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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
——施用勤译审访谈录
沈文涛
2017年
施用勤，1949年生于上海，1982年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俄语专业毕业，1984年入中国艺术研究院外国文艺研究所工作，后转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从事文艺理论翻译研究工作，近20年来，主要从事托洛茨基著作的翻译和相关研究工作。出版了译作《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先知亲述十月革命》、《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以及托洛茨基的传记《先知三部曲》（与他人合译，全书统校），并发表了一些相关研究论文。本刊特委托沈文涛先生就托洛茨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贡献问题采访施用勤先生，整理出这篇访谈，以飨读者。
沈文涛 施老师，我一直关注您对托洛茨基的译介和相关研究工作，您为《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写的译者前言是国内正式出版物中首次全面肯定托洛茨基的文章，您参与翻译和全书统校的《先知三部曲》对国内读者全方位了解托洛茨基和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及斯大林对它的歪曲和背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近年来，您连续出版了您编译的托洛茨基论十月革命、论中国革命、论反法西斯斗争这三本重要著作。通过您的《〈先知三部曲〉再版译者前言》得知，除了已出版的这三本著作外，您还翻译了他的《左派反对派的挑战》（三卷本）、《托洛茨基论文化》、《托洛茨基论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他被斯大林流放海外后的文集三卷。依我管见，您是当前国内译介托洛茨基工作中用功最勤的人。另外在您的相关研究文章中，对俄国革命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新见解。很荣幸受《文艺研究》的委托，请您谈谈托洛茨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贡献。
施用勤 这是一个大问题。托洛茨基是一个真正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据西方学者统计，他的全集多达80多卷，另一说法为150卷，有必要提示一下，他不是埋头书斋专事著述的作家，他首先是职业革命家，他领导了1905年和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内战期间红军的组建者和统帅，在战后经济恢复时期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列宁身后，他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为争取党内民主和正确的内政外交政策与斯大林进行了殊死斗争。他的活动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和革命，还涉及军事、文化、经济、思想等诸多领域，而且在每一领域中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先知三部曲》的作者伊萨克·多伊彻说，他的生平如此丰富和辉煌，随便从中抽取一个片段都足以构成一个杰出的历史人物的生平。不知你想从那里开始。
不断革命论——社会主义从理论到现实的桥梁
沈文涛 那就从他的不断革命论开始吧。托洛茨基于1905年革命前提出了不断革命论，其后又不断地对其进行补充和发展，请您谈谈不断革命论的内容及其对俄国革命的实际影响。列宁一直未公开表态支持“不断革命”，他是否反对这个思想？
施用勤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并不复杂，可简单地概述如下：因为俄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它没有能力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因此，这场革命的领导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了俄国无产阶级身上；由于无产阶级掌握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它不可能让运动仅仅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上，必然会使它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理论论证了政权转移到工人阶级手中的时日并不直接取决于生产力所达到的水平，而是取决于阶级斗争中的关系，取决于国际形势，还取决于许多主观因素。他以1871年的巴黎公社为例，证明经济比较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有可能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更早地取得政权，并明确地说，俄国革命将会创造条件，让无产阶级在这场革命胜利的情况下取得政权。这一理论打破了当时在各社会主义政党中普遍存在的观念，即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爆发。从而也打破了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一致认可的革命三阶段理论，即在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中，首先要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胜利后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发展生产力，待生产力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后，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据此，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被推到遥远的未来。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论证了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有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直接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使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再是遥远的历史远景，而是它正在努力争取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甚至可以说，没有不断革命论，就没有十月革命，也没有后来俄共把国际共运的工作重心向落后国家革命的转移，也就不会有1925-1927年轰轰烈烈的中国革命，以及上世纪50、60年代波澜壮阔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在社会主义从理论到现实的过程中，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起了助产士的作用。不过在这一理论于1904年底问世时，却遭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两派的一致攻击。不仅如此，虽然十月革命的胜利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胜利，但在列宁失去理政能力和逝世后，这个理论被当权的多数派说成是托洛茨基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异端邪说，甚至在托洛茨基反对派成员向斯大林投降时，也都从批判他的不断革命论开始，更加让人觉得这个理论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异端邪说。
首先来看十月革命与不断革命论的关系。目前国内普遍存在一种观点，认为二月革命完成了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此后布尔什维克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这是误读。二月革命并没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只是推翻了沙俄的封建专制制度，但没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另一个主要任务——土地革命。托洛茨基曾说过，如果临时政府能够完成土地革命，结束战争，就不会有十月革命。土地革命是在十月革命后由布尔什维克完成的，即无产阶级革命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又是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才最终完成。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即使布尔什维克能够夺取政权，也绝不能在后来的内战中取胜，因为它不可能在那场战争中得到农民的支持。不断革命论在十月革命中得到了完满的证实，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之间没有间隔，它们交织在一起，交错在同一个阶段中。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即开始时，托洛茨基认为不断革命论只适用于俄国的特殊情况。所以后来在党内斗争中，当多数派把这个理论当作攻击的靶子时，托洛茨基为了化解矛盾，曾表示可以把它放进革命历史博物馆。但在关于中国革命战略策略的斗争中，不断革命论再次得到检验后，托洛茨基改变了他的看法，认为它是对所有落后国家都适用的理论。因此，当反对派领袖拉狄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准备投降，也发起对不断革命论的批判时，托洛茨基为捍卫这个理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你说列宁没有公开表态支持不断革命论，是不对的。列宁在二月革命后，开始主张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当时布尔什维克的上层都认为这是列宁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包括斯大林在内的一些人对此进行了顽强的抵制。翻翻列宁以前的著作，就明白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看法了。列宁从1905年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前，一直主张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在这点上，他和托洛茨基没有分歧。但他们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结果的预见截然不同：列宁认为，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种专政只能是民主主义的专政，而不是社会主义的专政。它不能触动资本主义的基础，它至多只能实行有利于农民的改革，实行彻底的和完全的民主主义。这表明，列宁当时也将俄国革命分为三个阶段，一个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其结果是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然后在这个专政下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条件，待条件成熟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与当初在俄国社会主义者中流行的三个阶段论没有太大的差别，他与孟什维克和部分布尔什维克之间的差别只是他坚持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后者连这一要求也没有，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在这种革命中只能起附助作用。列宁在1905年预测当时的革命结果时明确地说，革命胜利的结果是建立临时政府，而这个政府的任务是实现社会民主党的最低纲领，因而排除了立即实现最高纲领，即为社会主义革命夺取政权。