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的审判中，斯大林捎带着指控布哈林曾在1918年准备谋害列宁。天真而易动感情的布哈林十分崇敬列宁，并以孩子对母亲的那种爱热爱他，如果在争论中顶撞了他，那么也一定是跪着说的。平和温顺的布哈林，用列宁的话说，没有也不可能有独自的沽名钓誉的意图。如果过去那个年代有人预言布哈林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候被指控为企图谋害列宁，那么，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首先是列宁）便会建议把这位预言家关到疯人院里。斯大林究竟为了什么要搞这么一个荒谬的指控呢？我深知斯大林其人，可以满有把握地说：这是对布哈林因不谨慎表露出的对斯大林本人的怀疑的回报。一般说来，莫斯科审判中的所有指控都属于这类性质。斯大林伪造的东西，其基本成分并非出自纯粹的杜撰，而是取自现实，绝大部分取自这位辣菜大师本人的所作所为或意图。这种以守为攻的“斯大林反射现象”不仅在高尔基之死中大放异彩，而且在列宁之死中也颇见威力。前者使雅戈达赔上了性命，后者则使布哈林付出了终生代价。
照我的想象，事情的经过应当是这样的。列宁提出要毒药——如果他果真要过毒药的话——的时间应在1923年2月底。3月初，他已经再次瘫痪。这一时期的病情预后不良，虽然判断下得十分慎重。斯大林顿感信心倍增，言谈行事，全无顾忌，仿佛列宁已经死了一样。可是，病人却使他空欢喜一场。由不屈不挠的意志所支撑的强有力的体质战胜了病魔。临近冬天的时候，列宁开始渐渐好转，身体可以较为自由地动弹了，他听人给他读书，自己有时也读，他的言语能力开始得到恢复。医生们做出的结论越来越给人以希望。不过，列宁即使痊愈，自然也无法阻止革命不被官僚反动势力所替代。无怪乎克鲁普斯卡娅1926年这样说道：
“要是沃洛佳[1]还活着的话，他现在也一定在蹲监狱啦。”
的确，对斯大林来说，问题涉及的不是历史发展的整个进程，而是他个人的命运：要么他现在，今天便成为权力机关的主人，从而也成为党和国家的主人，要么便终生屈居三流角色的位置。斯大林渴望得到权力，非要得到全部权力不可。他的一只手已经紧紧地抓住了它。目的离得很近了，可是来自列宁方面的威胁更近。恰恰是在这个时刻，斯大林下决心立即动手，毫不拖延。他的同谋者遍地皆是，他们的命运与他的命运休戚相关。手边的得力干将就是药剂师雅戈达。是斯大林把毒药交给了列宁，并且还暗示医生并未放弃治愈的希望呢，还是他采取了更直接为措施，我不得而知。不过，我坚信，当他的命运到了一发千钧的关头，而出路又是唾手可得的时候，斯大林是不会消极等待的。
1924年1月下旬，我前往高加索的苏呼米，为的是想摆脱一直折磨着我的神秘的病毒感染，这病的性质至今也未确诊。关于列宁去世的消息，我是在路上得知的。有这么一种十分流行的说法，说我之所以会失去权力，是因为我没有出席列宁的葬礼的缘故。这样的解释未必能让人信服。不过，我没有参加葬礼之事确实给许多朋友造成了沉重的感受。在当时已经十八岁的我的长子的信中，便可以听到青年人绝望的声音：无论如何也应当赶回来！其实，这同样也是我的愿望，虽然我的病况严重，但我已顾不了许多。这封关于列宁去世的密码电报是我和妻子在梯弗里斯火车站收到的。我立即向克里姆林宫发了直通密码电报：
“需回莫斯科。何日葬礼？”
大约一个小时后，莫斯科便来了回电：
“葬礼星期六举行，来不及按时赶回。政治局认为，出于健康的考虑，您一定得去苏呼姆[2]。
斯大林”
为了我一人的缘故要求葬礼延期，我以为是不现实的。只是到了苏呼米，当我躺在疗养院带棚凉台的床上时，我才知道葬礼改在星期天举行。葬礼的原定日期与后来的改期，这一定一改，其中的情况错综复杂，不是三言两语便能说清楚的。斯大林不光对我耍手腕，搞阴谋，他对他们三人联盟中的其他两人也同样如此。与凡事全从宣传效果出发的季诺维也夫不同，斯大林在自己的冒险计谋中更注重现实性的考虑。他害怕我会把列宁的死亡与去年关于毒药的那次谈话联系起来，会向医生提出下没下毒的问题；他也害怕我会要求进行专门化验。因此，最高明的办法是在列宁的遗体表面未涂防腐剂、取出的内脏未被焚化、尸体尚能进行检验之前，让我离得越远越安全。
