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译者前言（施用勤，2009年）

《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译者前言

施用勤

2009年

　　多年来，一直把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推到当时中共领袖陈独秀身上。改革开放后，随着档案的公布和学术研究气氛宽松，这个冤案才被彻底推翻。原来，对那次重大失败应负主要责任的，就是那个长期以来一直被奉为革命导师、伟大领袖的斯大林。当初，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理论、经验方面都严重不足，无力对抗挟十月革命、列宁继承人和共产国际^[1]权威以自重的斯大林。虽然在实践中他们感到应该采取与斯大林、共产国际指示相违背的正确措施，但只要共产国际代表一施压，再以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来威胁，甚至连陈独秀这样独立不羁的人，也不得不屈服。
　　然而在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却为挽救中国革命的命运，与斯大林、布哈林的错误路线、政策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斗争。托洛茨基和反对派其他领袖在这场斗争中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展现了他们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以及对事件进程的准确预见。尽管中国革命的失败证实了斯大林、布哈林的错误，以及反对派对他们的批评和对革命进程预见的正确性，但斯大林、布哈林依靠手中掌握的权力，在联共（布）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前夕，把反对派开除出党，随后又把他们流放或关进监狱，彻底粉碎了反对派。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清洗中，更是把他们从肉体上消灭。在斯大林的高压统治下，当年这场斗争逐渐在苏联人的记忆中消失。
　　长期以来，这个问题在中国也一直是禁区。在 20 世纪 60 年代出版的托洛茨基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判》（本译文集中的《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是该书的一章）中译本的《出版者说明》中，对整本书的评价是：“托洛茨基在总结经验以制定新的战略方针的幌子下，攻击 1923 年以来共产国际的政策方针，把那个时期世界各国革命的失败都归咎于共产国际的错误领导，同时吹嘘自己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的‘预见’。”这当然包括托洛茨基对共产国际中国政策的批评和他对这场革命进程的预见。对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观点，《出版者说明》则这样说：“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英勇斗争，做了种种的造谣诽谤，诬蔑广州起义是‘领导人为了挽救自己的威信而进行的冒险’，‘它必然会由于自己的孤立而覆灭’。竭力否认当时中国革命的民主性质，胡说中国在 1911 年已经经过‘二月革命’，因此中国的革命是反对资产阶级的。” 1911 年的辛亥革命是否是中国的“二月革命”，是个可以讨论的历史学术问题，说托洛茨基否定中国革命的民主性质，那可真是胡说了。通观托洛茨基乃至反对派的所有文章、文件，都没有一处否认中国革命的民主性质的。批评斯大林、布哈林错误的中国政策，怎么就成了诬蔑诽谤“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英勇斗争”，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近年来解密的文件表明，广州起义确实是领导（斯大林）“为了挽救自己的威信进行的冒险”，而且广州起义确实在几天之内就遭到了失败。但在当年，这几乎是对托洛茨基的官方评价，是不能讨论和质疑的。当年出版的《托洛茨基言论》（现两卷本）中，每一篇文章之前的编者按，几乎也都是这个调子。2008 年出版的《托洛茨基读本》，就是从这个两卷本的《托洛茨基言论》中选出来的。为了保持当年的风貌，编译者保留了当年的编者按。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看看。
　　改革开放后，当斯大林的“伟大的革命领袖、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光环不再之后，国内相关研究领域的气氛已经宽松多了，托洛茨基研究也不再是禁区。近十多年出版的一些书籍涉及、介绍了当年联共（布）两派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争论，作出远比以前客观的评价。有的作者在完全肯定了托洛茨基对斯大林、布哈林的错误方针政策的批判和他的预见的正确性之后，又加了一句，虽然托洛茨基的批评完全正确，也是似是而非，因为他没有考虑到力量对比的悬殊。有的作者则对这场论战采取就事论事的态度，力求公允，对双方的观点往往是各打 50 大板。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主张中共在革命高潮时退出国民党，保持自己的充分独立，建立苏维埃；斯大林、布哈林则反对中共退出国民党，反对在国共合作的情况下建立苏维埃。在这个问题上谁对谁错？有作者认为，凡是认为一方正确、一方错误的观点，都有片面性，不尽符合实际。甚至说，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要求在大革命高潮期间建立苏维埃，虽然有助于人们放弃对国民党的从而减少后来宁汉合流给我党造成的惨重损失。但是由于这一主张过高地估计了革命的力量，它也不可能挽救大革命的失败；托洛茨基等在大革命时期要求建立苏维埃，超越了中国革命的实际，是不可能马上实现的。但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对于中国苏维埃的性质、地位、作用、任务等问题的认识，基本是符合列宁主义的。斯大林等反对在大革命时建立苏发，反对建立苏维埃，因而，他们在大革命时关于中国苏维埃的性质、地位、作用、任务等问题的观点是不符合列宁主义的。作者得出结论：斯大林等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不正确的观点来反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要求建立苏维埃的不正确的建议。
　　这样的客观和全面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在理论上正确的东西却不符合实际，在理论上错误的东西则是符合实际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应该说这个理论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实际上是用斯大林、布哈林导致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血流成河革命失败的政策来反对假定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不正确的建议，因为这个建议并没有实施，只是作者认为它是错误的，更何况作者还认为它可以为应付突然事变做准备，从而减少宁汉合流造成的惨重损失。即使真的不能扭转败局，能够减少失败的损失的策略难道不是正确的吗？
　　综观当年两派论战，除了苏维埃问题之外，还涉及中国革命的性质、前景、革命领导权、国民党的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战略、战术等全部问题。这些问题上的分歧，是出于双方不同的革命理论：不断革命论和三个阶段理论。

