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姆林宫内幕
克里姆林宫内部发生的最后一些事件，甚至对那些非常熟悉当事人和周围环境的人来说，也是不可思议的。当我听到已处决原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秘书叶努基泽的消息后，便特别明显地意识到这一点。这并不是说叶努基泽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绝对不是。某些报纸报道说他似乎是“列宁的朋友”和“领导俄罗斯的核心小组的成员之一”，这不确切。列宁和叶努基泽的关系很好，但并没有超过和其他许多人的关系。在政治上，叶努基泽是次要人物，他丝毫不狂妄自大，很能适应环境。正因为如此，他是最不可能成为合适的处决对象的。1935年，继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诉讼案件之后不久，报纸上针对叶努基泽的诽谤中伤便非常突然地出现了。他被指控为与人民的敌人有牵连和生活上腐化堕落。什么叫“与人民的敌人有牵连”呢？最最可能的情况是，叶努基泽这个心地善良的人，曾经想去帮助那些遭枪毙的布尔什维克的家属。“生活上腐化堕落”指的是追求个人享受，过高的花销，女人等等，这里可能有部分实情。然而，既然不得不枪毙叶努基泽，说明克里姆林宫内事情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些。以我看来，这个人的命运的简单故事将能使读者更好地了解克里姆林宫宫墙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阿韦尔·叶努基泽是格鲁吉亚人。他和斯大林一样，出生在梯弗里斯。圣经中的亚伯[1]比该隐年轻，而叶努基泽却比斯大林大两岁。他被处决时已经快60岁了。叶努基泽早在青年时代就加入了布尔什维克。那时，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一样，不过是统一的社会民主党的一个派别。本世纪初，在高加索有一所设备良好的秘密印刷厂，曾在为第一次革命(1905）作准备上发挥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在组建这所印刷厂时，叶努基泽兄弟，即阿韦尔（也叫“红发人”）和谢苗（也叫“黑发人”)，曾起过积极作用。印刷厂的经费是由未来的苏维埃行政长官和外交家列昂尼德·克拉辛提供的。在那些年代，这位才华出众的年轻工程师很善于（自然要在青年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的帮助下）从萨瓦·莫罗佐夫那样的自由派百万富翁那里为革命筹措金钱。从那时起，克拉辛和叶努基泽始终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他们之间互叫名字，以“你”相称。我正是从克拉辛的嘴里第一次听到了与圣经中的亚伯很相近的阿韦尔这个名字的。
在第一次到第二次革命时期的艰难岁月，叶努基泽像大多数被称之为“老布尔什维克”的人一样，脱了党。时间长不长，我不知道。克拉辛在那些年代成了出色的工业企业家。叶努基泽没有积攒到什么财产。战争开始后他又重新遭流放。从流放地出来已是1916年了，他和其他一些四十来岁的人一起应征服了军役。革命使他回到彼得堡。1917年夏天，我在彼得堡苏维埃士兵部第一次见到了他。革命震动了许多早先的布尔什维克，但他们以一种困惑不解和并不友善的态度对待列宁的夺取政权的纲领。叶努基泽也不例外，但比起别人来，他更加谨慎、更注意观望。他不是演说家，但俄语掌握得很好。比起大多数格鲁吉亚人来，包括斯大林在内，在必要时，他可以讲话口音不重。叶努基泽给人以非常可亲的印象。他性格温顺，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也懂得分寸。谈到这里，还应该补充一句，那就是他特别好难为情，小小的一个因由也会使他有雀斑的脸上一下子便涨得通红。