在1909年的一篇文章中，他还点名批评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说后者忽视了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即无产阶级不仅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掌握领导权，将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而且最终要夺取政权，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难怪当列宁在二月革命后提出布尔什维克应该夺取政权时，引起了布尔什维克高层对他的抵制，如斯大林、加米涅夫主持的《真理报》拒绝刊登列宁的《远方来信》。列宁回国后，他的《四月提纲》也遭到党的上层的抵制。在信和提纲中有什么东西使他的战友们认为是不能接受和发表的呢？就是他在其中号召工人进行二次革命，即推翻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地主资本家政权。而这大大出乎那些已经准备在苏维埃中充当反对派、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临时政府的布尔什维克高层的意料，他费了不少力气扭转了他们的立场，使全党走上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道路。列宁在二月革命后采用的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虽然二人在表述上不完全一致。在列宁的文章中，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说成是革命的第二阶段，但由于这两个阶段紧密地衔接在一起，甚至在社会民主党的最低纲领都没有彻底实现的情况下，就要开始实现最高纲领的第二阶段，实际上也就是把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融合在一起了，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差别。这在人们当时对列宁立场转变的评价中和布尔什维克党上层对他的抵制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也就是说，列宁以实际行动表明他支持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这比在口头上承认和支持更加重要。但列宁未能使党的上层心服口服，未能消除他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三个阶段理论。因此，每到紧要关头，党的上层都会产生重大分歧，最突出的是在十月革命前，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公然反对起义。而在这些关键时刻，托洛茨基的立场与列宁完全一致。这大概也是在十月革命及其准备期间，列宁不仅不能依靠他的弟子，而且还要与他们进行斗争，并分外倚重1917年5月（俄历）刚刚加入布尔什维克的托洛茨基的原因吧。
另外，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再一次重申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在勾勒落后国家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时说：“在一切殖民地和落后国家，我们不仅组成能够独立进行斗争的基干队伍，即党的组织，不仅应该立即宣传组织农民苏维埃并使这种苏维埃适应资本主义前的条件，而且共产国际还应该指出，还应该必须从理论上说明，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
沈文涛 近几年来，国内学界否定十月革命的趋势挺强，有人公然说，十月革命是暴力革命，暴力革命是马克思的早期思想，他的晚期思想是民主革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是搞密谋暴动的布朗基主义，甚至还有文章公开说，十月革命是德皇收买的革命。您对这些问题怎么看？
施用勤 学界对十月革命的评价出现如此大的转变，反映了时代、社会意识的变化，但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却是对十月革命客观历史研究的缺失。我曾在拙文《重温十月革命》中说过，以前国人对十月革命顶礼膜拜，和今天对十月革命的否定，表面上截然对立，但原因是共同的，即对十月革命缺乏了解。这从十月革命的史料出版上就能看到。在拙译《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一书出版前，只有商务印书馆出版过一本相关资料——《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它是作为该社出版的世界史资料丛刊中的一册，该书仅有154页。选编此书的参考资料除了《列宁全集》中的相关文章外，主要是苏联上世纪50年代出版的10卷本的《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文献资料汇编》。仅凭这点儿资料，怎么进行研究？当时发表的纪念文章也好，社论也好，都可归为顶礼膜拜。其实，在改革开放前，这是研究禁区，像我今天所做的对托洛茨基的译介和相关研究，得出的结论：十月革命是苏维埃民主革命，不是暴力革命；列宁不可能亲自领导十月革命；在实践中，新经济政策是瘸腿的经济政策等，当十次反革命都有富裕。
至于暴力革命是马克思的早期思想，晚年主张民主革命，所依据的那句话“不过这时它已经不是当作一个一个分立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当作共同生产者共有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纯属断章取义，因为接下来的那句话就表达了截然相反的意思：“不过,这种剥夺在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之内,是表现在一种对抗的形式上,表现为少数人占有社会的财产”。再看该文作者后来的文章，就更清楚了，他在文章中反对所谓的“打左灯向右转”，鼓吹要理直气壮地走资本主义道路，公然为资本主义唱赞歌。
十月革命是密谋暴动的布朗基主义，还是无产阶级革命？是暴力革命还是苏维埃民主革命？前几年，在某些人因暴力革命否定十月革命的同时，还有一种声音，因十月革命不够暴力而不承认它是一场革命。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否定十月革命的论据凸显了革命在革命后时代的尴尬，但是否应该引发人们对十月革命的性质的重新思考呢？十月革命前，除了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报纸上公开反对起义外，在都主张夺取政权的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在夺取政权的时间和方式上，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列宁从9月中旬就主张立即发动起义，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托洛茨基的不满和指责越来越激烈，说拖延就是犯罪，就是自取灭亡，就是背叛等。托洛茨基对形势的判断不同，他认为时间对苏维埃有利，满怀信心地推动形势朝更加有利于苏维埃的方向发展。实际上，托洛茨基的计划是在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决议之后再夺取政权，他对代表大会通过这样的决议有十分的把握。但他没有把自己的计划坚持到底，而是在10月24日晚，即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前夕，组织发动了武装起义，可以认为，这是他对列宁的妥协。所以我在拙文《重温十月革命》中，提出十月革命是苏维埃民主革命的观点。拙文不仅驳斥了从暴力的角度对十月革命的攻击，也说明了十月革命“不够暴力”的原因。
改革开放后，相关研究不再是禁区，但遗憾的是，在开始阶段，不少研究人员的思维方式仍停留在过去的框框中。如上世纪80年代布哈林热时，随着苏联官方正式为布哈林平反，布哈林不仅重新获得列宁在其遗嘱中对他的正面评价：“党的最大、最宝贵的理论家，理所当然最受全党喜受的人物”，他反对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后来的季托联合反对派的斗争，炮制、捍卫一国社会主义理论，都作为功绩被重新挖掘出来，更有甚者，把他与斯大林共同推行的、历史证明是错误的、实践宣告已经破产的经济政策称为列宁-布哈林的新经济政策，是建设社会主义唯一正确的经济政策，更有些学者声称研究联共（布）历史应该从布哈林开始。于是，布哈林成了列宁以后苏共高层领导人中唯一一个坚持列宁路线的人。殊不知，布哈林在列宁因中风失语而退出政治舞台后爆发的1920年代的联共（布）党内斗争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他在使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退化为斯大林的党，使健康民主的党内制度退化为斯大林的官僚专制制度的斗争中摇唇鼓舌、推波助澜，直到最后他本人也沦为斯大林个人独裁祭坛上的牺牲。
时至今日，在这个领域中，客观的历史研究仍然缺席。你提到的当前那些流行观点，同样无助于读者客观地了解这段历史。鼓吹这些观点的人旨在否定俄国革命，对历史问题乱下结论，还被追捧者美其名曰“问题意识强”。然而在历史研究中，问题意识是最要不得的。举个最突出的例子：有位学者称约翰·理德把十月革命的过程称为“震撼世界的十天”是胡说，她说十月革命一点儿也不震撼，当时的人们都把它看成是频频发生的政府更换中的一次，而布尔什维克于次年1月悍然解散立宪会议，才是震撼世界的大事。这个学者的观点，只是她个人情绪的表达，无论如何不是对历史事件的客观评价。一个历史事件震撼与否，不能只看当时的人们如何评价它，何况持这种评价的人也只是一部分，而且他们在事后很快就感受到了它的震撼性，否则，其后的内战就无法解释了，更主要的是要看它造成的后果。从十月革命的后果来看，怎么说它震撼都不过分。至于说什么十月革命是德皇收买的革命，布尔什维克共产共妻，则只能说是恶意诋毁、诽谤。令人遗憾的是，散布这种谎言的《二十世纪俄国史》，在国内某家有影响的杂志刊发了对其中一位作者的访谈后，居然大受追捧，据说现在有几家出版社都在争相购买此书的版权，准备将它翻译出版。另外，这些人以内战是兄弟相残来否定十月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内战是兄弟相残，难道世界大战不是兄弟相残吗？二者的差别，无非是前者规模小，在一国之内，后者规模大，战火燃遍全球，死伤的人更多而已；另一个差别是世界大战是各国资本的利益冲突引发的，而内战则是阶级斗争造成的。在这些人眼中，前者带来的全球性杀戮是理所当然的，后者就罪该万死。十月革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它的目的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全球性的兄弟相残，这难道也有问题吗？缺乏客观研究的历史，很容易变成演义。不过在不同时期的演义方式和倾向不一样而已。
沈文涛 请您谈谈托洛茨基在殖民地革命问题上的贡献。
施用勤 1919年8月5日托洛茨基向中央递交了一份战略转移建议，托洛茨基在这份建议中写道：“亚洲能成为近期发生起义的舞台……看来正在形成这样的国际形势，通向巴黎和伦敦的道路要经过阿富汗、旁遮普和孟加拉”。而在当时，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层还都把革命扩展的希望寄托的西方先进国家上，当然，托洛茨基本人也曾对西方国家会立即爆发革命坚信不疑。当他看到西方革命不能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迅速爆发后，立即将眼光转向了殖民地革命，这与他的不断革命论直接相关。正是这个理论让他看到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有可能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且会沉重打击资本主义国家。他的建议引起了中央的注意，在次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通过了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纲领性决议。1925-1927年的中国革命，就是共产国际贯彻这个决议的结果，虽然此时托洛茨基已经被排除出决策层，只能以反对派领袖的身份对斯大林、布哈林的错误的、导致中国革命失败的政策提出批评和建议。
有望改变历史进程的斗争
沈文涛 您翻译出版了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文集，能叙述一下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和意见吗？这些看法和意见在当时是否是正确的？
