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不会只重视另外一些比较小的谣传，尤其是来自布哈林同志方面的谣传。列宁已经指出，在困难的时刻，造谣中伤是布哈林的主要武器。但是，现在他不是在困难的时刻，而是在漫长的岁月里。在相反的方向，即在从左向右拐弯时，布哈林总是处在胆战心惊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则是一个龌龊理论家的良心的成果。造谣中伤这时在布哈林身上发挥的，正是酒精在别人身上发挥的那种作用。有关我在1920年或者1921年打算退党的谣言的根源就在于此。假如我有这样的打算，假如我会产生这样的打算，我会告诉具有另一种气质的同志们，也就是说，他们不是谁想怎么捏就怎么捏的面团。只是由于布哈林的一再中伤，我才了解到他一度扮演了历史造谣者的角色。他甚至企图利用我“打算”退党来吓唬列宁。所有这一切，我是现在才发现的。但是，布哈林的造谣中伤行为却给从前的某些事件投上了回溯的光辉。在任何情况下，这种造谣中伤的勾当都没有改变列宁对我的态度。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这一点表现得尤其明显。
当中央委员会根据索柯里尼柯夫[1]同志的倡议，作出了关于对外贸易专营的错误决议时，他毫不犹豫地给我写了一个反对中央委员会政策的提案。
在党的第12次代表大会上，列宁认为必需坚决反对斯大林同志的一般政策和民族政策的时候，他就要我研究他的有关民族问题的信件和笔记。
在他最后一次同我谈话中——我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讲过这一点——列宁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反对官僚主义和中央委员会组织局的“联盟”（他的真正说法）问题。最后，他那字斟句酌的遗嘱，既是他对我，也是对其他同志的态度的最充分的表现。现在却出现了一种卑鄙的企图，说什么列宁是在已经神智不清的情况下写出自己的遗嘱的，而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各组组长会议上，也毅然说道，列宁的有关民族问题的信函，是患病的列宁在“老娘们”的影响下写出来的。幸好，列宁留下了他写遗嘱的那个时期的思想状况的充分证据。要知道，他的那篇论工农检查院的文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还有有关论民族政策、论合作社及其他问题的文章，大约都是那个时期写出来的。当时，在有医生会诊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我受政治局的委托，对会诊的医生提出疾病是否有可能影响列宁脑力创作的问题，我与其他同志完全一致地告诉医生，我们所得到的最近的列宁著作，首先是《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表现出他的创作思想的特别强有力的一面和特殊的高度。遗嘱大致就是在那个时期写出来的。
我还有一份能说明列宁对我的态度的文献，我所说的就是：《给克鲁普斯卡娅的信》。
如果再加上1919年7月的文献，即列宁预先在下面签名的那份空白表格，以便我在国内战争的最艰苦的形势中能随时做出重要决定，那么，我就可以完全理直气壮地得出列宁对我的态度的结论。我们有过斗争的岁月。在共同的工作中也发生过摩擦。但是，无论是老的斗争，还是不可避免的摩擦，或者是造谣者的中伤，都没有使列宁对我的态度有所改变。他在自己的遗嘱中就表达了这种态度：既有优点，也有缺点。无论什么样的力量都不会把它抹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