十月革命期间叶努基泽干了些什么？我不清楚，大概持观望态度吧。但不管怎样，他不会像现今已是外交官特罗雅诺夫斯基、马伊斯基、苏里茨诸位先生以及其他许多高官贵宦那样，站到街垒的另一边去。苏维埃制度建立以后，叶努基泽很快便进入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并成为主席团的秘书。这很可能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任主席斯维尔德洛夫推荐的。斯维尔德洛夫虽然年轻，但知人善任，懂得把每一个人安排在适当的位置上。斯维尔德洛夫本人曾希望加强主席团的政治作用，他因此与人民委员会、某种程度上甚至与政治局产生了磨擦。斯维尔德洛夫逝世后，根据我的提议，1919年初选举米·伊·加里宁担任了主席。加里宁一直呆在这个岗位上，至今成绪斐然。叶努基泽始终担任秘书。在人们的心目中，这两个人——加里宁和叶努基泽，是最高苏维埃机关的体现。表面上，叶努基泽给人以大权在握的印象。其实这是一种错觉。基本的立法工作和行政工作都是通过列宁领导下的人民委员会进行的。原则性问题、意见分歧和矛盾冲突则由政治局解决。政治局从一开始就起着超越政府的作用。头三年，当全部力量倾注在国内战争上的时候，决策事态进程的大权集中在军事部门。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这个系统中所起作用不很明显，而且也无独立自主的地位。但否定它的一切作用也是不正确的。那时候，谁都不害怕提出申诉、批评和要求。要求、批评和申诉主要是通过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交的。在政治局讨论问题时，列宁曾不止一次戏谑地问加里宁：
“嗯，关于这一点，国家首脑怎么看呢？”
加里宁没有很快学会听懂自己的这个至尊的别号。曾经是特维尔农民和彼得堡工人的他，处在这意想不到的高位上，举止十分谦虚，而且绝对地小心谨慎。只是苏维埃报刊逐渐在国民面前树立起他的名字和威信。不错，统治阶层长时间不把加里宁当回事，实际上至今仍不把他当回事。但农民群众却渐渐习惯于这样思考问题：要“办点事儿”，就必须找加里宁。其实哪止农民，沙皇时代的海军将领、枢密官、教授、医生、律师、演员，还不算女演员，都受过国家“首领”的接见。大家“要办”的事情有：关于儿子和女儿；关于被征用的房屋；关于博物馆用的柴火；关于外科手术器械；甚至关于从国外订购演出必需的化妆品。找一些必要的话语来为农民们交谈，这在加里宁并不困难。但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面前，他最初几年却有点儿胆怯。在这种场合，他就特别需要更有文化、更具上流社会风度的叶努基泽的帮助。况且，加里宁经常出差，所以莫斯科接见的差事常常由秘书代替。他们工作上同心协力。按性质，两人都是机会主义者，双方都一直在寻找阻力最小的路线，所以相互都能很好适应。由于自己的高职位，加里宁进入了党的中央委员会，甚至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由于他广泛的接见和谈话，使他在会议上提供过不少有价值的对日常生活的观察与思考。说实在的，他的建议被采纳的却很少。但他的意见也还是被注意听取了，并常常以各种方式被吸收进去。叶努基泽没有进入中央委员会，其他没有进入中央委员会的人，比方说还有克拉辛。反动时期脱党的那批“老布尔什维克”，那几年都被准许参加苏维埃的工作，而不是党内的工作。况且，如上所说，叶努基泽并无任何政治上的野心。他盲目地绝对信任党的领导。他对列宁极其忠诚，简直到了崇拜的地步，而且——为了便于了解后来的情况有必要提及这点——他对我的热爱也很强烈。有几次，当我和列宁在政治上意见不一致时，叶努基泽显得非常痛苦。顺便提一句，这类情况还不少呢！