施用勤 长期以来，这个问题在中国一直是禁区。在改革开放前，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和意见，是被彻底否定的。
改革开放后，国内相关研究领域的气氛已经宽松多了，托洛茨基研究也不再是禁区。近十多年出版的一些书籍涉及、介绍了当年联共（布）两派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争论，做出远比以前客观的评价。但对托洛茨基著作的翻译研究有限，很难在这方面有根本性的突破。有的作者在完全肯定了托洛茨基对斯大林、布哈林的错误方针政策的批判和他的预见的正确性之后，又加了一句，虽然托洛茨基的批评完全正确，也是似是而非，因为他没有考虑到力量对比的悬殊。有的作者则对这场论战采取就事论事的态度，力求公允，对双方的观点往往是各打50大板。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主张中共在革命高潮时退出国民党，保持自己的充分独立，建立苏维埃；斯大林、布哈林则反对中共退出国民党，反对在国共合作的情况下建立苏维埃。在这个问题上谁对谁错？有作者认为，凡是认为一方正确，一方错误的观点，都有片面性，不尽符合实际。甚至说，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要求在大革命高潮期间建立苏维埃，虽然有助于人们放弃对国民党的幻想，保持革命警惕性，及早建立革命武装，为应付突然事变做好准备，从而减少后来宁汉合流给我党造成的惨重损失。但是由于这一主张过高地估计了革命的力量，它也不可能挽救大革命的失败；托洛茨基等在大革命时期要求建立苏维埃，超越了中国革命的实际，是不可能马上实现的。但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对于中国苏维埃的性质、地位、作用、任务等问题的认识，基本是符合列宁主义的。斯大林等反对在大革命时建立苏维埃，在客观上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但他们从过高估计国民党的思想出发，反对建立苏维埃，因而，他们在大革命时关于中国苏维埃的性质、地位、作用、任务等问题的观点是不符合列宁主义的。作者得出结论：斯大林等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不正确的观点来反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要求建立苏维埃的不正确的建议。
这样的客观和全面真是令人匪夷所思。在理论上正确的东西却不符合实际，在理论上错误的东西则是符合实际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应该说这个理论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这实际上是斯大林、布哈林用导致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血流成河的革命失败来反对假定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不正确的建议，因为这个建议并没有实施，只是作者认为它是错误的，更何况作者还认为它可以为应付突然事变做准备，从而减少宁汉合流造成的惨重损失。即使真的不能扭转败局，能够减少失败的损失的策略难道不是正确的吗？
对托洛茨基研究介绍的缺乏，甚至在权威党史著作中也有反映。如前几年出版的、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中，肯定了托洛茨基对大革命后期蒋介石、汪精卫两个集团的阶级实质的认识，对他们将要叛变革命的判断，对斯大林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的错误的批评，说其中有些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但认为他对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阶级关系和战略策略的认识，则是错误的。他的错误有：在大革命时期，中国的无产阶级不应当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共产党员不应当加入国民党；在武汉汪精卫政府叛变之前，中国的无产阶级就应当立即建立苏维埃政权；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已经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革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
我在这里首先指出作者的无可争议的误读。托洛茨基坚持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是毫无疑问的，但他从来没有反对过中国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不知作者是从哪里得出的这个结论，如果是从他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中得出，就更加荒谬了，因为合作的形式不是只有一种，退出并不等于决裂。托洛茨基坚持的只是共产党以独立政党的身份与国民党合作，即变党内合作为党外合作，并强调列宁的统一战线的经典模式：分进，合击。至于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革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说法，表明作者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一无所知。正是因为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无力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这一革命才能不断地走向社会主义革命。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是民族独立，二是土地革命。莫非大革命失败后，这两个任务都完成了？
我把双方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分歧归纳为三点：在理论上是不断革命论VS三个阶段理论，在力量对比问题上是革命社会力学VS常规社会力学，在对待南昌起义和后来的广州起义态度上，则是对高潮与低潮的判断。我在观点在拙译《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译者前言》中有详细的论述。限于访谈篇幅，在此就不多谈了，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拙译中的那篇前言。在此只想指出，托洛茨基不仅对斯大林、布哈林的中国政策的批评是正确的，更重要的是他对中国革命进程的预见是完全正确的：他在四·一二政变、马日事变之前，都发出过警告，还预见到后来的宁汉合流。在武汉政府清共后，他和斯大林在武装起义上的分歧，实质在于对当时革命形势的判断，在革命遭受两次沉重打击后，它是处于高潮还是低谷。斯大林认为这时革命进入高潮，于是主张发动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并着手建立此前他坚决反对建立的苏维埃。托洛茨基认为此时革命陷入低谷，因而反对武装起义。两次起义（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失败为两种形势判断的对错做出了最权威的定论。斯大林的中国政策建立在他的错误的三个阶段的理论上，建立在错误的预见和对形势的错误的判断上，建立在错误的依靠对象上，因此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托洛茨基的政策则建立不断革命论上，建立在正确预见和对形势准确判断的基础上，建立在正确的依靠对象上，不论它是否会带来中国革命的胜利，但使那场革命避免实际遭受的惨败，使其进程和结果朝更加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向发展，是完全可能的。
沈文涛 托洛茨基的统一战线与斯大林派的统一战线的区别在哪？
施用勤 这个问题不太确切，好像托洛茨基有一个一成不变的统一战线模式，斯大林有另一种模式。统一战线的形式和内容都是由特定的局势和任务决定的。如在中国大革命和后来的德国反法西斯斗争的形势和任务都不相同，因而由它们决定的统一战线的形式也不相同。斯大林在这两场斗争中的统一战线也不一样，斯大林的中国统一战线政策是右倾的，放弃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倚重资产阶级。在德国反法西斯斗争中斯大林又推行极左的“第三时期”理论，在该理论的指导下，德共不仅拒绝与社会民主党结成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还集中火力打击社会法西斯，即社会民主党，即把应与其建立统一战线的主要对象当成主要敌人，甚至在不少问题上，如在纳粹发起的旨在推翻魏玛共和国的全民公决中，与法西斯结成了实际的统一战线。
当时德共执行的统一战线的政策不仅是左倾关门主义的，还是敌我不分的愚蠢政策。它最后在这场事关人类命运的斗争中不战而降，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斯大林的极左和极右并非完全来自对形势的错误判断，也受他的经验主义的左右摇摆逻辑的支配：极右政策造成的中国革命的失败和1927年的粮食收购危机使他的采取了极左的德国政策。但极左极右带来的都是灾难：中国革命的失败和德国法西斯上台以及它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托洛茨基的中国统一战线的任务是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因而无产阶级必须掌握运动的领导权，共产党必须退出国民党，把党内联合变成党外合作，在革命高潮时建立苏维埃，形成双重政权局面，在时机来临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在德国反法西斯斗争中，统一战线的任务是扼止由于德共此前推行的错误政策导致的甚嚣尘上的法西斯，在这种形势下，为捍卫无产阶级的生存和它在此前赢得的一切，必须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是事关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成败的法宝之一，托洛茨基结合中国革命和德国的反法西斯斗争提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是完全可以改变这两场革命的结局的。值得注意的是，托洛茨基并不认为当时德国的那场斗争仅仅是反法西斯斗争，他一直称它为德国革命。他预言这场斗争的最后决战将在无产阶级和纳粹之间展开，其结果是代表革命希望的无产阶级将战胜代表反革命绝望的小资产阶级乌合之众，而且无产阶级战胜纳粹之日，就是德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时。多伊彻说托洛茨基在德国反法西斯斗争中对斯大林错误政策的批判和他的正确主张的阐述，比他在十月革命中的贡献还大，是毫不夸张的。托洛茨基的建立在对形势客观科学分析基础上的战略战术可以彻底改变中国革命和德国革命的结局，堪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斗争的教科书。可惜在斯大林的影响下，这一宝贵财富被各国共产党视为异端邪说。
如果撇开上述因素讲两人的统一战线的区别的话，也是有的，那就是托洛茨基相信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革命伟力，而斯大林只相信实力。这点在中国革命中表现得分外明显。托洛茨基主张在革命运动中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独立领导群众运动，就可能掌握运动的领导权，高潮时建立苏维埃，就可以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使它演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不相信群众的革命力量的斯大林眼睛盯着有实力的国民党和有实力的将军——蒋介石、冯玉祥，和他们拉关系，套近乎。在蒋介石发动政变后，他主张更加坚定地依靠汪精卫的左派国民党，直到后者发动马日事变。在对待统战对象上，二者也有明显的区别。如托洛茨基建议德共和社会民主党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时，要德共明确地告诉对方，我们和你们走的不是同一条道路，我们与你们合作是为了打击共同的敌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用自己对事业的忠诚和对敌斗争的英勇果敢把你们的支持者争取到我们的旗帜下。因此在托洛茨基的统一战线中没有对统战对象的欺诈。而斯大林与实力派的合作，更像是一场交易，因而其中的欺诈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如在蒋介石四·一二政变的一周前，斯大林在一次讲话中说，一旦把右派将军利用完，就把他们像榨干的柠檬一样扔掉。只不过由于蒋介石下手早，没容共产国际把他榨干、扔掉，他就先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斯大林的阴谋玩得不高明，用托洛茨基的话来说，是把捆住手脚的中国共产党和工农送到蒋介石的屠刀下。
