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悼念越飞逝世的两次讲话
一个革命者
很多人在写到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时，往往说他是一个签订过许许多多条约的杰出的外交家。无疑，在外交生涯中阿·阿[1]为国家的无产阶级事业建树了巨大的功勋。然而，就他的本质而言，完全不在于是一个外交家，而是一个革命者。
官僚主义的污锈丝毫不能沾染他。由于党委派他的工作的性质，他不得不（特别是在国外）在我们所完全陌生和敌对的人们中间度过大部分时间。阿·阿本人出身于资产阶级，他了解这一阶层的风俗和习惯，工人国家需要他在这个范围内周旋。但是外交工作对他来说不过是身上的一件职务礼服。阿·阿恭顺地穿上了这件礼服，因为无产阶级事业的利益要求他这样做。但是，在他心灵上是没有这件礼服的。他在自己的外交工作和国务工作中，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不屈不挠的意志。这个世界闻名的、并不年轻的国务活动家已经做好准备，如果革命利益需要的话，他可以在任何国家、任何时刻开始一个地下工作者的艰苦工作。
阿·阿不仅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而且按照他个人的生活经历，都是一个彻底的国际主义者。他是欧洲和亚洲许多重要国家里的革命运动的直接积极参加者。他深刻了解革命的世界联系，这样的人在我们当中为数不多。
阿·阿是一位优秀人物。在侨居国外期间，他对那些需要支持和帮助的人来说，是一个细心和极其温和的朋友。他不等人家请求，就会与他们分享最后的东西。尽管他从年轻时起就受到病痛的折磨，但他在地下工作期间，在监狱里和流放中仍然保持着那种温暖人心的、一贯饱满的情绪。革命者的不屈不挠和温和的人性的集合，是这位离我们而去的战士的一大特点。本人认为，阿·阿的去世，使我失去了最后二十年间的最亲近的朋友和战友。
阿·阿是自愿结束自己生命的。责备他临阵脱逃是愚蠢的。他离去，不是因为不愿战斗，而是因为他的身体再也没有力量来参加战斗了。他害怕成为战斗者们的累赘。他不是自愿离世，他的一生，是依然活着的人们的榜样。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占据着自己的岗位。谁也不应该离开这一岗位。
对于阿·阿——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一个卓越的人和忠实的朋友——我们将在整个革命过程中永志不忘。
列·托洛茨基
1927年11月18日
1927年11月19日列·达·托洛茨基同志在阿·阿·越飞墓前的讲话
同志们，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是以有史以来第一个工人阶级的国家的外交代表的身份，进入最后十年的生活中的。在这里，大家都说——新闻出版界也这么说，他是一个杰出的外交家。这是对的。他的确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也就是党和无产阶级政权分配给他那一岗位上的工作者。他之所以成为一名杰出的外交家，是因为他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
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出身于资产阶级环境，而且是富有的资产阶级环境。但是，正象我们所知道的，在历史上有很多先例，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人彻底同他们的家庭决裂后，他们在以后就不会被小资产阶级思想所俘虏。他是一个始终如一的革命者。