叶努基泽虽说没有起政治作用，但他仍然在国家生活和上层统治者生活中占居了重要位置。问题在于，他手中集中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经济管理权：凡从克里姆林宫商店取走食品，必须经由叶努基泽签字。这一情况的含义我是比较晚，而且是根据间接的迹象才弄明白的。我在前线度过了三年时间。这段时间内，苏维埃的官僚们的新的生活方式渐渐开始形成。白匪报刊说什么，克里姆林宫那几年沉溺于奢侈生活，这是没有根据的。实际上生活很俭朴。但差别和特权已经萌生，并已经自然而然地在日积月累。论职位，叶努基泽可以说处在这一过程的中心。在许多朋友中，奥尔忠尼启泽那段时间是高加索地区的头号人物，他很关心要让叶努基泽在自己的商店里有足够数量的家乡土特产。在奥尔忠尼启泽调到莫斯科之后，他的这一义务落到了奥拉赫拉什维利肩上，大家都认为，奥拉赫拉什维利是斯大林的忠实走卒。格鲁吉亚人民委员会主席穆迪瓦尼索给克里姆林宫运送卡赫齐亚葡萄酒。涅斯托尔·拉科巴从阿布哈兹运送箱装桔子。我们可以顺便注意一下，所有这三个人——奥拉赫拉什维利、穆迪瓦尼、拉科巴——如今都在已被处决的名单上……1919年，我偶尔得知叶努基泽的仓库里存有葡萄酒，便建议将这些酒封存。
“后果会非常严重，”列宁开玩笑地说道。
我试图坚持自己的看法：
“流言会传到前线，说克里姆林宫在大吃大喝呢”，我担心会产生不好的影响。
交谈时在场的第三个人是斯大林。
“怎么啦，我们高加索人，”他随即反对道，“能没有葡萄酒吗？”
“您瞧，”列宁接过话碴儿说，“您没有喝酒的习惯，可格鲁吉亚人会心里难受的。”
“真没有办法，”我回答道，“这种风气竟使您达到了如此慈悲为怀的程度……”
我想，这次以开玩笑的口吻进行的小小对话毕竟说明了当时的一些情况：一瓶葡萄酒也被看作是一种奢侈行为。
随着所谓“新经济政策”的制定，统治阶层的风气变化得就更快了。官僚阶层本身在分化。少数手中有权的人，他们的生活比起侨居国外时要好一些，但自己还没有察觉到。当叶努基泽建议列宁多少也改善一下个人的生活条件时，列宁则总是用这么一句话来敷衍搪塞：
“不，穿旧鞋更舒服……”
常有各式各样印有新鲜的苏维埃标记的地方特产从全国四面八方寄给他。
“又是什么玩意儿寄来了，”列宁抱怨道。“应该制止！国家首脑为什么对此袖手旁观呢？”他一边说，一边严肃地朝加里宁皱起眉头。
国家首脑也已经学会了用玩笑来敷衍对付：
“谁让您获得如此的声誉呢？”
结果是，“玩意儿”被送到幼儿园或者陈列馆……
在克里姆林宫卡瓦列尔楼居住期间，我的一家没有改变生活习惯。布哈林和从前一样，仍然是个老大学生。住在列宁格勒的季诺维也夫生活也很俭朴。但加米涅夫很快适应了新的风气，他既是革命家，同时也始终是一名小小的享乐之徒。教育人民委员卢纳察尔斯基随波逐流得更快。十月革命后，斯大林大概还没有大大改变自己的生活条件。但那段时间他几乎未引起我的关注，别人亦很少注意他。只是后来，他荣升成了头号人物，人家才告诉我，他的消遣习惯除了贪杯外，还喜欢在林场宰杀公羊和隔着小气窗用枪打乌鸦。这些说法的可靠性我不能担保。不管怎么说，那段时间斯大林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叶努基泽，而叶努基泽对老乡不仅不“敬慕”，而且缺乏好感，主要原因是斯大林粗鲁和任性，也就是列宁认为的应该在自己的“遗嘱”上指出的那些特征。克里姆林宫的下级工作人员对叶努基泽的质朴、和蔼可亲和正直评价很好，与此相反，他们对斯大林则绝对没有好感。
我的妻子曾担任过九年国家博物馆和历史文物的管理工作，她回忆起两件很能说明叶努基泽和斯大林的个性特征的事情。在克里姆林宫也和在莫斯科及全国各地一样，存在着无休无止的住房之争。斯大林想从自己那处非常嘈杂的住所搬到安静一些的地方去住。肃反委员会委员别连基向他推荐了大克里姆林宫的接见大厅的房间。我的妻子表示不同意，因为宫殿是作为博物馆保护的。列宁给我的妻子写了一封很长的告诫信，说可以从宫中的一些房间里搬走“稀有而珍贵的”家具，可以采取特殊措施保护房屋的建筑，还说斯大林必须有能安静入睡的房间，他现在的住所只宜迁入那些在枪炮声中也能睡觉的年轻人，等等。但博物馆女保管员没有向这些理由让步。叶努基泽站在我妻子一边。列宁指派一个委员会作调查核实。委员会确认宫殿不宜作住房。最后，为人随和、容易说通的谢烈布利亚柯夫把自己的住房让给了斯大林，可正是这样的一个人十七年之后也被斯大林枪毙了。