不断革命论与三个阶段理论

　　长期以来，不断革命论一直被视为托洛茨基反列宁主义的异端邪说，其实，这是托洛茨基与帕尔乌斯在 1905 年俄国革命前夕提出的俄国革命发展的一种设想。扼要地说，就是由于俄国的落后和资产阶级的软弱，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旦爆发，资产阶级由于它的软弱与卑鄙，它无力将这场革命进行到底，只有率领城乡小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掌握革命的领导权，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但由于无产阶级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因此革命不会因达到资产阶级革命的目的而止步，它将进入更高的阶段——社会主义革命。
　　这个理论刚刚公布时，曾遭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两派——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一致抨击。这倒不是因为这个理论的荒谬，而是由于它与此前俄国社会主义者们信奉的三个阶段论理论大相径庭。
　　所谓三个阶段，即像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在走向社会主义的路途中，首先要进入第一阶段——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二个阶段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使之达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最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第三个阶段。
　　1917 年列宁回国以前，在 3 月召开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上，包括斯大林在内的所有出席者都认为，他们面临的任务是完成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在 1917 年 3 月 29 日的党的会议上，斯大林在论证支持临时政府的必要性时说：“权力在两个机构之间分配，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完全的权力，角色被分开了。苏维埃事实上承担起倡导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责任，苏维埃是起义人民的革命领袖，它设计了临时政府的机构。临时政府事实上承担了巩固革命人民的成果的责任——应该根据临时政府巩固革命进程的程度，给它以应有的支持。”这种认识本身就决定了他不可能在十月革命中采取主动，何况他也没有这样的胆略和能力。
　　如今若要搞问卷调查的话，大概不少人都会说十月革命是斯大林领导的。其实，不仅斯大林没有领导十月革命，列宁在 10 月 25 日凌晨（俄历）赶到起义指挥中心斯莫尔尼宫时，大局基本已定。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当时负责党中央与隐匿的列宁之间联系的斯大林无故缺席了 10月 24 日（俄历）上午俄共（布）中央决定发动起义的重要会议，而且整整一天都没有在斯莫尔尼宫露面。直到深夜，他才发现起义开始，并进展顺利。在此之前，他本人都不知道中央委员会关于起义的决定，又怎么能通知列宁呢？托洛茨基曾说过：“列宁在 1917 年实质上没有说服斯大林，而是用胳膊肘把他推开。”其实这次（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并没有推开他，而是他自己躲开了，他不愿意在不断革命论指引下的“超越阶段”的冒险中毁了自己，他给自己留了一手。他在这年早些时候拒绝刊登列宁号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远方来信》，也出于同样的原因。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坚决反对十月革命，甚至在高尔基办的《新生活报》上泄露起义日期。在 10 月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列宁愤怒地骂他们是工贼，主张将他们开除出党。与会的中央委员大多数不赞成将他们开除出党。这表明当时多数中央委员认为他们破坏纪律是情有可原的，即出于他们都认为是无可置疑的三个阶段的理论。
　　因此，十月革命的胜利，也是列宁、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对陈旧的三个阶段理论的胜利。但十月革命的洗礼并未能洗去斯大林、布哈林等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三个阶段”理论。三个阶段理论是1923 年起多数派反对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主要依据。在他们实际掌握了共产国际领导权之后，在制定指导世界各国共产党的革命政策时，仍是严格遵循三个阶段的理论。这在他们制定的中国革命政策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不断革命论和三个阶段理论最大的分歧，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景和领导权上。不断革命论认为在落后国家中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交融在一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完成，而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不会只停留在已经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的阶段上，它必将直接转入社会主义革命。
　　斯大林把中国社会定性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他认为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国家统一和农民得到土地，它的领导应该是资产阶级。也就是说，在民族解放运动和土地革命胜利之前，共产党不能独立，无产阶级不能觊觎领导权。他的阶段论的观点似乎更加客观，更容易为人所接受。因为后来我国的所有历史教科书也都接受了对 19 世纪下半叶和 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性质的这种定性。其实，20 世纪 30 年代，在中国曾进行过一场“社会史论战”，其主要内容就是对这种定性展开讨论，只是如今对此已鲜有人知。当时的共产党理论家同意这种观点，而中国的托派是不赞成这种定性的。托派领导人之一尹宽曾发表一篇长文，论证中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2]判断这两种观点孰是孰非，不是本文的目的。我只想指出，后者更符合马克思的全球化的观点。
　　不断革命论的理论依据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预见到的全球化。《共产党宣言》是这样说的：

　　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生产是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变成了公共财产……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3]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 1847 年就预言了全球化，然而愚钝的先进国家的资产阶级忙于榨取剩余价值，争夺市场和殖民地，为此还不惜打了两次世界大战，直到 20 世纪末才意识到世界已经按照它的方式被全球化了。国际学术界为此热闹了好一阵。全球化、地球村在我国学界也火了好几年。然而马恩预见资本主义全球化，并不是为了住进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地球村，享受只有少数人才能享受到的豪华奢侈的生活，而是为了利用资本主义造成的全球化的趋势，进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人人都能摆脱异化、实现其本质力量的平等社会。后来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是对全球化趋势的反动与倒退，肯定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也正是由于“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放弃了世界革命，又加上“官僚”社会主义根本不能体现出社会主义理论上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才使资本全球化在今天成为不可抗拒的世界主流。
　　马克思恩格斯在 1847 年观察到的全球化趋势，经过 80 年的发展，到1926—1927 年肯定变得更加强大。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民族资产阶级、民族工业、大城市、无产阶级的出现，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界定当时的中国社会性质，忽略这些极其重要的事实，很难说是科学、完整的。正是这种全球化的趋势，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除了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残余——外，还要解决帝国主义时代最主要的矛盾，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因而在这场斗争中的关键就是民主革命的领导权的问题，是资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从而进一步把它变成社会主义革命？
　　然而，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恪守三个阶段的理论。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仍不改初衷。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甚至专门作出《关于托洛茨基同志和武约维奇同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上的讲话的决议》，该决议说：

　　托洛茨基同志在全会上要求马上形成苏维埃形式的双重政权，马上采取推翻左派国民党政府的方针。这个表面上极左的要求实际上是机会主义的，它不是别的，正是重蹈托洛茨基超越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农民———阶段的旧立场的覆辙。^[4]