在这里，大家还正确地提到，他具有很高的精神文化修养。作为一个外交家，他不得不同聪明的、锐敏的和凶狠的敌人打交道。他了解这一圈子，了解他们的习俗、癖好。然而他在对待这一圈子的习俗时做得很得体、很谨慎，但这只是他的职务地位强加于他的一件外交官礼服。而在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的内心深处从来也没有这样一件礼服。在这里还正确地提到，他与那种对待任何问题都采取老一套办法的态度是格格不入的。他是作为一个革命者来对待每一个问题的。他身居重要岗位，但从来不是一个官僚。他与官僚主义水火不容。他是从工人阶级的角度来看待每一个问题的，而工人阶级则是从社会底层升高到了掌握国家政权的地位。他是从国际无产阶级和国际革命的角度来看待每一个问题的，这也是他的巨大力量之所在。他的巨大力量在不断地同他的弱小的体魄斗争着，直到最后一刻，直到象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样，枪弹在他的右额上留下一个黑点儿的那一刻，他始终保留着他的充沛的精神力量。
同志们，他自愿地离开了生活。革命是不允许自愿离开生活的，但任何人也不能够非议或者责怪他，因为他离开的时刻正是他对自己说，除掉自己的死，他再也不能为革命作出什么贡献的时候。正象他生得坚定和勇敢一样，他离开得也坚定和勇敢。
困难的时刻从来也没有吓倒他。1917年10月，当他担任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而后又担任该委员会主席的时候，是这样；当他在彼得格勒城下，尤登尼奇[2]的炮弹在他身边爆炸的时候，是这样；当他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坐在谈判桌前的时候，当他出使欧洲和亚洲许多国家首都时，也是这样。困难并没有吓倒他……迫使他离开生活的是：他确信再也无法同困难进行斗争了。
同志们，请允许我说（我想这一想法也完全同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的最后的想法、最后的遗愿相一致），自愿地从生活中离去的工作法是有传染力的，最好任何人都不要效仿这位革命老将的死——而要效仿他的生！
我们作为同他并肩战斗、并且共同生活了几十年的亲密朋友，今天不得不忍痛离开这个美好的人和朋友的形象。过去他一直放射着温暖的、柔和的和一贯的光辉。他曾经是许多侨民小组的中心，他曾经是许多流放者小组的中心，他曾经是许多监狱小组的中心。他出身于富有的家庭，关于这一点我已经说过，但是他在年轻时代所掌握的那些财产，并不是他个人的财产，这些财产都是革命的财产。他非常慷慨地帮助同志们，他不等人家提出要求，就像朋友、兄弟那样，慷慨地帮助他人。
我们用这个灵柩将这样一个非常出色的人的遗骸抬到这里，过去我们曾那样舒心地同他在一起生活和战斗过。让我们以他生活和战斗的精神来同他告别吧：他站立在马克思和列宁的旗帜下，也在这一旗帜下故去。我们的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我们向你宣誓，我们将把你的旗帜举到最后（高呼“乌拉！”，唱《国际歌》。）
[1]阿·阿，越飞的名和父名的缩写，下同。——译注
[2]尤登尼奇（l862——1933年），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的反革命首领之一。——译注
附录一
托洛茨基致谢马什科[1]的信
1927年1月20日
致谢马什科同志
抄送：党中央医疗委员会
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
阿·阿·越飞是一位身患重病的同志。虽然他最近数月来做了许多工作，但是他明显地在衰弱下去。他不想治疗，说对事情反正不会有补益，说他在工作时才感觉到自己要好一些，等等。我想，只有在气候良好和另外的环境里长期休养才能拯救他。只有党的坚决有力的干预，才能做到这一点。
1927年l月20日
列·托洛茨基
[1]谢马什科（1874——1949年），俄国老布尔什维克，苏联卫生事业的组织者之一。——译注
附录二
越飞临终前的信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说明
300份
亲爱的列夫·达维多维奇。
