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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主义为帝国主义效劳[1]
现在，在我们这个星球的所有大道上人们都在彼此残杀时，在这个世界上从来还没有过像今天这么多的和平主义者。在每一个时代不仅有自己的技术和自己的政治形式，还有自己的虚伪风格。各国人民曾一度为基督教爱你的亲人的学说的荣耀而相互杀戮。现在只有落后政府才援引基督的话。进步民族在和平主义的旗帜下相互割断对方的喉咙。威尔逊以国联和长久和平的名义让美国卷入战争。克伦斯基和策列铁里以“尽快缔结和约”的名义号召进攻。这个时代不缺乏自己的尤维纳利斯，[2]愤怒的讽刺作家。虽然应该说，在战争放开其手脚的两种本能——卑鄙、卑躬屈膝的愚蠢——的甚嚣尘上面前，最强大的讽刺手段本身也显得无力和苍白。
和平主义的历史根源与民主的根源是同一个。资产阶级为使人类关系合理化——即用批判理性结构排除盲目、愚钝的传统——做了宏伟的历史尝试。车间对工业的限制，等级特权、君主制的专制，所有这些都是中世纪的传统遗产。资产阶级民主要求法律上的平等、竞争的自由和管理社会事务的议会方法。它自然把它的合理化标准运用到国际关系上。在此它遇到了战争，用这样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是对“理性”的彻底否定。它开始用诗、道德哲学和会计学的语言对各国人民证明，建立永久和平的规范对他们更有利。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逻辑根源就是这样。
资产阶级民主一出生就固有的作为其特点的基本缺陷：它的批判的锋芒只划过政治现象的表面，不敢深入到它们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现实对在“理性”协议基础上的永久和平的思想，比对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思想更加无情。正是资本主义在使技术合理化（充满了理性）时，没有使经济的社会组织合理化，创造了“野蛮的”中世纪不敢幻想的相互消灭的武器。
国际关系不断地激化，军国主义的不断增长完全破坏了和平主义的客观基础。但从另一方面，同是这些条件在我们的眼前召唤它进入新生活，后者与以前的生活的区别，就像血红的夕阳与粉红色朝阳的区别一样。
在今天的战争之前的几十年被称为武装的和平的时代。诚然，在这段时间中征伐和战争不断地进行，但是在殖民地。这些在落后弱小国家的领土上进行的战争导致爪分了非洲、波利尼西亚和亚洲，并酝酿了今天的世界大战。但由于在1871年以后，欧洲没有发生过战争，虽然有一系列尖锐的冲突，于是小资产阶级的街头舆论不断地习惯于把不断增长的军队看成是和平的保障，而和平最终将由国际法律机构来实现。资本主义政府和大炮皇帝当然一点儿也不反对对军国主义的这样的“和平主义”的评价。与此同时，世界冲突越聚越多，造成了今天的爆发。
在理论和政治上，和平主义与社会利益和谐的学说的基础是同一个。资本主义各国之间对抗的经济根源与阶级对抗的根源是一样的。如果假定阶级矛盾可以逐渐削弱的话，那么从这里到国际关系的逐渐缓和和调整就只有咫尺之遥了。
民主思想和它的所有传统以及幻想的根源是小资产阶级。在19世纪后半叶，它在心理上发生了内在变化，但它根本没有退出舞台。在那时，资本主义技术的发展不可逆转地破坏了它的经济角色，由于它的人数众多，普选权和义务兵役制给予它政治意义的表象。大资本由于不能把它从地球上消灭掉，借助于信贷系统让它服从自己。大资本的政治代表还要让它在议会舞台上服从自己，给它的陈腐的理论和偏见虚拟贷款。这就是我们在战前的最后10年中看到反动的帝国主义政策变本加厉的同时，资产阶级民主和它的改良主义和和平主义的虚假繁荣的原因资本让小资产阶级在它自己的偏见的帮助下服从自己的帝国主义目的。
也许，这个两面性的过程在法国看得最清楚。这个国家主要是金融资本的国家，金融资本依靠的是世界上最保守而且人数众多的城乡小资产阶级。由于外国借债、殖民地和法国与俄国和英国的结盟，第三共和国的金融上层被卷入到世界政治的所有利益与冲突中。同时，法国小资产阶级骨子里是外省人。它对地理总是抱着本能的厌恶，一生最怕战争，只是出于一个原因，他们中的大多数只有一个应该继承他的事业和家具的儿子。这个小资产阶级把许诺维护和平的激进分子送进议会，后者一方面借助“国际联盟”和强制性的仲裁法庭，另一方面借助应该能遏制德国皇帝的俄国哥萨克的力量。外省律师中的激进代表来到巴黎，不仅带着自己最好的和平主义的意愿，而且还有对波斯湾到底在什么地方，谁和为什么需要巴格达铁路的不太确切的概念。议会的多数、即这类激进“和平主义”代表的总和在他们自己人当中推出了激进的内阁，后者马上就被此前签署的外交、军事的责任和法国交易所在俄国、非洲和亚洲的金融利益缚住了手脚。内阁和议会虽然滔滔不绝地说着和平的话语，却继续机械地推行把法国卷入战争的国际政策。
