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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面一章最后几行所提出的预见或意见，正如读者所知道的，在几个月以后得到了证实。对不断革命的批评只不过为拉狄克提供了一个把他自己推出反对派的杠杆。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一整本书可以证明，拉狄克走进斯大林的阵营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出乎意料的事。但是，甚至变节也有不同的等级，不同的恶劣水平。拉狄克在悔过声明中完全恢复了斯大林在中国的政策。这一点意味着达到最深的背叛程度。对于我来说，留下来要做的只是摘要引证我对拉狄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斯米尔加的悔过声明（这个声明把他们列入政治犬儒派的黑名单）作出的答复：
“正像所有有自尊心的破产者一样，这三个人当然不会不用不断革命来掩护自己。这三个投降分子力图用廉价的誓言抹煞近年来的全部机会主义失败史的最具有悲剧性的经验——中国革命，他们保证说，中国革命跟不断革命论毫无共同之处。
“拉狄克和斯米尔加顽固地维护中国共产党从属于资产阶级国民党的做法，不仅在蒋介石政变以前是这样，在这以后也是这样。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则叽哩咕噜说了一些含糊其词的话，正像在牵涉到政治问题的时候他经常表现的那样。有一个事实是值得注意的：凡是反对派队伍里维护共产党从属于国民党的做法的人，都变成了投降分子。没有一个忠实于自己的旗帜的反对派分子有这种标记，因为这是一种臭名远扬的可耻的标记。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了四分之三世纪以后，在布尔什维克党建立了四分之一世纪以后，这些倒霉的‘马克思主义者’居然还认为可以维护把共产党人关在国民党笼子里的做法！拉狄克在当时对我的责难所作的答复中，正如在今天的悔过书中一样，已经试图恐吓我们，说共产党一旦退出资产阶级国民党，无产阶级就会脱离农民而陷于‘孤立’。在这以前不久，拉狄克把广州政府称为农工政府，这样就帮助了斯大林掩盖无产阶级从属于资产阶级的事实。这些可耻的行径，这种盲目性、这种愚蠢、这种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后果，究竟用什么来掩盖呢？的确，用什么呢！用对不断革命起诉！
“早在一九二八年二月，正在找借口投降的拉狄克，立即附和了一九二八年二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对中国问题作出的决议。这个决议把托洛茨基主义者说成是取消派，理由是他们把失败称为失败，同时不愿意把胜利的中国反革命看成是中国革命的最高阶段。在这项二月决议中，宣布了武装起义和苏维埃的方针。对于每个不完全缺乏政治感而有过革命经验的人来说，这项决议是一个最背叛、最不负责任的冒险主义的例子。而拉狄克却附和它。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对待这个问题，巧妙的程度不亚于拉狄克，只不过是从相反的一端出发而已。他写道，中国革命已经失败了，并且已经失败了很长一个时候了。一次新的革命将不会很快地到来。值不值得同中派分子争论中国问题呢？关于这个题目，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写了一些长信。我在阿拉木图读这些信的时候，有一种可耻的感觉。这些人在列宁的学校里究竟学到了些什么呢？我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前提同拉狄克的前提正好相反，但结论是一样的：他们两个人都受到这样一个伟大的愿望的鼓舞，即希望通过明仁斯基的斡旋而使雅罗斯拉夫斯基能够兄弟般地收容他们。[1]哦，当然，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革命的利益。他们并不是野心家。根本不是。他们只不过是一些无可救药的、意识形态上已经破产的人。
“针对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二月全体会议的冒险主义决议（一九二八年），当时我已经提出一个在民主口号下动员中国工人的方针，其中包括中国成立立宪会议的口号。但是，在这里，这三个倒霉的人却陷于极左的立场；这种行动是廉价的，对他们来说是一无所得的。民主口号吗？绝不行。‘这是托洛茨基方面的一个大错误’。唯一的做法是在中国建立苏维埃——一点也不能改变！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这种立场——对不起——更荒谬的了。在资产阶级反动时期提出建立苏维埃的口号，是婴儿吵闹，也就是说，是对苏维埃的一种讽刺。但是，甚至在革命时期，也就是在直接建立苏维埃时期，我们也没有取消民主口号。在已经取得政权的真实的苏维埃在群众眼前同真实的民主机构发生冲突以前，我们没有取消民主口号。用列宁的语言（而不是用实利主义的斯大林及其传声筒的语言）来说，这一点意味着：在国家的发展中不要跳过民主阶段。
“没有民主纲领——立宪会议、八小时工作日、没收土地、中国民族独立、国内各族人民的自决权——没有这个民主纲领，中国共产党的手脚就被绑起来，而不得不消极地把阵地让给中国社会民主党人，这些社会民主党人在斯大林、拉狄克及其一伙的援助之下，是可以取得共产党的位置的。
“由此可见：拉狄克虽然仿效反对派，但还是放过了中国革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因为他维护共产党从属于资产阶级国民党的做法。拉狄克放过了中国的反革命，而在广州冒险以后支持武装暴动的方针。拉狄克今天跳过反革命时期和争取民主的斗争，撇开过渡时期的任务，而赞成最抽象的没有时间和空间的苏维埃概念。但是，反过来，拉狄克却发誓说，他同不断革命毫无共同之处。这是可喜的。这是令人感到安慰的……
“斯大林和拉狄克的反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中国、印度以及所有的东方国家来说，意味着有改变地但没有改进地重复国民党的实验。
“在俄国和中国革命的所有经验的基础上，在受到这些革命考验的马克思和列宁学说的基础上，反对派坚决认为：
“只有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新的中国革命才能推翻现存的政体并把政权转交给人民群众；
“‘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同领导农民和实现民主纲领的无产阶级专政相反，是一种虚构，一种自己欺骗自己的东西，或者还要坏些——克伦斯基主义或者国民党主义。
“在克伦斯基和蒋介石政权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没有既非此又非彼的中间性革命政权，不可能有这种政权。凡是提出这样一种政权的赤裸裸的公式的人，都是在可耻地欺骗东方的工人和准备新的灾难。
“反对派对东方工人说：投降分子在党内施展阴谋遭到破产以后，正在帮助斯大林散播中派主义的种籽，向你们的眼中投掷沙土，堵塞你们的耳朵，迷惑你们的头脑。一方面，由于禁止从事争取民主的斗争，使你们在赤裸裸的资产阶级专政面前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另一方面，在你们面前展现了一幅某种超度的非无产阶级专政的景象，这种专政有助于将来出现新的国民党化身，也就是说，有助于使工人和农民的革命进一步遭到失败。
“这种说教者都是叛徒。东方的工人们，要学会不要相信他们；要学会蔑视他们，要学会从你们的队伍中把他们赶出去！……”
[1] 明仁斯基当时是国家政治保安局的首脑；雅罗斯拉夫斯基是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首脑之一，他在打击反对派和把许多反对派成员开除出党方面特别积极。——英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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