我整个一生都坚持认为，社会政治活动家同样也应该善于及时地离开生活，就象演员离开舞台一样，而且宁可做得早些，也比做得过晚要好。还在少年时代，当保尔·拉法格和他的妻子劳拉·马克思的自杀在各社会主义政党中引起十分广泛的议论的时候，我就坚决维护他们的立场在原则上的正确性。我还记得，我曾经激烈地反对过对他们的自杀表示十分愤怒的奥古斯特·倍倍尔：如果可以就拉法格夫妇所确定的年龄问题提出异议的话（因为问题并不在于年龄，而在于政治活动家是否还会有益处），那么当一个政治活动家在他意识到自己再也不能为他所献身的事业带来益处的时刻离开生活而去，对于这一原则立场就无论如何也不应提出异议。三十多年以前我就为自己确定了这样一种哲学：人的生命只有在它能无限贡献自己的时候，才具有意义，对于我们来说，人类就是这一无限，因为其他的一切都是有限的，所以为其他的一切而工作，也就丧失了意义。假如说人类也是有限的，那么至少它的终极将会在非常遥远的时代才能到来，所以对我们来说，它可以被看作是绝对的无限。在相信进步的情况下（我是相信的），完全可以设想，即使我们的星球毁灭了，人类也将会有办法搬到其他更年轻的星球上去，也就是说会在那个时代继续存在下去，这也就意味着在当今时代为人类的利益所创造的一切，都会在那遥远的世纪反映出来，也就是说这种创造会赋予我们的存在、我们的生命唯一可能的意义。我向来以此、也仅仅以此来认识生命的唯一意义的。现在当我回顾自己走过的一生时，其中在我们党的队伍中度过了二十七个年头，我想，我有权这样说：我在我全部的自觉的生活中是忠于自己的哲学的，也就是说我所度过的整个一生是有意义的，因为我整个一生都在为人类的幸福而工作、而斗争。甚至在那些被监禁和服苦役的年代（那时人被排除在直接参与斗争和为人类服务之外），也不能从有意义的生活中扣除，因为那是进行自我教育、自我锻炼的年代，这些年代促进了以后工作的改善，因此同样可以算作是为人类工作的年代，也就是生活的有意义的年代。我认为我有权肯定，出于这样的理解，我整个一生中没有一天是过得没有意义的。
但是现在看来，今天这样的时刻已经到来，我的生命正在失去它的意义，因此对于我说来，已经有必要从生活中离开了，有必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了。
当今我们党的领导为了贯彻不给反对派分子分配工作的总的路线，已经有好多年不让我做任何在规模上和性质上使我可以尽可能做出最大贡献的党的、或苏维埃行政的工作。正如您所知道的，最近这一年政治局由于我是反对派而完全解除了我的一切党和苏维埃的工作。
从另一方面说，部分的原因或许在于我有病，或许还由于您比我了解得更清楚的原因，一一这一年我实际上几乎没有参与反对派的斗争和工作。
我带着激烈的内心斗争，而且首先是以一种极不情愿的心情走进了另外一个工作领域——科学教育和文学工作。这一项工作我本来想在我完全残废的时候才来做的，而现在我却全身心地投入进来了。无论一开初如何艰难，但我还是渐渐地投入了这项工作，并且希望在这一工作中我的生命会保持它内在的、必不可少的价值，关于这一价值我在前面已经谈过，我认为只有这种价值才能说明我的存在是有意义的。
但我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坏。
9月20日以后，我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党中央医疗委员会要求去接受教授专家们的会诊，委员会确诊我的双肺都处于结核病活动期，并患有心肌炎、慢性胆囊炎、慢性结肠炎和阑尾炎、慢性多发性神经炎。为我确诊的教授们斩钉截铁地对我说，我的健康状况要比我想象的坏得多，我不应该指望讲完大学（第一莫斯科大学和东方学院）的课程，说正好相反，更明智的办法是现在就抛开一切计划，多一天也不能留在莫斯科，每个小时都不能不医治，说我必须立即去国外进相应的疗养院，由于在一二天内不可能成行，所以在出国前的短暂时间里他们会给我开药，并且在克里姆林宫医院进行诊治。当我直接问到在国外治愈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以及我能否不丢下工作在国内进行诊治的时候，对此，教授们当着党中央的主治医生阿布罗索夫同志和另外一位医生——共产党员、克里姆林宫医院的主治医生阿·尤·肯涅尔的面，确定地声称，国内的疗养院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救我，我应该寄希望于国外的治疗，因为此前我没有一次在国外诊治超过二三个月，而现在他们坚持此行最短为半年，并没有限定最长的期限，而如果这样，他们将不怀疑，即使我不能彻底痊愈，至少我也完全可以长时间地进行工作。
