，这是一份很重要的党内文件”。那天他口授了反对派向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提交的声明书：“……反对派怎么会去支持右派反对现在掌权的中央委员们，去帮助右派推翻他们，为了那些毫无理由的迫害、粗暴和违法的行为，为了那个第五十八条以及其他不正当的做法而去向他们报复呢？尽管左派与右派的这种联合在革命中曾经有过，但它毕竟给革命带来了危害……我们认为，如果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能态度明朗地劝说联共（布）中央机关立即废除对付反对派的那个以欺骗、虚构、捏造为基础的第五十八条，那么这次代表大会就一定会大大地有助于恢复党的统一。而恢复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即反对派）在党内的地位，是真正转向列宁主义道路的必要的政治条件……”
托在得知代表大会就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声明书作出：“托洛茨基集团已滑到孟什维主义立场上去，它客观上已变成反苏维埃政权的工具，因而把他们开除出联共（布）是正确的和不可避免的”这一结论以后，又写成并散发了一份新的文件：“在这次代表大会的整个过程中，一直对我们严加防范。我们不得不在国际战线上转入全面进攻。只有那些不可救药的糊涂人才会以为（但装腔作势的权贵们会肯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意味着反对派的末日已经来临。不，离结局还远着呐！这仅仅是开始……”。
二十年代末在莫斯科确实建立过一个地下的托洛茨基分子的中心。它由于害怕被取缔而经常变更地点。托本人与这一秘密机构保持着固定的联系。他对这一中心的工作、对反对派的思想宣传效果很不满意，因而常常焦躁不安，希望通过工作找到某种安慰。他一直紧张地工作，有时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为他工作的一位打字员向当地的主教诉苦：她经常不得不昼夜不停地工作，当时在打托口授的一本关于准备进行一次新的革命的著作。她还对一个熟人说：“托预言现政府一定会垮台，因为在上层领导中尽是酗酒和腐败现象，粮食收购不到，最优秀的人们都退了党……”。这次谈话后，这位女打字员很快便不见了踪影，听说到莫斯科去了两个月，但再也没有回到阿拉木图。
在五一节和十月革命节的日子里
五一节即将来临，给托洛茨基的贺电雪片似地飞向阿拉木图：“致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致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
五月给托的一家带来了欢乐。小儿子谢尔盖从莫斯科赶来看望父母和哥哥。遗憾的是，带给父亲的两个手提箱遗失了。这两个手提箱真是多灾多难，在托本人年初离开莫斯科时就已经遗失过一次，后来政治保安总局通知找到了，但里面的东西却缺了很多。这次又失而复得，东西倒未少。（谢尔盖6月下旬离开阿拉木图，以后再未来过。1937年被捕，后作为托洛茨基分子和人民的敌人被枪毙。）
到了十月革命十一周年前夕，贺电又像雪片似地飞向阿拉木图：“致十月革命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列宁最亲密的战友……”、“致十月革命的鼓舞者、红军胜利的组织者、载入史册的布尔什维主义最优秀的追随者……”“……您天才的远见、卓越的领导能力、坚强的意志将重新把党从胜利引向胜利……”
11月7日那天，托过去在克里姆林宫时的司机来看望他。这位司机出差到阿拉木图，便决定登门拜访向托祝贺十月革命节。
在喝茶时司机对他说：“别净磨嘴皮子啦，该出来好好地与国家领导人们一起工作了”。
托气愤地回答道：“伊凡，你要知道，你不应对我讲这样的话，不然你一定会被从你进入的那扇门赶出去。”（指开除出党——编译者注）接下来他又说道：“如今李可夫、加里宁和加米涅夫都已向右转，斯大林成了孤家寡人，看来他在中央委员会中只能待到下一次代表大会了。”
争取获释的斗争
来到阿拉木图后，托洛茨基一直在为争取解除流刑而斗争。这年年底，当地的流刑犯们为声援他而举行了罢工，拒绝去政治保安局报到，进而又宣布绝食。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对此的回答是：对流刑犯要严加管理，并开始了大规模的逮捕和搜查。在这种情况下，托在给其拥护者的信中建议扩大争取释放他的斗争范围，扩展到流放地区之外。事情暂时朝着有利于托的方向发展。在戈梅尔市，木厂的工人们给总书记斯大林写了一封信：“......我们获悉，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列·达·托洛茨基身患重病，深受恶性疟疾的折磨……这位为工人阶级事业而奋斗的久经考验的战士的生命正在受到严重的威胁。斯大林同志，我们不敢赞扬您对我们的领袖的这种态度……请把党中央和您身上的污点抹掉，把列·达·托洛茨基还给我们吧！”在基辅、莫斯科等地的一些工厂中，也出现了有关托洛茨基患病消息的传单。
有一次，拉·卡冈诺维奇参加工人集会。他对工人群众说：在阿拉木图，为托洛茨基提供的生活条件是非常好的，他的胃早就有病，但这并不妨碍他外出打猎；他每月可以从国家出版社获得三百卢布。
但是，当时托的家庭收支情况究竟如何？在档案中，从未找到任何资料可以确定他每月获得固定的工资，倒是他姐姐齐娜伊达·勃朗斯坦和儿媳（谢多夫之妻）每月寄来八十到一百卢布，有时他还收到被判流刑的其他一些同志的汇款。政治保安局只给过他五十卢布的补助，而他的家庭开支却不小。食品和柴草由政治保安局办的农场供应，其价格往往高于市场价。在档案中发现了谢多夫写给这个农场的一封信：“......我们家的木柴问题急需解决，家里简直冷得只能穿了很多衣服干坐着，因为根本无法工作。你们的木柴同集市的价格一样，我们实在没有能力购买……”。此外还找到了也是他写的一张九个月的总收支表，从表上看，入不敷出，收入3185卢布，支出4289卢布。
这一年12月的一天，托向政治保安局的人员诉苦：他妻子开始经常生病。那个人问：“您认为这件事有必要向省政治保安局长汇报吗？”托笑着说：“不，不用了，看来改变制度的时候该到了。”
第二天，从莫斯科来了一位国家政治保安局的特派员。他强硬地命令托洛茨基停止一切政治活动，并威胁道，如不接受劝告，就给他换个地方，把他完全隔离起来。
1929年11月19日，《真理报》刊登了塔斯社的一条消息：“根据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特别会议的决定，列·达·托洛茨基因从事反苏维埃活动被驱逐出境。按照其请求，他的家属与其同行。”
感谢 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