沈文涛 主流左翼对法西斯主义的分析是它是资本主义在危机时期，大资产阶级以克服危机、对抗革命、实行扩张为目标的反动社会思潮、政治运动和政权形式，根本性质是反社会主义、反民主主义，极端的民族主义，所以共产国际提出“统一战线”，联合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来反对法西斯主义，而托洛茨基则认为法西斯主义的出现代表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没落，代表了资产阶级的腐朽和无出路，不是工人阶级革命就是法西斯野蛮主义。但实际情况是现在欧美等国资本主义民主大行其道，甚至原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向它们学习，那托洛茨基的这一分析是否有问题？
施用勤 法西斯主义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即种族主义。共产国际提出反法西斯主义的“人民阵线”，是希特勒上台后的事了。而纳粹的胜利，恰恰是斯大林的左倾关门主义的“第三时期”理论造成的。我认为，托洛茨基虽然说的是整个资产阶级民主制，但针对的是当时德国的具体情况。如果没有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没有凡尔赛和约对德国苛刻条件以及上世纪2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德国法西斯主义未必能成气候。而德国在当时的条件下，确实是从资产阶级民主制倒退到了法西斯专政。也就是说，法西斯主义是腐朽的资产阶级无出路的产物，但在有出路时，未必会让纳粹党上台的。甚至在希特勒即将出任总理前，托洛茨基还主张德国工人阶级以不惜打内战的姿态来阻止大金融资本集团启用希特勒。所以，从趋势到现实之间，还有距离，只有机缘合和，趋势才能成为现实。从1929年起，托洛茨基在其反对极左的“第三时期”理论和德共依此推行的错误的、最终导致希特勒上台，德共不战而败的路线的斗争中，一直把德国无产阶级阻止纳粹上台的斗争称为德国革命，而不是单纯的反法西斯斗争。在他后来对右倾投降的“人民阵线”的批评中，强调的仍然是无产阶级政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他认为，在这场斗争中，无产阶级的主要目标还是革命。他并不认为当时即将爆发的世界大战为反法西斯战争，在他看来，这场战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继续，是帝国主义国家争夺殖民地和市场而引发的规模空前的战争。
资本的本质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甚至不惜为争夺殖民地打世界大战，乃至今天美国的霸权主义，都是资本的这一本质属性的体现。资本主义民主制有其好的一面，但它并不能改变资本贪婪的本性，过去、当今世界上的许多问题都是资本的贪婪造成的。这表明资产阶级民主制的作用是有限的，不像那些鼓吹它的人说的那样完美。社会主义革命反对的不是资产阶级民主，而是这个民主的不完全、不彻底。另外，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建立斯大林式的个人独裁体制，它要消灭阶级、国家，解放全人类，让所有人都进入每个人都能享受全面发展的充分自由的大同世界。与这一共产主义蓝图相比，今天的资产阶级民主就太有限了。它的优势只是对斯大林式的专制而言的。而且，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列宁、托洛茨基阐述、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终极状态，只是过渡阶段。即使在这个过渡阶段中，斯大林式的独裁也不是它的应有之意。至于“原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学习民主制的说法，是很成问题的。因为以前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也包括在内，推行的都是斯大林模式，不能依据这种模式的成败来判断托洛茨基的分析正确与否。
缔造、指挥新型军队
沈文涛 请您谈谈托洛茨基在领导和组建红军，反对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进攻的活动中对马克思主义军事学的发展。
施用勤 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没有进行过军事活动，他们的相关学说无非是重新界定战争与阶级、社会的关系。虽然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但毕竟都是纸上谈兵。如法国的饶勒斯就提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要以民兵取代正规军的课题。托洛茨基无疑是在实践中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军事学。托洛茨基在出任军事人民委员之前，并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唯一和军事有关的工作就是他在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当过一段时间的战地记者。他在内战中，为马克思军事学写下了新篇章。我认为，其中除了具体的战略战术思想外，最重要的有两方面：一是对极端激进思潮的抵制，二是大胆起用军事专家。新思想、新思潮胜利后，往往会在社会上引起许多在新思想装饰下的偏激观点。在军事领域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图哈切夫斯基的“无产阶级战略”，他认为，无产阶级军事的目的是解放全人类，得到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支持，而它的敌人则是反动没落的一小撮，因此无产阶级的战略就是进攻，无须防守。托洛茨基亲自撰文与他论战，指出进攻和防守的辩证关系，无产阶级军队并不能使之失效，突显革命领袖在整个社会激情澎湃情况下的清醒和理智。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表现在内战初期他与军事反对派的斗争中。我在拙文《重温十月革命》中提出一个观点，即十月革命是苏维埃民主革命，而非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推翻临时政府，主要靠的是民主斗争以及在这一斗争中赢得的广大工人、农民和士兵的支持。政权从临时政府转移到苏维埃的过程，在整个俄国总体来说，是和平的，正是因此，赤卫队、游击队才能在这个过程中起作用。但这种作战方式根本不能适应内战中真正的两军对垒。托洛茨基顶住了重重压力，着手建立正规军，并废止了布尔什维克在反战、瓦解军队过程中形成的一套体系：如士兵委员会、选举指挥官等。为组建正规军和在战场上克敌制胜，托洛茨基大胆起用军事专家。他的这一政策遭到游击队出身的军事干部的抵制，他们得到了党内高层人物斯大林、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人的或明或暗的支持，形成了军事反对派，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压力还来自个别专家的叛变。列宁曾要求他赶走所有军事专家，他告诉列宁，在红军中服务的军事专家有3万多人。列宁在几天后的报告中说，托洛茨基说在军事部门中有几万名旧军官使他“得出了一个具体概念……如何用原来是资本家用来对付我们的砖块来建设共产主义”。其实这也是托洛茨基的知识分子政策的重要部分，他把使用旧军官和知识分子提高到无产阶级是否能成为人类文化遗产的继承人的高度。内战刚刚结束，他就准备实施用民兵来取代常备军，这一工作被苏波战争打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政委制是托洛茨基在内战中起用旧军官当各级指挥员时，不得已采用的方法。但斯大林后来把它制度化，似乎这是党领导军队的体现。但对托洛茨基来说，这只是权宜之计。他曾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政委制就像盖楼时的脚手架，一旦楼房盖好后，脚手架就要拆掉。由此可见，后来推广到各行各业的党委制，也并非是体现党的领导的方式。
作为红军的创建者和统帅，托洛茨基不仅制定军事政策，协调军队与中央、地方政权的关系，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为军队获得必需的人员和物资而努力，他还亲自起草无数的命令、动员、战报，连红军战士的誓词都是他亲手撰写的。仅在内战时期他写的与军事相关的文件文章，就结集为厚厚的三卷，共五本，书名是《革命是如何武装起来的》。在内战岁月中，他乘坐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专列，总是出现在最危险、关键的战线上，甚至亲自乘坐鱼雷艇，参加对喀山和停泊在水面上的敌人舰队和岸上的炮台的袭击。为鼓舞士气，为即将上阵的士兵发表演讲，更是不计其数。而且，他对内战中重大的战略问题，有自己独到的观点。在三次重大的战略分歧中，除了第一次对是否乘胜追击，彻底击溃高尔察克的战略分歧中，他支持了新任总司令的比较保守的战略外，在南线进军路线和放弃还是保卫彼得格勒这两次战略分歧中，他的意见都是正确的。在彼得格勒问题上，他反对列宁放弃这座城市的主张，他的意见被政治局接受后，他亲自前往彼得格勒，领导抗击尤登尼奇的战斗，不仅保住了彼得格勒，还将装备精良的尤登尼奇的军队彻底击溃。这里主要谈谈第二次战略分歧。在内战中，南线是打得最艰苦的。主要原因是当时的红军司令部制定的战略思想和进攻路线都是错误的。它把进攻矛头对准库班的哥萨克，意在使进军莫斯科的白军失去后方；在进军路线上，它选择地理上最短的路线。托洛茨基认为，主要应该打击白卫军，不去触动库班的哥萨克。因为后者的目的是保卫家园，他们是不会跟着白卫军进军莫斯科的。你攻打他的家园，他们会拼死作战，并更加紧密地与白卫军联合起来。司令部的进军路线只考虑距离的远近，但忽略了在这条路上无法使用现代交通工具及沿途居民对红军的支持与否。但这个战略计划得到了列宁和政治局多数的支持。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在进军库班的红军在原始的道路上艰难跋涉，与保卫家园的哥萨克艰苦作战时，邓尼金的白卫军席卷了乌克兰，兵临红军的军工重地图拉。直到这时，政治局才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主张，调整了主攻方向和进军路线，并取得了南线战争的最后胜利。在托洛茨基对司令部战略方案的批评和纠正意见中，可以看到他是从政治、社会、民族、阶级、心理、技术等方面综合考虑军事战略问题的，这使他远远地超越了纯军人战略家。
奉文化为至上的革命家
沈文涛 您翻译了托洛茨基于上世纪20年代写的《过渡时期的文化》，可否谈谈托洛茨基对于俄国革命胜利后过渡时期文化的分析？
施用勤 这本文集的标题是《过渡时期的文化》，但不是学术性文章的文集，因而并没有你想了解的他对俄国过渡时期文化的分析。其中收录的是托洛茨基于1919年至1926年间写的与文化问题相关的文章或作的报告，而且绝大多数涉及的都是十分具体的问题。在这些文章中，核心都是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让他们认识到在俄国生活中的习以为常的陋习。有的是他支持来自基层的纠正陋习，与旧的不良习惯作斗争的倡议。还有一些是他本人为此而提的建议，如在对出版工作人员的讲话中，让他们编写出版《读报手册》，建议为城乡阅览室配备地图和政治地图；为解放妇女，他建议组建幼儿园、公共洗衣房、公共食堂等。当然，其中也有高屋建瓴的提法和原则性问题，如他在1923年提出，苏联进入了“文化至上时代”，即一切工作都以文化建设为核心的时代。这是他与列宁的共同想法，只不过在列宁的《论合作社》一文中，这个词被译成“文化主义”。是否译者认为译成“文化至上”，过于抬高了文化的意义，不得而知。但托洛茨基确实把文化建设放在第一位，他甚至说，只有在学会正确地提出和解决我们的局部的日常“文化”任务时，我们之前的整个斗争和为这个斗争付出的努力和牺牲才有价值。他把文化任务概括为需要学会好好工作：准确、利落、节约地工作；需要工作文化、生活文化、日常生活的文化。
托洛茨基认为，革命是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的起重机。十月革命的成功只是为人民群众提供接受教育的机会，真正提高全民族和全社会的文化水平并不是短期内能见效的事。他不像当时的某些领导人那样把无产阶级捧上天，他清醒地认为到，无产阶级刚刚摆脱几百年之久的奴役，身上还留着所有压迫、无知和愚昧的后果，就不必说农民群众了。夺取政权本身丝毫也没有改造工人阶级，没有赋予它所有必需的优点和品质：夺取政权只是为它提供了真正学习、发展和清除自己的历史不足的机会。所以他的相关文章和讲话都是旨在提高苏联广大群众、干部的觉悟，与不文明现象作斗争。作为当时最高领袖之一，托洛茨基的讲话和文章总能提出独到见解，绝没有简单刻板的说教，也没有空洞的口号。
