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斯大林1925年9月15日写给一个不知名的人的一封关于托洛茨基的信
……同志：
复信很晚，非常抱歉。我有两个月的假期，昨天才返回莫斯科，您的便函今天才得以拜读，不过，迟复总比不复好啊。
恩格斯对“这种革命能不能单独在某个国家内发生呢？”这一问题持否定态度，——这充分反映了垄断资本主义以前的时代、帝国主义以前的对代的特征，当时各资本主义国家还不具备不平衡和突跃式发展的条件，因而自然也不具备无产阶级革命在单独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条件（众所周知，无产阶级革命可能在单独一个国家获胜是出自于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以及与之相关的无产阶级革命可能在单独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原理，是列宁在帝国主义时期，也只有在帝国主义时期才能够提得出来。这表明，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对形成于帝国主义以前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恩格斯即便很有天才，也不可能发现垄断资本主义以前时代、他撰写《共产主义原理》的上世纪四十年代所没有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只有在后来，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才能产生。
另一方面，列宁作为一个天才的马克思主义者却不能不发现恩格斯逝世后的帝国主义时期所产生的东西。列宁与恩格斯的区别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区别。至于“托洛茨基的理论与恩格斯的学说相一致”的问题，那是根本谈不到的。恩格斯在垄断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对第十九个问题[1]作出了否定性的回答，是有其根据的，因为当时还谈不上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规律，托洛茨基则恰恰相反，他没有任何理由在二十世纪重复恩格斯在上个世纪做出的回答并将它机械地用于新的帝国主义时代，因为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已成为尽人皆知的事情了。恩格斯是在分析了他所处的那个垄断资本主义以前的时代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回答的。托洛茨基则在脱离自己所处时代的情况下进行分析，他忘记了自己不是生活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而是生活在二十世纪的帝国主义时代，他巧妙地把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伊万·伊万诺维奇的鼻子安在二十世纪的伊万·尼基福罗维奇的下巴上，想必以为这样便能蒙骗历史。我并不认为，这两种完全相反的方法能够成为谈论“托洛茨基的理论与恩格斯的学说相一致”的理由。
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约·斯大林
P．C． 请注意，此信不宜于公开发表。见信后速速告之。
约·斯大林
2． 1926年（7月中旬）托洛茨基关于“个人问题”的声明
1． 斯大林同志企图再次利用我于1913年写给齐赫泽[2]的信之事，充分说明了斯大林同志的为人。这封信写于派别斗争十分尖锐的时刻。列宁在这场斗争中的观点是百分之百的正确。这场斗争早已成为过去。十三年前写成的这封信，现在来看不但每一个党员，就是我自己也觉得是毫无道理的。从以住派别斗争的垃圾箱里翻出些陈糠烂谷子，只能让那些不了解过去的年轻党员感到困惑，其目的不外乎是造谣中伤和制造阴谋。当列宁一再坚持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位上调开时，指的正是斯大林的这种不谦恭。
2． 列宁在其“遗嘱”中对党说了他认为有必要说的关于我的话，从整体上概述了过去的一切，其中就有过去的那次派别斗争，他还尽力对党在今后的工作给予了帮助。斯大林同志在自己的谈话中越俎代庖，企图替列宁解决这么一个问题：列宁现在，在目前斗争的条件下会有什么反映。这一企图从根本上便错了，因为如果列宁还和我们在一起的话，那么斯大林同志就不会留在总书记的位置上，就不会利用党的机构来破坏党的政治路线和分裂列宁在世时形成的领导干部。也就不会有目前的这次斗争。