虽然社会条件和意识形态（或是它的缺席，如在美国）的形式有所不同，英国和美国的和平主义实质上完成的是同一项工作：它为小资产阶级对世界性的震荡——它在其中只能失去它独立性的最后的残余——的担心提供一个渲泄口；它用不实际和无结果的裁军、国际法、国际法庭的思想来催眠后者的意识，以便在关键时刻把它整个交给帝国主义资本，这个资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在今天已经动员了一切：技术、教会、艺术、市民的和平主义和护国的“社会主义”。
法国的庸人说：“我们始终反对战争，我们的代表们、我们的部长们一直反对战争，因而战争是强加给我们的。为了我们的和平主义理想的存在，我们应该把战争进行到底。”法国和平主义者的代表男爵德.爱斯图涅尔、德.孔斯堂以进行到底的誓言庄严地总结了帝国主义战争的和平主义哲学。
英国交易所为了进行战争，首先需要的就是像自由派的阿斯克维特和激进的蛊惑者劳合.乔治这样的和平主义者。英国人民群众对自己说：“如果这些人在进行战争，也许真理在我们这边。”这样一来，和平主义与窒息人的瓦斯和迅速膨胀的国债一起，在战争经济学中占有一席之地。
在美国，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在其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中，更加清晰地暴露了它的服务角色。那里真正的政策是由银行和托拉斯制定，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其他甚。早在战前，美国由于其工业和对外贸易的强劲发展，不断朝着世界利益和世界政治的方向迈进。欧洲战争赋予这一帝国主义发展以疯狂的速度。在许多欧洲虔诚的人（甚至是考茨基[3]）希望“可怕”的欧洲屠杀能使美国资产阶级对军国主义产生厌恶，欧洲事件对美国政策的影响的途径不是心理的，而是物质的，并导致完全相反的结果。美国的出口总额在1913年为24亿6千600万美元，在1916年不可思议地提高到54亿8千100万美元！[4]为这一出口提供最大的一份的当然是军事工业。在宣布无限制的水下战争后，突然停止对盟国——它们在1915年吞噬的美国商品不少于35亿美元[5]——的出口，不仅意味着停止不可思议的利润的涌入，还以空前的全美工业危机威胁着转入战争步调的美国工业。因此资本对国家呼吁：“你在中立与和平主义的旗帜下保护了军事工业的发展：现在你有责任保障我们的销售。”如果国家不能答应立即恢复“海上自由”（即在欧洲的鲜血上赚钱的自由），它就能为休息的军事工业创造内销——即在美国国内销售。这样一来，为欧洲屠杀的服务导致立即使美国军国主义化的必要性。
这项工作不能不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对。克服他们无形的不满，把它引到护国协作的渠道，是美国内政今年第一季度的核心任务。威尔逊的官方“和平主义”与布莱恩的“反对派的”和平主义一样，是完成这项任务——使美国军国主义化——的最重要的工具，历史的嘲弄就在于此。
布莱恩急于为农场主和所有“小人物”对世界政治、大兵和提高税收的理所当然的厌恶提供过于吵闹的表达。把一车厢一车厢的请愿书和代表团派到自己当政的和平主义的同事那里，与此同时，布莱恩最关心的是提前折断革命运动的锋芒：“如果真是到了要打仗的地步”，例如布莱恩给2月在芝加哥举行的反战集会拍的电报中说，“则我们理所当然地全力支持政府；但在这个时刻之前，我们的最神圣的责任就是竭尽我们的全部力量保护人民免遭战争的恐怖。”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纲领就在这不多的几个字中：“竭尽我们的全部力量反对战争”，它意味着预先给政府做出保证，在战争的情况下它不会在和平主义的反对派那边遇到任何障碍，又以不伤人的宣言的形式给人民的愤怒开辟渲泄的出路。
以威尔逊为代表的官方和平主义已经给军事资本提供了其帝国主义“战斗力”的充分证明，它什么其他的都不再需要。为了对付布莱恩过于吵闹的反战立场，威尔逊先生在前者本人的声明的基础上只须再做一点：宣战。威尔逊先生就这么做了，布莱恩就完全转到了政府的阵营中。而小资产阶级，还不止是它一个，还有广大工人群众对自己说：“既然以如威尔逊这样一致公认的和平主义者为首的我们的政府宣了战，布莱恩本人立即在此事上站到了政府一边，看来这场战争也许是不可避免的，是正义的战争……”由此可以明白，为什么国务蛊惑者假仁假义的教友派教徒的和平主义在金融和军事工业的交易所中得到如此之高的评价。
我们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的和平主义尽管在条件和形式上有表面的区别，实质上扮演的是完全一样的角色。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做出的关于战争的决议不仅出于对战争的和平主义的泛泛的谴责，而且还出自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界定。代表大会称为尽快结束战争而进行的斗争是“革命民主的下一个最重要的任务”。但动用所有这些前提只是为了得出结论：“只要民主的国际努力还没有结束战争，俄国的革命民主就一定要全力以赴地促进加强我国军队的战斗力以及它的防御和进攻的能力……”