　　托洛茨基以十月革命为例，反驳了对他的指控。一般人都认为，二月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我国学界多数人也持这种观点。其实不然，二月革命只是一场未完成的民主革命，因为它的最重要的任务——土地革命——并未完成。这个任务是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才完成的。正是因为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完成土地革命，才使布尔什维克能够发动十月革命并获得胜利。反过来说，如果二月革命能够完成土地革命，就不会有十月革命。
　　另一方面，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但只有它才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土地革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民主革命给农民带来了利益，使他们免除了 5 亿卢布的地租。……如果土地革命真是二月革命完成的话，农民根本不会支持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政权，无产阶级专政恐怕连一年都维持不了。换言之，正是因为社会主义革命与民主革命在一个阶段内完成，才使得无产阶级专政能够建立并渡过了革命后最困难的内战阶段。
　　其实后来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是打破了三个阶段理论的束缚才取得的。中国的民主革命不是辛亥革命完成的，也不是北伐胜利后完成的，而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完成的。这又一次验证了托洛茨基的十月革命经验，先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完成民主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里讨论的只是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分阶段进行还是在同一个阶段中先后进行，这两种模式哪种可行的问题。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与否，它的得失成败，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俄国的十月革命在“超越阶段”的、不断革命的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领导下胜利了，而 1925—1927 年的中国革命在恪守“三个阶段”理论的斯大林、布哈林的领导下失败了，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当然这两场革命的胜负是不能仅仅归结于遵循还是违背三个阶段理论的。不过，直接涉及谁掌握领导权的不断革命论和三个阶段理论在其中起了相当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大概是不能否认的。确实，不断革命论抓住了现代社会的最主要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抗，提出了革命中最核心的问题——领导权的问题，因而能够准确地判断各政党的阶级性，准确地预言斗争进程。如早在 1927 年 3 月 22 日刚刚得知国民革命军开进上海，托洛茨基就敏锐地提出了“国民政府的领土越大，国民党就越具有执政党的性质，来抹杀阶级冲突，一相情愿地希望外来压迫会使全中国人民不分阶级地团下等待我们的危险就越大”。相反，阶段论者以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残余来抹杀阶级冲突，一相情愿^[5]地希望外来压迫会使全中国人民不分阶级地团结起来，闭眼不看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的事实，硬说它是“四个阶级的联盟”。由于抓不住帝国主义时代落后国家的主要矛盾，他们根本没有能力预见历史进程，他们的判断屡次被事件所否定。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和汪精卫政府的反共，是帝国主义时代阶级斗争的产物。也就是说，阶级斗争的发展冲破了斯大林、布哈林为中国革命设计的机械的阶段论模式，然而，这个模式却成功地束缚住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手脚，把他们送到了国民党的屠刀下。
　　不过，对那些认定俄国比中国先进，俄国无产阶级比中国无产阶级强大的人来说，力量悬殊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门槛。这牵扯到另一个问题，即革命社会力学与常规社会力学。

革命社会力学 vs 常规社会力学

　　斯大林、布哈林否定反对派为中国提出的苏维埃口号，主要理由是只有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前夕，才能建立苏维埃。他们没有直说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还不够强大，但这点已经蕴涵其中。即使对斯大林这样的保守官僚来说，在无产阶级力量足够强大时，他当然也就不会反对它去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苏维埃也不成问题了。
　　倒是今天的某些研究者，更直接地以力量不足为依据，来为斯大林的政策辩护，否定托洛茨基。如前面提到的说法：斯大林以错误的观点来反对托洛茨基的错误的建议；托洛茨基的批评尽管完全正确，他的预见虽然也被事件所证实，但这一切都似是而非，因为力量对比太悬殊。也就是说，大革命的失败是理所当然的。斯大林、布哈林的政策正确也罢，错误也罢，失败反正是不可避免的。托洛茨基再高明，也无法改变力量对比，而悬殊的力量对比已经决定了你的建议也是错误的。
　　但这种力量对比概念，是从常规社会力学的角度，而不是从革命社会力学的角度得出的。在正常社会条件下，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永远是弱者，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弱势群体。掌握着社会经济命脉、国家政权和军队的资产阶级，则是强者。但社会不是永远处在常态之下的。革命之所以能够发生，就是正常社会状态维持不下去的结果。
　　其实，在正常社会状态下，无产阶级不仅在落后国家和殖民地是弱者，就是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也不是强者。无产阶级的强弱（无论是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还是落后国家乃至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不取决于它自己，而取决于占民人口绝大多数的小资产阶级。革命社会力学所着眼的，正是这个小资产阶级在社会危机与震荡中的变化。列宁早在 1905年革命时，就曾说过：“革命战争和其他战争的区别，就在于它的主要后备力量中从敌人昨天的同盟者即沙皇制度昨天的拥护者的阵营中……得来的”^[6]这个“从敌人昨天的……拥护者的阵营中……得来的”“主要后备力量”，就是小资产阶级。托洛茨基在对德国小资产阶级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和 30 年代初的经济危机中可能发生的立场变化的论述，对其他国家也完全适用，中国当然也不例外：

　　……巴黎公社的经验，至少是在一个城市内，后来则是十月革命，在无可比拟的更加广阔的时空中，表明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不是牢不可破的。因为小资产阶级不能推行独立的政策（所以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是不可能实现的），它只能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进行选择。在资本主义崛起、增长和繁荣时代，虽然有不满的强烈暴发，总体来说，小资产阶级还是相当驯服地追随资本主义。它别无选择。但在资本主义腐朽和经济无出路的条件下，小资产阶级力求、企图和尝试挣脱旧主人和社会领导者的监护。它完全能把自己的命运与无产阶级的命运联系起来。为此只需要一个条件：小资产阶级相信无产阶级能够把社会引到一条新路上的能力。无产阶级只能以自己的力量、对自己行动的信心、对敌人的巧妙的进攻、自己的革命政策的成功让它产生这样的信心。如果革命党没有站在时局的至高点上的话，就糟糕了！无产阶级的日常斗争加剧了资产阶级社会的不稳定性。罢工和政治风潮恶化了国家的经济情况。小资产阶级如果根据经验相信，无产阶级能够把它带到新路上，它就能暂时容忍不断增加的损失。但如果革命党一再表明它不能把工人阶级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左右摇摆、颠三倒四、自相矛盾的话，小资产阶级就失去了耐心，把革命的无产阶级看成是自己的灾难的罪人。……
　　……小资产阶级可以追随工人，如果看到他是新主人的话。社会民主党教工人当仆人。小资产阶级是不会追随仆人的。^[7]