克里姆林宫内住得非常拥挤。大部分人在克里姆林宫外边工作。会议结束的时间白天黑夜二十四小时都有。小汽车吵得让人无法入睡。最后，通过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也就是通过叶努基泽作出了决议：夜间十一点以后汽车必须在拱门旁停住，从那儿开始都是生活区；达官先生们再往前都得自己步行。决议由个人签字向大家公布。但某人的小汽车继续在破坏秩序。又是深夜三点钟被叫醒的我，在窗户旁等到了返回来的小汽车，我叫住司机问：
“难道您不知道有决议吗？”
“知道，托洛茨斯同志，”司机回答。“但我又能怎么办呢？在拱门旁斯大林同志命令说，往前开吧！”
要迫使斯大林重视别人的睡眠，必须有叶努基泽的干预。应该想到，斯大林忘不了自己的老乡搞的这桩小小的丢他脸面的事。从列宁最后一次生病时起，官僚们在生活待遇的改变上就更加鲜明突出，并开始了反“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所有大规模的政治斗争中，可以说，归根到底是揭示煎牛肉排的问题。官僚们把“不断革命”的设想看成是个人的福利和舒适的远景的一种对杭。在克里姆林宫内和克里姆林宫宫墙外举行过一系列秘密宴会，其政治目的是团结“老近卫军”以反对我。
组织“老近卫军”宴会的任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落到了叶努基泽身上。现在已经不仅仅限于这位朴实的卡赫齐亚人了。其实，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便开始了那个三十年之后加罪于叶努基泽的“生活上的腐化堕落”。叶努基泽本人不一定被邀请去参加这类不拟公开的宴会，那里是密谋的中枢。而且，他本人并不想参与此事，但一般说来，他也不反对宴会。开展反对我的斗争决不会出自他的意愿，所以他对此的反响也比较强烈。
叶努基泽和我们同住在卡瓦列尔楼。他是老单身汉，住一间不大的房间，从前那里住过某位次要官吏。我们经常在楼道里见到他。他脸带愧色，身子显得有点儿笨重、衰老。与其他“达官显贵们”不同，他见到我、见到我的妻子、见到我们的孩子们的时候，总是倍加亲切地打招呼。但在政治上，叶努基泽常常无原则地妥协。他向加里宁看齐。这位“国家首脑”已渐渐懂得，当今的力量已经不在群众之中，而在官僚们手里，而官僚们反对“不断革命”，他们喜欢宴会，喜欢“幸福的生活”，拥护斯大林。这时，加里宁本人已变成了另一种人。并不是说他全面地充实了自己的知识，或者加深了自己的政治见解；而是说他开始遵循“国家领导人”的陈规陋习，炼成了一种狡黠的、随随便便的独特风度，在教授、演员，特别是女演员面前已不再胆怯。很少了解克里姆林宫内幕生活的我，很晚很晚、而且纯系从意想不到的渠道得知了加里宁的新的生活方式。大概是在1925年，一本苏联幽默杂志登载了一幅漫画，让人难以相信的是，漫画画了国家首脑最不拟公开的隐私。画的是谁，一望而知。况且在放肆的说明文学中用名和父名的第一个字母来称呼加里宁。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是怎么回事呀？”我问几位自己很接近的人，其中包括谢烈布勃利亚科夫（1937年2月被枪毙）。
“这是斯大林向加里宁提出的最后警告。”
“但为什么呢？”
“当然不是出于维护他的道德面目。想必加里宁在某些方面固执己见。”
事情确实如此。加里宁对并不久远的一段历史了如指掌，所以很长时间他不愿承认斯大林为领袖。换句话说，他害怕将自己的命运与他拴在一起。
“这匹马，”他在小范围内说道，“不定什么时候会把我们的四轮大车翻到沟里去的。”