当我在莫斯科向医生们——他们对列宁的去世也感到意外——询问直接死因时，他们无所表示地把两手一摊。打开尸体当然要履行一切必要的仪式；斯大林作为总书记首先关心的正是这一点！即便医生们较有洞察力，认为有自杀的可能，然而他们并未找到毒物。而对于其它别的什么，他们多半未加怀疑。无论如何，他们不可能对此做太多的深究，他们没有那样的动机。他们懂得，政治往住要高于医学。克鲁普斯卡娅往苏呼米给我写过一封十分诚挚的信；我没有就这个问题向她追根寻底，以免刺痛她。我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只是在两年后才恢复了私人间的交情，那时他们已与斯大林中断了亲密关系。他们显然回避谈论列宁死亡的情况，答话往往很简短，眼睛总是瞧着旁边的什么地方。他们是知道一些内情呢，还是仅仅在怀疑？不管怎样，他们在前三年中与斯大林的关系过于密切，因而不得不担心怀疑的阴影会落在他们身上。在列宁死亡这个问题上，仿佛笼罩着一股沉重的阴云。人们绝口不提此事，好象害怕引火烧身似的。只有易冲动而又健谈的布哈林在与人交谈时偶尔做些出人意外的奇怪暗示。
“噢，您不了解科巴，”他面带他特有的那种好似受到惊吓的笑容说道。“科巴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斯大林在列宁的灵枢前面宣读了忠于导师遗愿的誓言，宣誓时的声调就像在梯弗里斯正教中学里朗诵布道术一样。当时，这个誓言并未受到多大重视。现在它却进入了所有的文选读本，并享有西奈山诫命[3]的地位。
由于莫斯科审判和近来国际舞台上发生的一些事件的缘故，尼禄和切萨雷·博尔贾的名字不止一次被人提及。既然说起这两位古老的幽灵，那么，我觉得我们的主人公应当冠以超尼禄和超切萨雷·博尔贾的美名，因为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壮举相比，那个时代的罪恶便显得谦恭温稚，几近于天真幼稚了。然而，在这个十分简单的类似下面，却不难发现一种极为深刻的历史涵义。没落的古罗马帝国的风习是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多种教向基督教的大转变时期形成的。文艺复兴时代则标志着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天主教向新教和自由主义的大转变。在这两种情况下，旧道德往往在新道德产生之前便已完全腐烂了。
现在，我们又生活在两种制度的大转变时期，生活在巨大的社会危机时代，这一危机如同以前一样，也要伴随着一场道德危机。旧的东西彻底衰落了。新的才刚刚开始建立。当一所房子的顶部塌落下来，门窗也都掉了的时候，住在里面是不会舒服的。现在，强劲的穿堂风已吹扁了我们这颗星球。传统的道德准则变得越来越坏，而且不仅仅斯大林如此……然而，历史的说明并不是辩解的理由。尼禄自然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可是，他死了之后，他的塑像被毁，连他的名字也被从各处刮掉。历史的惩罚往往比强大的“总书记”本人的惩罚更为可怕。每想至此，我的心里便感到十分欣慰。
列夫·托洛茨基
1939年10月13日 科约阿坎
[1]沃洛佳，列宁的小名。——译注
[2]苏呼姆，苏呼米的旧称。——译注
[3]西奈山诫命，即十戒，据《圣经》载，系上帝在西奈山亲授予摩西的。——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