　　因此，在落后国家中，资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动摇和妥协时，无产阶级能否争取领导权，并不在于它的绝对实力，而在于它在革命形势中，能否让小资产阶级相信它，决心把自己的命运与它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即革命党要站在时局的至高点上。这也是托洛茨基强调共产党的独立性，要求它退出国民党的原因。
　　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在北伐过程中，国民革命军之所以势如破竹，以相对弱小的兵力在几个月内就从广东打到长江流域，固然和北洋军军阀的腐败、士兵士气低落，不少军队不战而降，归顺了北伐军，以及北伐军思想工作做得好，士兵斗志昂扬有关，但与工农在敌后的罢工、暴动，对北伐军的积极协助是分不开的。以上海为例，它不是北伐军打下来的，而是共产党领导的第三次工人起义夺取的。国民革命军是被起义工人迎入上海的。发动工农进行革命，当然只能以罢工和土地革命的形式进行。工农组织在罢工和土地斗争中成长壮大。在这些地区变成国民政府的辖区后，工会农会面对的还是同一些工厂主和地主。它们不会因政府换了招牌后，就停止为工农的利益而斗争。国民政府在它的辖区内禁止罢工，不允许在后方没收军官和“士兵”的土地，表明它代表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利益，它与工会农会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建立苏维埃，就是把这些在革命斗争中业已存在的组织整合起来，进一步推动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在国民政府镇压的情况下，进行自卫。这涉及的不是有没有力量组建苏维埃，而是想不想建。
　　斯大林正是因为信奉常规社会力学，他才一直把宝押在资产阶级政党和将军们身上，根本看不到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力量。这在他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早在 1923 年 8 月，德国面临革命形势时，他在给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的信中写了下面的话，充分暴露了他对群众革命力量的态度：

　　在目前阶段，共产党是不是应该试图撇开社会民主党人而夺取政权？他们是否已经充分成熟得能够这样做？譬如说，德国的政府现在倒台了，而共产党要夺取政权，那么他们也将以失败而告终。这还是“最好的”情况。而最坏的情况是，他们将被击得粉碎给抛回去。整个问题并不是布兰德勒要“教育群众”，而是资产阶级和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势必把这种教育——示威——变成一次全面的战斗（目前，一切有利条件在他们那一边），然后消灭他们（德国共产党人）。^[8]

　　建立了苏维埃，中国大革命就一定能胜利吗？
　　这完全是另一回事。托洛茨基也不认为，建立了苏维埃，共产党就一定能够胜利。他以 1905 年俄国革命为例。那次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工人在自己的组织机构的领导下进行斗争，得到了锻炼，积累了经验，为今后的重新崛起奠定了基础。自发的二月革命胜利后，立即重建了彼得格勒苏维埃，在布尔什维克的努力下，它不失时机地武装工农，深化土地革命，推动民主革命阵营中的分化，形成了双重政权的局面，从而保证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不过，托洛茨基认为，如果领导路线正确的话，中国革命是有很大的获胜机会的。
　　如果在大革命高潮中建立了苏维埃，即使不能确保共产党的胜利，至少可以保证共产党和工农群众不会被“盟友”打得措手不及。

高潮与退潮

　　国内一些研究者认为，托洛茨基反对 1927 年南昌起义和同年年底的广州起义，是从“极左”转到了极右。
　　中国革命的成功，走的是武装斗争的道路，加之南昌起义之日被定为建军节，这对理解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武装起义政策的批评造成一定的困难。笔者不想在这里讨论武装起义的方针正确与否。只想换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中共发动武装起义时，革命是否仍处在高潮期？当初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争论的焦点，就在这里。托洛茨基不反对在革命高潮时发动武装起义，斯大林也不主张在革命低潮时发动起义。他们之间的分歧是：托洛茨基认为在经历了上海和武汉两次沉重的打击后，革命已经转入低潮。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工农运动已被粉碎，工人脱离共产党，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反动势力得到加强，今后出现的将是国民党统治下的相对稳定时期。在党员、群众因失败而沮丧，反动势力嚣张之时，发动起义只能遭受新的失败，因而是冒险主义，是左倾盲动。斯大林不仅不承认革命已经失败，认为它还在进一步高涨。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就很清楚了。中国大革命在武汉政府分共后，革命已经失败，这早就是中共党史界的共识，此后共产党的斗争是在白色恐怖中进行的。在白色恐怖下是不可能出现革命高潮的。另外，斯大林为中共发动的武装起义设计的道路，肯定不是它实际所走的长期的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而是十月道路，赋予它的使命绝不是打响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而是直接夺取政权。从这个意义上看，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没有也不可能成功。托洛茨基称起义为左倾冒险，也是在这个意义上。
　　这里有一个判断标准的问题。以斯大林路线为准，那么托洛茨基的观点肯定非左即右。可事实上，是斯大林的路线在左右摇摆。他的路线不能作为判断左右的标准。如在苏联的经济建设上，他开始反对工业化和农业是“轻视农民”。他赞成布哈林的“乘在农民的马车上，用蜗牛爬的速度建设社会主义”。一旦发现 1927 年的粮食收购危机确实是工业严重滞后导致的，他本人也开始主张加速工业化，并把本来与他一起安稳地坐在农民马车上的布哈林打成右派，推下车去，他接过车夫的鞭子，开始纵马狂奔。斯大林在反法西斯斗争开始时的极左，其实是接受了在中国革命中极右路线失败的教训的结果，只不过是按着他历来的左右摇摆的规律，从极右转到了极左。莫洛托夫代表他提出了“第三时期”的理论。据这个理论，从 1924 年开始的资本主义稳定时期到 1928 年已经结束，世界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任何一次偶然的劳资冲突都有可能引发世界革命的熊熊烈火。导致无数革命先烈死于非命的所谓的中国“立三主义左倾路线”和“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极左战略目标，实际上都是这个“第三时期”理论的产物。更为不幸的是，在这个愚蠢的理论的指引下，本来应该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结盟，共同打击甚嚣尘上的希特勒法西斯的德国共产党，却集中火力打击“社会法西斯主义”（即社会民主党），让纳粹分子坐收渔翁之利。纳粹上台不仅导致德国工人运动的彻底毁灭，还给人类带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祸。希特勒的胜利宣告了“第三时期”理论的彻底破产，斯大林又转到了极右的“人民阵线”政策上。中国抗战期间，王明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无非是“人民阵线”的中文版而已。这就是斯大林的左右摇摆。托洛茨基曾经形象地说过，斯大林就像是俄国民间故事中的傻瓜伊万一样，他在婚礼上哭丧，在葬礼上贺喜，所以总是挨打。
　　斯大林主张起义，一是左右摇摆的规律在起作用，右倾的错误要用左倾来弥补，以致错上加错。更为恶劣的是，他为了自己的声誉和脸面，拒不承认他的政策葬送了中国革命，硬说上海和武汉失败只是插曲，中国革命不仅没有退潮，而且是在进一步高涨，已经进入武装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的阶段。他荒唐地把广州起义的日子定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召开的那天，为这次代表大会献礼，更可笑的是，他幻想这次胜利能彻底洗刷以往失败的耻辱。
　　1927 年 12 月 18 日，反对派领导人之一穆拉洛夫在写给托洛茨基的一张便函中，说了下面的事：《消息报》副主编格隆斯基劝他放弃反对派活动，并断言，中国问题将被事物本身的进程从讨论中取消，因为那里新的事件已经酝酿成熟，它们将把过去的所有失败一笔勾销。^[9]
　　众所周知，广州起义非但没有“把过去的所有失败一笔勾销”，还为它添加了最新的一次失败。