3． 斯大林同志把我称作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者。他认为，列宁主义就是千篇一律地重复早已送入档案馆中的、谁也不再需要的对不断革命的争论。列宁主义是一种活的学说。它反映在对我国的经济、阶级关系、国际革命的道路、英国的发展等进行的分析中。在所有这些领域里，斯大林同志都时时刻刻根据我国发展的基本问题真正地修正了列宁主义。
毫无疑问，我在《十月革命的教训》里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志的名字与政治上的机会主义活动联系起来了。根据中央内部思想斗争的经验来看，这是一个特大的错误。关键之处在于，我未能察觉七人帮内部的思想斗争，从而未能及时判定，机会主义的活动是由以斯大林同志为首的小集团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志引起的。
4． 当伊斯托明把“遗嘱”这个问题搞成了旨在反对党的轰动一时的新闻时，我出来反对过他。可是，这并未改变这个事实，即由于“遗嘱”没有准确地传达到全党，人们在会议上引用它时往往只凭记忆，共中免不了有无意的或恶意的歪曲。比如说，列宁谈到我的过去时说我是“非布尔什维克主义”这个地方，斯大林等同志一再想解释成这样：仿佛列宁说我是个非布尔什维克。不禁要问，列宁怎么可能对一个政治局委员、一个非布尔什维克提到他的非布尔什维克主义呢？这里，对我的诽谤变成了对列宁的诽谤。
5． 对于其他的谮言中伤，因篇幅所限，无法在此一一作答。
3． 1927年4月14日托洛茨基关于“个人问题”的声明
斯大林同志在4月13日的全体会议上竟然说，我提到的他的关于修建第聂伯建设工程等于乡下人买的留声机的话是“不真实的”。下面便是斯大林同志在1926年四月全会上的讲话的原文，一字不漏地照抄在这里：
“我们所说……的是，要用我们自己的资金来修建第聂伯建设工程。这里需要的资金数目很大，有数千万之多。我们千万不要陷入这么一个乡下人的境地，他把节省下来的钱攒起来，结果不去用来修理犁杖和扩大生产，而是买了一架留声机，可是……还烧坏了（笑声）……难道我们可以不尊重代表大会关于我们的工业计划应当适合于我国的财力的决议吗？可是，托洛茨基同志显然不尊重代表大会的这个决议。”
（全会速记稿，第110页）
斯大林同志企图以此来解释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转变，即1926年计划在五年期间用资五千万，而现在只用一千三百万。然而，即便情况如此，我的话也没有任何“不真实”的成分。不过，在数目方面斯大林同志也弄得一片混乱，这表明时至今日他仍象去年一样，对问题全不摸头。一年前，对第聂伯建设工程费用的估算是一干一百、一千二百至一千三百万，而不是什么数千万。从那时起，估算的数目无疑确定下来了，而且并未超出上述数字的范围。至于那些应作为第聂伯水电站的能源消费者而出现的新企业，其费用粗略计算也得在二千至三千万卢布。不过，这些企业并非专为第聂伯建设工程而建。它们有其自身的需要。第聂伯建设工程是为这些必要的工厂而建的。它们的修建费用现在大概已经确定下来，但实质性的差别不会很大。因此看来，说去年中央全会上谈的是五千万，而不是现在我们知道的一千一百万至一千三百万，纯粹是无稽之谈。不论当时，还是现在，所谈的数目都是相同的。
对于促使斯大林同志如此轻易地说出“不真实”之语的那种品格，大概无须再加评定。
1927年4月14日
4． 1927年8月2日托洛茨基关于“布兰德勒”[3]的说明
斯大林宣布说：1923年托洛茨基曾支持过布兰德勒。我在1923年支持的是什么，这从当时政治局的信中可以看出来。斯大林本人才是个右倾的布兰德勒分子呢。
有一次，斯大林同志使一个意大利代表团迷惑不解，因为他把编造的我在1923年对德共中央的态度告诉了他们。当时我便写信就这一问题作了解释，并把信的抄件送交给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本人的态度究竟是怎样的呢？……
就这样，斯大林同志在不了解德国局势、大概也从未认真研究过德国的条件和无法阅读德国报刊的情况下，仅凭他那警觉的本能行事，而这种本能在处理重大问题时往往是完全靠不住的。11月的时候，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我向政治局提交了一份要求从德国召回我们的同志的建议，这时斯大林对我说道：
“不要这么急。您先前认为革命迫在眉睫，现在却又说时机已经错过。不要召回，还早着呢？”
可是，我们决定还是召回。斯大林同志看不出革命何时临近，也发现不了它何时消退。在评价重大事件的时候，斯大林同志往往总是束手无策，因为无论任何小心谨滇、任何阴谋诡计都不能代替理论修养、敏锐的政治眼力和创造性的想象力，而这些东西恰恰是斯大林完全没有的。
1927年8月2日
（王景生 译）
[1]即《共产主义原理》中的第十九个问题：“这种革命能不能单独在某个国家内发生呢？”——译注
[2]齐赫泽（1864——1926年），俄国孟什维克领袖之一。——译注
[3]布兰德勒（1881——1967年），德国共产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派别的领油之一。——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