只是在不情愿和牢骚满腹的情况下，他才逐渐转而反对我；后来反对季诺维也夫，最后以更大阻力反对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而在此以前，他虽然恪守中庸之道，但与他们的关系却十分密切。叶努基泽也经历了加里宁那样的一个转变过程，只是他更加拘谨，其内心感受无疑也更加深刻。以个人性格而言，叶努基泽的主要特点是具有一种从容不迫的适应能力，他不可能不落入捷尔米多尔集中营。但他不是钻营家，更不是恶棍坏蛋。他很难摆脱旧的传统习惯，而且更不易转而反对他一向尊敬的人。在紧要关头，叶努基泽不仅不表现出进攻热忱，而且恰恰相反，他发牢骚，讲怪话，固执己见。斯大林非常了解这一切，并且不止一次地警告过叶努基泽。可以这样说，我是直接知道这一切的。告密制度虽然早在十年前就已经毒化了政治生活和个人关系，但那时依然还保存下许多相互信赖的绿洲。叶努基泽和谢烈布勃利亚柯夫十分亲近，有个时期他是左倾反对派的头面人物，并常常在谢烈布勃利亚柯夫跟前流露真情。
“他（斯大林）还想要什么呢？”叶努基泽抱怨说。“我已经做了他要求我做的一切，但他还嫌不够，还要我把他视为天才。”
斯大林也许在当时就已经把叶努基泽列入了应当报复的名单。但因为名单特别长，叶努基泽也就排队等了好几年。
1925年春天，在涅斯托尔·拉科巴的保护下，我和妻子曾在高加索地区的苏呼米住过，涅斯托尔·拉科巴是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公认的领袖。这曾经是一位（对所有的人不得不说“曾经是”）非常瘦小的人，而且几乎是聋子。别看他口袋里装着一个特制的助听器，跟他谈话仍然很吃力。但涅斯托尔了解自己的阿布哈兹，阿布哈兹也了解这位国内战争时期的英雄、这位非常勇敢、非常坚强又富有务实才干的人。涅斯托尔的弟弟米哈伊尔·拉科巴是这个小小共和国的“内务部长”，同时也是我在阿布哈兹休假期间的忠实卫士。米哈伊尔（同样“曾经是”）是一位年轻、谦虚而快活的阿布哈兹人，是不会耍手腕的人中间的一个。我从来也没有跟弟兄俩进行过政治性谈话。只有一次，涅斯托尔对我说道：
“我没有看出他有什么特殊之处，既无智谋，也非天才。”
我明白他指的是斯大林，便没有让谈话继续下去。那年春天，中央执行委员会例会没有在莫斯科召开，而改在斯大林和叶努基泽的家乡梯弗里斯举行。有关斯大林和三人同盟的另外两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之间产生了争斗的众说纷纭的传闻不径而走。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米亚斯尼科夫和国家政治保卫局副局长莫基列夫斯基突然从梯弗里斯坐飞机来到苏呼米同我会晤。许许多多官僚都在起劲地交头接耳议论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搞联合的可能性。其实，斯大林在准备搞掉三人同盟的同时，不过是想镇一镇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而这两个人是很容易便吓得惊慌失措的。但由于抽烟不小心或者别的原因，这架有外交式使命的飞机在空中起火，它的三位乘客连同驾驶员一起丧生了。一两天之后，从梯弗里斯飞来了另一架飞机，乘机到达的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两名委员、我的朋友——苏维埃驻法国大使拉柯夫斯基和邮电人民委员斯米尔诺夫。那段时间反对派已经在遭受迫害了。
“谁给你们飞机的？”我惊讶地问道。
“叶努基泽！”
“他怎么能决定这事？”
“显然已征得上司的同意。”
我的客人告诉我，叶努基泽精神焕发，期待会与反对派很快实现和解。但无论拉柯夫斯基还是斯米尔诺夫，都没有带着政治委托来见我。斯大林只是企图在不牵涉自己的情况下，在“托洛茨基分子”中间散布一种错觉，在季诺维也夫们中间散布一种惊慌不安。而叶努基泽，还有涅斯托尔·拉科巴却天真地把希望寄托在方针的改变上，俩人都颇为得意洋洋。斯大林可忘不了他们的这种做法。在审讯季诺维也夫期间，斯米尔诺夫被枪毙了。涅斯托尔·拉科巴是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处决的。显而易见，这是因为他拒绝提供“诚恳的”证词。米哈伊尔·拉科巴是根据法庭判决枪毙的，他在法庭上提出了不切实际的指控性证词，矛头针对已被处决的哥哥。