托洛茨基是立足于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峰来看待俄国革命后的文化建设的。他没有任何狭隘的民族主义，对俄国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落后毫不讳言，而且他对苏维埃俄国的许多落后现象的批评，都以西方发达国家为参照。
在当时苏联国内从普通群众到上层，还有一种强烈的排斥外来文明的风气，把所有这些都贴上封建、资产阶级的标签加以批判。长期以来，不论在苏联、中国还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都是禁区，对文艺领域中的现代派的批判，也一直持续到上世纪70年代。在俄国，弗洛伊德学说的解禁是在苏联解体之后，在我国则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了。托洛茨基以博大的胸怀对待人类文明成果，始终反对这种作茧自缚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他在1923年9月致条件反射心理学奠基人巴甫洛夫院士的一封信中，是这样界定这两个学派的：“我认为，您的条件反射学说把弗洛伊德理论作为一个特例囊括其中，性能量的升华……只不过是在性欲基础上形成的n+1、n+2以及更高次上的条件反射。”
他认为条件反射和心理分析都把生理学当作人的行为和情感的动因，条件反射研究方法是从低级生理现象一步步攀升到最高级的心理现象，而心理分析试图跃过所有中间阶段，直接从神话、宗教、诗歌跳到人类心理现象的生理基础上。前者的优点是扎实，但得出结论相对缓慢；后者的优点是迅速，但有随意的成分。并从中得出对不同学派的政策性的结论：不能简单地断言一个学派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而否定它；政府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利禁止一个学派，哪怕它不太可靠。同时，他也指出这一学说的软肋，即把生理现实主义与对心理现象的小说式的分析结合起来处理心理问题的方式。与当年对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简单粗暴的批判和解禁后的盲目推崇相比较，这样的判断无疑更公正、更科学，也表现出革命领袖对各种学说的博大胸襟。在对待20世纪出现的文艺现代派的态度上，托洛茨基的态度也一样客观、包容。
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几年中，天翻地覆的变化造成了一个狂热的时代，它笼罩着苏维埃俄国的每一个领域，当然也笼罩着文化领域。沾染这种狂热的不仅是普通老百姓和一般工作人员，也有上层领导人，比如斯大林和布哈林当年就支持过无产阶级文化派。不少人鼓吹在文学创作、科学研究领域中使用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和研究方法。这种普遍的狂热更凸显托洛茨基的冷静。他利用纪念化学家门捷列夫诞辰100周年的机会，对科学工作者详细阐述了具体科学研究方法与辩证法之间关系，他用科学语言强调每门科学都有自己特殊的研究试验方法，反对当时流行的风气：用唯物辩证法主导科研工作。同时，他也指出，科学试验必然是经验主义的，与科学进步相伴的知识的专业化和狭隘化，使科研人员需要整体世界观。否则，甚至会妨碍他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的发展。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给科学工作者提供了一种观察自然与人类社会的整体观，它和他们的以试验为根据的科学经验是一致的。为保护科学家，他指出，科学试验本质上都是唯物主义的。
由于托洛茨基站在人类文明的至高点上领导和规划社会主义革命，因此他深刻地认识到，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所据以开始的基础，如何对待知识分子、专家，是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命运的问题。他认为，一个文明的、管理合理的社会不能浪费有技能、有知识的人才，并把能否合理利用知识分子提高到是否相信革命的伟大精神力量的高度。他关注刊物上出现的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一旦发现错误倾向，立即予以严厉的批评。如他在《汽笛报》（这是运输人民委员部的机关报）上读到了一篇标题为《在河上》的小品文，文章中说，我们应该从专家身上榨出所有有利于社会的血汗。托洛茨基批评说，榨取专家的血汗，是有害的蛊惑。党对专家的政策是吸引他们参加重要的负责工作，让他们加入到共同的队伍和行列中，包括让他们加入工会，在他们周围营造同志合作气氛。
沈文涛 日本学者长堀祐造的著作《鲁迅与托洛茨基》的中译本在台湾出版后，在两岸学界引起巨大反响。该书以大量篇幅论证了托洛茨基著作《文学与革命》对鲁迅的文学观的影响，从而使读者对这本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您是否可以谈谈他在《文学与革命》一书中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发展？
施用勤 我不大赞成动不动就提什么发展。对斯大林说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是这样批评的：他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学——上，列宁对这个学说并没有发展，也不可能发展。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贡献，是把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完成了十月革命。就是列宁的哲学著作《辩证唯物主义不是经验批判主义》也没有给马克思主义增添任何东西。按托洛茨基本人的观点，他本人也无非是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文艺领域中罢了。
托洛茨基以两种身份参与文艺领域中的活动：一是政策制定者，另一个是文艺批评家。在文艺方面，作为政策制定者，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艺术的作用，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这一方法使人们有可能去估量新艺术的发展条件，追溯新艺术的潮流并用批判地指明道路的方法促进那些最进步的潮流的发展，但仅此而已。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并不是艺术的方法，艺术应当用自己的腿来走自己的路。他明确地指出，艺术的领域不是党应当去指挥的领域。对待艺术团体和流派，“党可以给予真心靠近革命的艺术团体以有条件的信任，以便促成革命在艺术上的定型”，但“党无论如何不能也永远不会站到某一个与其他文学团体进行着斗争，有时只不过是进行竞争的团体的立场上去”。在对待非工人出身的作家上，党“不将文学同路人视为工人作家的竞争者，而将他们视为协助工人阶级进行大规模建设的现实的或可能的助手”。在此有必要提一下，“同路人”这个概念，是托洛茨基在他的文艺评论中提出来的。所谓的“同路人”，指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作家，他们是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打击排斥对象。“同路人”概念的提出，保护了他们，保障他们的创作权利。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都是苏联文学史上重要人物。这一切与苏联和后来的中国把所谓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为文艺创作的至尊，频频出现的因创作获罪的冤案，乃至文革时期的样板戏，哪有丝毫的相似之处呢？
托洛茨基的这本著作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他在1922-1924年间写的，其中有对俄国当时的文学流派以及作家的评论、分析，还有对党的艺术政策的阐述；第二部分写于1907-1914年间，其中第一章所收的文章讲的是俄国知识分子在俄国1905年革命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蜕化，第二章是几篇评论西方文化生活的文章。
托洛茨基在书中阐述的党的文艺政策是有针对性的、科学的、正确的。可惜的是，他的文艺政策没有落实。斯大林在这一领域推行的是完全相反的政策，他的政策不仅把艺术领域，而且把科学、哲学、史学领域都变成党指挥的领域。这具体体现在1932年提出的、经斯大林审定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上。在其后的几十年中，它成了苏联作家和批评家必须遵循的文艺创作方法和批评准则。
现在的青年人（除了搞文艺理论专业和文学的人外），可能已经不知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何物了。这个作为苏联文学创作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如下：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这个方法对作家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他不仅应该是先知（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描写现实），还必须是用社会主义精神对人民进行改造和教育的教育家。然而一部作品是否“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是否“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不是由现实的发展和实际社会效果做结论，而是领袖和政府文件来裁定。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就变成了整人的工具，冤假错案的产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苏联历史上许多著名作家、诗人被剥夺写作和出版权利，甚至被监禁、流放，直至被枪毙。
直到1972年，苏联文艺理论家德·马拉科夫为顺应文艺界摆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束缚，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开放体系的理论，旨在突破该理论的樊篱。即便其实质是突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框框，但仍不能彻底放弃这个似是而非的主义，只是加上了开放体系，也就是说，这个主义的基本要素要保留，但限制要放宽些，让作家有更多的创作方法的选择。但此时距这个创作方法的提出，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了。“文革”结束后，这个开放体系也曾在中我国文艺理论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托洛茨基在这本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对文艺流派的观点。这是因为在前苏联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现实主义被奉为至尊，很多受到推崇的经典作家，如巴尔扎克、狄更斯、列·托尔斯泰、契诃夫等，都属于现实主义。由于毛泽东说过诗歌的创作方法应该是革命浪漫主义加革命现实主义，光有浪漫主义是不行的，必须加上现实主义才行。其他流派和创作方法，基本都被否定，说它们是封建统治阶级、资产阶级颓废没落的表现。托洛茨基的文学流派观令人耳目一新。
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当时的主流观点也认为，革命文学应该是现实主义的。托洛茨基只在广泛的哲学意义——即文学与社会现实不可分割的联系——上认同这种观点。但他反对扶持作为一个文学流派的现实主义，认为这是愚蠢可笑的；因为绝不能说某个流派天生就是进步的：作为文学流派的现实主义本身，既不是进步的，也不是反动的。接着，他列举了俄国近一百年内的文学流派的嬗变：现实主义在贵族文学中达到了顶点，在它衰落后，兴起了民粹派作家的倾向性风格，取代它的是悲观的象征主义，现在盛行的未来派，又是对它的反动。文学流派的交替更迭是按自身的规律性进行的。每一个新的文学流派都源于先前的发展，源于现有的语言材料和表现技巧。
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对现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介绍和引进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一是求新求异的艺术不能再继续容忍僵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束缚，二是因为它毕竟与政治思想没有直接的联系，突破起来阻力相对小些。不了解这些情况的年青人，很难理解当年人们对文艺理论的热情。