联共（布）党内两派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斗争的背景资料

　　联共（布）党内斗争不是起源于中国问题，它早在1923 年8月就开始了。至今还有不少人认为当年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是为了捍卫布尔什维克党的团结，捍卫列宁主义，因为国内各类历史教科书和历史书籍都是这么说的。这是当年多数派的说法，但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众所周知，在列宁晚年联共（布）党内发生了两场斗争，一场是有关对外贸易垄断制的斗争，另一场是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斗争。在这两场斗争中，列宁为维护党内民主、党的统一，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官僚主义而斗争，他的最后结论是，威胁党和革命的命运、导致党的分裂的隐患是斯大林，建议党的代表大会罢免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在这两场斗争中，他所能倚重的唯一一个党的领袖就是托洛茨基。列宁还未离开人世，只是因失去语言能力而不能理政后，包括列宁要求罢免的斯大林在内的自称为列宁忠实学生的政治局多数派就扭转斗争大方向，把列宁反对官僚主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斗争变成了所谓的捍卫列宁主义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把列宁的罢免斯大林变成排挤托洛茨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别有用心地利用联共（布）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禁止派别活动的决定，肆意践踏党内民主。对托洛茨基搞派别活动，分裂党的指责更加荒谬。因为早在 1922 年秋，在列宁第一次发病期间，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就为排挤托洛茨基结成“三驾马车”，大约在一年后，又由“三驾马车”扩展为“五！人小组”，即在“三驾马车”的基础上增加了布哈林、李可夫，此后又形成“七人小组”，这七人是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古比雪夫，即除托洛茨基之外的全部政治局委员再加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政治局每星期四召开会议，“七人小组”每星期二召开会议，以便提前协调立场。“七人小组”垄断了全部大权，当时的经济、政治、对外政策和共产国际的问题以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最重要的决定，所有组织问题还有党的干部任免问题，几乎全是“七人小组”事先谈定好的。一旦形成了控制政治局的多数后，他们便自称是党的领导核心，是列宁的合法继承人。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严格禁止列宁的晚年文章的发表和传播。他们用组织纪律和行政措施来进行思想观点的斗争，在党内民主遭到彻底破坏的情况下，他们获得了胜利。
　　1923 年的托洛茨基反对派在多数派的打击下，已经无力进行斗争。就连托洛茨基本人，也正如季诺维也夫当初曾得意扬扬地说过的那样，已经“被箍住了”。他被正式排挤出决策核心，担任了三个次要职务：租让委员会主席、电业技术管理局局长和工业科技管理局局长。即使这样，他仍然是动辄得咎。如他组织策划的第聂伯河水电站工程，就曾被斯大林讥笑为不务正业的农夫，挣了几个卢布不购置农机具，而是买了一台留声机，因此导致破产。虽然在几个月后，政治局就被迫让第聂伯河建设工程上马。
　　1925 年季诺维也夫派与斯大林、布哈林的决裂，使情况出现变化。1926 年春，季诺维也夫派与托洛茨基派结成联合反对派，再次对当权的多数派的错误进行批判，并为争取恢复党内民主而斗争。批评斯大林、布哈林的错误的中国革命政策，是联合反对派斗争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国大革命从 1925 年起进入高潮。1926 年 3 月 20 日的“中山舰”事件后，斯大林和布哈林一味对蒋介石让步，甚至在后者提出让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真正成为国民党的附庸的《整理党务案》时，仍对他让步，终于酿成了蒋介石的“四·—二”反革命政变。联合反对派对当权的斯大林，布哈林的中国政策提出批评，要求改国共党内联合为党外合作。斯大林在四·一二政变的一周前还称蒋介石遵守纪律，进行反帝斗争，还有利用价值，在利用完之后，再把他像榨干的柠檬一样扔掉。然而几天之后，这只被榨干的柠檬居然成功地发动政变，使斯大林狼狈不堪，他指使各国支持者把载有他的讲话的那期《共产国际》的相关页码销毁。但面对反对派的指责，他还是振振有词地反问：在这几年中，反对派到哪里去了，它为什么一声不吭？还理直气壮地指责说，反对派在中国问题上表现出的义愤是假的，他们拿中国问题做文章，实际上是在寻找论战机会，他们抓住中国问题，“就像是一个要淹死的人抓住了一根稻草”。^[10]从收入本集的文章来看，斯大林的指责似乎并非没有道理。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的第一封信是写给拉狄克的，日期是 1926 年8 月 30 日。其后还有几封信和文章，除了标题为《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一文是在 1926 年 9 月写的外，其余都是在 1927 年 3 月以后的事了，离蒋介石政变已经为期不远了。而且这些文章和信件都不是正式文件，由于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封锁，反对派的文章观点也不能见诸报刊，只能在反对派内部流传。托洛茨基在那时所做的工作，只不过是在反对派内部统一思想，还有与不同观点的交锋。3 月 22 日的《关于中国革命》一文，从其最后一段来看，显然是在说服联合反对派投入拯救中国革命的斗争，并以这是事关“中国无产阶级的头颅”的大事，来打消他们对共产国际执委会不会对这个问题进行严肃的讨论，而是进行新一轮的派别诬陷的顾虑。更大的障碍是在 1925 年还参与制定中国政策的季诺维也夫等人。他们或是认识不到这一政策的错误，或是为维护自己的声誉，不同意以联合反对派的名义来进行这场斗争。
　　托洛茨基于 3 月 31 日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一封信，揭开了联共（布）在中国问题上斗争的大幕。大概是因为在“四·一二”政变的震撼下，联合反对派统一了认识，季诺维也夫派也认识到了他本人参与制定的中国路线的危害。季诺维也夫的《中国革命提纲》所署日期是 4 月 14日。而反对派领袖共同签署的致共产国际执委会，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几份文件，都是在 7 月期间，也就是“马日”事变以后的事了。3 月 31 日和 4 月的文件，托洛茨基在 5 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上的两次讲话，对防止蒋介石政变来说，是晚了些，但对防止武汉汪精卫的分共来说，还是很及时的。