为进一步钳制叶努基泽，斯大林让他进入了旨在监督党的道德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斯大林是否已预见到，叶努基泽自己也将因破坏党的道德而被起诉？这类事情在任何情况下都永远不会涉及到他的。老布尔什维克鲁祖塔克便是以这样的罪名被捕，他当过几年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也就是类似党和苏维埃道德的最高主教的职务，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在我居住在莫斯科的最后几年里，我已经通过联通器系统了解到斯大林拥有特别档案，档案中所搜集的文件和罪证均系用来反对所有苏联著名活动家的污蔑性流言蜚语。1929年，在与政治局右派委员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公开摊牌时，斯大林仅以污蔑性揭发相威胁，便成功地把加里宁和伏罗希洛夫拉到自己一边。至少，朋友们在寄往伊斯坦布尔的给我的信中是这样写的。
1928年11月，中央监察委员会在莫斯科监察委员会多数代表参加的情况下，审查了关于开除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我出党的问题。决议事先就已拟定。叶努基泽坐在主席团的座位上。我们并不宽恕我们的审判官们。揭发问题时，委员们自我感觉都不好。可怜的叶努基泽吓得面如土色。这时候，沙哈罗夫发言了，他是最受信任的斯大林分子之一，一个典型的暴徒，随时准备着干一切卑鄙勾当。沙哈罗夫的发言纯属骂街一类的下流话。我要求中止他继续讲下去，但主席团成员都非常清楚是谁授意他发言的，因而都不敢制止。我声明说，在这样的会议上我没有什么事情可干，便离开了大厅。过了不多一会儿，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加入了我的行列，这之前，委员会某些委员曾企图阻止他们两人这样做。几分钟之后，叶努基泽往我房间里打电话，劝我回到会场去。
“在党的最高机关您怎么能纵容流氓无赖呢？”
“列夫·达维多维奇，”叶努基泽央求我道，“沙哈罗夫能起什么作用呢？”
“不管怎么说，他的作用比您大，”我回答说，“因为他在完成人家命令他做的事，而您却只会抱怨诉苦。”
叶努基泽回答了一句似乎并不相关的话，由此可以看出，他是寄希望于奇迹出现的，而我并不指望会有奇迹发生。
“您本来就不敢责备沙哈罗夫吧？"
叶努基泽默不作声。
“再过五分钟您是不是就要投票赞成开除我？”
回答我的是一声长叹。这是我与叶努基泽作最后一次解释。几星期后，我已经被流放到中亚细亚，一年后移居国外，到了土耳其。叶努基泽依然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说实在的，我渐渐把叶努基泽忘掉了，但斯大林却记着他呢。
基洛夫遭暗杀后几个月，叶努基泽便被撤了职，这之前不久，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案件经过了第一次审判，他们作为假想的暗杀行动的“精神上的”罪犯“仅仅”分别被判处了十年和五年监禁。有关叶努基泽曾和其他许许多多布尔什维克一起试图对业已开始的迫害列宁的老近卫军提出抗议一事，这不可能有什么疑问。抗议采用了什么方式？噢，离搞阴谋还差得远呢！叶努基泽劝过加里宁，他曾给政治局某些委员、也可能给斯大林本人打过电话。这就足够了。当斯大林把自己的赌注押在最大的审判骗局上的关键时刻，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克里姆林宫核心人物之一的叶努基泽让他们完全无法忍受。但叶努基泽毕竟是个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不少人对他颇有好感，他根本不像阴谋家或者间谍，那时候，克里姆林宫的词典里还保存这些术语的痕迹，对他是无法未经审判就轻易枪毙的。于是斯大林决定分期分批采取行动。