此后将近两个月党中央医疗委员会（正是他们自己召集了上述会诊的）完全没有采取任何步骤，既不送我出国，也不使我能在这里进行治疗。相反地，从某个时间起，此前一向按照我的药方给药的克里姆林宫药房接到指示，不准再给药。我事实上已经不能再得到我过去一直享受的免费的药物医疗了。现在不得不在市里药房自费去买我所需要的药品了（或许现在我们党的领导集团针对反对派里的其他同志也实行曾经提出的威胁办法，“从胃部下手打击反对派”）。
当我身体尚且健康、能够工作的时候，我对这些很少注意。但因为我的身体越来越坏，我的妻子便开始为我出国的事到党中央医疗委员会去奔走，并去找尼·亚·谢马什科同志本人（因为他向来在公开场合下都为争取实现“保护老近卫军”的口号而大声疾呼），但是问题一直拖着，等待审议，我的妻子唯一得到的是，给她发了一纸会诊决议的摘录，其中历数了我的各种慢性病，并且指出会诊坚持送我出国“去弗利德连德尔教授所开的那种类型的疗养院，为期一年’。
但是九天以前我彻底躺下了，我的各种慢性病变得很糟，急转直下（象过去常有的那样），最可怕的是我的老病——多发性神经炎又出现严重的病状，我不得不忍受实在无法忍受的巨痛，我已完全不能走路了。
事实上，这九天我得不到任何治疗，我的出国问题还在讨论之中。党中央的医生们无论谁一次都没来过。来看病的达维坚科教授和列文医生虽然也给我开了一些不痛不痒的药（当然不起任何作用，没有任何疗效），但他们立即承认说，他们“丝毫无能为力”，说必须尽快去往国外。列文医生曾经对我妻子说，这个问题还在拖着，因为在医疗委员会里或许有人以为我的妻子要去陪同，这是“很费钱的”（当不属于反对派的同志患病的时候，送他们出国常常是包括他们的妻子的，而且总是由我们的医生或者教授陪同；我就知道许多这样的情况，我还可以举出，当我第一次得了严重多发性神经炎的时候，送我出国时就有我的全家——妻子和一个孩子﹑以及坎纳比赫教授的陪同；不过那时候，党内还没有形成这样的规矩）。
我的妻子对此回答说，不管我的状况有多严重，她或者别人也完全不要求来陪同我。对此，列文医生向她保证说，如果这样，问题就会解决得快些。
我的状况越来越糟，疼痛极度难忍，最后我向大夫要求，想点儿什么办法减轻疼痛。今天到我这里来看病的列文医生又重复说，他们丝毫无能为力，唯一的解救办法是尽快去往国外。
晚上，党中央的医生巴焦姆金同志通知我妻子说，党中央医疗委员会决定不将我送出国外，把我安排在国内诊治。这就是说，专家教授们坚持送我去国外进行长期治疗，认为短期治疗是无济于事的，而党中央却相反，只同意为我的治疗支付一千美元（二千卢布），认为不可能支付得更多。
正象您所知道的，我过去交给了我们的党不止一千卢布，由于革命，我丧失了我的财产，现在已经不能自费看病了，从那天起我交给党的无论如何要比我向党要求的要多。
英美的一些出版社不只一次地向我提出建议，要为我的回忆录片断（任凭我自选，只提出一个要求，要包括布列斯特和谈这一时期）支付两万美元。政治局清楚地了解，我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和一个外交家，有足够的经验，不会发表那些可能有害于我们的党和国家的东西，而且我还不只一次地担任过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国家监察委员会的监察员，另外我作为一个外交全权代表，同时也在各有关国家担任过所有俄罗斯出版物的审查员。几年前我向政治局提出申请，允许我出版这样的回忆录，并保证将全部稿费交给党，因为我感到向党要钱看病，在我说来是于心不忍的。就此我收到了政治局直接作出的决定：
“……在事先未经外交人民委员部和中央政治局审查手稿的情况下，外交人员或者参与外事工作的同志绝对禁止在国外出版自己的回忆录。”