托洛茨基的文学评论工作始于他第一次流放西伯利亚期间。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主要关注的是揭示隐藏在作家和诗人在他们的作品中的社会动力、道德伦理和政治气候。但他没有一般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中的狭隘的政治功利主义，他对作品的深刻分析与他对审美价值的欣赏评价相得益彰，也没有刻板的说教，而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来评价、欣赏、剖析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揭示它们的意义。生搬硬套阶级概念的庸俗社会学文学批评，实际上是文化虚无主义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始终是他严厉批评的对象。
沈文涛 马克思主义一直强调“无产阶级解放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事情”，谈谈托洛茨基对无产阶级运动民主原则的看法和发展。
施用勤 我认为，这主要取决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定位。如果认为它是真理，是现成的结论，而不是探索真理的方法，那么它就有变成宗教的危险，党的领袖就会成为祭司，在共产党掌权的国家，他就会成为政教合一的领袖。斯大林就是这样的领袖。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民主是根本不可能的。1924年7月，在谈到俱乐部在对工人阶级进行教育中的意义和方法时，托洛茨基强调，教育工作不是从外面把真理作为某种一成不变的、一劳永逸的东西带给人民，不对人民说：“真理在这里，对它跪拜吧！”而是应该让人民群众从自己的生活中认识真理。他指出，马克思主义通过列宁主义首次当政。这个事实为文化教育工作开辟了巨大的机会，同时也蕴涵着重大的危险，当权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劳动者的文化教育工作中，可能会用“真理在这里，对它跪拜吧！”这种简单方式，作为文化教育工作的方法，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本身是矛盾的。权威的列宁主义，也不能用这种方法从外面加诸人民群众，而是让他们从这个活生生的世界的基础中去认识它。托洛茨基提出这个问题，一是出于理论原则，也有现实针对性。当时多数派为排挤托洛茨基而制造的领袖永远正确论已经出笼，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个说法会给党、苏联社会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巨大的危害。后来托洛茨基在批评斯大林领导下的团中央没有推出卓越的政治人物时，曾说过，广大团员被剥夺了独立思考、犯错误、改正错误的机会，是他们无法成长的主要原因。而在苏联和中国，一直实施的是向真理跪拜的教育方法。这种方法只能培养盲从者或狂热信徒，再不就是口是心非的投机钻营之人。这是斯大林搞大清洗和毛泽东搞文革的社会基础。现在不少人在搜集清洗罹难者、文革罹难者的资料，揭示独裁者的罪行。我不反对这类活动。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探讨这些运动的成因，为什么群众会狂热地投入这些运动之中，甚至成为打手？独裁者可以发动运动，但不可能亲自操作，运动的实现要靠包括一般工作人员在内的广大群众。没有他们的热情参与，没有他们的慷慨激昂的支持表态，运动是搞不起来的。不管领袖出于什么目的，只要他登高一呼，群众热烈响应，是否是“向真理跪拜”的教育方法的结果呢？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者
沈文涛 有人说斯大林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是抄袭了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左翼反对派所提出的经济主张，托洛茨基到底提出了一条怎样的道路？托本人对苏联农业发展和解决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提出怎样的解决之道？反对托洛茨基及其思想的人总是认为托洛茨基“忽视农民”，鼓动“工人和农民对立”，那托洛茨基的革命观中对待农民的态度到底是怎么样的？对于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托洛茨基的看法是什么？
施用勤 说抄袭不不太准确。托洛茨基把斯大林派界定为左右摇摆的官僚中派，它没有原则，没有立场，在极左和极右之间来回摇摆。正确的政策、方针路线的制定，需要的是理论素养和高瞻远瞩，作为经验主义者的斯大林最缺乏的就是这些。在国内外政策上，可以不止一次地看到斯大林抄袭左派反对派的主张，但决非没有他个人痕迹。如他在中国革命中，在大革命失败后，才抄袭托洛茨基在革命高潮时的主张，建立苏维埃、夺取政权。但在革命高潮期适用的政策，在低潮时只能加剧本来已经遭受的失败。在经济政策上也一样，斯大林推行的加速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反对派经济方针中的科学和严谨已经荡然无存，添加了不少官僚的主观意志、简单、粗暴，丝毫不顾客观规律和条件。因此，托洛茨基在承认苏联工业化取得的成就的同时，一直对它进行批评；对消灭富农和集体化，他的批评就更加激烈了。对那些因斯大林准备实现反对派提出的经济政策而向后者投降的反对派成员，托洛茨基用列宁的话批评说，不仅要看方针政策，还要看是什么人，怎么干。
说托洛茨基轻视农民，纯属莫须有。在此简单说一下这一指控的炮制和由来。
现在不少人都认为，新经济政策主要是解决农民问题的。而托洛茨基从1922年开始，就不断提议加速工业化，被说成是“超级工业化”，是否定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轻视农民。这其实是一个严重的误读。
内战结束时，苏俄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粮食产量只有战前的30-40%，而生铁产量是战前的2%，食糖是战前的4%。由于经济困难，国内骚乱不断。有红色堡垒之称的喀琅施塔得的水兵暴乱平息后，列宁意识到，必须放弃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他在一年前就提出把战时共产主义中的余粮征集制改为实物税的托洛茨基的协助下，制定了新经济政策，旨在用资本主义方式恢复经济。用农业税取代余粮征集制，只是新经济政策的一部分，更重要的部分是把中小企业租让给资本家，即用资本主义方法来恢复苏俄濒临崩溃的经济。另外，列宁制定这个政策还有另一个目的：即无产阶级与国家资本主义联手，共同对抗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大家都知道，在列宁的词典中，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就是农民。因此，新经济政策的不仅不是重视农民，而且是要对抗农民这个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
但这个经济政策中完全落实的只是用农业税取代余粮征集制。由于资本家对红色政权心存忌惮，前来租赁企业的资本家不多。也就是说，新经济政策从一开始就是瘸腿的。而工农业恢复的不同使这一情况变得更加严重。俄国当时几乎原始的农业容易恢复，只要农民有了生产积极性，不需投入，就能迅速恢复。在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当年，农业就恢复到战前水平的75%。遭革命、内战重创的工业就不同了。遭破坏了的厂房、车间需要修复或重建，破损或陈旧的机器、设备要修理或更新，这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1921年，轻工业只恢复到战前的25%，重工业的情况就更加悲惨。于是出现了新情况：工农业之间的严重的比例失调，它导致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新经济政策的内容和实施情况就是如此。
托洛茨基发现了这个问题，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加速工业化。他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做了主旨是加速工业化的报告，政治局赞同这个报告，大会也批准了这个报告。但随着列宁因病重而失去理政能力和后来的逝世，政治局的多数把排挤托洛茨基当成主要目的，当然不会履行让他领导工业的协议。他们诬陷托洛茨基的逻辑如下：新经济政策是重视农民的，托洛茨基加速工业化，就是放弃新经济政策，就是轻视农民。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制定的，因而列宁是重视农民的，他们甚至把重视农民说成是列宁主义的主要特征。这样一来，托洛茨基的罪名就不仅是经济政策上的错误，而且是反对列宁主义了。
对他们的歪曲和诽谤，托洛茨基嘲讽说，面向农村，不应该是蛊惑人心的口号，而是商店里装满商品的货架。这说的是在1923年后出现的商品荒。他分析说，由于剪刀差，农民每年为购买匮乏的工业产品多支付了10亿卢布，而十月革命每年免除农民的地租是5亿。而且农民每年亏损的5亿并非最终的数字，只要工业落后问题不解决，剪刀差就不能消除，农民的亏损还要继续增长。由于多数派迟迟认识不到加速工业化的重要性，农民多支付的卢布让剪刀差给吞噬了，农民受到损害，也没有使工业获利。工农业之间的比例失调因此变得越来越严重，最终酿成了1927年的粮食收购危机。危机的主要根源是工业严重滞后，农民卖粮得到的钱买不到他们需要的工业品。直到这时，经验主义者斯大林这才意识到他和布哈林共同“捍卫”的经济政策行不通，喊着“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吧”，接过了托洛茨基的加速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主张。
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到以往通行观念的一个巨大的错误，即伟大领袖制定的英明政策，是胜利的保障，只要遵循它，就能取得成功。社会主义建设是前无古人的创举，再伟大的领袖，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指出一条所谓的康庄大道。何况还面临着空前的困难，难免会有些在压力下被迫采取的应急措施。如在内战期间制定的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这明明是在内战条件下采取的权宜之计，却偏偏被人说成不是战时的，它不只适合于内战的阶段，而是万能的、普遍适用的，是胜利了的无产阶级经济政策的正常形式（布哈林语）。并由此把战时共产主义与新经济政策对立起来。布哈林起初坚持他认为“是胜利了的无产阶级经济政策的正常形式”的战时共产主义，经过一段时间的对抗之后，终于接受了新经济政策，又把它当作是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唯一正确道路。于是在布哈林热时，国内不少学者也接过了这个观点，并引用列宁赞成奥新斯基的话，新经济政策要“认真和长期”地推行这个头，而下面的话——这个长期到底有多长，奥新斯基说是25年，列宁认为他过于悲观，说“我们能够估计5-10年的情况，就谢天谢地了”，这个尾就被掐去了。另外，新经济政策伊始，列宁就提出了谁战胜谁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推行这个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存在着资本主义因素和社会主义因素之间的斗争，因而该政策必然会随着双方力量的消长而变化。因此它不可能长期推行。国内某些学者们口口声声地说，推行新经济政策的那几年是苏联历史上经济情况最好的几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会在短短的6年中出现几次商品荒？为什么会出现1927年的粮食收购危机？后来的商品荒也好，粮食收购危机也好，都是多数派“认真”推行新经济政策的结果，对这一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工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视而不见，并把托洛茨基指出这种情况的严重性斥为惊慌失措，把他为解决这个问题而提出的加速工业化的主张说成是超级工业化，诬蔑为轻视农民，破坏工农联盟。