高加索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斯大林的授意下，向克里姆林宫提出了“免去”叶努基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职务的请求，以便能选举他担任高加索最高苏维埃主席。这一请求在三月初得以实现。但叶努基泽大概还没有来得及赶到梯弗里斯，报纸上就已经宣布了对他的任命……任命他为高加索疗养区主任。这一侮辱性任命充分体现了斯大林的风格，没有任何好兆头。在此后的两年半时间里，叶努基泽真的主持了疗养区的工作吗？他极有可能一直就处在高加索地区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监视之下了。但叶努基泽并没有屈从。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案件的第二审讯（1936年8月）以枪毙全部被告结束。这一切显然使老叶努基泽变得顽强了。把一封好像在国外出现的不完全可信的“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信”说成出自叶努基泽的手笔，这简直是胡说八道。不，他不可能采取这样的步骤的。但叶努基泽被激怒了，他怨声载道，甚至还诅咒责骂。这是非常危险的。叶努基泽知道得非常多，应该采取断然行动。叶努基泽被捕了。最初的指控其性质含糊不清，如过分阔绰的生活方式，任人唯亲，等等。斯大林采取了分期分批行动。但那样做叶努基泽还是不屈从。他拒绝提供可能导致把他列入布哈林–李可夫案件被告人行列的任何“供词”。被告人没有自觉自愿的供词是不成其为被告人的。叶努基泽未经法庭审判便以“叛徒和人民的敌人”的罪名被处决了。叶努基泽如此下场，列宁未曾预见到，其实，列宁是善于预见许许多多事情的。
叶努基泽的命运尤其可资训诫的是，他本人与其说是个有个性的人，还不如说是缺乏与众不同的特征的典型。他是他身在其中的老一代布尔什维克的牺牲品。在这一代人的生活中曾经有过自己的英雄时期：秘密印刷厂，和沙皇警察搏斗，逮捕，流放。1905年革命，就其实质而言，是老布尔什维克们的最高目标，他们在其思想上并没有超越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这批深受生活折磨、疲惫不堪的人们大多以不情愿的心情参加了十月革命。因而他们也更信心十足地开始在苏维埃机构中谋取职位。在战胜敌人后，他们感到今后要过太平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啦。但历史欺骗了阿韦尔·叶努基泽。主要的困难还在后面。为了向成千上万的大小官员提供所需的煎牛排、葡萄酒和其他生活福利，需要有一种极权制度。叶努基泽根本不是理论家，他本人未必能把斯大林的专制制度从官僚们的享乐倾向中挽救出来。他不过是斯大林提倡的新的特权阶层的一个工具而已。归罪于他个人的“生活上腐化堕落”，实质上是官方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叶努基泽的死不是出于这一原因，而是因为他未能沿着那条路走到底。他长时间地忍耐过、服从过、适应过，但他无法逾越的极限已到。叶努基泽并没有组织阴谋，也没有准备搞恐怖行动。他只不过是以恐惧和悲观绝望的心情抬起了他那鬓发花白的头。他也许回忆起了加里宁原先的一句预言：斯大林会把我们大家推进沟里的。他也许回忆起了列宁的警告：斯大林不忠诚老实，他会滥用权力的。叶努基泽试图制止举在老布尔什维克们头上的那只魔掌。这就是够了。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接到了逮捕叶努基泽的命令。但甚至连那个策划季诺维也夫案件的厚颜无耻之徒和钻营家亨利希·亚戈达也被这项新任务吓住了。无名小卒叶若夫就在那时接替了亚戈达。叶若夫与过去的事没有任何瓜葛。叶若夫毫无顾忌地把毛瑟枪对准斯大林所指向的一切人。叶努基泽就是最后一批人中的一个。以他为代表的老一代布尔什维克至少不是自暴自弃地离开了政治舞台的。
列·托洛茨基