　　在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争论中，双方的优劣高下表现得格外清楚。托洛茨基对蒋介石、武汉政府和冯玉祥、唐生智等“革命”将军的准确定位，以及对蒋介石背叛革命和武汉政府必将镇压工农运动，与南京政府结成统一战线的预言，很快就被历史进程所证实。而斯大林说“蒋介石服从革命纪律”，武汉政府是革命中心，左派国民党是土地革命的领袖的话音未落，革命运动就两次遭到沉重的打击。但斯大林、布哈林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限制反对派的观点的传播，竭力缩小和隐瞒中国失败的严重性。但如此惨重的失败、政策的破产、反对派准确的预见，仍使他们十分难堪，甚至在本来支持他们的自己的派别中，他们的声望也一落千丈。就是托洛茨基在其上做了两次讲话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5 月 18—30日）期间，此时依靠蒋介石的政策已经破产，依靠左派国民党的政策的破产也初露端倪。为了确保自己在这次全会上的胜利，斯大林不让共产国际前主席季诺维也夫出席会议，并拒绝向与会者散发季诺维也夫的《中国革命提纲》，尤为恶劣的是，为了限制出席人数，他把会议地点从安得列耶夫大厅转到一间小房间里。其狼狈由此可见一斑。虽然狼狈不堪，但因为大权在握，他无须顾及中国革命在他指导下失败的事实。在四·一二·政变之后，斯大林还理直气壮地说：“这条路线是使革命进一步展开，使“左”派与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和国民党政府内亲密合作，使国民党的统一巩固起来，同时揭露和孤立国民党右派，使之服从国民党的纪律；如果右派服从国民党的纪律，就利用他们，利用他们的联系和经验，如果右派破坏这种纪律并背叛革命利益，就把他们逐出国民党。后来的事件完全证实了这条路线的正确性。”把共产党打了个措手不及，把无数共产党员和工人淹没在血泊中的上海政变，在斯大林嘴里，竟成了“把他们（右派）逐出国民党”，好像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共产党手中，是它把蒋介石逐出国民党，还“完全证明了这条路线的正确性”，难怪托洛茨基说他是无以复加。
　　斯大林决心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前夕开除反对派领袖的党籍，也是为了不让中国革命问题列入代表大会的日程。
　　开除托洛茨基，就是在斯大林、布哈林的追随者中，也引起了极大的不安。虽然出于派别利益，他们也抨击托洛茨基，但他们中的多数人还认为这是党内斗争。但真的要把他开除出党，他们难免会受到良心谴责。他们都还记得，他在革命、内战和建设中的巨大贡献，他们多少次眼看着托洛茨基的预言变成现实，这次对斯大林、布哈林错误政策的预见如此迅速地被事件所证实，他们在内心深处，还是很佩服的。但在斯大林的高压下，他们不得不表示赞成，因而不得不以疯狂和歇斯底里来掩盖自己的内疚。
　　在 10 月 23 日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斯大林重提他开除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的要求。在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上的第一次讲话时，布哈林、诺伊曼等人的粗暴的插话与这次会议上空前的暴力相比，真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了。早在 1926 年 10 月举行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已经不可能在会议上正常讲话了，他的讲话不断被嘲讽和起哄打断。听众虽然对托洛茨基也抱有敌意，但对他还怀有敬畏之心。查看当年的会议记录，虽然在他讲话过程中，也有斯大林和他的铁杆追随者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以及布哈林分子粗鲁的插话，但还没有到不能讲话的地步。尤其是在发言限定时间已到，托洛茨基要求延长时间时，总能得到与会者的同意。这次就不同了。在托洛茨基讲话时，书籍、玻璃杯向他砸去，他的讲话多次被疯狂的请问打断，对他的嘲笑、口哨声、叫骂声响成一片，甚至淹没了托洛茨基的声音。在他宣读 3000 字的讲稿过程中，喧嚣、谩骂、起哄就达 20 多次。记录中有几次提到，可怕的喧哗声压过了演讲者的声音，惊心动魄的喧哗声。但托洛茨基不为所动，继续读他准备好的讲稿。由于不能使他沉默，会议甚至在他还在讲话时就宣布休会。
　　疯狂战胜理性，谬误战胜真理，就在这可悲的一幕中完成了。但这并不是灾难的结束，甚至对斯大林派来说也是如此，就不用说布哈林派了。不久之后，布哈林派就被打成右倾反对派。一年多后，当第一批投降的反对派成员返回莫斯科时，一批批因对斯大林内外政策产生怀疑的原斯大林派成员，也踏上了流放的道路。这还不是全部。后面还有疯狂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大清洗，还有直接导致希特勒上台，使人类遭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灾难的“第三时期”理论。
　　代表大会结束后，当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找到布哈林，宣布投降，称自己的意见是“错误的，反列宁主义的”时，布哈林飞扬跋扈地说: “很好，你们终于下了决心，这是最后时刻，历史的铁幕正在徐徐落下。” ^[11]然而，就在他作为多数派的代言人扬扬得意地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进行“历史判决”时，同一个铁幕即将落在他的头上，把他压成齑粉。这是他在毁灭前的最后的疯狂。就在反对派领袖被开除出党，纷纷被流放到边远地区时，粮食征购危机已经爆发。就是这次危机再加上中国政策的破产，导致执政的中右派（反对派一直把斯大林派称为中派，把布哈林派称为右派）联盟再次分裂，布哈林本人作为右派领袖也面临着灭顶之灾。
　　另外，在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上第一次讲话时插话的两位德共领袖雷梅尔和诺伊曼后来的下场也不好。1925 年后，他们和台尔曼是德共党内的三巨头。台尔曼为了追求自己在德共的绝对权力，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于 1932 年，即希特勒上台前夕，发起一场反这两人的斗争，并大获全胜，他们二人被赶出德共权力核心。纳粹上台后，二人到苏联避难，后来都被清洗。^[12]
　　此后，斯大林的国内外政策向左转，这是他以自己的方式实际上承认了以前政策的错误。但嘴上是不能承认的。上面已经说过，他的这次向左转给苏联和全世界人民带来了更加深重的灾难。
　　党内斗争到此结束，但托洛茨基对斯大林错误的中国政策的批判并没有完结。在流放中，甚至在后来流亡国外时期，他仍继续对中国革命的经验进行总结，对其后续发展——广州起义——加以批评。