在经济建设方面，托洛茨基是一个探索者，他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固定的经济主张，他的经济主张随着时间和形势的变化而有所不同。战时共产主义不是他个人的经济主张，他对这个政策的评价是：如果不是战时的严峻形势，一些中小企业是可以不实行国有化的，但他不反对这个政策。1920年初，他提出的“新经济政策”被中央委员会否决后，为了解决国家面临的异常困难的经济形势，他提出工会国家化，让它担负起生产、分配组织者的角色，因而在联共（布）党内引发了一场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在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年后，他敏锐地发现由此产生的新问题——剪刀差，于是又提出了加速工业化的建设方针。另外，在内战即将结束和结束后，为恢复濒临崩溃的经济，他还提出过劳动义务制和劳动军事化等主张，在内战尚未结束时，他把已经没有战斗任务的军队组建成劳动军。早在1920年，他就提出了统一的计划经济的主张。虽然他是计划经济的倡导者，但他讲的计划，是机动灵活的领导，它从国家经济的稳定程度不同的因素出发，使它们彼此协调，并使它们与无序的市场因素协调。他坚决反对无限的和抽象的计划，认为这是翻译成经济语言的“无产阶级文化”。他主张必须通过恢复地方权利对总局官僚制进行修改，否则人民委员部和总局的地方机构会破坏地方机构之间的联系，成为可怕的官僚主义和因循拖延的源泉。他认为，统一的经济计划不能通过先验的、极端随意的统计计算实现的，而是通过对生产和分配机构的工作、部门的计划及其完成情况进行经常的检验，通过旨在在这些计划之间建立应有的一致而对它们进行不断修正等实现的。这项经济创造工作应该以统计工作和在统计基础上制定假定性的大致计划——它们应该通过在实践中的调整来获得越来越大的准确性——来补充。托洛茨基计划经济中的这两点的缺失，不正是苏联和中国的计划经济的主要弊端吗？
托洛茨基的农业集体化方针，建立在工业为农业提供的机械——农机具、汽车——上。这也可以从他对斯大林的集体化的批评中看出。他认为，农业经济集体化只能是其机械化的结果，国家工业化的总规模预先决定了农业经济集体化的规模。没有这个前提条件，虽然把农民的木犁和农民的驽马联合起来，也不能从中创立大型农业经济，正如不能用大量小渔船制造轮船一样。
对斯大林的五年计划，他说过这样的话：“反对派从未提倡过在短期内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世界。在1928年以前，我们对工业化的可能性的评价比官僚分子要广泛和大胆得多。但我们从不认为，工业化的资源是无穷尽的，它的速度只取决于官僚的鞭子。”
国内有些人因斯大林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采用的是托洛茨基的主张，就说后者对前者的批评是五十步笑百步，我想大概是他们没有看过托洛茨基的这些批评。
沈文涛 托洛茨基一直以激进的观点而著称，有人说他欠缺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分析，空谈口号和极左思想，那托洛茨基到底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何建树？
施用勤 说托洛茨基一直以观点激进著称，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个以革命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社会的革命家，怎么可能不激进呢？说他欠缺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分析，空谈口号和极左思想，就有问题了。托洛茨基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完全认可《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分析。他认为，直到他那个时代，只需要给它增加分析概括资本主义新出现的现象的一章或一卷即可。所以他把主要精力用于解决苏联经济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他的计划经济就是要解决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并由此来证实并体现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可惜的是他在党内斗争中的失败，使他无缘实现他的计划。而这个计划到了他的对手斯大林的手中，则被扭曲、僵化，失去了生命力。它不仅不能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反而证实了资本主义的相对优越性。苏联的失败和解体，经济上的失败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内民主，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沈文涛 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的斗争仅仅是为了权力的斗争吗，两者只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面？是否还有更深层的意义？
施用勤 在这个问题上，我国最早接受的是斯大林的说法：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是捍卫列宁主义，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后，斯大林不再神圣，但也没有给反对派领袖平反，于是出现了权力斗争说。当然，这也是西方对这一斗争的评价。我国读者特别容易接受这种说法，因为我们经历了太多的路线政治斗争，而且，历次运动中被整肃的人后来大都得到平反。路线政治斗争的说法都站不住脚了，自然就是权力斗争了。
出现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对当年那场斗争缺乏了解，由此造成了太多的曲解、误读。
党内斗争是怎么开始的？表面上看，它肇始于托洛茨基1923年10月8日一封信。之所以说从表面上看，是因为斯大林等人的争夺权力的斗争在列宁第一次患病期间就已经开始了。在列宁领导时期，由于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和内战中的贡献，他的肖像在全国各地与列宁肖像并排悬挂。这引起了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不满，他们结盟（三驾马车）的目的就是要在政治局中掌握多数，以便将托洛茨基排挤出权力中心。托洛茨基十分清楚针对他的阴谋活动，但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当然，这是多重因素造成的。首先是他对列宁的康复抱有很大的希望；其次是担心采取行动会被人误解为他在进行争夺权力的斗争，三驾马车在这方面已经散布了许多流言；三是托洛茨基知道他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内处于劣势。此外，托洛茨基还有更深远的考虑：他认为，革命队伍，主要是它的领导机关的官僚退化的深层原因是无产阶级在革命、内战和由此造成的工业崩溃中伤了元气，他无法率领这支精疲力竭、士气涣散的队伍战胜已经掌握了党政大权的官僚。要想使无产阶级真正能够振作起来，像在革命和内战中那样发挥首创精神，必须先振兴工业。所以，托洛茨基主动选择了领导工业建设的艰巨任务。斯大林在面临撤销总书记职务的威胁下，建议他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他拒绝了，只同意做工业问题报告。一旦列宁失去理政能力，无法实现他的主张时，“三驾马车”立刻翻脸，撕毁了达成的协议，不让托洛茨基推行他的工业计划。他们的理由是“不能让他冒险”，实际上是害怕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的领袖、组织者、红军的缔造者的光环之上再加上振兴工业的辉煌业绩。很快，三驾马车就扩大为五人小组，即增加了布哈林和李可夫，到24年中，又扩展为七人小组，增加了托姆斯基和古比雪夫。力量对比对托洛茨基越来越不利。
促使托洛茨基写信的主要原因，是篡夺了领导权的“五人小组”控制着政治局，他们热衷于拉帮结派、排除异己，却没有能力发现和解决苏联社会面临的问题，导致了严重的党内危机和社会、经济危机。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国家的创立者，他为当时苏联的经济状况和党内状况十分担忧，由于在政治局被孤立，他决定致函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让他们看到当前危机的严重性，呼吁他们共同努力，克服危机。这封信的内容，是对党内危机、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发出警告，并提出解决的方法。他指出，党内危机的根源在于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变本加厉地推行筹备第12次代表大会所采用的办法，使党内状况急剧恶化，而恶化的根本原因是党内制度不正常、不健全；第二个原因是经济政策中明显的根本性错误所造成的经济状况引起工人和农民的不满。他指责组织局在党员任免调动上以他们是否拥护组织局和中央书记处非正式但实际执行的党内制度为准，上至省委书记下至基层支部书记都由中央书记处任命的作法，这些作法瓦解了组织，造成严重的后果，并会形成凌驾于地方党组织之上的书记阶层，导致党的机关官僚化；机关党务工作者认为书记处是形成党的意见、制定党的决议的机构，所以拒不接受本党党员的意见；一年前形成的制度不断得到巩固并且定型，它距工人民主制比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制度更遥远。最后，他告诫说，当前日益扩大的党内危机不可能靠镇压而平息；党将进入其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其领导机关的严重错误将会严重束缚党的积极性，使它无法承担它的历史责任。他呼吁，废止书记官僚主义，恢复党内民主，让党的基层群众说出自己的不满。
“五人小组”大权在握，却利用这个机会，把暗中进行的活动公开。他们避实就虚，对托洛茨基提出的问题统统否认，声称在他们的领导下一切正常。他们贼喊捉贼，把托洛茨基的信称为组织派别活动的纲领，把他们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说成是捍卫列宁主义，反对托洛茨基主义，说托洛茨基提出问题，是挑起争论，是破坏党的团结，是在困难时刻向党发动进攻。在党内制度正常的情况下，他们的做法是不能得逞的，于是他们毫不手软地进一步破坏党内民主，用组织纪律制裁，直至最后动用国家镇压机器来进行思想斗争。恢复和捍卫党内民主像一条红线贯穿在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中。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在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先后沦为反对派时，也求助于他们先前疯狂破坏的党内民主。
托洛茨基是否有权力野心，下面两个例子可以说明。在党内斗争开始时，他是红军的最高统帅，享有崇高的威望，如果单纯为了夺取权力，他动用军队即可达到目的，何况还有列宁建议罢免斯大林的“遗嘱”。第二个例子：1930至1933年间，为挽救德国工人运动，他全力以赴，分析德国形势，批评德国和共产国际推行的错误政策，提出与纳粹斗争的正确战略战术，他做这一切，都是出于他对革命事业的责任心，仅此而已。他看到了这些错误，预见到它们会给德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带来的严重后果，他必须敲起警钟。他知道，他的这些活动只能受到德共和共产国际的恶毒咒骂，不会给他带来任何权力。
纵观1920年代联共（布）党内斗争，虽然有人员站队的变换，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等人也先后成了反对派，上纲上线的调子越来越高，基本轮廓就是这样。反对派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要求改变错误的政策，当权派拒不承认，使本来可以及时纠正的错误拖延下去，直到酿成大祸，如中国革命的失败，1927年的粮食收购危机等；反对派要求恢复党内民主，健全党内制度，当权派为了一己私利，变本加厉地破坏党内民主，最终使全党在暴君的淫威下噤若寒蝉，任凭他把自己在国内外的一个又一个失败吹嘘为伟大胜利，听任他对党的儿女及人民进行的血腥屠杀，连那些当初曾与他联手破坏党内民主的人最后也成了他独裁祭坛上的牺牲。
斯大林靠暴力取得了思想斗争的胜利，恰恰证明了他在思想方面的软弱，所以他的胜利只是权力层面上的，而不是思想的方面。所以多伊彻把《先知三部曲》的后记命名为《失败中的胜利》，意思是说，虽然托洛茨基在党内斗争中失败，被流放，继而被驱逐出国，最后遭苏联特务刺杀而亡，但在思想方面，他仍如在十月和内战时期一样，始终是胜利者。托洛茨基在这场斗争中留下了许多宝贵文献，它们对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如何在执政党内建立健全制度、捍卫党内民主，防止和反对领导干部官僚化退化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沈文涛 托洛茨基作为二十世纪伟大的战略家，他走在他同时代的人前面，看得更远，想得更深，例如他预见了原子能将会发挥巨大的作用，预见了纳粹的上台将导致二战，并摧毁德国工人阶级所有成果以及苏德之战不可避免。他也预见了西班牙革命中会出现类似苏维埃的工农委员会，同样他以深刻的洞察力看到官僚制度在苏联不可避免地倒台。但所有这一切的革命形势都缺乏一个合格的无产阶级先锋党的介入，托洛茨基所预期的政治革命未发生，第四国际没什么成就，多伊彻的答案是：托洛茨基的力量与弱点都同样植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他的失败是经典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作为一种运动陷入主要困境的缩影——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发展的看法与阶级斗争及革命的实际进程之间的矛盾与脱节。那么施老师您的看法是什么？