1938年l月8日 科约阿坎
[1]叶努基泽的名字阿韦尔，在原文里与亚伯谐音。据《圣经·旧约》记载，亚伯是亚当和夏娃的次子，因得到上帝的赏识而遭其兄该隐嫉妒，被该隐所杀。——译注
附录
致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处扬松同志
由于我不在莫斯科，回答您问及的关于叶努基泽同志的问题晚了一点。
我谈的是有关叶努基泽同志在二月革命中的路线问题，这段时间，确切地说，是指我5月份从加拿大俘虏营中回来到十月革命前为止的这段时期。
叶努基泽肯定地说，他那段时间是布尔什维克。我曾经提醒过他，他当时像埃利亚瓦[1]或者苏里茨[2]一样，站在动摇观望的立场上，而且我曾两次对他说过：“到我们这边来吧。”对此，叶努基泽好几次都反驳道：
“我从来也没有跟您谈过话。”
而且还说：
“我从来不认识他本人，也从来没有和他谈过话。”
这样的断言简直使人莫名其妙。在那段时间（4月至8月），苏维埃领导机关其中包括中央执行委员会、彼得格勒苏维埃工人和士兵部里的布尔什维克屈指可数。我从美国回来后的头几个星期就和他们所有人都取得了联系。说什么叶努基泽和我一次也没有谈过话，而且也不认识，这是怎么回事呢？他有没有出席过布尔什维克党的会议呢？出席了还是没有出席？谁是布尔什维克和谁不是布尔什维克，这在7月的那些日子里早已十分明朗化。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曾召开过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在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缺席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党曾讨论过在全会上执行什么样的路线的问题。叶努基泽那段时间是不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有没有出席布尔什维克党的会议？
当布尔什维克遭到抨击时，叶努基泽有没有站出来捍卫他们？当被克伦斯基从前线召来的团队开进塔夫利达宫时、当我们被当作叛徒、威廉二世的代理人、革命的逃兵和反革命分子遭到中伤陷害时，叶努基泽在哪儿？那段时间叶努基泽在哪儿呢？他有没有参加范围不大的布尔什维克小组的代表会议、并在会上发表支持布尔什维克的讲话呢？当列宁被当作威廉二世的代理人受到诽谤陷害时，他有没有在什么场合用什么方式表示对列宁的支持呢？
在加米涅夫遭逮捕、列宁和季诺维也夫躲起来之后，为了驳斥对他们的卑劣诽谤，叶努基泽采取了什么行动呢？他有没有就这个问题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言？或者在官方的《消息报》上发表文章？最好能让他找到和指出自己的讲话、文章或声明的速记记录。
叶努基泽是不是经常到布尔什维克总部和《真理报》编辑部去？在危急时期（5月至8月），他有没有为《真理报》或者我们的其他出版物撰稿？
在会议上和群众集会上，他有没有发表布尔什维克观点的言论？
叶努基泽是代表哪个组织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是根据谁的名单？向谁报告过？这一类问题可以而且应该按苏维埃第一届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记录进行审核。
此外，我保留说出一系列见证人的权利，他们可以证实：在最最危急的关头谁也没有在布尔什维克中间看见过叶努基泽同志。
列·托洛茨基
1927年10月3日
（胡湛珍 译）
[1]埃利亚瓦（1883——1937年），苏联党政领导干部。——译注
[2]苏里茨（1882——1952年），先为俄国孟什维克，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后从事外交工作。——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