反对派斗争对中国的影响

　　托洛茨基真的是堪称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据统计，他的全集可达 150卷。涉及政治、文化、经济、军事、理论等诸多领域，而且在每个领域中都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如俄国文学中的“同路人”概念就出自他的笔下，经济学术语“剪刀差”是他创造的。但作为成功的革命领袖，托洛茨基的最主要的著作还是他对革命形势的分析、判断以及据此制定的战略策略那部分，他在中国革命问题上与斯大林、布哈林的论战和斗争，和他论述1905 年革命、1917 年革命以及后来的德国反法西斯斗争、西班牙内战的著作一样，是其中的重要的篇章，在这些作品中，充分表现他驾驭革命潮流的能力，他的高瞻远瞩和雄才大略，为他赢得先知美誉的准确预见。他的这些作品都应该是革命战略战术的最好的教科书。然而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它们不仅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甚至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则一直被湮没。托洛茨基对中国形势的分析虽然深刻，判断、预言准确，但可惜的是，在当时并没有对中国革命产生影响。斯大林、布哈林大权在握，一意孤行。他的批判既没有使中国革命免遭蒋介石政变的打击，也未能使它避免汪精卫分共之害，更没有阻止它陷入后来的左倾盲动之中。中国国内的党的高层领导大概除了从苏联传来的对托洛茨基观点的片面批判外，对他的观点知之甚少。陈独秀初次看到托洛茨基评中国革命的文章，已是 1929年了。但在莫斯科的中共党的高层中的某些人，对中国革命失败的真正罪人是谁，是十分清楚的。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提到瞿秋白当年对他说过的一段话：

　　他在这几天在庐山与鲍罗廷冷静的研讨，认为中国革命是失败了，责任问题要有交代。中共的一切，虽然事实上是遵照共产国际指示进行，但不能让共产国际担负这个失败的责任，莫斯科威信的丧失，将会影响世界革命，也会助长托洛茨基派攻击斯大林的气焰，更会使中共不信任共产国际的领导。为了使共产国际今后能够领导世界革命，中共中央只有挺身出来担起这个责任，才是避重就轻的办法。
　　瞿秋白更具体地表示，如果这一失败责任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来担负，中央的领导就要破产，损失也太大了。陈独秀在这次失败中，原有重大过失：现在又采取了不正确的消极态度，那我们不如把全部的失败责任，推在他一人的身上，而我们自己站在拥护共产国际的立场上，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这样才能稳定中共中央的领导。^[13]

　　说得好听一点，这番话是有大局意识，但不像是追求真理的革命者的话，倒更像一个通权达变的官员。不过，不久之后，他本人也遭到了别人的手脚，成了替罪羊。在他从高峰跌到低谷时，不知他是否对自己当初的做法有过反省。据郑超麟老人晚年回忆，瞿秋白曾看了托洛茨基《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判》中的《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也曾一度动摇，但很快又站稳了立场。
　　在中国的托派中，除了在苏联接触过反对派的留学生之外，还有陈独秀本人和当时中共党内所谓的“陈独秀派”。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遭到不指名的批评，以及失败本身的沉重压力，使他茫然，使他沉思。与他关系密切的陈独秀派大多也处于这种状态中。其中一个名叫尹宽的人，从二位回国的留苏学生手中得到了几篇托洛茨基批评斯大林、布哈林的中国政策的文章，看了之后如获至宝，马上与他周围的人共享。他们看了之后，都有拨云见日之感。于是他们把这些文章拿给陈独秀看。陈独秀在后来致托洛茨基的信中，说他一看到托洛茨基的批评文章，就豁然开朗，一切困惑都迎刃而解。其实，这是客气之词。据郑超麟老人说，他是逐步接受托洛茨基的观点的，而且在每个重大问题上，都提出过异议，经过深入思考，才予以接受，然后再在此基础上探讨第二个问题。
　　还需要提一下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他于 1926 年作为培养对象被派往苏联学习。他一直关注联共（布）党内斗争，在思想上完全同意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观点，尤其是在中国革命问题上。他在学习期间，收集到当时已出版的和未出版的托洛茨基的全部著作和文章。但他没有公开站到反对派的一边。1929 年毕业后，为前往王子群岛拜会托洛茨基，他特意取道欧洲回国。在德国，他找到左派反对派领袖乌尔邦斯、得到托洛茨基的地址，就起程前往土耳其。由于有乌尔邦斯的介绍，他顺利地见到了托洛茨基。托洛茨基非常重视中国问题，放下手中工作，与他长谈。先是每天上午谈、后来为了不影响他回国，改为整天谈。就这样，托洛茨基与刘仁静谈了十多天。但在刘仁静返回德国，准备取回他寄存在乌尔邦斯那里的一箱托洛茨基著作时，却发生了意外，乌尔邦斯宣称他已经与托洛茨基决裂，拒绝把这箱书交给刘仁静。刘仁静为此捶胸顿足，惋惜不已。不过，他还是把托洛茨基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判》中的《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的中国》以及托洛茨基与他谈话的精神带回中国，对中国托派运动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虽然中国托派有陈独秀这样的领袖人物，也有不少原中共高干如彭述之、尹宽、郑超麟等，也不乏热血青年。但它的命运与当时其他各国的托派一样，在国民党当局和共产党的双重打击之下，它甚至未能参与到社会运动之中，更不用说起重大影响了。在这个脱离社会运动的组织之内，却有几个派别，彼此争论不休。后来，他们中有的人退出了托派，如陈独秀，更有甚者加入了国民党，如刘仁静。但更多的人坚持下来，直到 1952年，毛泽东下令将中国托派分子一网打尽。作为一个政治组织的托派，从此不复存在。被捕的托派分子轻则判刑 10—15 年，重则无期徒刑。刑期满者陆续释放，那些被判无期徒刑者，直到 1972 年才获释。此时，那些尚在人世的、被判无期徒刑的托派上层人物，只剩 13 人了。