施用勤 多伊彻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革命家、作家，他撰写的《先知三部曲》至今仍是托洛茨基传记中最出色的一部。但他的一些观点，也仅是他的观点而已。
我想换一个角度谈这个问题。假如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退出战争，并把土地分给人民，十月革命就不会发生。那又该怎么评价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是否会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看成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还有一个问题，即如果托洛茨基领导共产国际，或当权的多数派不固执己见，接受托洛茨基的建议，中国大革命和德国革命完全有可能成功，不仅是后来一般被说成是反法西斯斗争的德国革命，还有1923年秋的那场德国革命。那么是否还存在马克思主义与阶级斗争及革命实际进程之间的矛盾与脱节？
托洛茨基预期的革命没有发生，第四国际没有成就，最主要的根源是他在党内斗争中的失败，当然，若没有他在党内斗争中的失败，也就不会有第四国际。是否可以说，他在党内斗争中的失败，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运动与革命实际进程之间的矛盾和脱节呢？答案是否定的。托洛茨基在党内斗争中的失败，最终使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遭到了十分沉重的打击。但在当时，它发生在党内，在十分狭小的领导层中展开，而不是在阶级斗争的战场上，因而不仅工人阶级，就连党对它也不了解。在决定这场斗争的爆发和结局的主要原因中，还有一些个人因素。如果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分裂时，托洛茨基不站在孟什维克一边的话，多数派就不能在老布尔什维克的名义下形成的统一战线，这场斗争是否会发生？或即使发生的话，它的结局也可能会完全不同。作为阶级斗争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与当年的那场党内斗争没有直接关系。
多伊彻的这个观点还源于托洛茨基对苏联发生政治革命或资本主义复辟的预言当时都没有成为现实。在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既没有发生政治革命，也没有出现托洛茨基预言的资本主义复辟，多伊彻就得出结论：由于工业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使无产阶级壮大并在文化上得到提高，苏联共产党有望主动抛弃斯大林的负面影响，恢复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苏联也会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今天，历史已经得出结论，托洛茨基预言的兑现虽然晚了几十年，但它兑现了。多伊彻的希望，显然是过于乐观了。在这个层面上，也不存在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运动与革命实际进程之间的矛盾和脱节的问题。
当今世界的资本主义强势，根源与其说在马克思主义的弱点上，不如说在斯大林体制的恶劣影响上。和如今的向右转不同，十月革命后，在很长时期内，全球知识分子是向往革命，向左转的。二战后为苏联窃取美国原子弹机密的，有参与核武器研究的科学家。当年处于守势的是资本主义国家，和如今的共产党国家防范颜色革命一样。上世纪50年代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就是证明。记得直到上世纪50、60年代，自由民主的大旗还在社会主义手中，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不少是倾向于社会主义的。中国的文化革命，甚至得到了法国激进大学生的支持和效法。1968年5月发生在法国的“五月风暴”就是例子，它是六十年代整个欧美学生反美、反战运动的组成部分。1964年美国出现的争取校园言论自由和黑人选举权的活动，逐渐发展成全社会反对越南战争的和平运动，它的影响很快漫延到欧洲。六十年代中期，西德也爆发了大规模学生反战游行。68年3月17日，英国三万学生聚集于美国驻英大使馆前，抗议越战。在法国，“五月风暴”也不是孤立事件，它可以上溯到1962年阿尔及利亚战争，具有深刻的社会性和政治性，法国工人运动史上规模最大的总罢工也发生在这一年。如果不是几十年来一直走议会道路的法国共产党从一开始便制止实力很强的工会援助学生造反，法国的面貌可能会发生彻底变化。
沈文涛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知识界的主流倾向欧美民主制，对俄国革命和它建立的制度的批评日趋激烈。您的托洛茨基的译作和相关研究文章都是在这个期间完成和出版的，有点儿反潮流的味道。您能否谈谈您为什么对托洛茨基感兴趣。
施用勤 说反潮流，这不是我从事这项工作的动机，我只是在做我认为是有价值的事而已，它合潮流也罢，不合潮流也罢，我都不在意。但是，无论是作为学者还是知识分子，他的价值就在于他有自己的观点，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如果都随大流，人云亦云，那要你干什么？还研究什么？十月革命是重大历史事件，它的领袖托洛茨基是历史人物，由于立场、价值观的不同，对这个历史事件和人物有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的。但既然是历史研究，无论赞成还是反对，都应以历史研究的规范来从事，不能搞成演义，更不能戏说。但遗憾的是，在我国，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在这个领域中，居主流地位的都不是客观的历史研究。
我真正对托洛茨基感兴趣，是从1988年翻译他的自传《我的生平》开始。要说我为什么会翻译这本书，那话就长了，大概可以追溯到我上中学时候。那时对政治和历史问题，尤其是十月革命、托洛茨基这样的问题，是不允许有自己的观点和思考的，报纸和书上怎么说，你就得怎么看。虽然我没有做过什么出格的事，但在思想上，从来就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我对许多事情有自己的看法。中学我是在清华附中上的，附中有宿舍楼，学生大多是住校。文革开始前，一天早上刚起床，大喇叭里传来批判邓拓的《燕山夜话》的广播，我正好在初二暑假时看了这本书，觉得受益良多。我随口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这本书我看过，受益匪浅。”前几年中学同学聚会时，一个同学对我说：“真奇怪，你怎么能活到今天。”即使不是在文革的狂热岁月中，你敢为党组织批判的书鸣冤叫屈，也够麻烦的了，又何况是在文革前夕，在近乎疯狂的中学生中。我自己都觉得，我能平安地活下来，确实是个奇迹。
在文革中，我看了《列宁在1918》。它和《列宁在十月》、《难忘的1919》这三部影片，当时的国人都是把它们当历史看的。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曾下令禁演这三部影片，说它们歪曲历史，为斯大林篡党夺权服务。这表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三部影片在苏联也是当成历史看的。我当时就在其中看到了对历史的歪曲和篡改。如列宁在克里姆林宫门口与布哈林说了几句话后，驱车前往一家工厂去演讲。他的警卫瓦西里得知有人要刺杀列宁时，便去追赶，在克里姆林宫门口看到了布哈林，问他列宁往哪里去了，他朝相反的方向一指，然后扭过脸来阴险地一笑。而我当时已经读过了列宁夫人的《回忆列宁》，她在其中分明说，布哈林不同意列宁去演讲。我相信克鲁普斯卡娅说的才是真话。这部电影中还有许多明显的漏洞。如果克里姆林宫卫队长假意同意给准备暴乱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当内应，在出席阴谋者的会议时，听到会议主持人宣布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都支持他们，还准备暗杀列宁时，他吃了一惊，暴露了。在一阵肉搏之后，他跳上了窗台，中弹后掉到楼下。此时这栋大厦已被契卡部队包围，一位契卡官员来到他身边，他对此人说，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人是叛徒，暴乱者要对列宁下手。不料此人是打入契卡内部的阴谋分子，当即掏出枪来，把他杀害了。同时，契卡部队冲进了会场，捕获了许多阴谋分子。电影的这个情节是要告诉观众，托洛茨基等后来的反对派领袖早在1918年初就参与或支持反苏维埃暴动、暗杀列宁的反革命活动，但由于克里姆林宫卫队长被分子杀害，他们又在联共（布）党内隐藏了多年。虽然卫队长死了，但还有许多被捕的阴谋分子，难道他们都是铁嘴钢牙，没有一个人招供吗？如果是这样，编剧又是从哪里得知这个消息的呢？这里没有起码的逻辑。实际上，指挥平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暴乱的，正是托洛茨基。拍这部电影时，包括布哈林在内的反对派领袖都早已被打倒，还必须用谎言才能证明那些已经被彻底打倒甚至被从肉体上消灭的对手是革命的敌人的话，说明的恰恰是这个定论的站不住脚。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都能看出的问题，那些写脚本的人、导演、演员难道会看不出来吗？
我当时还有一个问题。一个伟大政治家，除了他的雄才大略、高瞻远瞩外，更重要的是知人善任。如果在列宁身边的最亲密的战友中，除了斯大林外，几乎都是党和工人阶级的最凶恶的敌人的话，列宁的伟大又体现在何处呢？
当时也听说，斯大林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虽然毛泽东对他的评价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但我对这个结论并不赞同。错杀了几百万人，就这么轻飘飘的三分错误就完了，这是几百万条鲜活的生命啊！而且其中不少都对革命做出过巨大贡献。是什么原因让当政者把屠刀挥向昔日的战友和无无辜的群众？是出于革命的需要，是出于无产阶级的需要，还是出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我觉得都不是。因为经历了文革，我感觉到，这些问题不仅是联共（布）党史中的问题，也是中国的现实问题。但那时，我不可能对这些问题进行独力研究，也不可能得出明确的答案。不过，这些问题留在了心里。
我一直不太欣赏圣像式的领袖形象。在我的心目中，革命领袖不应该是上帝式的人物。我觉得，如果上帝是必须的，那么宁愿要一个死的偶像，也不能要一个活的上帝。因为一个没有生命的偶像留下的经或是格言，人们还有解释的余地。在活的上帝面前，人们只能顶礼膜拜，生杀予夺，全凭他做主。我那时就认为，当年苏联的许多灾难的主要原因，就是把斯大林变成了活着的上帝。
我于89年翻译托洛茨基的《我的生平》时，看到了另一种革命领袖，而且这种形象更加符合我心目中的革命领袖形象。他不是由权力和崇拜制造的偶像，而是一个鲜活的、有血有肉的人。而且我过去对苏联历史产生的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了。虽然当时在中国，托洛茨基仍是禁区，我译的托洛茨基的《我的生平》在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后，国家新闻出版署、安全部、公安部、中联部曾对此书的出版展开过调查，但这丝毫不妨碍我对托洛茨基的价值判断。我至今仍认为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他是一个创造历史的人，他能够扭转乾坤，挽狂澜于即倒。由于自传只写到1930年，不是一部完整的传记。于是我和刘虎、张冰合作，把伊萨克·多伊彻的《先知三部曲》的第三部《流亡的先知》翻译出来。正好中央编译出版社委托我校对上海郑超龄先生组织翻译的《先知三部曲》。搞一部托洛茨基的完整传记的愿望终成现实。这部书的校对工作相当艰苦，在初版前，我校对了六遍，再版前又校对了三遍。但我觉得值。在这套三部曲的世界各大语种译本中，中译本是最后出版的。如果没有政治因素的障碍，为这么杰出的人物写的如此卓越的传记，早已译成中文了，哪里轮得着我们这些人呢？
此后，我就把翻译、介绍托洛茨基当作我的主要任务。因为翻译、介绍托洛茨基，不单纯是为一个冤假错案的牺牲者正名、讨回公道，更是要通过他让世人了解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真正的革命家。我是这么认识我的托洛茨基译介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