代表大会追随临时政府，让重新审查过去的国际条约取决于盟国的外交的主动赞成，而后者就其实质是不愿意也不可能消灭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的。代表大会追随其领袖，让“民主的国际努力”取决于与其帝国主义政府最紧密地拴在一起的社会护国主义者的意愿。自愿地封闭在这个施了魔法的圈子里，由于事情关系到“尽快地结束战争”，代表大会的多数在实际政策领域中得出非常明确的结论：在前线展开进攻。这个“和平主义”以小资产阶级民主为代价，让它服从纪律，引导它支持进攻，显然不仅赢得了俄国帝国主义分子、也赢得了盟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最友好的态度。
米留可夫说：“为了忠于盟友和旧的（侵略）条约，必须进攻。”克伦斯基和策列铁里说：“虽然旧的侵略条约还没有重新审查，进攻仍是必须的。”论据不同，但政策是一样的。这也不可能不是这样，因为克伦斯基和策列铁里在政府中与米留可夫的党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因而在事实上，唐恩的社会和平主义与布莱恩的教友派和平主义一样，都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
在这种情况下，俄国外交主要关注的是迫使盟国的外交放弃点儿什么，对某些东西进行重新审查，是为了让它相信，俄国革命是完全可靠的，而且是有贷款资格的。俄国大使巴赫梅吉耶夫在其6月10日对美国国会的演讲中，正是从这个角度界定了临时政府的性质。大使说：“所有这些情况表明，临时政府的权力和意义每天都在增长，越往后，它就越能够对抗所有带来破坏的因素，后者或是来自反动的企图，或是来自极左分子的鼓动。目前，临时政府决定在这方面采取最果断的措施，在必要的情况下，甚至不惜使用暴力，虽然它总是力求和平解决问题。”
当“革命民主”的大使努力向美国金融寡头的议会证明俄国政府随时准备让无产阶级为“秩序”——它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对盟国资本家的忠诚——流血时，我们的护国分子的“民族荣誉”完全不必不安，这是毋庸置疑的。
当巴赫梅吉耶夫手里拿着帽子，嘴里说着屈辱的话站在美国屠夫面前时，策列铁里和克伦斯基宣布“革命民主”不用武装力量反对“来自左面的无政府状态”是不行的，并威胁解除彼得格勒工人和与他们有联系的团队的武装。我们看到，这些威胁来的正是时候：它们是有利于俄国向纽约交易所借债的最好的证据。巴赫梅吉耶夫可以对威尔逊先生说：“您听，我们革命的和平主义与您交易所的和平主义没有任何差别，如果您信任布莱恩的话，您就没有理由不信任策列铁里。”
现在剩下的只是问：在国外和国内的战线上还需要多少俄国的肉和血，才能保证俄国的借债？后者又应该用来保障我们今后对盟友的忠诚。
《前进》杂志第4期
1917年6月30（17）日
[1] 1917年初，这篇文章几乎完整地在美国刊登。后来又在《前进》杂志上转载。
[2] 尤维纳利斯（Decimus Junius Juvenalis,约60-127）古罗马讽刺诗人，被誉为“辛辣讽刺作品”的经典作家。他的讽刺诗满怀义愤，用富于哲理的尖刻笔触抨击时政，讽刺的对象是整个罗马社会，从底层一直到宫廷大臣。——译注
[3] 考茨基（Karl Kautsky，1854-1942）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领袖和理论家之一，1883-1917年任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新时代》编辑。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年走上同修正主义调和的道路，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与马克思主义彻底决裂，提出帝国主义理论，实际上否定无产阶级革命的不可避免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对俄国革命持敌对态度。——译注
[4] 《美国出口商品每月概览（1916年12月）》。
[5] 对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出口少于150万。“好感”分配的关键在这些数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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