《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在中国

　　据郑超麟回忆，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文章在中国最早翻译出版的情况如下：1929 年尹宽从山东留苏学生那里得到的几篇文章，由他们翻译成中文。在陈独秀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观点后，由他决定将这几篇文章用铅字出版，书名为《中国革命问题》。刘仁静带回的《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的中国问题》以及托洛茨基起草的《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政纲草案》，作为《中国革命问题》的第二集出版。这两集总计十多万字，是托洛茨基论述中国革命问题的最早中译本。现在恐怕是难得一见了。后来，在 20 世纪 40 年代又出过一个译本。这个译本除了收入两集《中国革命问题》中的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问题的文章之外，还增加了托洛茨基流亡国外后对中国革命问题发表的评论，以及对中东路冲突^[14]、中日战争的述评，书名为《托洛茨基论中国问题》。由于出版年代较早，此译文集只有在图书馆中才能看到。出于政治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本书就没有再版过。
　　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文章没有出版过俄文专集。该译本是根据英译本转译过来的，反复逐译，难免有失真之处。再加上翻译年代较早，现代汉语与当初的文字已有一定的差距，已不太符合今天读者的阅读习惯，此外，繁体字和竖排版也是阅读障碍。
　　在本译本中，除了《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的中国问题》，以及附录中季诺维也夫的《中国革命提纲》、《武约·武约维奇在其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上的讲话》，因笔者找不到俄文原文，根据英译本转译过来，其余文章都是笔者直接从俄文原文译的。本译文集没有收原译本中的《上海来信》，而是收了拉狄克的《中国革命的失败》一文。因为拉狄克是反对派领导人之一，1927 年 4 月 6 日之前，他一直担任中山大学校长，与中国留学生关系密切，因工作关系，他对中国革命问题格外关注，他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对反对派有相当影响。本译文集中所收的托洛茨基头三篇文章中，有两篇是致拉狄克的信，绝非偶然。
　　原译本所收第一篇文章是托洛茨基 1927 年 3 月 4 日致拉狄克的信。本译文集中的第一封信也是致拉狄克的，不过早了好几个月，写于 1926 年 8月。另外，本译文集中所收托洛茨基党内斗争时期的相关文章有 26 篇，比《托洛茨基论中国问题》那个译本多了 12 篇。据郑超麟老人说，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于 1926 年 5 月曾致函政治局，提出中共退出国民党的建议。遗憾的是，笔者没有找到这份文件，只好付诸阙如。
　　最后提请读者注意：托洛茨基对宋庆龄的评价是在论证中共独立性的激烈争论中做出的，偏颇之处在所难免。另外，像对李济深、冯玉祥等历史人物的评价，是根据他们在当时的行动和表现做出的，同样是在激烈的论战中，作者不可能知道他们日后的立场变化，因此他的这些评价不是对这些人物的盖棺论定。为避免累赘，笔者就不在正文中一一加注说明了。此译文集能够面世，得到陕西人民出版社的支持，它的北京图书策划中心的李向晨主编、责编李婷晓为本书的出版付出大量的心血，在此一并致谢。
　　译者水平有限，译文错误在所难免，敬请方家指正。

译者
2009年9月初稿
2011年8月修订

^[1] 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于 1919 年创立，它是第一国际和第二历史继承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第二国际各支部（各国社会民主党）因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战争政策，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导致第二国际破产、解体。共产国际捍卫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新条件下工人运动的理论问题，它加强和扩大了各国无产阶级的联系，指导各国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为在落后国家、殖民地半殖民地建立共产党做了极大的努力，大大地推动了落后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炮制了“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共产国际的重心随之改变，它不再以推进世界革命为己任，各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保证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斯大林主管第三国际以来，他的机会主义政策导致德国革命（1923 年）、英国总罢工（1926 年）、中国革命（1925—1927 年）、德国革命或德国反法西斯斗争（20 世纪 30 年代初）以及后来的人民阵线等一系列失败。1943 年，为换取英美加大反法西斯战争的力度，斯大林下令解散了共产国际。

^[2] 参见郑超麟：《史事与回忆》第1 卷，第467—470 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版，第 254—255 页。

^[4] Ъ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й，Ио15-16，стр.13

^[5] 原文如此

^[6] 《列宁全集》中文第27版第12卷，第32页

^[7] Ъ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й，Ио29-30，стр.13

^[8] 列·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东方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17 页。

^[9]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оппозпцня в СССР，т.4，стр.276

^[10] 《斯大林全集》第 10 卷，第 17、21、25 页。

^[11] 《被解除武装的先知》，第420页

^[12] 参见拙文《历史上的台尔曼》，载《炎黄春秋》2008年第12期

^[13]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第274页

^[14] 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插手广州起义，使中苏关系急剧恶化。出于镇压中共和亲近英、美的需要，蒋介石制造了一系列反苏事端，并指使张学良挑起“中东路事件”。1929年 6 月，张学良决定用武力收回中东路，7 月 11 日，将俄方局长免职，并将俄方工作人员 59 人遭送回国，同时收回中东铁路专用之外的电讯机关，解散苏联远东贸易局、商船局、商业联合会等机构。7 月 17 日，苏联宣布断绝与南京政府的外交关系。20 日，苏联红军向东北军发起进攻，11月，满洲里、扎兰诺尔、海拉尔等地相继失陷。12 月 3 日，英、美、法等国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建议和平解决两国之间的冲突。蒋介石授意张学良与苏联谈判。12 月 22 日，中苏双方签订《伯力协定书》，规定“按照中俄、奉俄协定恢复冲突以前状态”。长达半年的中东路事件就此结束，中苏两国关系得以缓和。
　　在中东路冲突期间，国际反对派内部就此爆发了激烈争论。不少人主张支持中国，反对苏联侵略。托洛茨基著文反对这种立场。他重申，苏联应无偿地将中东路还给中国，但不是现在的资产阶级政府，而是真正的人民政府。在中国革命人民尚未夺取政权之前，把中东路保留在苏联手中，对中国革命和保卫苏联来说，都是有利的。

感谢辉逐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