我了解有了这种双重审查，必将拖延时日和出现许多麻烦，甚至不可能同国外出版社进行联系，因此那时，即在1924年，我放弃了这一建议。最近，当我在国外的时候，我收到了一个新的建议，保证支付两万美元的稿费，但我了解现在正在怎样地歪曲党的历史和革命的历史，我决不可能也参与这样的歪曲，我坚信政治局的整个审查机关不会通过我对两方面的历史人物和活动，也即对革命的真领袖和现在高升到这一职位上来的假领袖们的正确阐述（而外国出版社恰恰坚持回忆录应该更具有个人的性质，也即对所回忆的有关人士等要有所评述），我认为不可能在不直接违反政治局决议的情况下，在国外出版我的回忆录，从而也知道，不可能进行治疗了，因为得不到党中央的资助。显然中央委员在评价我二十七年的全部革命工作时，认为我的生命和健康所值不超过两千卢布。
在我现时所处的情况下，我当然没有可能做任何工作。即使抛开难忍的疼痛，我有力量继续讲课，那也需要有特殊的照顾，需要用担架抬着我到各处去，需要帮助我在图书馆和档案馆借阅必要的书籍和资料等等。过去我患这种病的时候，有整个一个全权代办的班子为我服务，而现在按级别甚至都不能配备一个私人秘书；在最近我有病期间对我一直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比如现在我已经有九个昼夜事实上没有得到任何照顾，甚至达维坚科教授为我确定的烤电，我都无法得到）的情况下，我甚至都不能指望得到象享受担架这样的微不足道的帮助。
即使给我看病，让我到国外呆必不可少的一段时间，情况仍然十分悲观：上一次在我的多发性神经炎病重期间，我躺了差不多两年，不能动弹；那时除去这种病之外还没有其他病症，而我所有的病也都是由于这个病引起的；现在我已患了差不多六种病；即使我现在可以花必要的时间来医病，那么也未必能指望医治之后生命还能继续多长时间。
现在，当人们认为不可能对我认真地进行诊治（医生们认为在俄罗斯治疗是没指望的，而在国外治疗个把月时间同样没有意义）的时候，我的生命也就丧失了全部意义；即使不是从上面简要提到的我的哲学出发点，也不会有谁认为忍受巨大痛苦、不能动弹、不能进行任何工作，这样活着还有什么用处。
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应该结束这一生命的时刻来到了的原因。我了解党对于自杀所持的普遍否定态度，但我认为未必有人在了解我的一切情况之后，还会因为我迈出这一步而责怪我。
此外，达维坚科教授认为引起多发性神经炎严重复发的原因是最近一个时期的情绪激动。如果我是健康的，我会有足够的力量和精力为反对党内形成的状况而斗争。但由于我现时的状况，我认为党内的这种情形是不能容忍的，它默默地容忍了把您开除出自己的队伍这件事，虽然我决不怀疑，党内迟早会出现转折，那时候会使党甩开那些给党造成奇耻大辱的人们……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死就是一个战士的反抗，这个战士已经处于这样一种状况，他不能用任何其他办祛、其他手段来对这种耻辱做出反应。
如果允许我将伟大和渺小加以比较的话，我会说，将您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是极其重大的历史事件，它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我们革命中一个热月党统治时期的开始，我在重要的党和革命的岗位上从事了二十七年的革命工作之后，被置于这样一种境地，除掉向自己的额头开枪之外，别无其他选择，这一事实从另外的方面证明了在党内存在着这样的制度，或许这两个事件，一个渺小的和一个伟大的事件加在一起，可以或者注定要成为一种推动力，使党觉醒，并阻止它沿着热月政变的道路继续滑下去。如果我能确信事情将会这样，那我将不胜荣幸，因为那时我会知道，我没有白白地死去。尽管我坚信党觉醒的时候一定会到来，但我不能确切地认为现在会是这样……然而我还是不怀疑，现在我死要比我继续活着更有益处。
亲爱的列夫·达维多维奇，我们已共同工作十年，我想，还可以说有十年的个人友谊将我们联系在一起，这使我有权在诀别的时候，向您说出我认为您身上的缺点。
我从来都不怀疑您所确定的道路的正确性，您知道，从“不断革命”的时期起，我同您一道走过了二十余年。
但我一向认为您缺少列宁式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毫不让步的精神，缺少他的那种坚定精神，即使在他认为的正确道路上只剩下他一个人，他也确信将来会赢得多数，将来所有的人会承认这条道路是正确的。
您从1905年开始在政治上一直都是正确的，我不只一次地向您说过，我曾亲耳听到列宁承认说，在1905年不是他正确而是您正确。人之将死，其言可信，我现在再次地向您重复这一点……但是您常常放弃您自己正确的东西，以迎合被您过高估价了的妥协。这是错误的。我再次重复说，在政治上您一直都是正确的，而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正确。将来总有一天党会明白这一点的，历史一定会作出正确评价。因此您现在不必害怕，有谁会从您身边走开，或者更坏，不会有许多人很快地——我们大家都不希望这样——向您走来。您是正确的，但您的正确的东西取得胜利的保证恰恰在于最大限度的毫不妥协、在于严格地勇往直前，彻底排除任何妥协。伊里奇取得胜利的秘诀也就在于这一点。
我曾多次想对您说这些话，只有现在在诀别的时候才决心说出。
关于个人的事再说两句，我死之后，撇下不大善于过独立生活的妻子、年幼的儿子和有病的女儿。我知道您现在也不可能为他们做什么事情，而对当今的党的领导，我在这方面绝不作任何指望。但我相信您在党内重新取得应有地位的那一时刻是不会很远的。那时您不要忘记我的妻子和两个孩子。
我祝愿您具有比以往更多的精力和朝气，祝愿您最快地取得胜利。紧紧地拥抱您。永别了。
您的阿·越飞
1927年11月16日，莫斯科
附记：
这封信是15日至16日的夜间写的。今天，16日的白天，玛丽亚·米哈伊洛夫娜[1]到医疗委员会去过，坚持要求将我送到国外，那怕只有一、两个月的时间也好。就此，人家对她重复说，根据专家、教授们的意见，短期出国没有任何用处，并且声称，中央医疗委员会决定立即将我送往克里姆林宫医院。这也就是说，甚至我短期出国治疗也遭拒绝，至于在国内医治，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不会取得任何效果，——正如我说过的那样，所有给我看病的大夫都承认这一点。
亲爱的列夫·达维多维奇，我非常遗憾没能见到您；这并不是因为我怀疑自己所作的决定的正确性，希望您能改变我的主意。不是的。我丝毫不怀疑这是我可能作出的一切决定中最明智、最清醒的决定。我只是担心我的这封信，这样的信不可能不是主观的，在具有这样强烈的主观色彩下就可能失去客观标准，或者某一句听起来虚假的话都会破坏这封信的整个印象。而我当然希望这封信是有用的，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迈出的这一步，才是有益的。
因此我不仅授权给予您充分的自由来编辑加工我这封信，而且还恳切要求您将您认为多余的一切都抹去，添上您认为必不可少的话。
好啦，永别了，我亲爱的朋友。您要坚强，您需要有更多的精力和能量。别了，一切的一切，请多宽恕吧。
阿·阿
校对：德·科特里亚连科
联共（布）党中央书记处的说明
今年11月l日，由菲列尔同志和科罗特科夫同志（联共（布）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代表）、巴焦姆金同志和阿布罗索夫同志（党中央的医生）、以及萨姆索诺夫同志（党中央办公厅主任）组成的医疗委员会，做出如下决议：
“委托党中央的医生巴焦姆金同志查明是否有可能在苏联国内对越飞同志进行治疗。”
今年11月15日，医疗委员会做出如下决议：
“鉴于有可能在苏联国内对阿·阿·越飞同志进行诊治，特委托党中央的医生巴焦姆金同志组织实施此项工作，并与克里姆林宫医务处的专家们、以及越飞同志商洽。”
针对医疗委员会的这一决定，中央书记处没有收到越飞同志及其家属的反对意见，因此，就党中央来说，在没有讨论医疗委员会上述决定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做出任何决定反对越飞同志出国治疗。
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书记
库比亚克
1927年11月18日
校对：德·科特里亚连科
（孙美玲 译）
[1]玛丽亚·米哈伊洛夫娜，越飞的妻子。——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